城堡（果麦经典）

《城堡》：荒诞叙事下的深刻隐喻 弗兰茨·卡夫卡的《城堡》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象征意义，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这部作品通过讲述主人公K试图进入城堡却至死未能如愿的故事，揭示了现代社会的荒诞、异己和冷漠。 小说开篇便引人入胜，K在半夜抵达一个被城堡管辖的穷村落，他声称自己是应聘而来的土地测量员。然而，尽管城堡近在咫尺，K却费尽周折也无法进入。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招待所的老板、老板娘、女招待等社会底层的平民，但这些人同样对城堡充满敬畏和疏离感。城堡象征着庞大的官僚机构，冷漠而威严，它代表了权威和认可，却也让K等普通人感到无力和困惑。 卡夫卡在《城堡》中巧妙地运用了荒诞和超现实的元素，使得整个故事既具有现实的深刻意义，又透露出一种超越现实的梦幻感。K的追寻过程充满了荒谬和不合逻辑的情形，这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不调理和混乱。同时，K的孤独和对城堡的渴望也象征着个体在寻找归属感和认同感时的困境。 小说的语言风格精确、细致、严密，卡夫卡以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造诣，将“人”如何变成“非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刻画不仅揭示了社会的黑暗与腐败，更深刻反映了普通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深刻矛盾和专制集权统治对人在精神上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城堡》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但其结局却富有深意。K至死也未能进入城堡，这一结局不仅昭示着现代人类对一个从不存在的上帝的诉求的失败，更强调了现代和后现代意义下，人类对意义和归属感的追求注定会遭遇失落和绝望。这种绝望感在K的追寻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从一个决心与城堡“斗争”的屠龙勇士，最终变成了城堡的一部分，放弃了自由人的身份。 综上所述，《城堡》是一部深刻反映现代社会荒诞性和人类精神困境的作品。卡夫卡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叙事手法，将个体在庞大官僚机构面前的无力感和孤独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作品不仅是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批判，更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它提醒我们，在面对权威和认可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思考，以免陷入荒诞和绝望的深渊。

读《城堡》的整个过程，心情抑郁、纠结，读完《城堡》后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滞重感和悬置感，那种挥之不去的滞重感和悬置感相互缠绕，如同通往城堡里那些没有尽头的路。 《城堡》中测量员K的角色，抽空了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存在的意义：努力就会有回报，遵守规则就能被接纳，目标明确就能抵达。但《城堡》构建的世界里，这一切全部失效。K的努力是徒劳的，规则是隐秘且矛盾的，目标是虚幻的。K被聘为测量员，可不管他怎么努力，却始终无法进入城堡、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行使自己的职责。 目标的虚无：永远无法抵达的“城堡”，语言的陷阱与沟通的虚妄：K竭尽全力与城堡沟通：通过信使、电话、中间人。但信息要么被扭曲，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引发更深的误解。城堡官员的电话线里永远充满杂音和无关者的窃笑。这何尝不是我们的沟通困境？我们发微信、写邮件、开会，用越来越多的语言，却越来越难触及真实。在一个意义被消解的世界，自己赋予过程以意义，可能是唯一真实的反抗。K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发现连最初聘书的真实性都成谜，城堡通过文件与传言运作——揭露了现代社会中，真实经验如何被文本与符号替代，人生活在由文件与语言构建的虚拟中。K没有测量土地，但他用整个生存“测量”了荒谬的深度。 荒诞中的尊严：行动与结果的彻底背离，工作、爱情、人际关系，这些通常赋予人生意义的活动，在《城堡》里都沦为空洞的仪式和徒劳的挣扎。孤独感绝对化， K的孤独不是无人陪伴，而是无人能真正理解他的处境。村民、助手、甚至情人弗丽达，都在用他们的逻辑误解他。这种“无人共情”的隔绝感，被卡夫卡放大到极致。它触发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绝对孤独”的恐惧——原来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被他人懂得。就如他与弗丽达的爱情，也像是一场充满计算和象征意义的结合，而非真实的情感联结。这种努力与结果的彻底断裂，消解了行动本身的意义，让人陷入“为何而奋斗”的虚无。 “正常”的恐怖与日常的“异化”：村庄里的人已完全适应了城堡的规则，甚至内化为自己的逻辑。他们把荒诞当常态，把压迫当秩序。最可怕的不是城堡的遥远，而是村民的习以为常。当我们对身边的非理性规则、无意义忙碌也日渐麻木时，我们是否也成了“村民”？ 身份的虚无：存在本身的悬置怎么办？