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枭雄

枭雄是什么？一时让人无法说清楚。 但英雄是什么？却是妇孺皆知的。人人都敬爱英雄。 当年读三国，里面英雄甚多，但深深扎住在心田的却是曹操。曹操是何人？后来的学者说他是枭雄。 枭雄，并不是英雄的反义词。 在我眼里，它或褒或贬，亦正亦邪，它不像英雄那般，褪去人间烟火，一身凛然正气，仅供他人瞻仰。 于是，这便让人觉得，与其爱英雄，不如爱好坏混沌的枭雄。 但不管是英雄还是枭雄，是不是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特别是当下，英雄是崇高的脱颖而出，是无怨无悔的付出，它有它的衡量标准。 但枭雄，他是不会广而告之的，他也许只活跃在他所在的群体里，他也许是种骄傲的“邪恶”。 枭雄说，英雄的胆量，我有；英雄的智慧，我有。但我情愿做个自在、自私的枭雄，天大地大，任我潇洒。 于是，英雄的故事，已有规律可寻，但枭雄的故事，却各有各的精彩。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如今的江湖，当然不再是刀光剑影，恩怨情仇，它犹如叶子背阴之面，在普通人家常生活无法触及的视线里，放逐着正统意义上的道德。在那里，掩藏着枭雄。 看着此书名，我以为会得到答案。 故事是跟随一个在上海郊区长大的家常男孩燕来铺陈开的，燕来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在家人的娇贵中，长大成年，刚谋得出租车司机的饭碗。 他没有野心，也没有胆量，在遇到被绑架之间，他的生活如装在透明玻璃杯里的温开水，温暖单纯。 可谁都知道，温水总会凉去。世俗的结婚生子、养家糊口，他必然如同一杯凉水，不好不坏。 但，故事的荒诞，在于让他遇到绑匪大王一伙。在这之前，大王他们只抢劫车子并不劫人。可遇到燕来，偏偏连车带人一并劫了。 大王此人，自不一般。因饱读书籍，并善于将书本知识炼制成独具一格的智慧，竟算是有文化修养之人。他用文化的力量，让人心悦诚服，将二王、三王凝聚身边，再到后来的燕来。 于是，四人一行，行走江湖。在他们的一路流荡中，风餐露宿，也是靠着大王端出一碗碗用文化和智慧烹饪而成的精神食粮，让这几个正处于血气方刚的男孩们，竟不思情爱，不想是非，只愿追随大王，管他今晚能不能吃上饭，有床睡。 至此，此四人虽处社会是与非的边界，但因为大王在，似也有那么一点枭雄的意思。 可一次意外，大王为了安全起见，与其分开而行。就在等待大王期间，这三个未脱稚气的男孩们，犹如失去龙首而不知所措的蛇尾 ，在一次偶尔兴起的温情里，又因金钱的诱惑，将那份温情误杀了。于是，他们离大王心中的“江湖”境界更远了。 结局自然是，他们四人，俱被逮捕。 与我，却是难掩失望。 原来这并不是关于枭雄的故事，只是一些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逃离放逐、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故事。

