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安妮·埃尔诺
1963年,23岁未婚的安妮·埃尔诺发现自己怀孕了。羞耻感像瘟疫一样袭来,她明白自己的怀孕将使她和她的家庭成为社会的失败者,她知道自己不能留下这个孩子。 四十年后,埃尔诺写下这个故事,讲述她从未克服的创伤。在当时堕胎属于犯罪的法国,她试图用毛衣针自行解决,但徒劳无功。在恐惧和绝望中,她终于找到一名地下医生,结果最后却被送进了医院的急诊室,差点丧命。在《事件》一书中,埃尔诺梳理了她的记忆,清晰准确地挖掘出这段身为女性的特殊经历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昨晚收拾出差用的行李时,为了不让耳朵闲着,打开微读看到了这本安妮·埃尔诺的《事件》,选择听书,一个多小时过后,我发现我的耳朵也“怀孕”了,但,“有喜了”而内心并不欢喜。蹲坐在卧室的床边,久久不能平静。 读她的书,我是有心理预期的,就像那本《简单的激情》,对于两性亲密关系的描写,《我走不出我的黑夜》对母亲临终前的一些回忆与日常记录。 在我看来埃尔诺最大的杀手锏就是: 【必须说出来才能“让事情过去”】 笔触过于犀利与真实,不卖弄词藻,不炫技文字功底,就这样大自然对大自然,坦诚的让你对如此一位女性感到心疼。 今早在候机厅,我又把《事件》这本书过了一遍,那种女孩对女孩的共情,我感觉我的每一个关节扎满了容嬷嬷密密麻麻的银针,刺在我神经最敏感的骨缝,好疼!!!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埃尔诺所经历的一切,是许多女性的缩影,她们的困境与挣扎,被安妮用文字生动地呈现出来,让读者感受到那份沉重与无奈,也让我们对未来女性的发展与进步充满期待。 书中有这样一段对当时引产的描写“ 我有一股强烈的想要排便的冲动。我穿过走廊,跑进洗手间,蹲在马桶上,面对着大门。我看到了大腿之间的瓷砖。我使出全部的力气。它就像一枚手榴弹一样被射出来,溅起一片水花,甚至溅到了门边。我看到一个裸体的小东西悬挂在我的性器官下面,由一根淡红色的线连接着。我从没想到,自己的身体里会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不得不一直带着它,走回到我的房间。我用一只手托着它——它有一种怪异的重量感,将它夹在大腿之间,再穿过走廊。我像一头野兽。 ” 这很像《动物世界》里的场景,带着血迹的脐带一端连着母体,一端连着幼崽,只是安妮笔下的幼崽是个注定没有生命体征的死胎… 安妮·埃尔诺的《事件》,这部作品聚焦于她23岁时意外怀孕并艰难寻求堕胎的真实过往,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洞察特定时代女性困境的窗,尤其是从两性关系维度揭示了女性在身体自主与社会规训间的挣扎。 我时常在想,为何女性在性与情感里总是处于被动和弱势处境的? 当埃尔诺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并向男性朋友求助时,得到的不是同情与帮助,而是性邀请,只因她“变成了不容置疑的、已经同别人睡过的那一类女孩” 。 在男性主导的社会观念里,女性的价值常被简单归结为性的符号,一旦越过所谓 “纯洁” 的界限,便被视为可以随意侵犯的对象,她们的尊严与困境被无情漠视。这种两性关系的不对等,使得女性在遭遇人生重大危机时,不但无法从男性那里获得支持,反而要遭受更多伤害。男性将女性的身体当作欲望的玩物,全然不顾她们的感受与需求,让女性在情感和身体的双重创伤中孤立无援。 另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堕胎被法律严格禁止,这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对女性身体的一种控制。女性的生育意愿被剥夺,她们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而是成为了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训的对象。 埃尔诺为了堕胎,四处奔波,历经艰辛,从尝试危险痛苦的民间土方,到遭遇那些将她视为 “违法提醒” 而不愿帮忙的医生,她的每一步都充满绝望。