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人文社外国文学名著经典·网格本）

这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以1793年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围绕旺代叛军首领、保王党领袖朗特纳克侯爵和他的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郭文以及郭文幼年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登这三个中心人物，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 这部小说不再袭用浪漫主义的奇人、奇事、奇境的传统，选择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题材。 故事开始于九三年的五月，布列塔尼的巴黎联队的一个分队——＂红帽子联队＂在索德烈树林搜索，遇到一个给婴孩哺乳、带着三个小孩的女人，生起怜悯之心，收留了她们，为后面埋下了伏笔。这个女人叫佛莱莎，家人都被爵爷和本堂神父驱使奴役，祖父做苦工，父亲变成残废，丈夫被子弹打死了。穷人生活水深火热，深受强权剥削压迫，战乱摧毁了他们的家园，无处栖身。 笔锋一转，时间回到九三年春天，克莱摩尔号军舰在拉·杜尔—多弗尔涅亲王的指挥下出发了，属于英国的一支小舰队，船上都是法国逃亡的军官和水手，还有一营海军陆战队，中甲板装有三十尊巨大口径的青铜炮。朗特纳克侯爵也在船上，该舰任务就是护送他到法国海岸登陆。本来风平浪静，一尊大炮滑脱打破了这一切，原来是炮队队长的疏忽造成的。一时伤亡惨重，队长想将功赎罪，与大炮猛烈搏斗，和侯爵一起制服了大炮。侯爵赏罚分明，冷面无情，颁发给他圣路易十字勋章，同时也判处他死刑。军舰成了一艘破船，危险潜伏，不是暗礁，就是战斗。突遇敌舰围困，敌方有八艘军舰，三百八十只大炮，而克莱摩尔号损失巨大，只剩下九十只大炮，难以抗衡。 舰长布瓦斯贝特罗伯爵让侯爵和水手阿尔马罗乘舢板逃走。侯爵是被波旁王室和国内外反动势力寄予全部希望的人物，王上信托的人，他们把他视为王上和法国当时最需要的人。阿尔马罗是炮队队长的弟弟，想为哥哥复仇杀了侯爵，但是侯爵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他说服了。侯爵有才干、有魄力，但在打击革命力量和屠杀无辜方面毫不手软，以致救助过他的乞丐泰尔马克觉悟到＂谁救了狼就害了羊＂，他没有兑现承诺，而是焚烧庄园，滥杀平民，枪毙妇女，俘虏了三个小孩当人质。这三个小孩的线索贯穿全文，巴黎近卫兵想要为女人和孩子复仇。而佛莱莎被发现还活着，一直在寻找她的孩子。 然而雨果却要读者相信，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反革命领袖，竟肯牺牲自己的生命和事业，以换取三个农民子女的生命。惟一的原因是母亲的呼号在他心中点燃了人性的火花。他从即将使他脱险的暗道折回，返身进入烈焰腾空的碉堡，勇敢而镇定地救出了那三个孩子。这一英雄之举在共和国士兵中引起一片欢呼，改变了这个反革命头子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当侯爵威严地走下扶梯时，共和国的士兵竟敬畏地后退，他们的将领也陷于无法自拔的苦恼。 郭文明知释放侯爵意味着纵虎归山，旺代将再度燃起战火，生灵将再遭涂炭，然而从人道的观念出发，他不愿惩办一个为援救三个儿童而牺牲自己的老者，放走了共和国最凶恶的敌人。西穆尔登虽然爱他的学生，但是在感情和法律上选择了后者，在军事法庭的表决上无情地判处郭文死刑，在郭文人头落地的时候开枪自尽。这一结局有些不可思议，郭文本来具备优势去实现他的革命理想，可最终还是对感情让步了，也许他明白了革命不是取人性命，而是保护生命，让人不免唏嘘。