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贝托·波拉尼奥
《遥远的星辰》讲述了这样一个人,在一个穿行于历史、神话和文学小径上无数分岔口进行的旅程中,我们结识了这个冒名者(我们所有的人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不都曾是冒名者吗?),一个有很多名字的男人,一个除了美学(这难道不是所有艺术家所追求的吗?)毫无道德的人,一个恐怖的花花公子、凶手和摄影师,一个野蛮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创作的艺术家的传奇故事。
读的第一本波拉尼奥,很喜欢他的艺术风格和文学气质,发散的写作,后现代作家大都贯彻的跑题的文风。将来应该会慢慢读他的其他作品。 如果将小说作品比作一棵大树,那么主线的推进好比树干,而细节与闲笔就如树的枝叶。结实的树干决定树的高度,茂盛繁密的枝干则是树的成就的关键。本书中有大量的掉书袋的闲笔,诗人、小说家、政治家、艺术派系、文学评价、政治术语、哲学思想……阅读时无数次打开DeepSeek检索,这不仅充实的文字的重量,更大大增加了小说的深度与趣味性。 波拉尼奥在“我”与维德尔故事中,穿插的讲述了一系列人物的命运,很多时候是信马由缰,比如在一条故事线上插入一大段对文学流派的介绍,又或是在对一个人的房间布局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这样的笔法很多时候离题万里,这样势必会加大读者进入小说的成本,这样的描写也许不是故事,但一定是文学。只有对胡安因斯泰房间墙上的地图事无巨细的描写才能使读者看见其背后闪烁的知识分子的光辉,而只有对野蛮作家的介绍才能让读者理解维德尔残忍杀戮的冷峻阴影。 小说后期寻找维达尔的情节让我想到了莫里亚诺《暗店街》,两者同样都是关于寻找的母题,前者是对他人,后者是自己,但本质上都是对自身那段如同裹挟在迷雾的晦暗记忆的探寻。两本书我都很喜欢,都是借用了类型小说的壳,但内核都是很文学的东西。和小说的“我”即阿罗图一样,我也身处在对过去的不确定感到惶恐不安,眼前未来的道路依旧模糊不清的时期,阿罗图40岁,而我20岁,很多时候感到迷茫,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想一下其他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时间,地球变暖,越来越遥远的星辰。
维德尔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艺术家:他既是自学成才的诗人,又是杀害文学社两位女性姐妹的凶手;既是美学追求者,又是道德缺失的花花公子;以文学手段暗寓zf权力的共谋关系,他的多重身份——冒名者、摄影师、空中诗人,用拍摄的底片曝光的是历史,显影的是文学,而定格的永远是未被审判的黑暗(权利)。
《遥远的星辰》是一个与死为邻的、血淋淋的、杀与被杀的、文学与罪恶的故事。 1.与死为邻 “索托的诗社开在医学系一个通风极差、设备简陋的房间里,与学生们上尸体解剖课的阶梯教室只隔着一条走廊。” 小说展开没多久,波拉尼奥就设置了这样一个与死亡比邻的诗社房间。“房间”在这部小说里非常重要,这部作品的氛围是密闭与死。 维德尔影展就是一个“死亡房间”,房间外播放着Pink Floyd的音乐,我猜是The Wall,因为战争及房间,听过看过The Wall,氛围将加倍增强。这样恐怖的房间波拉尼奥却说是普通的房间: “房间里的照明跟平常一样,没有一盏多余的灯,也没有多加一个聚光灯来增强照片的视觉效果。房间不像是一个艺术展览馆,而恰恰就只是一个房间而已,一个借来的地方,一个年轻人暂时的居所。当然也没有有的人猜测的彩色灯光或藏在床底下的收录机里放出来的鼓点音乐。这是一个临时的、正常的、没有任何突兀之处的地方。” 杀戮是寻常的,苦难是普遍的。 “罗梅罗认为一会儿变成马德兰一会儿变成割风的冉·阿让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物,在拉丁美洲杂乱无章的城市里随处可见。” 这个房间放大再放大就变成2666,时代在变,恶魔也变换着面具一次又一次降临,正如维德尔这个罗丝玛丽产下的恶魔之子拥有不同的名字。 2.杀与被杀 《遥远的星辰》里死者与杀手是文学产下的连体儿,像双胞胎姐妹一个死一个活;是善与恶的循环转换:“每个人都致力于在一段时间内(或者一个周期)折磨他的连体兄弟,过了这段时间之后被折磨者就变成了折磨人者,反之亦然。” 