这种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压制,不仅是生理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压迫,它让女性在自己的人生中失去了基本的选择权利,被迫承受着本不该独自承担的痛苦。 《事件》不仅仅是埃尔诺个人的经历书写,更是对整个女性群体困境的呐喊。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两性关系的失衡如何导致女性成为受害者,以及女性为了争取身体自主和尊严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埃尔诺以无畏的勇气,将这些隐秘而痛苦的经历公之于众,促使我们反思社会对女性的不公,以及女性在追求平等与自由道路上的艰难历程。 我要起飞啦,先到这里啦~ 🌼🌼🌼 最后附上诺贝尔文学奖“安妮·埃尔诺作品集”,与诸君共勉,大家自取~ 📖《简单的激情》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 📖《事件》 📖《写作是一把刀》 📖《一个男人的位置》 📖《一个女人的故事》 📖《一个女孩的记忆》 📖《年轻男人》 📖《占据》 📖《羞耻》 📖《相片之用》 📖《外面的生活》 📖《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 📖《看那些灯光,亲爱的》 📖《空衣橱》 📖《迷失》 📖《外部日记》 📖《真正的归宿》 📖《被冻住的女人》 📖《一场对谈》
怎么写: 这两天读安妮埃尔诺,我突然意识到几点,关于怎么写的问题。 一、结构化背后是思维空间 要对句子结构加以关注,简单的句子有禅宗意味,但复杂的构成更需要一种具象化的思维空间。 安尼埃尔诺《写作是一把刀》里的句子“写作是一种保全,保全在一个社会,特定时间我曾参与,承载和见证的人与物,让它们不被遗忘,这是推动我写作的最大动力。” 这带着浓厚的翻译味道,可以想象,它的法语是丛句套丛句,汉语不太习惯这复杂的语法结构。结构本身像建筑一样,让文字立体,可以精雕细琢,甚至会带领文字去自动生成。 我意识到安尼埃尔诺所说的,能读会写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技能,相比平民的语言具有复杂度。 结构化也存在差异,翻译体难免有西方语言的残留特征,而像张爱玲,更多中文短句,诗性直觉的特征。用哪一种是策略问题。 二、动词是用文字工具去造物的主体行动意识 《天生就会跑》里面有一句话“日出时分,我们已经远远地将柏油路抛在身后”。抛在身后,我想英文可能是strow…behind ,是一个动词与空间方位介词组合的描写,画面充满了具象动感,如果换个我通常用的普通说法:我走过一段柏油路。这句子就平平无奇,缺乏张力,画面是静止的,且不具象。 动词比名词好,这是人所共知的,重要的是在觉知层面,有一种用文字去搅动去造物的某种主体行动意识,才会不知不觉下使用动词。否则,象形的汉语会习惯性用名词,因为名词是安稳的,板结的,不会冒险。 三、书画一体,用现代艺术的方法去写 我看到《修炼好文笔》里一段对于法国新小说派风格的介绍:如同法国印象派大画家莫奈的名作《睡莲》,语言的精确描述,最终导致含混不清。存在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 我一而再再而三谈过书画一体,要用现代艺术的观察与表达方法去写文字。 安妮埃尔诺提到《相片之用》的写作方法:因为乳腺癌化疗遇见了一个情人,和情人做爱,把房间细节拍成14张照片,东一条牛仔裤,西一双鞋……几个月后,两个人各自根据照片写评论。照片和文字一起出版。 她说,我的愿望是打破关于文本的封闭状态,我想把文本打开,让它接受影像和我之外另一个人的写作。 喔,这创作手法很像是一个老网红,木子美,也很像英国艺术家翠西艾敏:把自己和情人们做爱后的床加以原封保留并展出。这让我意识到,安妮埃尔诺像一个行为艺术家,拿笔还是拿刀不重要。 借用艺术方法只是技术性的,更深层的是本体论。因为写作就是创造一种存在,文字与油画都只是媒介工具。 四、打开身体的开关,分享特别的经验 《天生就会跑》里读到一段话:我走到悬崖边缘,心跳剧烈:简直深不见底,鸟儿在脚下很低的地方盘旋。谷底的河流仿佛无比遥远,纤细如老人胳膊上细细的蓝色静脉。我的胃猛抽了一下。这怎么下得去? 我的胃猛抽了一下……这是真的抽还是心理上的抽?恐高是有的,但我没有过这种胃抽的体验。我也没法意识到,我的胃是如何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 写作需要写出某种特别的经验,分享这种经验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安尼埃尔诺《事件》,讲述的就是她学生时代地下堕胎的故事,那时候天主教国家不允许堕胎,医生与当事人会被判刑。 堕胎是什么感觉?真的太痛了,我的双手几乎紧紧嵌进了洗手池里。 也许写作就是打开某个胃部感觉开关的方法,以及其他黑暗的身体部分,啪嗒,像一个房间灌满了光液。身体在那一刻透明起来。