王安忆：游走于中心与边缘间的精灵 王安忆是通过小说创作与时代不断进行对话的作家。二十多年来她不间歇的艺术探索和叙事变动。那种既贴近又游离文学潮流的创作姿态，以及“实着写”背后所隐含的追求，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中颇具代表性。 2005年王安忆发表了长篇小说《遍地枭雄》，故事在一种类似流浪汉小说的“出游”情景中展开，所以王德威说它“是一本不折不扣的‘路上’小说”。从《鲁滨逊漂流记》以来西方的流浪汉小说就成了现代叙事的一种重要方式。那么，王安忆以流浪汉式的“出游”叙事，又具有介入当下现实的自身特点。王安忆说：“出游”只是“壳”。重要的是壳里面“兀自生长着”的“有壮大的趋势”的一种“物质”，是“从现实出发”的“你我他的世界”。在王安忆自己看来，“出游”为的是更能写出“遍地景象”。这个“世界”这个“遍地景象”的艺术展示，王安忆是借助于一个“的哥”和三个劫车匪徒的行动和内心变化来完成的。 小说写的是青年毛豆（实名韩燕来）从郊区到上海开出租车而被劫车的经历，这题材本身就来自于农村迅速城市化的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毛豆是个“有几分姑娘气”的青年。他没有任何成长的思想记录，犹如一张白纸，好写好画作家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像许许多多失地农民的孩子一样，毛豆来到大上海讨生活，对于庞大的人流和车流感到恐惧。对于深夜里车上的“男鬼”、“女鬼”的无所不为感到难堪。也对都市夜晚来来往往的车顶灯感到温暖。但这个尚未融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在更多的时候是感到孤独的。‘朋友’们飞快地邂逅，又飞快地离去。连模样都看不清呢”。他看不懂这夜上海“有多少意外的剧情上演”。 毛豆的质朴、天真和自尊就像老舍《骆驼祥子》中进入北京城质朴甚至木讷的祥子。但开出租的毛豆已经不是几十年前拉洋车的祥子，这并不在于他俩所使用的机器不同，而在于他们处于不同的现实情景，在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作家赋予他们不同的人性和现实揭示。 祥子有明确的市民化生活指向和目的，他把自己的强壮、善良和生命热量全部奋斗在挣一辆属于自己的车的目标上。老舍正是通过这样一位渴望自食其力、渴望成为城市一员的青年的良好愿望的不断被摧毁，并且最终走向沉沦的悲剧，批判了社会、也揭示了国民人性的痼疾。祥子愿望的破灭是老舍所同情的，祥子的精神毁灭是老舍所痛心的，造成祥子悲剧的社会黑暗是老舍要鞭挞的，老舍有着极清晰的思想表达和叙事指向，支撑着老舍这般叙述祥子故事的是一幅巨大的民族现代性图景，自由、平等、独立、自尊、民主、理性，这些现代性的核心理念，很久以来一直是20世纪中国小说想象世界的核心内容。 但来到21世纪处于另一种社会震荡中的王安忆不再如此理性、如此洞察和想象，她要“将一个人从常态的生活里引出来，进入异样的境地”，想象“异样境地”中“遍地景象”。这“异样境地”是毛豆生活的剧变中的大都市‚更是毛豆所遭遇到的非农村非城市的当下“江湖”。圣诞平安夜毛豆并不平安，大王、二王、三王把他连人带车劫了，大王他们是一伙以抢劫倒卖小汽车为生的“枭雄”。于是，毛豆与劫匪开始了一段漂泊冒险的亡命生涯，流窜在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地带。有趣的是，毛豆的遭难并没有祥子那种车无人亡的破灭感，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祥子以车挣车的强烈愿望，车对于毛豆来说只是讨生活的工具，是看陌生世界的窗口，是他内心深处模糊不清的欲望和生命与这同样模糊不清的世界的媒介。 开始时，毛豆是惊恐是反抗的，这出自于本能地保命。却不料劫匪会提出卖车款每人（包括毛豆）都会分得一份，也没想到劫匪会兄弟般地对待自己。这样，伴随着空间的转换，情节的展开，脱离常规的历险喜悦替代了被劫的惊恐，纯洁的毛豆反而融入了劫匪的“江湖”。这个“江湖”位处当下现实延伸变异的地方，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有自己的道德情义，且这种道德情义正在现代的生活中心慢慢消失。尤其是大王那伤心的过去，那评古论今、笑傲人世的现在，那粗糙的成就大业的鸿鹄之志，对未经涉世的毛豆似乎是一种“启蒙”，这自然不同于五四理性精神的“立人”思想的启蒙。