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竖琴

杜鲁门·卡波蒂的《草竖琴》，是一本关于逃逸与记忆的小说。几个被生活遗弃的人选择离开地面，在一棵大树上搭建起一座悬浮于尘世之外的孤岛。这并非简单的逃避，而是一种对世界的温柔抵抗。 树屋成为他们最后的庇护所，也成了记忆的容器。卡波蒂用他特有的细腻笔触，让那些被遗忘的声音重新响起：药草的香气，古怪的絮语，还有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他们的笑声穿过时光的缝隙，在树叶间沙沙作响。记忆如草茎般纤细脆弱，却在风中奏出最动人的旋律。 “草竖琴”这个意象如此精妙——每一根草都是一个人，一段往事，风吹过时便发出声响。那些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人，他们的故事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更接近生命的本质。卡波蒂不写英雄史诗，只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写他们在命运碾压下依然倔强生长的尊严。 小说的底色是忧伤的，却透着温暖的光。当我们跟随书中人的脚步，从树上俯瞰这个世界时，听到的不只是个人的哀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叹息。那个纯真年代正在消逝，人与人之间质朴的情感联系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冷漠与算计。 合上书页，草竖琴的余音仍在耳畔回响。卡波蒂教会我们，即使是最卑微的生命，也有值得被铭记的故事；即使是最短暂的时光，也能在记忆中开出永不凋谢的花。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一把草竖琴，提醒我们停下来，倾听那些被遗忘的声音，吹奏属于我们的挽歌。

一本小书，有点像披头士的歌曲，清新又带点幽暗，浅白又不失深刻。总而言之，就是有一种天才的灵动气质。 据说是半自传体，也就是回忆录加上了想象。 已故女作家林奕含曾问：文学是不是巧言令色？这大概是只有一个作家（writer，写作者）才会问出来的问题，它的复杂远没有问题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只有写作者才真正地明白，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说谎”的过程。无论你如何地坦诚，当你头脑中的事物化成文字那一刻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事物了，甚至当它由“客观现实”转成头脑中“感觉和理念”的时候就已经变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作家不但没有说谎，而且说出了很多人心里都有但难以说清楚的“事实”，否则读者与作者又如何心意相通呢？所以，这个问题的结论大概是：真相总是在谎言之中闪烁而现，反过来也是成立的，就是谎言也总是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之上，完全凭空编造的谎言是无法取信于人的。 上升到这个层面，其实这个结论就不仅仅限于写作者了，我们每个人在日常之中所说的话也都适用。 有人问村上春树说当作家有什么实用层面的好处？这样的问题，别的作家都是大而化之的泛泛答案，有的说“啥用没有”，有的说“无用之大用”，几乎全是废话。村上的答案是：不容易被骗。乍一听，好像也没什么。但是你去稍微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看似不起眼的能力，是99%的人都不具备的，这是一条给你的人生“保底”的能力。扯远了。 美国的南方小说大多具有某种共性，甚至全世界的南方小说也都有某种共性，比如阴郁、逼仄、哥特或者说鬼魅。是何道理呢？地域这东西也分阴阳吗？凡事必有阴阳，倒是很中国。说起来，天才似乎都有点阴阳和合、雌雄同体的意味呢。因此，天才人物自身都矛盾重重，具有自毁倾向呢。 这个小说拍成了电影，看了一段就看不下去了，感觉多莉姑姑演的不对劲。多莉虽然是个“不正常”的小老太太，但是她的特点还是“古灵精怪”而不是“呆傻萌”，虽然她肯定有点呆傻萌，但那是表象，不是本性。她的本性是纯真无染。 想想杨过和小龙女也是这种姑侄恋，但是那是一种具体的爱情，而卡波特的姑侄恋不妨说是理念化的，是一种大写的爱情。而且“我”也不仅仅爱多莉，他基本爱上了他笔下的大多数人物，甚至包括“坏人”韦莱娜姑姑。 题外话：金庸的小说也有某种灵动呢，这类作家都很流行，所以大多被批浅薄。但是这种浅薄又是老天爷赏给的。 这本书里说：爱是一条爱之链。但是爱这个东西也像真相与谎言一样，是以“闪烁”的方式存在的。一个人离爱有多近，就离死亡有多近。

《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的第一个作家是杜鲁门·卡波蒂，他的《冷血》我真的无法坚持读完，但是《草竖琴》却击中了我，有《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的忧伤、清新和明快，也非常适合搭配Sufjan Stevens舒肤佳老师的《Should Have Known Better》，给多莉“The beauty that she brings, illumination.”