“我管你同不同意,这个孩子我就是不要了!” 读者强力推荐我读的一本书,3.4万字,不长,但是想要轻松读完,并非易事。 安妮·埃尔诺,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本书写了23岁时自己意外怀孕后,羞耻感迅速袭来,在那个时代,怀孕会使她和她的家庭成员成为社会的失败者。 于是她不能留下这个孩子,但在当时那个年代(1963年),堕胎是触及法律的(1975年“韦伊法案”才使得法国自愿终止妊娠合法化),所以带着强烈的羞耻心和深重的恐惧,安妮选择堕胎,她试图用毛衣针自行解决,但徒劳无功,这场“堕胎”行动以献祭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 四十年后,这个故事才被安妮写下,讲述她从未克服的创伤,尤其是书中针对女性“堕胎”一事无法进入文学的部分真的看的人十分揪心。 关于女性的语言,一直到现在,仍旧找寻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堕胎、月经、分娩、更年期等身体经验仍被置于公共话语的边缘,在日常语言中难以获得广阔的表达空间。 女性试图诉说不满,却常被遮蔽或扭曲,仿佛这些经历不配进入文字,不值得被记录。 “与我的身体和我做为一个女孩的经历(两年前遭受的一次性暴力)有关的一切,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得到升华,它们是不能进入文学的。” 安妮·埃尔诺以冷静而锋利的笔触打破此种沉默,将那些被压抑的词语重新拾起,赋予它们重量与尊严,从而揭示出语言本身也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 (类似的文学可以去看法国另一位作家瓦内莎·斯普林格拉的《同意》以及韩国作家金爱烂《滔滔生活》) “我所写的书都是这种愿望的结果——把个体和私密的东西转化为一种可知可感的实体,可以让他人理解。”——安妮·埃尔诺(2023年2月) 经验的书写比宏大的叙事重要,真实的体验比虚构的故事要更加敲醒人,因为经验与经历更落地、更真实,她与其他女孩的谋合,告诉一切“被性侵”“被迫怀孕”的女孩,你,并不是一个人。 《事件》这本书由作者亲历书写,是一次勇敢的自我剖白,文字就像一把手术刀,一刀一刀地解剖安妮自己,所以读起来会不免感觉到精神上的痛苦。 而作为一个男性读者,我必须直面一个根本性的差异:我拥有的是叙事的权力,仅仅只是作为这本书的普通读者之一,而书中的女性拥有的,却是切身的痛苦。 写下这篇读后感,我尽可能地去抛弃男性读者的身份,退出阐释的中心,主动承认自身理解的局限。与此同时,相信身体有性别,但思想与灵魂没有。 希望通过我的书写,能将她们用巨大勇气揭示的真相,托举到更多人的视野之中。就让我们共同进入这本写给所有被伤害过的女孩的“勇敢之书”——《事件》 | 文章正文 | 我需要聊一个敏感的话题,但这话题是我们去进入这本书之前无法避而不谈的——【性】。 “我无法在那些姿势、肌肤温热的触感、精液,以及今日置身此地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我猜想,在性与其他事物之间,或许从不存在任何关联。” 性,就只是性而已,可以把它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诚然,也可以独立出去。但人们往往将“性、爱、婚姻、生育”这四件事捆绑,并妄图打包。 安妮·埃尔诺在被性侵过后有一种割裂感,回归初次性体验,更像是一个错误的开端,一种与自我认知的剧烈偏离。