关于善恶的转变,有一段在文学经典上屎尿屁的段落: 在司汤达的作品上拉屎,用维克多·雨果的书页擤鼻涕,通过手淫让精液流淌在戈蒂埃或班维尔的作品上,在都德的作品上呕吐,在拉马丁的作品上撒尿,用剃须刀的刀锋切割身体让血溅到巴尔扎克或莫泊桑的作品上,总之,是把所有这些经典作品亵渎一遍,德洛姆将之称为赋予人性的过程。 这一段很轻易的想起巴塔耶的越界,他认为:文学也就是对被世俗世界所压抑的人与生俱来的动物性的一种发现和再现,就是对现有的道德规范所形成的禁忌,即对善的一种否定。而巴塔耶认为,这种对因动物性而产生的禁忌的否定就是“越界”,其目的在于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返回圣性的动物性之中。而文学,其实就是对这种越界的描述,即对动物性的“恶”的凸显的一种表达。(通向巴塔耶) 也就是说文学产生于恶,如果说文学作为恶是一种超道德,是对美德规范的(即善)反抗,这种观点是和尼采有关的,对尼采的坏应用我们可以轻易联想到纳粹,这和波拉尼奥喜欢书写的主题联系到了一起。 文学被献祭给恶魔,成为罪恶的海洋,成为表演,成为工具,因为“诗歌”是由一些非诗人的人来创作由不是读者的人来阅读——维德尔是非诗人,他的追捧者是非读者。 那些被困的死去的流亡的肢体不全的才是诗人,是波拉尼奥得到他们消息时会禁不住落泪的诗人,可是在时间流逝世界改变的过程中他们被遗忘了,连凶手也会被遗忘了。 波拉尼奥选择不忘。 在小说的第8部分,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罗梅罗”,他背后的人也没忘,罪恶是不该被抹去的,必须一再被提及被书写,即便星辰越来越遥远了,死了。这是波拉尼奥做了又做的事,这是他的文学。 最后,我把这部记录罪恶的小说看作对抗恶的武器,小说的结局是开放的,如果维德尔被杀死了,那么文学或者说叙述者作家就再一次成为了凶手,你要不要做这个凶手呢?你会随之成为在天空写下救世主诗歌的维德尔吗?
摘自罗贝托·波拉尼奥和劳尔·朱利塔的交叉引用 继续阅读小说,事实上,人们会发现 Wieder 宣布的这部新作品被投射在沉默的智利天空中绘制的诗句中,因此与劳尔·祖里塔 (Raúl Zurita) 的展览的类比被更清楚地感知到,他也与劳尔·祖里塔 (Raúl Zurita) 有着共同的历史交汇点。 于是,祖里塔在天上写道,谈到上帝: 我的上帝是饥饿 我的上帝是雪 我的上帝不是 我的上帝是失望 我的上帝是腐肉 我的上帝是 我的上帝是癌症 我的上帝是空的 我的上帝受伤了 我的上帝是贫民窟 我的上帝是天堂 我从上帝而来的爱。5 与此同时,卡洛斯·维德尔 (Carlos Wieder) 首先写了创世记的一些经文,后来又对死亡表示赞颂,并对其进行了定义:“死亡是友谊 [...]死亡是智利 [...]死亡就是爱 [...]死亡是成长 [...]死亡是圣餐 [...]死亡正在净化 [...]死亡是我的心 [...]带走我的心 [...]卡洛斯·维德尔“(89-91)。 波拉尼奥决定选择一位飞行员诗人作为角色,这有双重解读:一方面他向祖里塔致敬,另一方面,当他让维德写圣经的经文时,他对他暗示6,选举模仿了他的救世主主义。 然而,真正的诗人和小说中的飞行员诗人之间也存在相当多的差异。后者是智利空军 (FACH) 的成员,因此在他的情况下,艺术是从那些拥有军事控制和镇压的人那里接触到公众的;而 Zureta 的立场则完全不同,因为对他来说,艺术来自遭受军队暴力并被拘留数月的人。此外,Wieder 使用上面引用的诗句来强化皮诺切特的意识形态,而对 Zurita 来说,这是一个抵抗的提议:光学和起点截然相反,因为皮诺切特右翼的前卫艺术和新前卫艺术是对立的7的反皮诺切特左派。Wieder-Zurita 是一对对立面:囚禁的人和被囚禁的人;一个为少数人、为精英提出艺术的 (Wieder),另一个生产能够接触到每个人的艺术 (Zurita)。 当 Wieder 曝光他的功绩照片时,这种关系继续,也许不那么立即,因为 Zurita 在 Anteparaíso 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只是 Wieder 的行为是其他的,最暴力的。对他们俩来说,拍摄事件的事实证实了它的发生:通过在 Anteparaíso 上发布的照片,我们了解了 CADA 的工作,以及通过 Carlos Wieder 挂在房间里的照片,我们发现了智利独裁政权的活动。