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红颜遗事

《红颜、城市与遗事》这本书，对我而言属于那种——“叙事方式并不完全合胃口，但故事本身值得一读”的作品。 陈丹燕的笔触轻盈、细腻，有时甚至带着一种刻意的温柔和过量的感性，老实说，我对这种表达并不天然亲近。然而，书中那些发生在上世纪、发生在上海的“最普通的日子里，最普通的事——天天都会在生活里发生的事”，却让我无法拒绝。 正如我对上海的印象本身就复杂。 我并不喜欢上海，因为一些个人经历。 但并不拒绝去探寻这里最普通的街巷、最普通的人，以及那些曾在某一天真实发生的往事，甚至因为它在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对其怀有无限好奇。尤其是那些被历史冲刷得寂静无声的年份和那些被遗忘的人物。 作者陈丹燕在“上海三部曲”总序中形容自己是“描写城市的作家，该隐的子孙”，她对自己的写作对象如此形容： 城市是个生命体，它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物。所以，城市有自己的性格，命运，脾气，丰富的怪癖，独特的小动作，以及如同体味般，连大风也吹不掉的气味。 这一点，我是能产生共鸣的。 从大学起，每去到一座城市，我都会写下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记录——完全主观的、片面的，全然出自私人印象，只属于当下的我与那座城市之间。 因此，这样的写作，多半是写给自己看的，为了给某个时刻开始遗忘的自己种下一份无法共享的记忆。既然在自我察觉之前，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那么，姑且也算是半个“描写城市的人”吧。 可是，偶尔也会思考，要怎样能写出一个城市集体性的共同记忆呢？ 因为要写一个城市，不是写某一刻的风景，更不是写“浮光掠影”式的旅行日记——一个城市的共同记忆，无法通过走马观花获得。那么，至少，客观上，要在这座城市生活足够长的时间，是的，沉淀过日常的“生活”——走过每一条街道的砖缝、呼吸建筑间代代累积的气味——会和街边的小店彼此认得，季节的变化会写在每天经过的门口。 说到这里，我会想起十八岁去南京的夏天，那是我后来这些年独自旅行、以及写“城市记录”的开始。说不上那时的自己对于城市的感受力是敏锐还是迟钝，只是毫无目的性地漫游小在最日常的小巷，假设自己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体验了一个城市居民最普通的一天。 找出来那时写的日记，其中一段： “跟着地图走进弯弯绕绕家户的小巷，却有了一种莫名的假装自己是这方土人的虚张底气，面上端着，心里却快要得意忘形的兴奋着。甚至跨跳过一滩泼在路上的油污水都是雀跃的。” 这种天真与热情现在少有诞生。近些年在异国的城市频繁迁徙，常感到的是与暂时居住的城市微妙的游离感。但稍微为被动的自己辩解——或许还不至于沦为对城市无感的人，只是不容易被城市驯服。 抱着从开头就进行自我问答的矛盾心情，翻开这本书，也因为这种不安定的心情，哪怕我对作者的叙述方式有所保留，也依旧断断续续读了下去。 ———— 作为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之一，个人评价《上海的红颜遗事》的性质，是以介于传记文学和个人散文叙事之间的笔法，重现旧上海影星上官云珠及其女儿姚姚坎坷却不见得传奇的一生。 “红颜”直指结构性的女性命运，而“遗事”则在与城市的记忆和遗忘搏斗。抛开文字笔法，仅从内容上说，这应该是一本表面柔软，内核锋利的书。所谓“红颜遗事”，没有让读者早早吊起胃口的传奇，只有时代留下的伤痕。 