在性与爱捆绑的人类社会,她却在身体被迫打开之后,才发现这二者并没有因果关系,而与此同时,她又发现了一些真相—— 在性爱体验中,很难达到男女情感的统一,对于一些男生来说,他们作为性事中的“上位者”,他们获得了一种得以操控他人的快感,从头到尾,他们享受的“爽感”,恰恰建立在另一个人所默默承受的“痛感”之上,而这,无论如何不能被称为爱。 而女性在(部分)他们眼里或许只是一个满足自我、泄愤的“容器”。 在思想严重封闭的那个时代,乃至说现在依旧存在着的真相,性不代表着爱,却始终伴随着不可回避的风险,这些风险无论是社会意义上的污名,还是身体层面的代价,往往不由分说地由女性承担。 米兰·昆德拉曾说: “性是一场结合的‘轻’,而性带来的结果却是女性个体要承受的‘重’。” 正是这种不真实感,一种非自愿的肌肤之亲得到的结果不真实、不应该,可痛苦却是留下的唯一真实。 安妮·埃尔诺害怕自己染上性病,但比这更深的恐惧,是未曾预料的第二次、第三次伤害接踵而至。 “似乎,在奥吉诺避孕法与贩卖机里1法郎的避孕套之间,便是我的人生。这或许是个不错的度量人生的方式,甚至比其他所有方式更准确。” 然而,她依然怀孕了。 当她去诊所,医生给她开了催经的注射剂,同时愉快地微笑着对她说: “因为爱情而到来的孩子总是长得格外漂亮。” 这句看似温柔的话,却成为一重新的伤害。它完美印证了昆德拉所言的“轻”与“重”之间的不对等,男性可以轻易地将“性”浪漫化为“爱情”,而女性却要承担其全部重量。 这和前面说的是一样的,这一切都是人类巧言令色的包装出来的,人们将爱与性捆绑,小孩作为爱情的结晶,在不了解真相时,往往认为“孩子”是幸福的一次降临。 但事实是什么?一个孩子的出生,只因为一对男女有了一次性行为而已。 她认清了事实,像序言里所说的“撞击到了现实”,在最初她还认为男女是平等的,也曾以为“爱情中的性”不会如此轻易导致怀孕。直到怀孕真实地降落在23岁的自己身上,一切都变了,幻象撞向了现实的铁栏。 接下来,她将面对的是七十年代斗争的集体意义和不可避免的简化口号,“针对女性的暴力”等,这一无法忘却的事件的真实性。就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法律条文冰冷地规定: “医生如有以下行为,将面临监禁或罚款——女性自行停止妊娠或同意终止妊娠。” 但她依旧选择面对,哪怕法律此时束缚了她的决定——她无法决定自己的子宫,但她已经决定一直走到底,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将那张妊娠证明撕掉。 她清楚地知道,她的任务不是对抗鳄鱼(整个不公的体系),而是要想办法蹚过这片法律的沼泽。 后来,时间在她的体内不断变化成了某物,成为了她不惜任何代价摧毁的东西,时间这个抽象的东西在肚子里变成一个具象——压迫的痛苦。 安妮照常去上课,但肚子仿佛在提醒着她,你已经看见恐惧,对于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大学生,怀孕真的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时她的思绪全在自己的肚子上,她乱了—— “那个世界里的女孩们肚子扁平,而我与她们不同。” 早在一年前,某位离了婚堕胎的女性告诉她“真的太痛了,我的手几乎紧紧嵌在了洗手池里”,她努力不去想自己可能因此死掉。 (ps:大家真的不要相信“无痛人流”的小广告,听起来像是治好感冒一样轻松,但堕胎和生育的伤害是没办法感同身受的) 她希望是一场梦,可希望才是一场梦。 她作为学生,和其他有一样遭遇的女孩一般,没有钱、没有关系,还会浪费医生的时间,因为对于医生来说,在法律的天平下,一旦施以援手,便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 所以这些女孩大都以失败告终,有些孩子就这样在“失败”中被生下来,然后彻底改变了那个女孩的未来。 “面对职业生涯被断送的风险,一根插进阴道的毛衣针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 冰冷又现实的物体进入体内,此时,死亡和意外怀孕的界限竟变得模糊,生育失权是如此残忍,在法律之下,医生没有办法去帮助女孩们堕胎,人们依据法律作出评判,却并未评判法律。 因此没有人知道,在大学里,坐在他们身旁的普通女学生,身体里藏着一根深针,社会的手捂住了她的嘴,逼她沉默,吞下所有恐惧很沉默。 安妮不相信医生开的注射剂真的能够起效,但她什么都愿意尝试,无论是什么注射剂或者什么方法,她都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个孩子的诞生。 