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区别是,因为 Wieder 体现了绝对的邪恶,他的诗句唤起了“彻底的毁灭”8;而 Zurita 的诗句,尽管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但往往表现出对救赎可能性的某种希望,而正是这种救赎的观念导致 Zurita 采取了这种救世主的态度9波拉尼奥不喜欢这位在他看来很了不起的诗人。 在同一行阅读中,应该注意的是 Wieder 的诗句暗示了消失的人10,就像 Zurita 的许多诗句一样:区别在于 Wieder 是凶手,而 Zurita 是暴力的受害者。Wieder 服从军事首领的命令,Zurita 反对他们和他们宣布的一切。Wieder 是政权的诗人,Zurita 是反政权和抵抗的诗人。两人讲述了恐怖,一个几乎带着自豪,另一个带着谴责的欲望。 然而,很明显,Zurita 和 Wieder 有着诗人先知的态度:一个走向善,从痛苦中宣布可能的生命未来;另一个是来自邪恶的实现,预示着死亡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虽然 Zurita 含蓄地预言了复活的希望,克服了当时智利盛行的审查制度11,Wieder 谈到死亡,用他在天空中的图画向死亡致敬,尽管在最后的诗句中,由于没有烟雾,几乎难以辨认,但可以瞥见“死亡是复活”(91)这几个字:在这么多可怕的诗句中,有一丝希望。此外,残忍的智利飞行员还是鬼诗人,受到所有人的追捧;另一方面,祖里塔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物:两人都是前卫派的领导者,一个在现实中,一个在小说中。
8.21 《遥远的星辰》波拉尼奥 ⭐⭐⭐⭐ 非常熟悉的感觉——智利的动荡历史混杂文学界的荒诞乱象与文人的精神挣扎。某个屎风暴中也是这个味道。 波拉尼奥将自己的人生经历——革命理想、被捕入狱、被迫流亡——写进他所有的作品,将1973年智利政变这一历史事件,转化为对一代人命运、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探索。正如小说标题,那颗象征梦想与变革的星辰,在历史的重压下变得遥远而黯淡,但它依然在天际闪烁,等待着被看见、被书写。
《致那些惊不醒的梦》 拜慷慨书友所赐,继《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之后,本想继续感性阅读,一鼓作气奔向罗贝托·波拉尼奥《遥远的星辰》,结果再次跌入晕头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的黑洞中,由莫名的感伤怀念转向紧箍咒式的自省和困扰。这些近乎絮叨的疑神疑鬼的复盘,出自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之口,简直令人无所适从。恰好读到一书友关于查理.芒格逆向思维的书评,豁然开朗,对探讨失败的态度深以为然,遂又打起精神,努力搜罗起这些从遥远的星辰传回的天马行空般的梦语箴言。 小时候常常心不在焉念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从未深究过如何才算是好好,向上到底是朝着哪个方向?所以自然也没有研究过什么方法才能向上。许是不甘心错过了十万个为什么的胡思乱想的任性和放纵,在波拉尼奥《遥远的星辰》云里雾里兜圈圈的时候,我却总是不停地猜想和反问:他或她或他们可能搞错了?他藏得深或许不是因为藏得好?当所有的人都看错时,还能说这是一厢情愿吗?不同信念的人究竟要怎样区分呢?如果连事后诸葛亮都做不到,那一腔热血是不是还不如没有?如果前车之鉴模糊不清或不明不白,是不是就当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好了? 随着作者在不太遥远的过往回游了一圈,带着无尽的疑虑。一个看起来如此优秀完美的有生力量,为什么会是或者说成为噬血的杀人恶魔?为什么这样一个毫无底限的狂热分子混进了纯朴简单不设防的好心肠的人群中会这么受欢迎?为什么人们总是容易被表面的同情、支持甚至敷衍、煽动所蒙蔽,直到死都不明白是如何被玩弄、被出卖的?如果那些牺牲者如作者一样幸存下来,会如何看待他们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会如何评价他们眼中的中坚力量?