《上海的红颜遗事》写的是一个女性，却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以一个普通女性及其家庭为代表，写一代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洪流中的命运轨迹。 姚姚的一生，从旧上海电影明星和留洋文人的女儿，到被政治裹挟的青年，再到突然断裂的结局，像一条细小的生命线，贯穿了一个城市几十年的阴影——从解放前上海滩的繁华到文革结束前的动荡。 而这一类故事的高潮，往往发生在详细描绘旧上海小姐的娇贵生活后，政治风云骤变、批斗与迫害倏忽而至时。狂热年代里一个年轻人会做什么样的选择——随波逐流，抑或主动对抗。 姚姚之所以被选择成为故事的主角，大概与其定位有关——“一个平凡却也不平凡的人”：不平凡在于她特殊的出身，平凡在于她如芸芸众生般无力掌控自身命运。这种定位使得她成为历史长河中“尘埃”般的见证者，而陈丹燕的采访与记述，则是试图使这粒尘埃免于被历史抹去的命运。 书中处处呈现的，是一种“轻描淡写的绝望”——哪怕一生主动远离政治，政治却左右了其一生：既非绝对的反叛者，也非绝对的牺牲者，只是想要“好好生活”的普通人；努力顺从时代，努力平庸、努力正常，却依然被历史毫不留情地吞没。 姚姚的悲剧不在于自我安慰式的“命不好”，而在于她根本没有机会拥有命运。 和一般的传记文学有所区别的，是《上海的红颜遗事》试图表现的不仅是一段女性悲剧人生的记录，也是一幅上海城市记忆的剪影，书中对城市印象的反复描绘并非仅止于怀念昔日风华，而是试图通过个人故事为上海“立传”，当然也融入了（过多的）作者个人来的成长和生活记忆与感慨——这也是我模糊其定义同样接近个人散文的原因。 陈丹燕在序言中的意图是将城市作为作品中的“人物”来书写，强调城市的独特气质对人物命运和形象的塑造作用。那么，理想情况下——在这套书中，上海不仅仅是环境，更是叙述中的第二主角。而近现代印象里，上海这座城的性格特色——精致、摩登，有滚烫的欲望，有多变的风向，也有对变化最敏锐的嗅觉——深深刻在书中被重现一生的这些女性身上。而她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是时代背景下个体的偶然，也是上海城市结构的一部分。 一方面，上海并非故事的背景板，而是与人物休戚相关的存在，姚姚的生活细节无不打上了上海的烙印，文中大量城市细节的描绘便赋予姚姚的形象以丰富的时代质感；另一方面，上海的繁华需要旧时代的女性被符号化，上海的现代性需要红颜故事来点缀，上海的政治风暴，同样需要替罪羊和示众者。 上官云珠作为旧上海的影视名伶，代表了上海曾经的摩登与辉煌；姚姚在新中国年代的沉浮，则展示了这座城市在政治运动冲击下的暗淡与伤痕。两代女性的形象，被嵌入上海城市记忆的脉络中，是她们停留过的阳台、是过去的街道，也是现代上海人也熟悉的每一个标志性街角铜像……城市为她们的一生提供了舞台和底色，而她们的人生故事则反过来丰富了城市的细节与表情。这些城市记忆元素使姚姚既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又成为上海历史长卷中的“有血有肉的坐标”。我想，这是理想化的城市-人物传记应该做到的。 那么，再说一说，我对这本书，感到“不理想”的。 第一，叙述材料选择——不可过多苛求。 材料取舍上，作者主要采取广泛口述访谈，寻访多位姚姚生前的同学以及她同母异父的弟弟灯灯以获取第一手回忆素材，通过对幸存者记忆的攀援拼接重现一个几乎没有面向公众文字记载的普通女子鲜为人知的生命史。 然而，任何叙述都有立场和盲点，陈丹燕在素材取舍上有其侧重，她的叙述意图也难免有所偏颇，且她明显倾向于书写个人的情感世界和日常体验，而几乎不直接触及宏大的历史政治环境分析。尽管我们都明白上官云珠的后半生、姚姚的一生实际都被政治左右，同时代的无数人都是如此。陈丹燕的写作却几乎“避而不谈”，倾向于聚焦个人而淡化宏观，即，她们如何感受和承受政治运动的冲击，而非去追究运动背后的权力逻辑。 