多莉去世后，夏日里剩余的日子如这正午的街道一般凝滞酷烈，简直越过越长。夏天，又一个夏天，又是冬天。我要离开了。我不相信我会回来，我想不到未来我会踏遍千山无法释怀。

在夏天小小的反叛，致那些永不再回的日子。很轻盈有灵性的一本。 “因为当你能爱上一件东西，”她像法官当初拿着树叶那样，无比珍贵地握着那颗蓝色的鸟蛋，“你就能爱上别的东西，那你就拥有了它们，生命中有它做伴。你就可以原谅一切。”

读过《巴黎评论》，我对卡波蒂印象很深。毕竟出现在作家访谈的第一篇，还是访谈板块里少有的那种特别爱讲话的作家，有点幽默，他那些没完没了的怪癖真的很好笑，比如会习惯性对出现的一串数字做加法，还因为有几个人的电话号码总和不吉利，就从来不给他们打电话。 去搜他生平，感觉后期也是活得很放浪了。上海译文封面选的几张年轻时的照片都忧郁得很刚好，蛮符合他文字风格。但这本书所展现的的私密神圣和作者的经历简直是大反差。。不是说他酷爱炫耀秘密，现实中还因为把名流的秘密全抖在文章里导致“众叛亲离”吗？ 我对卡波蒂却仍旧有一种天然的好感，读到有些评论说他爱撒谎，品行不佳，糟蹋生活，我都有一种割裂感。 也许我是真的很相信他在这本书里写的，人们的内心世界永远不庸俗不下流。 想到他小时候的孤独和被遗弃感，心情也很复杂，很多次读到别人讲这位非虚构小说先驱后来的放浪生活与悲惨的童年有关。 可不幸之外也曾有经常和他一起躲在树屋的朋友、特殊照顾他的表亲，这本书的温柔醇和大概有一部分来自于此吧。

温暖 清新 凉意 这就是草竖琴带给人的感觉 多莉的出走是从小受人安排的她在面对亲人对她仅有之物的剥夺之际做出的惊人的壮举。六十多岁的人生中，她没有一天自己做过决定，始终顺从地生活着，爱着周围的一切，制作引以为傲的药水。而当埃莱娜理所应当地想要拿走配方时，她终于——反抗了。 为保护自己的配方而出走，是她的决定。在树屋与法官的亲近，也是她的决定。 而反抗的结局，她为了亲情，又回到了那个房子中，拒绝了法官的求婚。她又推翻了自己所做的两个决定，回到了旧的熟悉的秩序之中。我在想她到底有没有变。毕竟一切仿佛都回到了原点，她还是会说“不知道埃莱娜会不会允许她举办派对”。但至少她始终没有给出配方，也是保留了本心，还有了更多朋友。 或许顺从是多莉温暖的本色，她表达了她的态度，维护了她的仅有之物，便又回归到了她顺从的本色中去。 故事的讲述者科林，是在全是女性的家庭中长大的。我们看着他与多莉 凯瑟琳的互动，觉得他一定会成长成为一个开朗阳光、温暖善良的人。但多莉去世后，少年依旧滑向叛逆与不恭，疏远凯瑟琳、法官、莱利。有些无奈，但是否这也是少年成长必经的路。另外，拥有相同童年的作者在离世之际深陷毒品、酒精，也不免令人唏嘘。

作为美国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作家之一，卡波蒂时常会受到批评，说他根本没有虚构故事的能力——的确，连《草竖琴》里的树屋都是真的。姨婆珍妮家后院里有棵很大的核桃树，树上有座三十年代建造的树屋。树屋很华丽，有柏木结构的古董旋转楼梯，铁皮屋顶，里面居然还有张藤沙发。当年卡波蒂经常跟他的姨婆苏克，或好朋友奈丽·哈珀·李——就是《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一起待在树屋里。 《纽约先驱论坛报》称赞这本小说“非同寻常……充满了温柔的笑声，迷人的暖意，还有一种生命的正能量感”；《大西洋月刊》评论说“《草竖琴》引得你去体会作者的情感，体会那种不入俗流的生活里特有的诗意——自在，新奇，愉悦”。