后来在现实和梦中徘徊,本应是美好的人生,简单的上课和吃饭却变得困难和遥不可及,安妮说: “这些想象的浪漫情景似乎已经离我很远,变得有些虚幻,几乎是属于一个小女孩时期的事情。” 她老是梦到丢东西,但不知道丢了什么,确切地说,不是现实生活中拥有的东西在梦里遗失,是当夜里刚拥有的却立即在意外情节中丢了,这是怀春少女的梦。 在时代的熏染下,一种无声的自我轻贱悄然滋生。安妮的自我认同感开始瓦解,她不断往返于学校与诊所之间,更换医生,重复陈述,像是在寻找一个被默许的出口。直到她终于遇见一位愿意帮助她的医生,可即便如此,“堕胎”这个词却始终无法被说出口。 “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不愿意说出堕胎这个词,一次也没有。这是在语言中没有位置的东西。” 这个词仿佛在语言里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坐下,站着就像被孤立一般,独立着、或者被人抛弃,不被使用,也看不见,成为“存在却不能说”的禁忌,游走于社会意识的灰色地带。 堕胎,一个在语言中没有位置的词。 女性,一个在叙述中被消音的存在。 语言中缺失的,正是现实中失语的; 词汇中没有座位的,正是生活中没有位置的。 明明存在却因为某种不堪而被迫“不存在”,堕胎这个词,没有位置就是女人的位置。 在这个故事中,安妮通过自我书写反射出女性的生存困境,尤其是在“堕胎”这件事情当中,一切行为都小心翼翼,被当作忽略的存在,在女孩怀孕的故事中,不负责任的男人就这样神隐。 安妮陆续收到了几封那个导致自己怀孕的男孩的信,他却要她自己想办法,他不会负责,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重新回到之前的生活中,他还是那个只需要关心考试和未来的普通学生,却把身体的剧痛留给了这个女孩。 这让我想到了韩国文学《李夕夜,不再沉默》当中最有名的一句话: “如果那天没有发生那件事,我的人生肯定会和现在截然不容;即便那天没有发生那件事,他的人生也不会和现在有任何区别。” 过分吧,不管一个男性让女性堕胎了多少次,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回到以前的生活,少有外在的道德指责,更无内在的自我审判。而怀孕的女孩子已经再难以回到从前的生活了。 后来帮助安妮堕胎的是一名女医生,一种复杂的女性联结超越了冰冷的法律条文。 “在那一刻,我杀死了存在于我身上的母亲。” 一切都结束了。 生与死同时存在,成为了病床上最伟大的一幕献祭场景,在这沉默的献祭中,安妮以失去一个潜在母亲的身份为代价,夺回了对自己身体和命运的主导权。 在堕胎之后的《事件9》章节里,她说—— “第一次,我感到自己被卷进女性的链条之中,在这根链条上,有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那是些灰色的冬日。我在世界中央的光中漂浮。” 写作也是一场分娩,安妮·埃尔诺将“堕胎”这个语言中不被承认的存在,在纸上再次被提及,并且放大,加深社会对这个词的重视,防止被抹杀,就像实际存在的分娩一样,她的痛苦,不该被埋没。 安妮亲自说,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正是为了我可以讲述它。 而我生命的真正目标或许仅在于此:让我的身体、我的感知、我的思想成为书写,成为某种可以被理解的、普遍性的东西,让我的存在可以完全消融在他人的头脑与生命中。 书写被看见,这就是书写的意义。书写让那些不被重视、不被发现的角落被人看见,直到事情被改变。(这也是笔者我的想法) 安妮所经历的,不仅是一次身体的煎熬,更是一次语言的流放与身份的剥夺。而她最终的书写,正是要为那不可言说的(堕胎)赋予姓名,为那没有位置的争取一席之地。 毫无疑问,安妮是勇敢的,因为她拒绝让痛苦在沉默中腐烂。 她选择将最私密的身体记忆转化为语言力量,让那些和她一样被压抑、被暴力的女性得以被看见、被讨论、被严肃对待。 她的书写,不仅属于她自己,也属于每一个在历史暗影中独自承受过类似伤痛的女性。 她让“她”的疼痛,成为“她们”的回响。 读完这本书,比起“批判不负责任的男性”和“苛斥荒诞的法律条文”,我更想告诉读完这篇文章的女孩们—— 一定要爱自己、保护好自己,永远不要把自己交到别人手里,也不要盲目相信爱情,没有人比你自己更靠得住。 这本书,是一盏为所有被遗忘的角落而亮的灯。我真心希望你爱你自己。 (全文完)