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是伟大的，用生命去践行理想信条，赴汤蹈火，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郭文是雨果的喉舌，雨果的社会理想、对人类前途的信念、对革命的感受，都借郭文的嘴加以抒发，郭文的斗争反映了雨果的思想矛盾。在雨果的思想上，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是人性中的＂恶＂造成的，一旦＂善＂的天性被唤醒，恶魔也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雨果虚构出侯爵救小孩的情节，意在说明＂童稚的天真＂可以打败＂凶猛的心灵＂，千军万马所不能战胜的，却会被牙牙学语的儿童所战胜。 书中谈到＂强者对弱者＂＂安全的人对遇难的人＂应尽的＂保护和救助的责任＂。雨果深信人道主义是拯救社会、改善人类处境的济世良方，对那个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人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这本书读完最后一页却仿佛仍站在旺代密林里，鼻端是火药与松脂混烧的呛味。雨果把一七九三年的法国写成一座巨大的断头台：巴黎街头，革命法庭的判决像钟摆，每敲一下就有头颅滚进筐里；而在布列塔尼，保王党叛乱者点燃城堡，把蓝白红三色旗撕成裹尸布。双方都在高唱“自由”或“正统”，却用同一把铁锹掘墓。 小说的轴心是一场“三岔口”：共和党司令郭文、政治委员西穆尔丹、保王党首领朗德纳克，三人都曾是老师、学生或叔侄，如今各执一方，把亲情与信念放在天平两端。雨果最残忍的一笔，是让三个人都足够高贵～郭文有军事天才却厌恶流血；西穆尔丹以“公利”为圣经，却在深夜偷偷给受伤的叛军孩子送面包；朗德纳克死守王权，却为救三个被困火海的农家孩子，自愿走进共和军的枪口。革命与反革命，第一次在人道面前同时褪下颜色。 于是，全书最震撼的场景出现了：郭文私自放走朗德纳克，用司令部的钥匙打开囚笼，把自己送进审判席。他给出的理由只有一句～“革命之上，有人道。”西穆尔丹作为法官，必须在黎明前签署死刑令。那一夜，雨果把笔锋磨成冰：师徒二人在牢房相对，谈的是卢梭、伏尔泰，却像提前举行的临终弥撒。天亮时，郭文被送上自己下令建造的断头台；同一刻，西穆尔丹举枪自尽，血溅三色旗。两颗头颅，一颗死于法律，一颗死于良知，一起滚进历史的筐里。 读完本书，第一次感到“人道主义”不是软绵的同情，而是刀尖上的平衡术：它要求你在滚烫的理想与冰冷的现实之间，仍保持心跳的温度。雨果用近25万字证明：真正的革命，不是换掉王位上的头颅，而是换掉大脑里的暴力循环。郭文放走朗德纳克，并非否定革命，而是把革命从“杀敌人”升级为“救孩子”～那三个孩子无名无姓，却成为全书最高的道德制高点。 书合上，九三年的炮声远去，仿佛却听见更近的回声：当今天的我们在热搜里审判、在弹幕里断头，可还记得屏幕对面也是血肉之躯？雨果把答案写在火场与断头台之间：若自由不能容纳宽恕，它就仍在旧世界的跑道上。 九三年告诉后人：革命会结束，人道主义不会；它像暗火，埋在灰烬里，等待下一次点燃。

雨果在《九三年》的扉页写道：“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初读这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史诗，我曾以为它是一部歌颂革命激情的战歌，可合上书页，萦绕心头的却是对人性与正义的深沉叩问。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在血与火的叙事中，看到了革命洪流里个体的挣扎，更读懂了雨果穿越百年的人文关怀。 小说以1793年的旺代叛乱为舞台，将三个核心人物的命运交织：革命派领袖郭文、保王党首领朗德纳克、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登。当朗德纳克为救三个被困的孩子放弃逃亡，当郭文为这份人道主义释放宿敌，当西穆尔登在法理与良知间举枪自尽，革命的“绝对正确”与人性的“绝对正确”发生了激烈碰撞。我曾不解郭文的选择——他明明手握平叛的胜利，为何要为敌人违背革命纪律？