这是个很“安全”的做法，避免了一些敏感争议，似乎能保持叙述的中立冷静，然而另一方面，也可能让某些历史成因和责任变得模糊，作者未能明言的那些发生并确实产生影响的部分，未尝不是一种遗憾，或者遮蔽。 而我说“不可苛求”，一方面因为这些被遮蔽的历史细节普遍没有到可以被媒体传播公开讨论的时候；另一方面，考虑到作品本身并非严格学术传记，而是带有文学创造性的非虚构写作，此举也属权衡之下的合理选择。 第二，叙述者的姿态——不够理性，但也是一种可接受的风格。 作者对人物怀有明显的个人情感倾向，有同情理解，甚而也有崇敬、维护之情。以 empathetic understanding（移情式理解）的姿态去书写人物的选择，使得作品在感性的基调上，也可能削弱对复杂人性的深挖。例如，关于上官云珠的成名、姚姚与男友们在特殊时期写大字报、加入造反派组织等这些可能有所争议的细节在书中并未被过多评判，而是隐含在叙述字里行间，留以读者自己去评判。 第三，美学化的书写——逐渐难以忍受。 陈丹燕的文字风格，笼统来评价，应该能说“细腻优美”。 好处是——诗意的语言和讲究的节奏能够营造一种具有美学意味的阅读氛围，特定场景中可增加情绪感染力，读者在阅读时间或能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 然而——抒情散文化的笔触并不适用于描述任何场景。 以全文来说，作者的联想与修辞单拿出来都是优美的，但太密集的深情笔触有时显得用力过猛，仿佛对自己笔下营造的凄美氛围也沉醉其中，产生了一丝文学化的矫饰，或者说，文人的自我感动。且，这些联想许多来自于作者私人记忆的比喻，确会让不具备对应经历的读者感到莫名其妙。 这样的文字，客观上也许是美的，但更像是写作者的孤芳自赏——尽管大致翻阅她的“上海七部曲”后，这一本好像是本书作者这种“自恋感”最轻的了，至少写作对象主要还是姚姚和上官云珠本身。但也不能说她对人物的悲悯不是发自肺腑，也说不上是为了煽情而煽情，作为读者，仍能感受到真诚的力量而非空洞的矫情。 只是作为读者，很难判定这一系列叙事究竟是传记文学还是作者的个人散文书写：假若定义是前者，那么传记作者本该尽可能隐身，可以不动声色地引导与使用文学化的编织，而不是自身强烈的主动参与感。就像前些日子我在写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书评时关注的——记录者的位置。 而假若更多是偏向文学性质，如此频繁介入的个人表达让人腻味，但主角的真实故事本身却又是有吸引力的，让人不忍放弃。阅读感受，大概类似于去年冬寥寥几万字读了数月的《爱，始于冬季》，需要时不时停下来，下清锅涮一涮。 此外，作者自我表达的唯美书写，容易将读者拖入介于主角本身的故事与故事外的作者个人感受之间的漩涡，上下都不得劲儿，特别是，抒情风格可能带来的柔光“滤镜”，使苦难本身的尖锐和残酷反而如烟云般被模糊化。 如此举重若轻的讲述，牺牲的也许正是作品思想上的厚度。面对极端年代的悲剧，仅用婉约笔调描绘人情悲欢，可能不足以剖析更深层的社会机制与悲剧成因。这种“轻”并非指题材的轻松，而是一种审美化处理历史的姿态。当尖锐的历史创痛被揉进绵密的叙事和悠长的怀旧情调中，读者获取的是一场虚构文学般的情感体验，但对苦难的理性认知和反思或许相对薄弱。 当然，风格的选择往往是双刃剑。陈丹燕选择以感性柔和的方式讲述严酷往事，也许不是没有考虑读者接受度——为了使这段沉重历史能被更广泛的大众所阅读和铭记。如果完全采取冷峻客观的“纪实”笔法，作品也许更为无情地揭露真相，便可能失去倾向文艺作品的受众？“反例”——如《南京大屠杀》，以及最近刚读完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虽然个人更倾向于后者这一类“反例”，多多益善。 不过，我仍然认可这部作品结合城市记忆与传记文学的形式，以及对“小人物”不灭的存在意义之关注。它独特的上海视角和女性书写，也是一种对以往由男性和宏大叙事主导的历史书写桎梏的松动。 