◆ 在那一刻,我杀死了存在于我身上的母亲。 安妮·埃尔诺的书,从《一个女人的故事》开始,就觉得很真实很受触动。阅读的过程中,一直在使用慢倍速的感觉,甚至还要反复播放,跟自己进行切换。因为她在端详自己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自己。在阅读本书《事件》的时候,这种感觉更是达到了巅峰。 书中的安妮·埃尔诺,带着我们回到了她的二十三岁。在禁止堕胎的禁令制度下,几乎是自行完成了一场血淋淋的堕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触目惊心,让人感受到了那种切肤之痛。才知道她为何用了几十年才攒出这样的勇气来书写。里面反映出了那个时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禁令制度,男女之间的差异,阶级之间的差距。很多人都无法做到这么勇敢,能够面对公众剖开自己的隐私与痛楚。而她在这个过程中,却能够狠狠地审视自己,在社会制度的规训之下,勇于反抗,成功地夺回了身体的自主控制权。并且靠着自己的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坦坦荡荡地书写出了自己的真实。 读她的书,总会给我一种错觉,就是我们之间相隔的并不远。明明时间上差了半个世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背景,但她笔下的自己,总能让我找到外婆,我妈,我,以及我熟悉的女性的影子,甚至包括一些男性的影子。同时也会联想到很多的现实事件,过去的,现在的,甚至今后还会发生的。只能说女性所面临的痛苦,有着太多的不言而喻,而安妮·埃尔诺,无疑是最真实的记录者与表达者。
广告场景 一个女孩躺在手术台上悠悠转醒…询问医生:“开始了吗?”女医生带着“亲切温和”的微笑回答:“已经结束了!”广告旨在强调无痛人流手术的快速和无痛特点。 但这绝对是“侮辱观众的智商”,因为它将堕胎过程描述得过于简单化,甚至带有一种轻松的语气,忽视了手术的严肃性和潜在风险。仿佛只需要几百块钱,睡上一小觉,肚子里的生命就结束了 这个广告还反映出了社会对堕胎问题的态度变化,从过去的自责和后悔,到如今的“像贴个邦迪一样的简单”,引发了人们对青少年性教育和堕胎伦理的思考 安妮埃尔诺,又用手术刀剖开了自己堕胎这一隐秘事件…这是今年看的第三本书 前两本是《悠悠岁月》《简单的激情》 大部分的堕胎是在怀孕前十二个星期内进行的,胎儿仍然很小,可以用一个强力的抽吸器把他吸出,这个抽吸器的能力是普通家用吸尘机的二十五倍。这个方法叫做抽吸割除术(suction curettage),抽吸器的力量撕裂或者绞拧胎儿的身体,将肢体逐部撕开,直至只剩下头部来。胎儿的头部太大,不能从吸管中通过,所以堕胎的人需要用钳子插入子宫内,攫获这个单独漂浮的头部,然后将它钳碎,直至能够通过抽吸管,那么头部也就被挪走。 有很多女孩因为堕胎后终身无孩,也有女孩宫外孕,摘除子宫……还有女孩妇科病缠身 她怀孕了,她告诉了同学朋友,有一个男同学结婚了,知道她怀孕了,尽然还想跟她发生关系,因为安全!真~~不是人 一些女孩听到这件事儿,还很恐慌,恐怕怀孕传染 唯一让我觉得悲哀的是,她不敢跟妈妈说,她没有求助自己的妈妈,她借钱堕胎,男朋友并没有负责…… 整本书看的人很压抑,在60年代,堕胎是违法的,所以她意外怀孕是孤立无援的,她竟然用织毛衣针企图自己解决掉这个妊娠物…………她那时的无助隔着屏幕都觉得很苦涩…… 堕胎对女人的伤害其实很大,不止是肉体上的,还有心灵上的,我有一个姐姐怀孕都7-8个月了,因为男方出轨而离婚……她就做了这样的手术 这个手术是用一支三寸半到四寸的针,从母亲的腹壁插到羊膜囊(ammiotic sac)中,抽出200mm的羊水,然后以一种强度的浓盐水替换。在这个程序中,胎儿是把盐吞掉,在盐中“呼吸”,基本上,胎儿全身的皮肤被盐熨伤,慢慢被毒死,于是母亲开始分娩,排出一个死的、烧伤了的和枯萎的婴儿。有些婴儿在这个手续中幸存,生下来就有严重的并发症,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婴儿的组织和器官都因出血而破坏,动脉静脉破裂而在身上留下巨大的青肿。 事件记录的很详细 只能说保护自己任重道远啊!!!