《草竖琴》是杜鲁门·卡波蒂的一本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讲述成为孤儿的“我”寄养在父亲的两个终生未婚堂姐家里，而后同两位老太太、一位丧失地位的法官、一位表面浪子，隐居在树屋的故事。小说充满乡野色彩，平静坦诚的种种回忆与诉说又能带来温和暖意，未见其标志性的阴郁色彩，只有一些无奈走下树屋的凄美哀婉。 卡波蒂在第一章的第一段将题名的“草竖琴”和多莉联系在了一起。秋天的干草叶，吟出人间的音乐，人声竖琴。边缘人的倾诉，或许是小说的关键词之一。 原本只是姐妹之间的龃龉，多莉决定带着老姐妹凯瑟琳出走，“我”也非要跟上。这样一场离家出走却引来了兴师动众的追捕。借追捕令之述，卡波蒂为他笔下的三个主要人物贴上了标签，他在观察、在写作怎样的人群呢？边缘人，人类社会的流亡者。卡波蒂关注到了边缘的多种要素，种族的、外形缺陷的、语言的...特别的是，卡波蒂对边缘人的书写不是一种旁观性的，而是一种身处其中的凄婉与感伤，这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多莉·奥古斯塔·泰博，白人，六十岁，发色黄，有白发，体瘦，身高五英尺三英寸，绿眼睛，精神不太正常，但不具备危险性。 凯瑟琳·克里克，黑人，冒充印第安人，六十岁左右，牙齿落光，讲话模糊，矮胖结实，可能有危险性。 柯林·泰博·芬威克，白人，十六岁，看起来年龄更小，身高五英尺七英寸，金发，灰色眼珠，体瘦，仪态不好，嘴角有疤，性情阴郁。 三人都被作为流亡者一起通缉。” 小说里法官是个很有意思的角色，是他首先提出存在一个可以绝对倾诉的人，并开始了树屋的对话。在树屋中，边缘人们第一次说出“自己”，发现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人生的有限和无限。但就法官这个人物来说，他参与到树屋的躲藏中，原因并非在于“天生”的种族或身体缺陷，而在于他是一位后天失势者。 除了刻意戏剧化处理的两方冲突，比较惊异于卡波蒂在这个小说里展现出的人文主义式的和解。《草竖琴》里一场混战以突然的枪声结尾，两姐妹和解归家；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也是忘记苦恨的和解。但又见他惆惘的结尾，曲终人散式的无望的沉缅的感伤。 “我曾读到过，过去和未来是螺旋的，一个环里面套着下一个，预示着未来的主题。也许这是真的，但在我看来，我自己的生活更像一系列封闭的圆，不能自由发展成螺旋的圈：对我来说，要从一个点到达下一个，就得通过跳跃，而不是自然而然地顺过去。中间的空白，就是那不知往何处跳的等待，让我变得很弱。多莉死了之后很长时间里，我都在晃荡。” 读这本小说会联想到的作品： 薄伽丘《十日谈》、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莎士比亚《暴风雨》。

我很喜欢这本书里的一个比喻，但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了，书中的“我”与多莉、凯瑟琳待在树屋里，树屋像在绿叶上漂浮的船，“我们”待在树屋里，“任凭一个下午的时光漂流而过”。 “虽然不曾建功立业，那些年过得最是开心。”书中的“我”父母双亡，来到父亲表亲的家，在多莉与凯瑟琳的陪伴下，“我”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在书的最后，多莉去世了，一切都变了，多莉是使大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我”与周围的人的关系不再像过去，也再回不到过去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往后“我”都将带着这份忧伤和怀念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太习惯我们身边的人的存在，这给我们一种错觉：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但是，到了某一天（从来没人能确定是哪一天），有的人就不再有明天，尤其是老人。死别总是猝不及防，没有办法好好告别，之后的日子里一旦深刻意识到再也见不到自己想见的那个人了就会很难过、甚至哭出来。所以，我们不需要对不重要的人投以过多关注，而是要多对身边的人好一点，享受在一起的时光，但是这不是为了离别后我们没有懊悔和遗憾，不管我们做到怎样很可能还是会有很多懊悔和缺憾的事，而是为了让他们度过的时间更开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