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脸

如霜一辈子的陪伴掺杂了太多“戴罪般的虔诚”，莫霞光真的需要这种赎罪吗？ 我并不认为作者的情节安排完全可以用“高瞻远瞩有意为之”去解释，只要用文学解释就可以完美搪塞伦理质疑的做法实在滑头。 镜头的分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莫霞光的代价被反复提及，如霜付出的代价被仔细描摹。 如霜的哥哥，在文本里几乎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一场具体的男性暴力，直接被上升到“宿命”“传统的重量”“生老病死、人情冷暖”这样的框架叙述，具体的性别暴力就被普遍化了，抽象化了——他不需要面对司法，不需要面对村民的审判，不需要在文本里正面承受哪怕只是一段的鞭辟入里的内心拷问。这就意味着，他反而获得了一种叙事层面的豁免。 一部作品，如果在处理性别暴力时，让女性用一生承担叙事重量、而男性加害者仅作为背景符号存在，那么它再生产了一种性别不对称——即使作者的同情完全在受害者一边。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林奕含的处理是把叙述重心放在后期长久的精神较量，《生命暗章》里李怀瑜的描写目的是为了阻止下一个加害者沿着相似的路径成长起来。 《净脸》的处理在伦理上显得很单薄。不可否认的是，作者的文笔不错，作品具有文学价值，还带有一种“苍凉的美”，但这种美是用女性的一生换来的审美价值，是莫霞光的非自愿孤绝成就的“文学美感”。 陶丽群选择了一个受害者中心的叙事，这在文学传统里是惯例，是常态，甚至是占据重要的位置。但受害者中心不等于伦理无懈可击。 2026.7.24

中国人看中国人写的书，就是有种踏实感，有种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