所谓“红颜遗事”，并非过去才存在，而是结构性的。 说到这里，也是我发现这本书的缘起。今年在搜寻近现代女性传记，自传如齐邦媛《巨流河》、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和杨苡《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他传如史景迁《王氏之死》，这些都已详细评论过，这里不过多评价比较。而这一本，就是亲爱的书友待书推荐的，由此有幸读到了一个好故事。 最后，最近在读的几本书里都常常说到的： 历史从来不会因为沉默而改变，只会因为被看到而变得更清晰。

#书评 《上海的红颜遗事》陈丹燕2025.2.11 读毕是久久写不出来任何关于这本书的任何文字。 还记得读到末尾竟然像被打了一样难受，我不认可在她的葬礼上被说是一个对gj无用的人的结论。 一本书其实不止写了姚姚，还有她的母亲上官云珠。两位最亲密的女性之间的生命历程竟然像是一场最完美的继承。在前面我还觉得姚姚在那个时代里面一直是幸运的，这得益于上官云珠的一些经历，她还可以接受教育，还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不过这点仅存的幸运也没有给上官云珠带去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她好不容易暂时摆脱了之前不好的“黑”却又不幸运般的患病，更不佳的是又再次遭遇到更动荡的年代。跟很多在那个时代前几年就被判定成自杀的人一样，她也成为了这些人中的一位。早也无从探究她究竟是否是真的自杀。毕竟，那个时候的环境本身就是凶手。而像很多描述此时的书籍一样，无法言明。而最终的清白，也仅仅只是找了几个替罪羊出来顶锅而已。这点荒诞只是那个时期画卷里面的一点。 在母亲去世以后的姚姚，其实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想象她的真实心情了，或者也许在母亲死去的菜摊那里姚姚也死去了一部分，也许在得知爱人也自杀的时候，也许在学校传谣言的时候一口一唾沫星子快要把她淹没的时候，也许是在她非婚生子又无法养育只能把孩子送走的时候，也许是她因为一份档案里面“未知”的记录被拒绝过很多次……也许是她想要寻找亲生父亲的时候给了她活下去的希望，也许是她得到了想要出走的勇气，一个她想要一起活下去并相爱终身的男人。 但结局却戛然而止了，我想看她正式在歌舞团工作，我想看她到底有没有离开并找到父亲，我想看的是她到底有没有生活逐渐变好。但随着书里照片上的姚姚越来越像母亲上官云珠的时候，仿佛就是在预告着什么了，还是发生了。 在她准备迈入好生活之前，在她重新有希望的时候。

从一个人个体命运的视角，去反观一个时代。很真实，很残忍。陷在这个命运里，便有了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是非对错……待跳出这个命运去，却又看到时代一直在向前，时间会磨平一切棱角、中和所有滋味、给出最终答案……

怎么说呢，对陈丹燕的书真是又爱又恨，她就是一个另类作家，不能写传统小说。 读完《陈丹燕的上海》，知道了她的叙事风格。然后读《上海的金枝玉叶》，永安百货郭家四小姐，绝对是个人物，不像命运低头，最终熬出头了来。看书发现陈丹燕对上海名媛，世家子弟很有研究，书里随手一笔就是大人物。读书过程感觉信息量很大，收集了很多名人轶事，名人故居，尤其是中西女中和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牛人，剧本创作提供无穷素材。 而本书是写一位身世悲惨的普通女性，历史里的一粒微尘，但她的故事，一样精彩。她的父母更加有名，一个是明星，一个是才子，更有故事性，但姚姚的故事，在于她巨大的不幸，无尽的磨难和悲惨的结局。她本来安排了工作，好不容易看到希望，却突遭车祸，就像电影策划安排的。 感谢我们生活在一个太平的年代，没有运动，没有封锁，没有迫害。虽然经济形势不好，就业不好，但至少身心健康，人格独立，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今后还是少读文革相关的人，可是民国上海的人物，又很难跨过那段特殊时期。唉。