K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从开头就遭到质疑，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获得一个官方承认的“身份”和“位置”。用新维度思考： 接受荒诞，但不屈服于虚无，卡夫卡并不鼓励我们放弃。K从未停止行动。我们可以思考：如果“意义”不是由某个外部权威（城堡）赐予的，那么意义是否可以由我在过程中亲手创造？即使工作永远无法被确认，K依然在试图测量、在建立关系、在寻找答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他对抗虚无的方式。将“无力感”转化为“清醒的认知” 认识到系统的荒诞和个人的局限，不是让我们躺平，而是让我们停止无效的“蛮力”抗争。像K一样，我们可以学会在规则的缝隙中寻找空间，与荒诞共舞。这种清醒，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在孤独中确认自我的存在K的孤独也成就了他的独特性。没有人能代替他走他的路。启迪我们：最深层的自我确认，恰恰可能来自于不被任何人理解的坚守。你的价值，不依赖于那座“城堡”的认可。在一个意义被消解的世界，自己赋予过程以意义，可能是唯一真实的反抗。与作品保持对话，而不是被其吞噬记住，《城堡》是卡夫卡对世界极端化、寓言化的表达，并非世界全部。我们的现实生活依然有温度、有偶然、有连接的可能。 在一个意义被消解的世界，自己赋予过程以意义，可能是唯一真实的反抗。K没有测量土地，但他用整个生存“测量”了荒谬的深度。用伤疤编织翅膀的舞者知道：当音乐停止的那天，至少曾用尽全力旋转过整个宇宙。

遥不可及的城堡，无处不在的权力链条，被规则挤压变形的人，一切都荒腔走板。作为一个想在一个权力体系中谋得一个位置外来者，K从满怀希望的种种努力，重新回到一无所有的零点，中间间隔漫长的距离，像一场生命的缓慢溃败。K带着批驳、反叛的形象入局，一度像是某种挣脱的形式，实际上种种行为却是不断试图融入当局。他让我反思，一个人真的必须要融入一个集体才安全吗，又或者一个人离开集体必然是一场失败吗？ 全书中唯一的反叛者是一个女孩，阿玛莉亚。在阿玛莉亚与威权的对抗中，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在社会权力体系和道德体系中的双重溃败。无形的权力体系何其稳固，它根深蒂固的盘踞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阴暗生长，它以集体之名孤立一个人，如此轻易的就剥夺了一个人一个家庭生存的根基，如此真实、如此可怕。 与辗转于不同男人之间、不断依附于权力与爱的弗里达截然相反，阿玛莉亚以一已之清醒对抗依附在权力周围的庞大集体，是勇敢的，也是孤独的。我以前想“做那个挑战风车的傻子”，觉得“鲁莽也比怯懦更接近勇敢”，可我现在反思，我是怯懦的，我没有对抗体制的勇敢，也没有对抗到底的决心，我只有心底的一丝善意，只有不跪的倔强，这样的善意和倔强并不能让我走的多远、得到什么，却是支撑我立足的慰藉。年少时，我认为在一个地方安身立命又有什么难的，我现在觉得，一个“立”字何其艰难，或许我也只能保持不跪的姿态顾影自怜罢了。

此书应和奥威尔的《1984​》搭配着看。如果说《1984​》讲述的是极权社会如何通过高压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城堡​》则描写了被驯服的臣民如何通过自己对权力阶层的想象，即“城堡是不会犯错的”，使得权力阶层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实现对底层的稳固统治。尽管此书尚未写完，但可以预料的是，K作为一个未经受驯化的外来者，想要进入城堡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关于城堡信息的不可确证，又使得K的追逐充满了徒劳无功的荒诞，卡夫卡小说一以贯之的多层象征意义也因此得到了体现。除此之外，小说的语言近乎枯燥的论文，全篇充斥着逻辑自洽而又互相对立的对话，但这些对话内含的意思却非常复杂。这种语言上的多义性也使得整部小说就像一篇寓言，为读者提供了不同解读的空间和余地。但最值得佩服的是，卡夫卡构造出了现代人建立在不信任（对立）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无论是K对于村里的人，还是村里的人对于K，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任何信任可言。正是在这种怀疑之中，K对所有遇到的人几乎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驳斥，但在小说的最后，弗里达讽刺K“你有本事反驳一切，但到头来却根本没有什么真被你驳倒过。”正如现今的人们互相反驳，但各自的反驳又在对方那里失踪，只剩下自娱自乐的独角戏，映照出人类的可悲与生存的荒诞。

我们把陌生城市当作事实来接受，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不能渗透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也不能渗透他们的，我们必须进行比较，我们无法替自己辩护，但我们非常清楚，这中间没有道德价值，甚至没有心理上的价值，最后我们往往可以放弃这样的对比，因为彼此生活条件巨大的差距使我们免于比较。 ／卡夫卡日记·一九一一年 人的境遇：衣衫褴褛。多节手杖 。 专程前往的K.：神的宿命之行。犹太人之行。人类的遭遇。作为单独的人，K.的境遇。 积雪飘渺的城堡：胡乱扩建的建筑群，石头砌成的小屋，高塔楼的常春藤。弯曲的道路与进不去的城堡。一模一样的两条蛇（助手）。木偶一般的村民。共同命运的信使。多余的外人与K.。时刻最无知的K.。堆满仓库的文件。误解一切的沉默。阿玛丽娅的秘密与救赎。被规训的忏悔者。招聘流程的非法。被夺走的弗里达。孤独的K.。（阅读过程中一些杂记） 任何一切都在摧毁并阻碍K.。在巴尔扎克那，他可以用笔摧毁一切妨碍他的。和文学届的拿破仑－巴尔扎克相反，卡夫卡说，任何一切都可以阻碍我。 这个忧郁、敏感、自卑和怯懦的犹太人，这个饱受暴君父亲摧残的可怜人。