直到读到“革命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死亡”，才恍然明白：革命的终极意义是守护生命，而非沦为杀戮的工具。 雨果笔下的战争从非黑白分明。朗德纳克作为保王党，曾下令焚烧村庄、屠杀村民，可他冲向火海救孩子的瞬间，“慈悲心在他心中苏醒了”，这个“恶魔”身上闪现出人性的光辉；郭文身为革命将领，忠诚于信仰，却不愿让革命沦为冰冷的机器，他的妥协不是背叛，而是对革命本质的坚守；西穆尔登一生信奉革命法理，却在亲手判处郭文死刑后选择殉道，他的痛苦恰恰印证了“人道主义”无法被革命教条所吞噬。这些复杂的人物让我明白，历史不是简单的正邪对决，每个人都是善与恶的集合体。 最让人震撼的，是雨果对“宽恕”的诠释。当郭文对西穆尔登说“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原则而战斗，只是方式不同”，我看到了超越立场的理解。革命可以推翻旧制度，却无法消灭人性中的温情；法律可以惩戒罪行，却不能剥夺人向善的权利。朗德纳克的救赎、郭文的牺牲、西穆尔登的忏悔，共同谱写了一曲人道主义的赞歌。 虽然1793年的硝烟已然散去，但雨果的追问依旧清晰：当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我们该如何守护人性的底线？《九三年》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以震撼人心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生命的敬畏、对良知的坚守，永远是人类最珍贵的财富。这或许就是这部作品历经百年仍具生命力的原因——它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更是一面照见人性的镜子。

人道即天道 《九三年》这个小说，我觉得是雨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之作。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影响巨大，对世界影响巨大。 法国大革命进步的一面是，推翻王权，废除了帝制，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可怕的一面是残忍，流血几乎成了大革命的代名词。 除了流血，作为人，还有没有更高的法则呢？有。雨果说，人的最高法则是人道。保王党讲人道，革命者讲人道。也只有讲人道，底层老百姓才有活的希望。人道是人性之光。 《九三年》最大的价值在这里，朗德纳克侯爵是保王党的领袖，他对革命对革命者恨之入骨，他的政策是对革命者决不宽大，他的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可是，当他逃出城堡时，他发现三个无辜的孩子还困在火海里。 他决定回头去救孩子。这是去送死，侯爵难道不知道？知道，如果站在保王党的立场，他不能回头，他忙着请英国人帮他杀革命党。站在人的立场，他去救孩子了。 结果可想而知，侯爵被逮捕。侯爵落在了革命者手里，革命者郭文是司令官。按照郭文以前的政策:对保王党头子必须杀无赦。哪怕侯爵是他的亲戚，也绝不宽大。 郭文本身是子爵，只是他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成为了一个共和主义者。当郭文看到侯爵救了三个孩子而被抓，他的思想震撼了。他处在两难境地，站在共和主义者立场上他必须杀侯爵，站在人的立场上他放了侯爵。 郭文放走侯爵，按照革命者的法律，郭文是死罪。作为司令官他很清楚。执行法律的是郭文的老师西穆尔登。西穆尔登执行法律的同时，自杀身亡。西穆尔登是郭文生命的再造者，西穆尔登不忍杀郭文又不得不杀郭文。 做一个保王党，还是做一个人？做一个革命党还是做一个人？三个主角侯爵郭文西穆尔登他们都选择了后者，尤其是郭文和西穆尔登，他俩的代价都是自己的生命。 小说写到这，戛然而止。不要问雨果，答案在哪里？也许他也没有答案。要问自己的心。 没有人道的世界没有光明。《九三年》是雨果最后的作品，也许他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字真于鹭岛 2026.1.31