那么重，那么美 初中时第一次读陈丹燕吧，图书馆有一本破旧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尽管是旧书，装帧上却还有上海本身精致的、一丝不苟的风格。早先时候易中天教授还没因为《百家讲坛》而名声大噪，在姑姑家读他的《读城记》，就看他对《上海的风花雪月》交口称赞。高中时期，《慢船去中国》成为最爱的小说，至今仍然如此。2022年夏天，把这本书从家带到了昆明的房子。 《红颜遗事》也是很年轻时买的，可能上大学，买来就扔在家里。那个时代喜欢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样的煌煌巨著。今年暑假无事，飞机上读完了这本。 年轻人是很难喜欢这样遗老遗少般的故事，他们慕强，喜欢追逐看着伟光正的人和事，很难对姚姚这样一个没有多少绯色新闻、外表称不上窈窕明艳、又没有什么多大作为的一个女人感兴趣。大概很多人对传奇性更强的上官云珠更有好奇心。但是本书却以姚姚这个刁巧的角度，不仅写了那个时代，更写了那个时代中的人——这是不一样，也是极重要的。和那些“茅盾奖”不一样，有的小说用人体现时代，《红颜遗事》从时代中一直回到人的身上，这是属于海派文学那种有一点自我的骄傲。 整本书都非常美丽，措辞典雅精正，是作者一贯的风格。读起来，和姚姚那张眼睛弧度很优美的、中庭略微显长的面容风格很相类。让人无法想象一个这样似乎以精致为己任的上海女作家，能写这么惨烈而残酷的故事。就像无法想象如上官云珠一样美艳绝伦的人、如姚姚这样精致的瓷娃娃都一样的姑娘的死，最终只留下衣冠冢。 哀婉的风格里没有高声大叫，没有刻意煽情，没有某些作家在《活x》里面巧合一般的戏剧性悲剧。即使多少苦难在碾压这个人间，可人们还会认同爱情、认同清白，认同染发和浅绿色衣服让人显得年轻。因为只有在黑暗中痛哭过的人，才知道阳光有多明媚。书中有一段写道，大人谈论姚姚家悲剧时，有个中学的年轻的孩子，就在饭桌上表示不耐烦。年轻人是这样的，他们觉得只要拒绝那些过去的残酷的事情，就好像这些事情从未发生过。 哈哈哈哈。 好多人这样想呢！不仅是孩子会这样想呢！就仿佛只要不承认过去，那些以往惨绝人寰的荒谬就不会重来一般。 在读书的过程中尽管已经知道姚姚命运坎坷凄惨，未得善终，也想象了各种各样符合逻辑的结局：譬如偷渡过程中淹死，在牢狱中湮没，甚至难产而死，就是没有想到她真正的结局。这样匪夷所思的死亡方式，甚至让她所有受过的苦，都好像成了一个冷笑话。 陈丹燕说想写姚姚，是因为读了一篇回忆姚姚的文章，那篇章写得极为触动她。这本书不仅给了姚姚的家人极大的安慰，也深深影响着每一个读者。

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无法与周围的人倾诉想法的无力感。谁会有功夫听我为他们讲述一个过去的上海女人的故事呢？可是姚姚真的存在过，字里行间是她那么热烈地跳动着的心脏和流淌着的满腔热血，我与她同频，起伏着胸膛，在阅读的几个小时里，我的呼吸划过了她一辈子的岁月。 曾经的照片还那么鲜活。那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奔腾的人，那个怀里抱着名贵娃娃的小女孩，那张梳着精致双麻花的笑脸，未曾想过此后的命运会如此颠沛流离，以至于她虽一心顺着浪潮奋力前进着，却一次次被重重拍打在沿途的礁石上，血与泪同溅，但被随即而来的巨浪冲散、冲淡，一下子就看不见了。我带着重重的感性读着书，感觉在故事里溺亡了一次又一次。 