在作品中用绝对的疯狂与荒诞，将这个抽象的城堡赤裸裸地矗立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此后，除他外，再也没人能真正了解这个神秘的城堡。 我们不妨将K.当作是人类的代表，K.求索的徒劳与荒诞正是人类的荒诞与徒劳。这个人类注定的宿命，迷失在城堡之中，却始终无法真正了解，什么是城堡。K.所有的追求都被否定，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亦或者感情，卡夫卡都让K.一一为人类提前体验这些注定的痛苦。 当然文学史将城堡看为官僚机器，卡夫卡好友马斯克将城堡认为是上帝，一些批判家认为是卡夫卡现实的境遇（布鲁姆所谓的犹太人境遇）。这些说法都有一定说服力。我仅以K.为人类代表，我觉得虽然比较浅显，但还是很具有说服力的。 以前读过张荣昌版，看过高年生版的开头部分，我得出一个比较自我的结论，文泽尔翻译的卡夫卡作品相对易读一些，卡夫卡的《审判》，我也是选择文泽尔版。

恰巧最近在与政府打交道，原本感觉很荒诞的一本书，在此刻竟觉得无比写实。 故事始于一名自称受聘为城堡土地测量员的人的出现，他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有简单的字母K.。K.到来后，不断地试图靠近城堡，却不断受阻，一股奇怪的力量总是把他拒之门外，甚至越来越远。一步步地，K.从受聘的技术人员降格成学校杂役，从得到弗里达到失去弗里达，从主动的闯入者变成被动的等待者，最初的目标在他的一次次妥协中变得越来越模糊。 据说本书在海外颇为难以理解，但在华人文化中却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核心问题是，城堡到底意味着什么？ 城堡首先是一套封闭且自我循环的官僚体制的象征。 所谓的城堡，坐落在村庄上方的山丘上，村民们可以仰望，却无人曾确切地抵达，甚至电话都无法打通，更遑论K.这个闯入者。这种不可抵达性从来不是空间的阻隔，而是制度本身的排外属性。整个城堡行政体系层级繁复、规则密不透风，却又处处充满逻辑悖谬。K.在村长家求证时，村长表示聘任土地测量员本是多年前行政传递的乌龙，可由于体系绝不承认自身差错，反而用更多流程、更多信函、更多中间层级来掩盖失误，让整个事件在官僚程序里获得了自洽的“合法性”。K.虽手握官员克拉姆的亲笔信，看似拥有正式身份，却永远找不到真正能对接工作、做最终决策的人，他接触到的永远是村长、秘书、信使这类中间层级，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无权做主，每个人都在推诿拖延，每个人的言行都诡异得像一个伪人。甚至于，在最后两章写到，给他送信的信使巴纳巴斯，可能都不是真正的信使。这种荒诞的行事逻辑却能在书中的村庄自成体系，顺利运作。这套诡异的官僚体系不需要对具体的人负责，它自身就是目的，所有流程、文书、层级都只是在完成自我繁殖，个体的诉求在这套机器面前毫无重量，K.越想用力靠近，反而越深陷迷宫般的权力漩涡之中。 城堡还是无形的规训系统，象征着克苏鲁般的统治权力。 城堡的统治从来不是依靠暴力或强制，它依靠的是一套深入人心的信仰秩序，是全体村民主动内化的服从意识。对村庄里的人而言，城堡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而是带有神圣性的权威，克拉姆或索尔提尼不是一个具体的官员，而是近乎宗教崇拜的符号。克拉姆的前后两任情人，不需要有什么付出便能轻松获得社会地位的跃迁，旅馆老板娘甚至将这段经历视为一生中最高的荣耀；而拒绝了官员索尔提尼的求爱的阿玛莉娅，却连累全家被村民孤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边缘人。权力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如巴纳巴斯一家的经历所示，人们主动维护着这套压迫自己的秩序，又主动放逐那些敢于挑战规则的人。K.对抗的从来不是一座看得见的城堡，而是一整个已经被权力彻底异化甚至驯化的社群，这也许就是他从始至终都处于绝对孤独之中的根本原因。最后戛然而止，却又结束得合乎逻辑，使本书的逻辑形成了一种奇异的闭环。如译者所言，「关门这个动作本身，也同时含有“锁上”的意味，而“城堡”这个词在德语中，与“锁”在形式上是相同的，皆为Schloss。」 回顾卡夫卡写作本书的年代，也许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本书。一战后的捷克不再属于奥匈帝国，但人们却仍不舍那逝去的荣光。人们留恋那个强有力的体系，又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感觉到异化；人们想要在社会上确认到自己的价值与地位，却发现面对的是一套完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则；人们渴望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联系，但在规训中却始终无法抵达彼此柔软的内心。这种张力穿越了层层叠叠的时空，使本书至今仍有着持续的影响力。

嗯！643屏，还有150屏，弃了，死在了最要接近黎明的时候。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微信读书上放弃的第一本书，纪念一下吧。我真的不喜欢半途而废。 这本书里那种永远想要接近城堡却永远达不到目的的感觉，和自己目前内耗的状态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阅读过程中，那种无力感和压抑感不断累积，让我更加喘不过气，再加上这段时间自身情绪也很低落。为了不让自己越陷越深，只能选择放下这本书，也是放过自己。