我折服于朗特纳克杀伐果决却为三个孩子返回火场，他不是良心发现，是把自己献祭给了高于自己的东西：人道。 也折服于郭文明知代价仍选择放走敌人，郭文放走朗特纳克也不是心软，是为了验证“手段必须配得上目的”这个命题。 还折服于西穆尔登执行法律亲自把自己的精神之子郭文送上断头台，在郭文头掉下的瞬间，他也向自己的心脏开枪。 雨果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个法则其实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取得过压倒性胜利，郭文在地牢中期待的世界没有到来。雨果死了一百多年，国王一直都存在，断头台没有从地球上消失，旺代的火还在四处燃烧。 可是，它以另一种方式在场：它是一种衡量的尺度。没有它，朗特纳克的救人就只是战术失误，郭文的放走只是叛国通敌，西穆尔登的自尽只是畏罪自杀。有了它，这三个人才从历史的罪人名单里被赎回，成为悲剧英雄。而他们散发的人性光辉，只要在读者心中一次次闪现，那郭文在漆黑地牢里对将来的向往就有可能：“我要的是蜂巢里所没有的东西，蚁窝里所缺乏的东西，像纪念碑、艺术、诗歌、英雄、天才。永远背着重担并不是人类的规律。不，不，不，不要再有贱民，不要再有奴隶，不要再有苦工囚犯，不要再有罪人！我要人类的每一种特质都成为文明的象征和进步的主人；我要自由的精神、平等的观念、博爱的心灵。不！不要再有枷锁！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拖着锁链，而是为了展开双翼。不要再有爬行的人类。我要幼虫化成蝴蝶；我要蚯蚓变成活的花朵，而且飞舞起来。我要……”

郭文是一个兼具军事才能与人文关怀的复杂角色。他作为共和军司令，既展现出铁血果决的军事指挥能力，又在战争中坚持不伤害妇女、儿童及投降士兵的原则，体现了雨果所倡导的“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的核心思想。 ‌ 雨果说过这样一句话：“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激情的时代，也是无情的时代； 这是以巨人开始的时代，也是由侏儒终结的时代。 在法语世界或英语世界中，这一时期被称为“法国革命”，托克维尔的名著直译也是《旧制度与革命》，以“大”来形容的多见于俄文及中文翻译。相反，1793年后的这几年严酷统治倒确实被称作“大恐怖时期”。 “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似乎都留在了巴黎，在偏远的旺代，现实的口号却是“绝不宽恕，不留俘虏”。一边是坚定的革命追随者，矢志推翻国王与宗教，创建共和；一边是贫苦佃农，没有从革命中得到任何好处，只不过是把头上的大山从封建贵族转给了资产阶级，在贵族与教士的鼓动下，愤然起义。一边是革命军，一边是起义军，两个代表正义的名词却彼此杀得血流成河。 书中真真假假的人名不计其数，真正的主线却是代表良知与人性的三个懵懂幼童以及一位乞丐。何谓良知，何谓人性，恰如老乞丐泰尔马克多次的自诘：“我为什么要救人，因为我是一个人；我为什么要救敌人，因为他是一个人。” 朗德纳克侯爵的转变稍显突兀，下令枪毙那位母亲，最终却良心发现，舍生救下她的三个孩子，也许雨果是想借他的口说：“那三个孩子也是人。” 革命绝不是请朗德纳克吃饭，但革命的初衷是拯救，而不只是毁灭；革命的终极目标是理想国，而不是断头台。 天秤之上，还有一把七弦琴。