经由安妮·埃尔诺的个人经历我忽然反应过来为什么很多男人对怀孕的女人倍感兴趣—因为已经怀孕的女人无法再怀孕,跟孕妇做爱只有享受,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责任。我们从小被教育很多事情不能跟其他人说,意外怀孕绝对算是其中之一,并且是众多忌讳中最为禁忌的。安妮·埃尔诺不仅在意外怀孕之后跟很多人讲了自己的事,而且把自己非法堕胎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写了下来。跟男人讲,被男人算计、利用;跟女人讲,吓坏女人。身为年轻人时常会因为缺乏经验而显得遇事不够冷静、理智,进而做出错上加错的决断。一个尚未成熟的狮子既是一个捕食者,又是一个被捕食的对象。好在还有写作可以将个人的变成历史的、民族的、世界的,智慧可以迟到,可以积累,可以被传播。
它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评判,别老是站在批判者角度下judge处在六十年前历史局限中的埃尔诺。在时代的桎梏与生存的重压之下,1960年代的法国,法律与社会舆论的枷锁将生育权牢牢禁锢,未婚生育不仅意味着学业中断、社会地位崩塌,更可能坠入永无翻身之地的深渊。在生存与理想的天平上,她以近乎残酷的理性做出取舍。若在经济困顿与伦理困境中仓促留下孩子,等待她的或许是更荒诞的悲剧:一个无力抚养的生命将被迫卷入贫困的漩涡,母亲与孩子都将沦为时代偏见的祭品。所以相比于堕胎,如果她选择生下这个偶然到来的孩子,我会更为她唏嘘。 这本得了诺贝尔奖,改编电影也荣获金狮奖,埃尔诺(1963年)23岁未婚怀孕堕胎,因法国当时堕胎属于刑事犯罪而被迫寻求地下医生的真实经历。四十年后,埃尔诺以冷峻的笔触回顾这段经历,作为工人阶级出身的埃尔诺,未婚生育将使她彻底沦为社会边缘人;另一方面,合法堕胎的渠道完全封闭,她被迫走上危险的地下堕胎之路。 堕胎被禁止,是因为它是一种罪恶?还是因为堕胎被禁止,所以它才成了一种罪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从知晓它的答案。人们依据法律做出评判,人们却并未评判法律。 埃尔诺在书中质疑记忆的真实性,以无人称叙事手法剥离情感,与回溯性建构的形成有关。(:通过后期视角重新解释或重构过去事件及意义,强调过去并非静态事实,而是基于当前认知动态(认知状态、情感需求或意识形态)重构的主观产物。) 我看了后还挺窒息的,太致郁了,那些被时代碾碎的个体命运,在字里行间发出无声的呐喊,让人忍不住颤栗,这种真实的历史比虚构故事更锋利,将最残酷的真相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 x总能发现原来它的感受早已被世上某个人说清楚了。 推荐搭配香奈儿·米勒的《知晓我姓名》食用,笔触很相似
安妮·埃尔诺的《事件》并非一个关于堕胎的故事,而是一场关于存在被剥夺与语言如何将其夺回的漫长仪式。它是一份冷静的尸检报告,解剖的却是活着的肉体与灵魂。阅读它,不是在旁观一场悲剧,而是在经历一次精神的刮宫术,那种被文字精准切割的痛感,因其毫无修饰的真实而具有永久的震撼力。 《事件》的核心暴力并非来自地下堕胎手术本身,尽管那无疑是身体的一场浩劫。真正的暴力,是一种缓慢的、在时间中无声发生的侵蚀。叙述者所恐惧的,是“事件”在她体内生长的同时,也在社会意义上将她抹除。她从一个有前途的女大学生,一个“我”,迅速滑向一个被污名化的、无法言说的存在。羞耻、恐惧、孤独,这些词汇太轻了。埃尔诺记录的是一个生命体如何在历史、社会规训和集体沉默的重压下,逐渐变得透明、无关紧要,直至被溶解的过程。她记得火车站、墙壁的颜色、身体隆起的角度,但她不记得自己。写作,对她而言,就是一场对抗这种“溶解”的战役。她必须用语言将那个被抹除的“我”重新锚定在时间之中。 埃尔诺的笔触是冷酷的,精确如手术刀。