追寻 ——卡夫卡《城堡》读后 在卡夫卡的《城堡》里，几乎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寻。追寻一个身份，一个认可，一个依靠，一份安稳，一线生机…… 远道而来的K，是个土地测量员，他想在这片陌生土地上有一个体面的立足之处。他钻营、奔波、迁就、退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被这个世界所认可，寻得一个被城堡承认和接纳的身份。可这个叫“Key”的人，最终他也没能打开城堡的锁，城堡不言不语，冷漠地、高高在上地站在那里，望着这个脚下可以让它随意拿捏的小人物。 酒馆里的弗丽达，在人情冷暖里讨生活，一生都在寻找依靠。她依附高官，依附K，甚至依附K又老又卑鄙的助手。她怕孤独，怕无所依，像一棵不能独立生存的藤，紧紧抓住情爱，抓住眼前人，渴望被人庇护，可依靠别人的藤，终究是站不稳的。 奥尔加则是自己把自己踩进泥里，劫难落下来，妹妹阿玛莉亚不愿放弃的骄傲，她放下；她把体面碾碎，一点点踏入泥泞之中，主动承受所有委屈，在夹缝里周旋，在卑微里撑着一个家。她希望通过消耗自己，护住一家人。她追寻的是绝境里的一点生机，可结果如何呢？她的牺牲并未换来拯救，却先把自己的人生耗成了垃圾。 唯有阿玛莉亚，是全然不同的。面对城堡官员的侵犯，她选择了不惧的抵抗。她撕碎了那封充满侮辱的信。她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可她依旧这样做了。面对强权，她没有瞻前顾后，不求理解，不求任何人的庇护。强权压下来，不恐，不惧，不退让。即使被逼到生死的边缘，不叫苦不喊疼，纵然没有前路，就没有前路，只细心照顾好父母，把当下过好就行了。阿玛莉亚选择守住自己的心。别人寻名分，寻依靠，寻活路。她只寻清白，寻风骨，寻一个不肯妥协的自我。 而这一切，所有人的人生，所有人的追寻，都发生在城堡的阴影之下。 想来，我们谁的身边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城堡呢？它远远地、高高地立在那里，让我们对之或仰慕，或盲从，或惧怕，或追寻。而它甚至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对谁板一下脸色，就可以让谁被所有人孤立。和城堡为敌，就是和全世界为敌。 在书中，城堡是强权的具象，阿玛莉亚一家就是被“城堡”板了一下脸色，只是因为阿玛莉亚拒绝了城堡某个官员的侮辱，整个家庭的命运就都为之改变。村庄里的每个人都怕被牵连，没有谁命令，大家都默契地选择和这家人断绝关系，整个世界都在下雪，有时，世间最让人寒凉的，往往不是看得见的强权，而是被强权异化的人性。 在强权下，人心的怯懦、自保的本能、慕强的心理，可以筑起这人世间最冰冷的墙，世间最冷的风，往往是来自普通人不自知的坏，还有那被强权逼出的、无声无息的自我怀疑。 在城堡的影响下，K寻世人的认可，弗丽达寻余生的归属，奥尔加寻家人的安稳。其实，当我们一直向外追寻什么的时候，就越怕失去，越会失去，面对人生中各种或大或小的“城堡”，真正能支撑人走完一生的底气，从来不是外界给的：不是一个身份，一份依靠，一份世俗的宽容；而是看清世事荒诞之后，仍可以有决断；是纵使举世无人同路，无人理解，依旧可以从容；是纵然无前路，就无前路，活好每个当下的不惧。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年轻时向前看，年老时向后看，终其一生，我们不过是在寻找一个无论身处何境，都能稳稳站在人间、不慌不乱的自己。

城堡的阴影下：论阅读与自我的出路 读罢卡夫卡的《城堡》，心中梗着一种难以名状的郁结。这情绪并非悲伤，亦非愤怒，倒像是陷入了一片无边无际的胶着之地，四下望去，皆是迷雾，而那座城堡的尖顶，总在迷雾之后若隐若现，永不可及。这种感受，竟与早年读钱钟书《围城》时的体验有着奇妙的呼应。 《围城》里的方鸿渐，一生都在“进城”与“出城”之间奔波。婚姻、事业、人际，无不是一座座围城。他以为得到了便圆满，失去了便痛苦，殊不知这进进出出之间，人生的真相早已显露：我们永远在追求未曾拥有之物，而后又厌倦已经拥有的一切。钱钟书以知识分子的机锋与讽刺，将这一人性困境写得淋漓尽致，叫人读来既笑且叹。 而卡夫卡的《城堡》，则将这种困境推向了一个更为抽象、更为残酷的极致。土地测量员K面对的不再是具体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规则，而是一个全然异化的、毫无逻辑可言的官僚系统。城堡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权威似乎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K的一切努力、算计、妥协与挣扎，最终都如同石沉大海，连一丝涟漪也未曾激起。 初读之余，不免感到一种文学上的“不知所措”。正如余华所言，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我们习惯了故事给人安慰，给人答案，哪怕是一个悲剧性的答案，也能带来情感上的宣泄与净化。但卡夫卡拒绝了这一切。他强行将读者留在那片荒芜之地，迫使你与K一同体验那种无望的追寻。 然而，正是在这种“没有出路”的困境中，我反而窥见了一丝奇特的自由。 卡夫卡通过K的遭遇，穷尽了一切可能的路径：积极争取、迂回接近、通过女性关系打通环节、甚至妥协等待……他像一位冷酷的科学家，将这些“人生策略”置于实验台上，最终向我们宣布：此路不通。这一切看似绝望，却完成了一次彻底的“祛魅”。他打破了我们对权威、对系统、对“成功人生”的幻想。 读《城堡》的过程，犹如目睹一场又一场精心设计的实验。每一次尝试的失败，都在告诉我：看吧，你所想到的方法，前人已经试过，并且失败了。这不是绝望，而是一种解放。它逼着我放弃寻找“万能钥匙”的妄想，转而思考：如果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路径都通向绝境，那么，我是否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这大概就是我着迷于阅读的原因。我着迷于各种各样或悲或喜的故事或历史，绝不是为了体验那种悲与喜的感受，也不是为了寻求某种共鸣，而是期待从别人试错或试对的过程中，寻找合适我自己的路径。毕竟生命有限，无法做所有的尝试，但书籍提供了参考。 《围城》展示了社会游戏中的种种陷阱，《城堡》则揭示了现代人存在的荒诞本质。这两部作品从不同方向抵达了同一个结论：将他人的期望、社会的标准视为必须进入的“城堡”或“围城”，终将导致自我的迷失。 真正的出路或许在于：不再执着于冲入哪座城堡，也不焦灼于困在哪座围城。而是坦然地站在城堡的阴影下，承认它的存在却不被其吞噬；平静地看着周遭的围城，理解其游戏规则却不被其定义。 阅读卡夫卡，最终教会我的不是如何进入城堡，而是如何与永远无法进入城堡这个事实和平共处，并在城堡之外的广阔土地上，建构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 这或许就是文学最为深刻的馈赠——它不提供答案，却赋予我们审视人生的眼光；不提供出路，却拓展了我们心灵的疆域。在城堡的阴影下，我们终于获得了不再渴望进入城堡的自由。