留存下来的照片，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都是笑脸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生的起伏，光是看文字我就感觉被压得快窒息了，可是你这样亲身经历过来了，在我因为你的故事而辗转着，痛苦得干呕的时候，你又是怎样淡淡地，从这些恐怖与黑暗中走来的呢？ 在无人知晓处，你强大得令我心疼。 想起小时候看的《霸王别姬》。未曾理解故事背景的深意，只看着人物们一会儿受苦受难，一会儿光鲜亮丽，亦是这般剧烈地起落，有时是失重时手麻脚麻的无措，有时是众星捧月的光彩，有时是为人唾弃的失神，天哪，他们都不无辜，可他们也没有罪，他们只是想活着。 我在无人分享处逐渐失语。可是今天我打下了这些文字，把脑子搅拌的东西用语言组织好了表达出来。我把这些想法写进漂流瓶，扔到书海中，期待也不期待地，思考着是否有人会发现它，并给予我回应。 看书的时候，若眼神能够具象化，那是真正的“直勾勾”。看得眼睛干涩了，却也不愿让视线脱离文字。我因为与生活的断层打开了书，逃进一个新世界里，这是拯救，却没有体面可言。终于把自己从乌托邦抽离出来之后，许久未感到的疲惫全部涌上来，脑子跟眼睛一样，同时失去焦距。我在降了温的寒夜里，站在阳台上，手撑着水池的一侧，刷了不知道多久的牙。等我反应过来我在刷牙的时候，嘴里的泡沫顺着牙刷柄流下来，流到我手臂上，拖出一道立体的白色的痕迹。 这本书也是这样为我划开一道新世界的大痕，在我心上留下血淋淋的一笔。为了缓解隐隐作痛的心脏，我大口地缓缓呼吸着。 终于读尽这本书的你，又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读完姚姚的故事，心里百感交集久久不能回过神来。感触良多，有遗憾、有愤怒、有同情、有怅惘，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处开始。 陈丹燕写的是一部普通人的口述史，从他人口中与寥寥无几的档案里拼接出了姚姚的一生。这样的口述史不一定精确，却记录下了更多鲜活的细节与感受。（是的，姚姚也是一个普通人，虽然姚姚是上官云珠的女儿，但她在历史的长河中与普通人无异，甚至因为大明星女儿的身份在那个年代比普通人遭受了更多的折磨。） 姚姚从小长大的、成年后也在居住的地方现如今叫衡复风貌区，也是我从小去往姑父家过暑假，长大后工作所在的地方。故事里发生的一幕幕与成长中时常经过的地方交叠在了一起，如同时光回溯： 走在五原路上，也是在这条路上姚姚与小小边走边谈小秘密； 踏上复兴西路柯林故居的旧楼梯，也是在这个楼梯上姚姚热切的奔向灯灯； 闲逛在复兴公园里，也是同一片草坪姚姚曾在这与开开畅想未来； 路过建安公寓，在这栋楼上上官云珠跳了下来血溅当场； 去往梅龙镇广场办美签，在这个路口姚姚被卷入卡车底生命戛然而止在黎明前……这种种形成了相当强烈的情感冲击。 小时候姚姚的痛苦还只是亲生父亲的离开与母亲的严厉，但仍有慈爱的继父与衣食无忧的生活，越是长大苦难加倍的接踵而至。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里，对与错的价值观已被扭曲，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多用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来轻轻一笔带过或是逃避，但对永远的留在了过去的姚姚而言，这“实在没办法的事”使她成为了孤家寡人，母亲与爱人相继离世、亲父被批判、弟弟距离遥遥难以相见、好友碍于政治环境不便亲近，只有商阿姨、程述尧等少数人的关切温暖了姚姚。但即便是这样的苦难，姚姚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相片依然笑脸相对。 就是这样存着乐观之心、坚韧的姚姚，在即将苦尽甘来之时生命却戛然而止，在一条已被限行的市中心道路上被卡车碾压而亡。