历险中的喝酒、劫车、交易、编故事的刺激性生活把毛豆一步步推向与劫匪的默契，毛豆甚至觉得自己以往人生的“枯竭”，他几次放弃了逃跑的机会，而与劫匪相濡以沫、相互认同欣赏，生成了与劫匪同车一命、生死与共的浪漫情怀。“毛豆随了大王、二王、三王，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这新生活“切合着他的天性，那就是两个字：自由”。“自由”这个人类理性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这里已经不再是精英们疗救国民的权力话语，它变成了变异的江湖赋予的觉醒，变成了违法歧途上赢得的启悟，思想空白的毛豆也因此获得了精神的满足。这种不露声色的反讽，让我们发现了王安忆现实叙事的真实所在，那就是现代生活的价值荒芜。 突变的当代社会正在将原先的人性、道德、生活和文化规则打乱，面对一片精神瓦砾场，劫匪可以做着枭雄的霸业之梦，一片空白的毛豆向往着名的非理性的“自由”，这一切虽然都带着痴人说梦的荒诞色彩，但却是现代性的发展与人类理性的精神世界的断裂。但王安忆没有批判，更不会是认同，在对毛豆的无知无奈倾注理解和同情的同时，她终究还是让劫匪落入了法网，让毛豆重新回到上海时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这部小说照旧显示了王安忆是一个游移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精灵，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裂缝中介入现实是她的拿手好戏。上世纪90年代初的《纪实与虚构》，小说的副标题“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似乎就在告诉人们从裂缝中进入书写的途径。这部小说的叙事者是收编这座城市的革命政权的子女，她本应以城市主人的优越、按照革命的要求来书写城市的历史，但作为一个外来者，她却在这座城市现实的日常生活壁垒前感到书写的无助与孤寂。于是，叙事的“我”只好由想象力牵引，用复线式结构的方式，一面讲述“我”作为外来移民在上海的扎根成长过程，一面去追溯那虚虚实实的母系家族历史。作为外来者，她对于这座城市心存芥蒂，有无根的焦虑，作为有着母系家族记忆的叙事者，她则找到了不再凭借革命话语的入侵叙述历史的理由，找到了自己与这座城市的联系。这两者之间产生的裂缝，使得“我”既离开革命的中心又逃脱了边缘的日常壁垒，而大胆地书写起这座城市的隐秘。 上海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典型的现代城市，从这个方面进入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和那些以新、老上海为背景的故事叙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王安忆文本所蕴涵的现代性故事：老上海所代表的现代性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被压抑之后如今是释放出来了，但先前它给予人们的希望与承诺，却开始成为泡影，成为观瞻的镜像，这意味着老上海现代性镜像式追逐的失落；而新上海则充塞着鼓噪与骚动，行进中的现代性迎纳着许许多多蜂拥而至的后现代元素，也夹杂着前现代的思想意识，以理性引导下的统一性为理想的前期现代性遭遇到“以欲望生产为指归”的后期现代性，由此出现的时代断裂、复杂问题和思想意识的茫然，让人对这世界“只可辨个依稀大概”，这实际上也是当下中国的社会和精神现实。中心既然难于辨认，正视现实且有思考的当代作家很难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坚定地站在现代性的立场，呼唤、想象和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形象。而前期现代性遭遇后期现代性后形成的裂缝，却累积着种种现实的延伸和变异。王安忆就游走在这裂缝之间，书写着当代中国难于言表的现代性故事，由此在中心与边缘之显示文学介入的姿态，用丰富的日常现实叙事，敏锐地抓取时代的症结，填补现实的缝隙，让她笔下的毛豆、王琦瑶、富萍等人物吊诡地呼应了祥子、莎菲女士和祥林嫂等人物形象。