《城堡游记：总有人一生都在祛魅》 法国荒诞派作家加缪对卡夫卡也评价过：……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使读者不得一读再读。它的结局，甚至没有结局，都容许有种种解释……如果把卡夫卡的作品解说得详详细细，一丝不差，那就错了……（《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 既有珠玉在前，或可这么理解： 卡夫卡是个温柔和善的通识课老师，他自动把自己的小说课放在必修课以外，学生愿意来学，那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也不考核纪律也不点名提问，你在他的课堂上干什么都可以。到了小说结束的期末时间，卡夫卡老师更不会设置闭卷考试折磨学生。甚至于他压根不会考试不会打分排名，充其量允许学生自愿提交期末小论文，关于对自己小说课的评价或思考，只要是用心的他都会认真读完，不用心也无所谓，他都知道但不会生气。 在之后，所有人的成绩都是A。 饶是卡夫卡会嘲笑任何一个妄图归纳其小说、总结其深意、升华其主旨的小丑，但这小丑我还是当定了。哪怕日后会疯狂打脸，至少，这本自我探索与殊死救赎的现代主义孤品，值得被无数次研究，况且，我的理解越滑稽，或也越对卡夫卡胃口。 当然，这更是对卡夫卡《城堡》“烂尾”的最大惩罚。 《城堡》讲述了一场权力追逐游戏。故事主人公卡，没错又是卡，他在开篇被任命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但这并不能使他顺利进入城堡，并且服务于城堡中第10局局长——克拉姆。在求职和报到路上，卡从城堡外围村落辗转到守门处，还寄居在旅店以及贵族饭店，甚至在直接负责人村长的调停下，卡还接受了校役职务，因此顺理成章短暂留宿过学校教室。后来接触到城堡中层，也因为过于疲累不小心在中层办公室的床上小憩。在这条质疑抗争路上，卡结识了不少人。除了不太友好的城堡守卫，还有啰唆提防的旅店老板娘，制革匠还有马车夫，酒吧柜姐和奇怪助手，而卡遭遇的信差一家也有很多戏码，学校女教师当然更离奇。 兜转翻腾，卡在故事最后，仍旧没有走进城堡。 遑论见到克拉姆局长本人了。 这本书没有一夜起来变小强、生日当天被审判的荒唐戏码，但字里行间求而不得的压抑憋闷感，却比《审判》《变形记》更要迅猛。这就像一双尺码过小的劣质袜子，上面绷满昏沉小虫。 1.权力角逐“鬼打墙”，逐渐迷失信仰 卡夫卡《城堡》里的人各有特点，卡作为“土地测量员”，要面对的正是一片荒凉怪诞的土地，《诗经·小雅·北山》云： 溥（pǔ）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任何时代，土地都是权力的象征。卡作为“土地测量员”，或许就是城堡的权术见证者、权威质疑者、权力洗牌师。 这样的卡，对于固守本来秩序的城堡中人，无疑不招待见。 书中说过，城堡本身的了无生机，反倒是安稳平和的状态。 在城堡中，有卡永远接触不到的“高层”，这里面包括了克拉姆和法拉贝纳等，以及威斯特维斯特伯爵。 克拉姆在书中形象： 在房间中央的一张书桌旁，一把舒适的环形扶手靠背椅上，坐着的那个人，脸被一只低低悬挂在面前的电灯泡照得光耀刺眼，此人正是克拉姆先生。他是一个不高不矮、肥胖木讷的先生。 脸皮尚算光滑，但两侧脸颊已经随着年龄的负担变得稍微有些下垂松弛了。黑色八字胡，两边的尖端被捻得长长的。一副戴得稍微有些倾斜、反射了灯泡光亮的夹鼻眼镜遮住了他的眼睛。 而任命信件上所言“您已受聘为伯爵效力”中提到的威斯特维斯特伯爵，自始至终没有正面出场，更像是“译后记”中提到的“当局”，伯爵是否真住在城堡里，守卫施瓦策尔却并未明说，他只是不允许卡去找伯爵而已。其实具体哪个人是伯爵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城堡里必须有“伯爵”，作为特殊权力符号和精神象征，伯爵就是城堡的心脏，如同哈尔胸腔里燃烧的路西法。 “有城堡便有领地，有领地便有贵族”，这是卡最向往的城堡中央地段，像极了为世俗梦想拼命奋斗的热血青年，他们以为只要努力就能圆梦，实际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往往给上头做了嫁衣裳，甚荒唐，回头还得谢谢他呢。 卡还以为大丈夫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实际在人家眼里就是： 竖子不足与谋。 还有卡勉强能接触的中层，像摩穆斯同时服务于克拉姆和法拉贝纳，以及收发文件的索尔蒂尼。摩穆斯是怎样的形象： 刚好在K．抵达尚未亮灯的赫伦霍夫旅馆时，二楼的一扇窗户打开了，有个身着皮裘、脸修得光光的年轻胖绅士探出头来，然后就留在了窗口那里，他看起来似乎对K．的问好置之不理，连稍微点一下头的反应都没有。 在希腊神话，摩穆斯（μῶμος）是嘲弄和非难指责之神，以挑剔众神和凡人毛病为乐。宙斯、普罗米修斯与雅典娜创造万物，宙斯创造了牛，普罗米修斯创造了人，雅典娜创造了房子。 他们选举摩穆斯来评判他们的杰作。 摩穆斯却嫉妒他们的创造物，便说宙斯犯了错误，应该把牛的眼睛放在角上，让牛能看见撞到什么地方。接着，他又说普罗米修斯也做错了，没有把人的心挂在体外，好让各人心里的所有想法都能表露出来，使坏人无法伪装。最后他说雅典娜应该把房屋装上轮子，若有坏人作邻居，便很容易搬迁。 宙斯对摩穆斯无端的诽谤十分气愤，便把他轰出了奥林匹斯山。摩穆斯建议宙斯毁灭特洛伊以减轻大地的负担，他还埋怨当初神创造人类时为什么不在胸部留一个洞口，那样的话就可以窥视人的内心了。 摩穆斯的“事逼”属性，在卡夫卡《城堡》小说里得到新式发扬。难怪卡到最后直接受不了，讽刺他叫“希腊神”。 现实工作场合，也常有这样的“摩穆斯”，自知只要不去洗盘子，就永远不会打碎器皿。