读雨果的第一本作品，特意挑了个字数少的，但还是被作者夹杂的历史评议吸引到，原本以为我会很排斥，读进去了反倒想弄清楚背后究竟是怎样一片乌云。1793年是大革命斗争中最激烈的一年。1月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3月成立新的革命法庭，进行肆意审判；6月吉伦特派倒台，雅各宾派掌权；7月恐怖统治开始，马拉被刺杀；9月颁布《惩治嫌疑犯条例》，开启更大规模抓捕。此外，法国与欧洲同盟国家的战争仍在继续。法国西部地区旺代的农民表面因反对征兵令而发动叛乱，实则是这一地区的农民习惯了在领主和教士统治下的生活，因此对突然爆发的革命和生活方式激烈的变革产生了抵触，而这一点被保王派利用。 说回正题，这部作品的三位主人公：朗特纳克侯爵，西穆尔登，郭文。在一艘名为克莱摩尔号的军舰上，一尊大炮从炮座上滑脱了，它变成了一头怪物，在舰上滚来滚去，旋转、冲撞、杀害、毁灭。朗特纳克侯爵就是在这样的场景出现的，轻松冷静化解完危机展示出了他非凡的气派。可他偏偏是旺代叛乱的统领人，他焚烧村庄、绞杀共和军，用暴力捍卫心中的“祖国”。郭文，朗特纳克侯爵亲侄孙，共和军司令官。起初签署处决朗德纳克的命令毫不留情，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既是革命暴力的执行者，又是人道主义的捍卫者。西穆尔登，郭文幼时的家庭教师，革命政府的特派员，坚定的革命战士。 当朗特纳克返身冲入火场救出三个孩童时，三位的命运发生了转变。郭文陷入革命和人道的挣扎中，被侯爵闪现出的人性光辉折服，以身入局放走了这个毒瘤，西穆尔登决定处死自己倾心培养的“精神之子”后开枪自杀。 看到最后，我其实有些困惑，不理解为什么侯爵那样一个残暴的保王党就突发善意了，郭文（雨果的发声者）怎么就把这件事定义为人道主义了，感觉好荒谬？也许文学上这是善的美的，可回归现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作者的人道主义光环某种意义上好像消解了革命的立场，他在书中承认了革命的正当性，可当暴风雨来临的那一刻，他近乎本能地抗拒革命带来的血腥与无序，又退回到了保守的立场。看书时作者传达出的观念和我内心的理念反倒成了最大的冲突，书里没咋被侯爵和郭文触动，我反而成了书外的西穆尔登。

今年雨果的第三本，意犹未尽。 一直以来，假如说有一件未曾间断的事情，大概除了吃饭与睡觉以外，就是思考了，我不能容忍自己不去思考。可是作为底层的普通人，为什么要思考社会和哲学问题呢？有时候，我想思考和表达都是可笑而荒谬的，但人之所以为人，人类的文明之所以得以长久存续，又怎么能说毫无意义呢？ 重新反思战争和革命，从《九三年》开始。 但我现在想到的，是那些革命者。推己及人，我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因而我同情郭文；但我不能代替任何人站在他的历史舞台上，做出任何关于他的选择。我曾发出的无数叹息，都只是风中一刹那的惋惜而已。我不知道谁需要。 革命的意义不是朝代更迭，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是为了投机倒把的人。我能理解，一个普通人其实很难在面对死亡时还保持着革命的信念，但我们总是无法原谅的。而当真正的革命者面对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折磨时，他们依然无所畏惧，能够直面生死的人，是伟大的，更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然而我也清楚地知道，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是无法真切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我只能站在历史的侧面，远远凝视着我那些未曾经历的曾经。 关于选择，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忠于信仰也好，忠于内心也好，我无可指责。 我的心中有一面镜子，我从每个故事里，寻找自己。

读完法国文学家雨果《九三年》后感受：人性是一个善恶的复杂体，拿着屠刀发动血腥战争的人，却又善良灵光一闪，挽救了他策划的火灾下的三个儿童，甚至是明知道这要用自己的生命才能换回3个儿童的生命。灵魂和良心的巅峰拷问，精彩绝伦的煽情描写大师，也许，所谓的正义的战争都是虚伪的政治幻觉，而善良才是面对自己的真实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