她拒绝任何形式的浪漫化或自怜,这种“零度写作”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立场。她将自己客体化,像一个社会学家观察一个样本,剖析当时那个年轻女性的无助与无知。这种自我分裂的视角——叙述的“我”与被叙述的“我”之间隔着时间的鸿沟——产生了惊人的张力。当她说“这是我又不是我”时,我们听到的是记忆无法愈合的裂缝声。这种分裂感比任何直接的哭诉都更令人心碎,它是对创伤最诚实的面对。 在这把手术刀下,被剖开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身体,还有那个时代的肌理。怀孕,这个在某些语境下被神圣化的状态,在另一个层面却成了陷阱。它让一个女性的身体沦为可以被随意使用、然后丢弃的器皿。而社会对这个词语的禁忌,使得这种痛苦被进一步囚禁在黑暗里。医生在抢救她时要求她发誓,是这种社会暴力在生死关头最荒诞也最真实的体现。埃尔诺通过记录这些细节,将个人的私密屈辱升华为集体的历史记忆。 《事件》的终极力量,在于它将个人的、被禁忌的痛苦,转化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体验。它关乎生死、时间、道德、禁忌与法律。埃尔诺冒着风险说出了一切,她的写作不是为了寻求眼泪,而是为了理解和分享。她认为,如果她没有达到体验的最深处,便是在默许女性的现实处境继续被隐匿,便是在站在统治世界的那一边。 这本书像一道脏污的裂缝,提醒我们每一个以为自己掌控命运的人,都可能被命运无声地碾成尘土。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语言的力量——通过极端的精确和毫不妥协的诚实,写作可以转化一切。个人的故事成为历史,渺小的疼痛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在其中看到自己,看到社会,看到那些需要被记住和改变的一切。
26–43 05.16 北京 真的太痛了。中途一度不忍再读,搁置了几天。 她用毛衣针探入自己的身体,却找不到子宫入口。她吞下不知名的药水,在雪地上狂奔,试图以外力终止那个“顽强”的存在。最终,在一间陌生的厨房里,探针在她体内搅动。然后,在宿舍厕所里,“它就像一枚手榴弹一样被射出来”,她看到一个小小的身体悬挂在自己的身体之下,以一根淡红色的线相连。她托着它走回房间,“像一头野兽”。爱欲的激情是主观的泡沫,但肉体的重力是客观的真实。 而此后,即使胚胎已经离去,身体依然会机械地开始分泌奶水,乳房会肿胀、会疼痛。这种“繁殖的暴力”在肉体上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她不得不直面自己体内曾孕育过生命、又亲手终结了生命的事实。 读到这里,你即理解女性为什么必须拥有妊娠终止权,又无法轻易抹除生命本身带来的重量。 很多时候,外界的讨论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阵营。要么是冰冷的、口号式的“它只是个细胞”;要么是伪善的、居高临下的“你在谋杀生命”。但这两种声音都由于没有真正经历过这场事件,而显得轻飘飘。 她真正走过那段黑暗,才会一边带着对生命消逝的敬畏与哭泣,一边无比坚定地握紧这项属于自己的权力。 不会过去的。但你不会再害怕它了。
身为底层出身的学生,埃尔诺背负着改变命运的沉重期望,她的向上爬,不仅是个人的野心,更是家庭与阶级的寄托,一旦怀孕她的阶级身份与学业前途就会瞬间崩塌,她将从一个“有望成才的好学生”变成一个“不守规矩的坏女人”,那种为了维持体面而必须隐藏秘密的扭曲姿态,揭示了阶级壁垒下个体的无奈与脆弱,唯有把真相写下来,才是对抗遗忘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