于是他们不仅不会帮助奋力求生的卡做力所能及的任务，还要两手插兜、隔岸观火、指点江山。 而小说的摩穆斯只是众多“摩穆斯”的一员。 上级在基层安插太多“摩穆斯”，作为权力延伸触角，渗透到日常工作运行的细枝末节，用以监视评判和把控局势。 除此外，卡打交道最多的还是城堡底层。 比如他那两个不靠谱的助手——阿图尔、杰雷米亚斯，而对卡吆五喝六的守卫弗里茨在后文也有提及，另一方是村长（还有版本翻译为村委会主任），被克拉姆安排直接负责卡的接待事宜。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基层官僚系统，也血淋淋被架在权力斗争的烈火中，不断被当局各派拉扯、炙烤，最后撕得稀八碎。 除了城堡内部上中下全部的权力机器架构，卡更多自由呼吸、自主活动在城堡以外，那片属于劳动人民的大地。 卡眼中的城堡外人士是什么样的呢： 助手正忙着驱赶农民，让他们不要靠近他，同时也偷偷摸摸地瞥他几眼。但在卡看来，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只是一场闹剧。农民们对这场谈话的结果感到满意，于是也慢慢向后退让散开了…… 要对付卡真的很容易 只要把那些农民煽动起来反对他就行了，他们这种顽固干扰，对卡而言，比其他一些人显现出的闭塞更糟糕…… 但后来卡或许意识到错误，终于看清应该依靠的力量是农民：也许卡实际上是被愚弄了，错把眼前人当了好人，正如错把那些农民们当了坏人一样…… 城堡之外的庶民阶层，卡刚开始瞧不起，但实际上他们心肠最炽诚、力量最扎实，而且真正能够帮助到卡，完成土改事业。 哦，不是土改，是“土地测量”。 卡夫卡说，城堡的一切都在暮色中隐藏得愈深。 当卡凝视城堡的时候，偶尔会感觉自己正在望着某个人，此人兀自静坐，凝视着远方，既没有陷入沉思，也并非与世隔绝，而是自由自在且无所顾忌的： 仿佛只有他独自存在着，并没有任何人在观察他，可是他必定已经意识到有人正在观察他，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本人的沉静，况且，观察者的目光确实无法聚焦，只能滑落—— 不知这是原因，还是结果。 城堡是轰隆运转的庞大机器，每个人似乎都在各得其所、各司其职。但那也只是暂时假象，一旦涌入新鲜空气，这颗勉强维持钢丝绳上的稳定气泡，便触之即破，迸流腌臜汁水，那是欲望。 卡在追逐权力的漫长跋涉中，遇见太多人和事，也逐渐迷失。 他求助于守卫，以为这是最快进入城堡的方式，却也吃了闭门羹。往后退而求其次，他在农民家寄宿，却高傲地看不起底层。他还偶遇老师，带着启蒙者的政治谶语走向未来。 后来还在车夫帮助下见到城堡派给自己的信差巴尔纳巴斯。剧情深入后，他纠缠于先后服务过当局克拉姆的旅店老板娘加德娜、酒吧女郎弗丽达以及继任者佩皮，在胭脂水粉中卡对前路产生不切实际的规划。可是目标错了再怎么努力只会贻笑大方，主角最终还是万境归空、众叛亲离，谁也没能留住，哪也未曾抵达。 卡做错什么了？ 也许他只是生不逢时，接受了时代给他开的狡猾玩笑。 2.跨时代知识分子的政治赌注 跟《变形记》《审判》类似，卡夫卡的《城堡》无疑也是一本清醒的说梦故事集，读者宁愿将其看为哲学寓言，也不想深究其官场隐喻。当然，不想做什么，往往就会拼命做什么，行动总会背叛心灵，以求收获“明知不应该，但仍旧干了”的疯狂快感。 这可比拿苹果砸烂格里高尔的甲壳要快乐多了。 回到正题，《城堡》里的官场隐喻很繁杂。 其中一脉，其中涉及三位女性：旅店老板娘加德娜，酒店女郎弗丽达，还有年轻稚涩了无生趣的佩皮。 她们的共同点，都是克拉姆的情妇。 老板娘是三人中的前辈，资历最深同时对卡的态度极其抵触。当得知自己视若亲女的弗丽达放弃了克拉姆，要跟初来城堡乍到的卡结为夫妇，老板娘极其厌恶卡，但后面情形有所转变。 老板娘的外貌符合刻板印象： 厨房的门打开了，旅馆老板娘站在门口，壮硕的身板堵住了整个门框……“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她抬起自己那张宽大的脸庞，这张脸上遍布着因为年纪变老而长出来的皱纹，但整体而言皮肤倒也称得上是光滑，或许这也曾经是一张十分美丽的脸。 老板娘被当局玩弄够了，替她找到现在的旅馆老板汉斯组成家庭。汉斯表面是在接盘，实际也是政治投资，他从此利用老板娘在官场的残余关系，也收获不少，只是熬老了加德娜。 如果克拉姆象征权力本身，那老板娘很像为权力机构服务的老派知识分子，她们毕其一生，在时代局限的最大范围内，用自己全部能力所及，将社会维持在微妙危险的平衡状态中。 但随着城堡闯入者——土地测量员卡的出现，旧秩序动摇。 但老派知识分子出于英雄相惜的天性，仍旧关心后辈： 你把弗丽达从她最幸福的状态中剥离了出来，你能够做成这件事，是因为弗丽达那份孩子气的、过于泛滥的同情心，导致她无法忍受你挽着奥尔佳的手臂、似乎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陷入巴尔巴纳斯一大家人的摆布。她救了你，却为此牺牲了自己。 弗丽达是后起之秀，在小说开头仍是克拉姆身边的大红人。她甚至可以帮助卡通过门洞偷窥克拉姆本尊，并且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卡，还毅然决然离开原先屈尊的克拉姆，选择跟卡共同奋斗。 弗丽达的长相极具争议： 这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个子金发女孩，有着悲伤的眼睛和瘦削的脸庞，不过，她的眼神却令人吃惊。 因为那是一种带有特别优越感的眼神。 …… 没有人比弗丽达本人更清楚，她自己长得有多难看了。 弗丽达从伊始一面应对贵族酒店老板，一面跟吧台下的卡撩骚调情，再到末尾处她丧失掉全部自信和衰弱颓唐，命运使然。 弗丽达算是新式知识分子，他们站在前辈肩膀上，接受了最鲜活的外来思潮冲击，在风华正茂的大好青春，愿意挥斥方遒。于是主动叛变旧秩序——城堡，主动解除跟原有权力代表——克拉姆之间的服务关系，选择投身土地测量员卡——革命。 但新派知识分子仍生发于老派。滋养科学民主意识的泉水，恰巧是封建剥削制度；供给革命的养料，则是以旅店老板娘为具象的旧官僚系统。甚至，他们睁眼看世界的钱，也是前辈出的。 所以，比起“光脚”的车夫，小资产阶级弗丽达有其天生的软弱性，革命总不会彻底，甚至很容易右倾，最后变成投降派。 