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颅记

青史昭昭后死责 ———读彭志翔近著长篇小说《头颅记》 □张咏（南通大学生态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甲辰四月，有幸拜读彭志翔先生近著、春风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之《头颅记》，在当今图书出版泛滥成灾、品质每况愈下之际，此著之超卓特出、不同凡俗，可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其间忠义凛然之气可贯日月，亦足推倒一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为之低徊不已。 作为以清末民初戊戌变法维新等革命史实为主题，众多革命志士舍生取义、忘我成仁之长篇历史题材小说，《头颅记》将戊戌变法之谭嗣同、康有为，庚子起义之唐才常、史坚如，辛亥革命之孙中山、朱和中诸人，以新学之士锐意变法图强、立志推翻满清政权，这一段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历史，作为全书隐然存乎其中的三条主脉骨干，以此三大重要事件为经，以其间代表人物及事迹行止为纬，经纬交织、表里互显，渐次演进推展，构成一幅恢宏壮阔的革命壮士群芳谱。 《头颅记》全书逾四十万字，采用明清章回体小说形式，共分“江城”、“谍影”、 “东瀛”、 “纵横”、 “游历”、 “风起”、 “潮急”、 “明灭”、 “凝望”、 “回荡”十章。每章之下，复分列若干小节，起承转合自然得体，天造地设、擘画得宜，将其间重要历史事件悉数贯穿衔接、串玉成珠，联结成为浑然一体之大著作。 全书壮怀激越、文辞畅达，夹叙夹议、史论相参，对于时代背景、事件经过、人物风神之刻画，宛如行云流水般游行自在，藉此缅怀感念戊戌维新死难之忠肝义胆，令人动容感佩，读来不忍释卷。窃以为，就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诸方面而论，足可与李敖《北京法源寺》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 就创作手法而言，全书虚实结合、真幻交织，是历史题材小说和长篇纪实文学之完美融合。所谓实者，是书中真名实姓之百余人，均为真实存在之历史人物，如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梁鼎芬等；所谓虚者，乃将数位烈士先贤之生平事功，融汇整合成一虚构人物，如作为主角之一的华浩这一人物形象，即由两位庚子烈士林圭、傅慈祥，以及一位维新派人士狄葆贤之部分事迹，综合贯串而成，遂使此一人物更见饱满立体，又不失历史之本真面目。就书中所援引史料而言，乃以正史、信史为主，以稗官野史为辅，正史求其真切，野史求其生动，交相为用，方能窥见全璧。 书中主人公唐才常，其人有文才、抱大志，甲午中日之战，清廷辱国丧师，其与挚友、刎颈之交谭嗣同等，潜心西学，以改制图存为天下倡。戊戌政变后，投身于革命。庚子义和团之役，唐才常与林圭等谋划，策动乘机起义，期冀推翻清室，后事败被逮，就义于武昌。作为全书第八章，亦即最高潮部分之“明灭”一章，作者运浓墨、挥重彩，对于唐才常及其武装组织自立军之勃兴、发展，乃至最后黯然失败、被捕入狱，皆有十分深刻之描述，充分刻画出受反抗压迫者，矢志冲决帝制罗网的英勇大无畏气概。诚所谓“头颅掷处成地标”、“壮士纷纷踏血来”，豪杰之士前赴后继、不绝如缕，犹令我辈后人迄今缅怀凭吊不已！ 全书格局阔大，章节设置大开大阖，即如各小节标题，亦充溢着古典意境及诗词韵味。或四五言，或七八言，或古朴雅洁，或清通流畅，其表述俱能达至高华典雅、不落窠臼之境域，诸如“富贵窥人豪客来”，“谁爱名山山爱谁”，“悬首犹待梦里人”，“壮士纷纷踏血来”，“惊鸿一瞥，春水微澜”等，融古典今情于一炉，有如羚羊挂角，了无痕迹。此外，行文之遣词造句备极精准妥适，可见作者古典文学史学根柢之深邃坚劲，迥非时下戏说历史、腹笥俭陋之辈所能望其项背。有关章节则融入“唱婆子”、“闹元宵”等民俗艺文表现形式，亦见生动传神。 作者彭志翔先生，日常执业牙医，而能于霜晨夜雨之余暇，专心致志从事于史学研究著述，此前已出版著述多种，如《追赶我的回声》、《画中那些不朽的灵魂》、《历史的隐秘角落》，可谓从医从文，两倶可观，实属难能。对于创作此书之初衷，他在“后记”中有一段如下表述——“至少，你要承担起替已经永远沉默的他们言说的责任。如果当时的他们，是为了将来的你我，才去慷慨赴死，那么你就更有伦理责任，去为他们说出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了”，“这是一种后死之责，活着的我们都无法逃避。”这所谓“后死之责”，就笔者粗浅了解，或即是史家所说具有“了解之同情”者。 一九三〇年夏，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卷上之“审查报告”中提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首先提出研治古代哲学暨思想史，须具有“了解之同情”这一论点。今观彭志翔先生所著《头颅记》，已然对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学术事功及其伟岸人格魅力，既已稔熟于心，而后发为文章著述，为此辈先贤烈士传神写照。“后死之责”，志翔先生已尽之；“了解之同情”，志翔先生已得之；文以载道、礼敬前贤，志翔先生亦且行之矣！ 甲辰初夏，于双枇杷馆北窗。