在那样美好又成熟的年纪被压成了薄薄的一层，光是读到车祸与追悼会的文字部分都难忍心痛。 在书的后半部分，夏中义与一位在那个时代当过人事干部的阿姨谈及姚姚当时的遭遇，仍存有为那个时代辩护的意味，读来实在是令人气愤。《太平年》年里桑维翰说“是非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万古不易”，这一句台词对姚姚当时经历的也一样适用，当时所谓公平的标准不代表就是对的，尤其到了如今还在为当时的行为寻找合理性，这种辩护行为和历史局限性的认知就是错的、是恶的。 姚姚当时所经历的就是对人的压迫与虐待，是令人不齿的暴行，是错误的对待。如果无法正视与批判这段错误的时期，还妄想对这个时期屎上雕花、指鹿为马，那同样的错误依然会在未来卷土重来，那姚姚和她珍视的人就“白白的赔上了性命，没有意义”。

姚姚的故事值得被铭记，但陈丹燕的叙述我实在不怎么喜欢。上海书评曾经做过一篇采访，是灯灯谈论自己的家庭，标题为《韦然谈上官云珠与程述尧》。灯灯（韦然）一遍遍向公众叙述自己家的悲惨遭遇，为的是让人不忘记那段浩劫，那段被尘封的苦难历史。上官云珠与姚姚所遭受的，是千万个中国家庭在悲惨年代所遭遇的。只要社会继续吃人，人就永远没有生存的自由。愿姚姚安息，愿灯灯幸福。

陈丹燕的两本传记都带点散文的特质，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猜测想法和一些个人感受。当散文读还可以，当传记读不太好，但是当散文读又没有那种形散神不散的感觉，跟白落梅写的传记似的，只不过遣词造句没白那么矫情。总而言之，还是读她的散文吧，这本传记也没有另一本《上海的金枝玉叶》好，主人公我不喜欢，太矛盾太别扭，青少年时期为了追求进步和母亲决裂（当然，这也是受了母亲的影响），青年时期却又没有了以前的谨小慎微生下一个明明没有能力抚养的孩子又把他抛弃，固执地要求留在上海不肯服从分配到内地去工作。不客气地讲，她这种行为无疑代表着她青少年时期的要求进步而与母亲决裂只不过是一种为了得到重用，为了摆脱出身而做出的伪装，并非从内心里认可劳动人民的价值或者是真正要求为国家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我们可以从许多当时的北京上海重点院校毕业志愿深入内地参与建设几十年的大学生身上看到这种真切的品质，他们才是真正的从内心愿意去做一些什么有价值的贡献）。她既不聪明（没有认清形势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又没有老上海人的气节（例如文中也有坚决不肯服从打压与家人决裂的人），还没有真正地发自内心地愿意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不肯服从分配到内地去）。唯一值得欣赏的是，她始终没有在困苦中崩溃，没有选择屈服或自杀。但我仍然不喜欢她，这种类型的传记而言，还是《上海的金枝玉叶》主人公和《上海生死劫》主人公更令我欣赏，她们是真正的有气节有涵养有智慧的人。

早些年不敢去碰那个时期的故事，现在读的过程中除了对无辜人物的心疼，也对那些被时代裹挟的前进的人们的无奈，那些批斗，决裂，表态，是生活在和平安稳年代的我绝对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今天的我们可以自由自在谈论很多话题，可以穿各种自己喜欢的漂亮衣服鞋子，可以到处去玩，旅游看风景，对比之下，真的要感恩，因为有我们的前人，牺牲了自己的人生，才换来了今天这样的生活面貌，因为有很多无私的人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做努力，才有我们现在的幸福踏实，希望那个时代那些灵魂得以安息，后来的我们也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