《遍地枭雄》讲述了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上海男孩韩燕来的一段故事，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描述了位于社会底层的都市边缘人的抗争与宿命。上海郊区普通农户的孩子韩燕来在圣诞之夜遇到的意外事件，把他从正常普通的的士司机生活轨道拉入到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境地。

咋说呢，碎碎念念，人物的人生在平淡中变了方向。是劫匪，是辩手，是罪犯。但选择了什么，就得到什么，承受什么…

人性最接近兽性的地方是什么？命运从白到黑要多久？善良和罪恶有界限吗？ 越读下去越感受到绝望和悲伤。 燕来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一点点迷失，或者不该简单总结为幼稚无脑，而有发自心底的自我弥补过去遗憾的意味。当然，不只是燕来，那场意外劫持的始作俑者，大王二王三王，每人都有相似性，每人又有不同。细细品味，实在是令人遗憾。 一年的时间，放在平时会觉得很短，可在故事里却像一辈子那样长。善良被蒙蔽后，剩下的其实只有幻觉了。

乱世浮世，凡人成锋——《遍地枭雄》读后感： 读完王安忆的《遍地枭雄》，顿觉耳目一新，与她惯常细腻温婉、聚焦市井日常与女性心事的文风截然不同。这本书褪去了沪上烟火柔情，笔锋冷峻开阔，写尽了时代洪流里的荒诞与人性。 小说跳出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聚焦一群游走在社会边缘的江湖之人。没有绝对的善恶正邪，所谓枭雄，从不是盖世英雄，只是乱世浮沉中，被命运推着前行的普通小人物。他们漂泊、莽撞、挣扎，带着粗粝的生命力，在无序的世道里闯荡，渺小又倔强。 王安忆以克制冷静的笔触，剖开时代的缝隙，道尽普通人的身不由己。盛世多凡人，乱世出枭雄，所谓遍地枭雄，不过是众生皆在命运里颠沛求生。 相较于她温情治愈的文字，这部作品更显厚重苍凉，让我读懂：时代起落之中，每个用力活着的普通人，都是自己乱世里的孤勇行者。

这本书看得确实相当失望。对于我这样一个王安忆的忠实粉丝来说，我一字一句、非常认真地读完，并且隔几章就要反思一下是否有被我疏漏的值得眼前一亮的东西，但就在如此积极的心态下，我还是不得不说这部小说的情节、人物塑造、场景烘托、主旨都太单薄、太矫情了。在她眼里，这些不法分子因童年不幸而走上歧途，虽被生活所迫，但义气深重，且内心世界都诗情画意，大王、二王、三王、毛豆更像四个披着贼匪外衣的艺术家。纯粹生活在艺术想象中的这些人，读来真是索然无味。

斯德哥尔摩症候的现实版本，市井乡气与诗化意境杂糅，知道为什么中国电影莫可名状的无病呻吟了么？因为中国的文学作品本就会出现这般茫然无措和寡淡无味的盲从。或许《长恨歌》确实是个巅峰，而这部书因为长度不足够使她放松，王安忆马拉松般的耐力就体现不出来了，这是她的个性使然。十多年前频繁的周记中我也有过写这种神游物外的东西的瓶颈期，灵光乍现在于积累、在于生活，不能强求。

喜欢里面写商业经济发展初期苏沪一带风俗人情的内容，笔触辛辣热烈，述情丰富细腻、不疾不徐，连绵而又悠长的叙事节奏也给人以峰回路转的游历之感。 除了一些表现男主人公处置物质化人际关系、与女性角色和谐相处等内容比较好看，对于其他几乎所有的男性人物塑造和情节趣味来讲枭雄味很冲（喜剧效果有点拉满，如果有人不开心的话可以看看）。结局写三人最后被捕，与其说是一种悲剧，更不如说是资本积累时期乐观主义盛行的时代观念体现。里面四人组的男性对话很像酒桌上有点知识的男性长辈们的扯淡，让人无比厌烦而又熟悉。

多读是好的吧，从《长恨歌》、《考工记》、《桃之夭夭》、《一把刀，千个字》到现在的《遍地枭雄》你能发现王安忆笔下的男性和女性具有一种固定的气质，女性有坚韧，男性似乎平淡至无味单纯，他笔下的男性似乎具有其他作家下的女性气质。那种模糊不可名状的感觉在阅读王安忆所写的长句之后，雅化的语言让你感到一种茫茫的感觉。最近也在看蒋勋说红楼梦，里面讲宝玉是深情的，也将人生最终是走向大荒的。这些作品都带有一种怀旧气息，不是那种青春洋溢的，就比如这本书里的韩燕来，后来的毛豆，以及后来遇到的大王二王三王。他们一路劫车追求的是什么呢？大王自己也不明白吧，他们总不谈及女性，一谈到女性就会有不祥之事发生。如果一路劫车不伤人也是好的，虽然违了法，但是最后与主心骨大王失去联系之后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哪怕是童男子，追求着纯洁，就我个人的人生观也不太懂。只是说看了普通人一生中超凡寻常的一段时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