那些不应被忘却的头颅 作者：谢挺 首先让人悚然一惊的，是“头颅记”这一书名，配以血光四射的封面。 鲁迅文学奖得主、此书荐者鄢烈山先生用邓拓的诗做了解读：“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作为读者的我瞬间想到的却是这样一句：“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而作者彭志翔博士给出的提示是：头颅掷处成路标，可以测算出我们从前人倒下的地方又走了多远，以及我们要继续行走下去的方向。 西哲有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部具有现代意识、能够穿越时空连接古今的历史小说，其价值就在于既能从现实追问历史，又能让历史映照现实，让历史告诉未来。 《头颅记》就是这样一部历史小说。 小说主人公唐才常，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名气却远逊于谭，庶几成为“历史的失踪者”。志翔博士深刻认识到“当时的他们是为了未来的你我才去慷慨赴死”，作为“民族心灵秘史”的小说（巴尔扎克语）不应遗漏这些高贵的灵魂，遂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后死之责”，用一部厚重的历史文学著作为唐才常等人刻石立碑，还他们应有之历史地位。 创造过历史的人，理应以匹配的方式为历史所铭记，这是本书最显著的价值所在。 作为维新派中唯一的起义者，唐才常何以由改良主义者蜕变为革命者？志翔博士一语中的：“通往水泊梁山的道路有很多条，这些道路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隐秘起点，它就是高悬在众生之上的那座皇家宫殿。”清末皇家宫殿的最顶层端坐着慈禧，一位帝国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她曾经打开过维新变法的希望之门，但又亲手将门关上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绝望。于是，曾经同为保皇党的谭嗣同与唐才常开始诉诸武力，谭谋划起“围园杀后”，唐则策动起自立军暴动。如果说前者尚属宫廷政变，后者则确乎是革命了。可见，统治者无论自诩有多么高强的驭民术，最终也绕不开一个千年不易的常识：必须让子民们看到希望。否则，绝望就会露出反噬之牙。 有人说中国人信仰的不是宗教，而是历史。志翔博士的努力，就在于以文学手法展现更多的历史，来说明一些虽然简单却应当敬畏的道理。这是本书的另一重要价值。 和中国历史上诸多革命一样，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最终也成为了一出悲剧，成为看客眼中人头和血的游戏。可以想象，如果唐才常等人像戊戌六君子一样被杀于热闹的菜市口，等待他们的同样会是民众抛来的烂菜叶和臭鸡蛋。清醒的头颅屈辱委地，蒙昧的头颅狂欢林立，这是远比谭唐等人的牺牲更令人扼腕的民族悲剧性所在。 笃信“人类的故事比锁链、行刑刀和子弹更有力量”的志翔博士，用唐才常等人的故事再次触及了这一宿命般的民族悲剧，揭示了启蒙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意义。我想，这是本书最深远的价值。 除了历史价值，《头颅记》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其文学价值。 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既要求作者有深厚的历史功底，又要求作者有非凡的文学才华。所幸的是，志翔博士二者兼备。几年来的历史散文写作，已经让读者惊讶于志翔博士驾驭文字的能力，而这部《头颅记》，更是集中展现了其卓尔不群的文学才情。 华浩，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学形象。虽有所本，但系“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语），摆脱了人物原型的“羁绊”，作者得以自由展开其对理想人格的想象。然而这个人物并非“高大全”，唯其不完美，才更显其真实可感。就丰满度和鲜活度而言，华浩是本书的第一主角，其感染力甚至超越唐才常，足见在这个人物身上，浸透了作者对这个民族的情感和期待。假以时日，这个人物应可在文学形象画廊中占有一席之地。 应专门提及的还有本书的叙事技巧。人物众多，头绪纷繁，场景跳跃，是考验这部小说作者是否为大手笔的难题。志翔博士基于其多年的历史散文写作经验，巧妙运用了散点透视、时空交错叙事等多种现代写作技巧，从容自如地驾驭了一场宏大叙事。这种去中心化的写作很冒险，但在本书是成功的，因为这种手法营造的人物群像效果，恰好与那个群星闪耀的时代相映成辉。 志翔博士的本业是医生。精通历史的医生已经很可怕了，何况还善于著文。因为医生一旦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他的疗救对象往往就不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染病的社会。 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代表人物无疑是鲁迅。 当然，也有把开处方的笔变成精致动听的金喇叭的，比如郭姓才子。 毫无疑义，志翔博士手中握着的，一直是开处方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