这也是弗丽达从开始的意气风发、沦落到晦败啁哳的必然原因，她最终还是没能坚定和卡并肩战斗，却也没能回到克拉姆身边，而是在对助手的怜悯中，在克拉姆的权力触角上苟延残喘。 与其说弗丽达忽然变丑了，倒不如看作灵魂交付权力魔鬼之后，知识分子气质风度和精神风貌的剧烈变更。 真是应了那句： 卿本佳人，奈何叛变？ 佩皮又是弗丽达的继任者，年岁很小也没什么闪光点。 她个子很小，皮肤红润、健康，浓密的红金色头发编成了一条粗壮的辫子，辫子之外的碎发则散落在脸颊两边，她身上穿了一件与她本人极其不相配的、用缀满灰色亮片的布料做成的一垂到底的连衣裙，下摆拿一根末端系成蝴蝶结状的丝带束在一起，显得幼稚又笨拙，也令她走起路来颇为受限。 佩皮虽然年纪小，但仍和弗丽达住过。她们之间更像是同时代不同人生选择的知识分子形象。佩皮了解弗丽达类型的知识分子，能够口风紧密不透露内心秘密，而佩皮则显得不合时宜，虽瞧不惯克拉姆却无法推却城堡召唤，说到底还是革命不彻底性。 3.“双面”驱动阴阳相克的灵魂拉扯 卡夫卡的《城堡》至少拥有两套当局： 真实存在的当局，以及众人想象中的当局。然而真实存在的当局过于庞大，且几乎从不现身，想象中的当局甚至更为庞大，其基础仅仅建立在对真正当局雪泥鸿爪式的议论之上。 真实存在的当局仍然要再分裂为两种。其一为原文中的Behörden，指的是整个官方系统、整套公共权力机构，虽为泛指，但由于卡夫卡本人创造出的“城堡”概念，意外地集合到一处。 然而，城堡这个地点加上官员这个群体，却也还是“城堡”。 除此以外，第10局局长克拉姆和威斯特维斯特伯爵，也构成城堡政治生态中保持微妙关联的“双面”驱动，在其间，庞杂冗余的官僚系统彼此耦合、相互牵制，同时阴阳相克、能量循环。 这不得不想到卡夫卡祖国奥匈帝国的二元君主制度。 奥匈帝国（德语：Österreich-Ungarn；匈牙利语：Osztrák–Magyar Monarchia），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立宪制二元君主国。奥匈帝国的全称是“帝国议会所代表的王国和领地以及匈牙利圣史蒂芬（匈牙利译为“圣伊斯特万”）的王冠领地”。 国王和领地，以及王冠领地。 克拉姆局长和威斯特维斯特伯爵，以及强硬村长。 1866年，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之间爆发普奥战争。 普鲁士军队成功击败了奥地利军队，战争结束后，普鲁士与奥地利在布拉格签订了《布拉格条约》。 条约规定奥地利不得干预德意志之内政，并解散德意志邦联。奥地利允许以普鲁士为首于1867年成立北德意志联邦，奥地利不得参与或干预。普鲁士兼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公国及法兰克福。 1867年初，在1849年遭流放的安德拉西·久洛的带领下，匈牙利王国同意通过成立单独内阁来保障匈牙利王国政治独立。 1867年6月8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布达加冕，从而保障了匈牙利的历史权利。一种成为今日奥匈帝国政府的基本体制就建立了。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上二元制奥匈帝国得以建立，该国由两个完全平等的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府，但由一个君主统治，官方名称是奥匈帝国。 匈牙利王国由在过去构成圣斯蒂芬王冠领地的省组成，即匈牙利本土、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塞尔维亚和军事边界。奥地利帝国包括其余的十七个省。匈牙利被称为外莱塔尼亚，奥地利被称为内莱塔尼亚。内莱塔尼亚的名字来源于莱塔河，莱塔河成了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边界。 自1867年实行二元君主制以来，奥匈帝国与实行专制政权的奥地利帝国如出一辙，更多算是一种政治体系，而非一个国家。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威廉·埃兹拉·林格尔巴克编撰的《奥匈帝国史》中，这么评价奥匈帝国特有的历史况味： 奥匈帝国不同民族的人数优势在不同时期存在很大差异。根据1900年人口普查报告，各民族人口总数约为四千五百四十万。 奥匈帝国的人们的生活建立在各民族小心翼翼维持的平衡上。这种平衡总是或多或少带有某种不稳定性。 因此，必须维持这种平衡，否则，这个国家就会分崩离析。 这也像卡作为“土地测量员”始终无法全方位把握的城堡。 里面的水太深，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积重难返，到处都是权力光明运行的死角，成年累月积攒的污垢灰尘，那是时代造的业障。外表看上去阳光周正，就像信差巴尔纳巴斯明朗率真的外貌之下，却是沉重疲惫的家庭负担。好看的送信人，磅礴的封建国，就如同一串不知所云、虚妄美好的春秋大梦，喧嚷闪耀烜赫一时。 但信差巴尔纳巴斯那身丝绸般闪亮的紧身上衣有多么让卡着迷，那么，他里面露出的粗糙肮脏、打着补丁的衬衫就多让读者唏嘘。这就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帝国机器，本就建立在谨慎维持的微妙平衡上，仿佛小孩随意搭好却未固定的积木大厦。 眼看它起高楼，又宴宾客，随后楼塌了。 呼啦啦似大厦倾，这不是卡和信差的悲剧，是全帝国的丧钟。 4.与故乡剥离的异人逃亡 卡夫卡的小说，不管人物开始是否有家，他们在主线故事中，势必始终在流浪。那种刻在骨髓深处的伤痕，来自漂泊的风。 《城堡》也算是卡夫卡式合格的：“公路小说”，且很彻底摆了读者一道，我们以为主角进入精神“加油站”遇到新人物，将会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情节，结果竟然是戛然而止了。 卡夫卡在给好友马克思·勃洛德的信中一语中的： “……实际上，孤独是我唯一目的，是对我的极大诱惑。” 孤独的感觉，在《城堡》的开篇那场大雪，便具象化了： 卡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村子深埋在厚厚的积雪里。城堡所在的那座山峰连个影子都望不见，雾霭和黑暗完全吞噬了它，同样地，也不存在哪怕一点点能够昭示出那座巨大城堡所在位置的光亮。K．长久地站在从公路通往村子的木桥上，仰望那处似有似无的虚无。 不知道卡夫卡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尽管在考证中说明他有霸道强势大家长式的父亲，还有一堆早夭的兄弟姐妹，但若没有切身经历过，多半不能彻底共情，那便不要妄自评价。 只是，当然会好奇卡夫卡是否也会在清晨的厨房，目光穿越迷雾尽头，看那不知名的处所，闪闪发光如同野兽的双眸。就像当初小时候的自己，一个人受了委屈回到家，谁也不告诉，躲在厨房抚摸冰凉瓷砖灶台，吃下一片凉透了的蒸红薯。 冷甜的口感滋润整个口腔，孤独具象化了，只是吞咽很困难。 姑且不论犹太人的是非荣辱、恩怨情仇，单纯从卡夫卡以犹太人的身份，跻身奥匈帝国当时的大环境中，他那伴随终生的“异物”感，夹缝中苟且偷生却终究不得舒展的憋闷，便可略见一二。 在奥匈帝国，犹太人不被认为是合法公民。 1222年，安德烈二世召开了一次会议，颁布了《金玺诏书》，即《匈牙利大宪章》。根据《金玺诏书》，安德烈二世称自己为匈牙利、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的世袭国王，并郑重而详细地列出了人民享有的特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地主享有的特权。 但是，犹太人不属于奥匈帝国的人民。 1231年，《金玺诏书》再次得到郑重认可，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法令。这些新法令规定主教可以出席施图尔韦森堡的年度集会；如果巴拉丁伯爵不好好统治，各地可以任选一名更有能力的人来进行管理。此外，犹太人或穆斯林不得担任政府职务。 禁止将土地赠予外国人，犹太人不得进体制…… 这两条，不就是将《城堡》中主角——卡—— 牢牢钉死于“异类”耻辱柱上的最大武器吗？ 果然，卡夫卡对萨特的存在主义产生过深远影响，得益于卡的牺牲，让萨特高举起“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旗帜。 存在主义抽空了上帝经验里所有情感属性，仅仅保留受他人注视的现实，以及羞耻的生存论情绪（Bestimmung）。 和可还原的自我经验不同，他人的来临就像上帝存在那样，是纯偶然的、不可还原的事件。 因此，萨特不屑于天主教作家编造的种种“浪子回头”的奇迹，而是赞赏卡夫卡小说营造出的个体置身于迷惑而不可捉摸的气氛： “卡夫卡想达到神的超越性：正是对神来说人的活动才构成为真理，但是上帝在这里只是被推至限制的他人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萨特热退潮，但我们仍旧可以大言不惭： 只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才能使人真正感受到“本身存在”。 就像《城堡》里代际相传的克拉姆“情人”，卡夫卡把孤独中的存在传递给萨特，萨特同样在“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战斗中，将“今日方知我是我”的人格接力棒交到安部公房掌心。 他们共同促使人与世界的“界限消失”，再重塑新的边界。 存在主义文学典型的安部公房《赤茧》开端主人公自问： 日暮时分，人们匆忙返巢时，我却没有可以回去的家。我在房屋之间的狭窄夹缝里，不住地缓步慢行，一边重复着自问过几万遍的疑题：街上房屋鳞次栉比，为什么没有一栋是我的家？ …… 在小说中，作者使用了“ねぐら”（巢）和“家”（家）这两个不同的词来形容住所。 “巢”仅仅指代物质躯体休息停留的处所。 “家”则指代了精神主体的归宿，类似于“此心安处是吾乡”。 安部公房是在沈阳长大的，日本战败后才被遣送回国。对他而言，日本和军国主义不像是正确归宿，但曾经生长的地方，好像自己也不配回去。他还在《砂女》《墙》《道路尽头的标志》等作品中，通过怪异场景、夸张剧情和挣扎人物，反映社会诸多荒诞滑稽的现实，也侧面烘托出战后也有某种“界限消失”，使得幸存者在无论如何也逃不出的迷宫，干巴巴空度余生，成了莫比乌斯圈一般哲学“蜘蛛网”上终被吞噬的闲散虫子。 孤独的人类虫子。 无独有偶，日本战后派文学代表作之一《脸上的红月亮》，是野间宏作品。讲述年龄已过35岁的北山年夫，曾经历了战争的艰辛苦难。尽管那场战争创伤是他们自找的，但严酷的军旅生活仍旧使他领悟到“人生别无所求，唯有爱情才是最有价值的”。 北山年夫觉得自己过去对女友的虚情假意，是一种情感上的无聊犯罪，现在他常常怀念母亲和故去的恋人。 经人介绍，北山结识了堀川仓子。 仓子因心灵受过创痛，脸上常带有一种悲戚哀怨的神情。 这神情震撼了北山的心灵。 从此，他们常去散步，谈论人生、婚姻和幸福。他们虽互存爱慕之心，却始终没有靠拢在一起，因为对彼此的难处爱莫能助。薄暮冥冥，北山无意中发现仓子那白净的脸上有颗小小的斑点，它扰乱了北山的心境。突然，这个小点竟愈发增大，转瞬间变成一个又红又大的圆点，宛如在仓子脸上升起一轮月亮。 与此同时，战争的场面、拉炮车的情景如电影般地在北山脑海中映现出来。对危难中的战友、哀怨里的仓子他都无能为力，只能顾影自怜。仓子离去了，他们在彼此的生活中只是一掠而过。 我们不也时常体会到界限消失吗？ 要说跨年的烟花和表白啊，生日的蜡烛和甜点啊，真就只是仪式而已吗？或许是人的倔强吧，愿意在时空中标下记号，对别人无关紧要，对自己不可或缺。没有界限实在可怕，那意味着“我”与他者相互溃败，如腐肉侵蚀肌体，是对彼此存在的挑战，就好像自己和世界成为两摊融化的雪糕，以奇诡恶心的色彩搭配逐渐倾轧，直到变成一坨不知所云的生物，还在呼吸却丧失灵魂。 只有在某些看似轻微宗教的仪式中，比如流浪和孤独，我们才可以把“我”从人群中抽离出来，一遍遍体验互通世界，也逐渐学会凝视审判时代，不当任何客体的拥趸，只为自己代言。 那天，冻坏《城堡》异类——卡的积雪终将融化，阳光重新照射布达佩斯，无家可归的人们不再需要为了安身而四处求乞。他们重新塑造了自我与世界的界限，张开全身血管自由呼吸—— 然后，结成一间红色茧房，那是独属于存在者的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