会不会后悔什么也没看清就把自己投入了滚滚洪流中?会不会也像作者一样难过和不解?为什么正义的事业会落到恶魔手中?为什么美好的初衷总是经不起风雨飘摇如浮萍般踪迹难寻?为什么美好的愿望大多南辕北辙做了鸟兽散?为什么真相总是这么令人难以置信、难以接受?为什么惩治罪行累累的奸徒却有说不出的排斥?为什么除奸行为一如罪恶重演同样令人反感?为什么越到后来越不能确定从前的是非曲直?为什么一梦醒来仍然看不清何去何从? 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者承认自己从一开始身在局中时就未能琢磨出那些人那些事,这本书也是时隔多年后反复求证蛛丝马迹反复祛除迷雾面纱后的不算案底的案底。那时,作者不仅已处身事外,而且那颗历经磨难曾经迷迷登登的心也日渐沉静清澈,尽可以站在遥不可及处,回望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和感受。 作者很理智,一副冷冰冰事不关己漠然的口气。可是从他笔下流出的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里,却饱含着对那些不该逝去的嘎然而止的鲜活生命的责备和痛惜! 作者不直接点出轻信盲目甚至有失检点的血泪教训,也不直接谴责披着羊皮的狼是多么的伪善险恶凶残,只是不紧不慢一点一滴一笔一划一幕幕一件件一桩桩往事辅陈下来,好似把残留的力气全部耗尽,化成了一句无声的警报:擦亮眼呀,再不要被骗了! 本来想劝阻书友们轻易不要开启这一类戮痛心口的书。看进去了,除了心情沉重外,或许并没有现成的答案。看不进去呢,白白浪费了作者的苦心和看客们风花雪月消遣的美好时光。 幸而作者都是有勇气的人。有勇气不遗忘,有勇气写下来,有勇气发表,有勇气直至身后依然源源不断的质疑和猜想。 感谢所有有勇气的作者! 也感谢所有有勇气并以良心方式开启的读者!
全书十分晦涩,倒不是语言隐晦难懂,而是整本书虽行文不长,却必须要结合智利、欧洲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来理解。没有历史背景作为铺垫,是很难领会作者跳跃的词句间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的。 唉,也只能看看别人的书评暂作一个简短的总结了。书中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我”和主角维德尔似乎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维德尔难以捉摸、残暴、偏执,或者说是“崇尚粗暴死亡艺术的偏执诗人”(之所以不将他定义为杀人狂,是因为他杀人的目的还是为了艺术),这样的人让“我”在那个死亡惯见的血腥年代还是觉得十分恐惧害怕。但维德尔终究和“我”还是有共同之处,我们都是被国家流放而遗忘的沦落人,我们都对文学艺术有着诚挚的爱好和追求。因此我会在一个噩梦里看到他:“他抓着一个装酒的木桶漂在海面上。而我则抓着一根腐烂的木头漂着。在那一刻,当海浪把我们分得越来越远的时候,我明白了,维德尔和我,我们曾经在同一艘船上旅行,只不过他曾出力促使它沉没而我却没有为避免它的沉没而努力做点什么或者做了但很少。”对于我们来说,祖国都只是一颗遥远的星辰。 再引用豆瓣上一位书友的评论做进一步的延伸: “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后,死亡代替了足球成为了人民生活的主旋律,至少上千名共产分子、左翼分子或不同政见者遭到了逮捕和迫害。智利国旗上的蓝底白星沾满了无数人的鲜血,成为那一代流亡者的噩梦。讽刺的是,正是波拉尼奥他们支持的阿连德总统死于总统府后,智利在皮切诺特和后来人的领导下稳步前进,成为了南美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将曾经的南美A-B-C排序(阿根廷-巴西-智利)颠覆为C-B-A排序。因此对于波拉尼奥这一代人来说,可怕的不再是曾经的罪恶,而是如今的遗忘。他只能眼看着智利跨进了新时代,而失踪者及流亡者的命运却无人关心。无论是曾经的英雄史诗还是魔鬼罪行,都已经被被智利人遗忘了。从此,冤魂和理想输给了富裕的物质生活,没人再去聆听旧时的诗歌。 在今天的智利,足球回归了,而死亡却如同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在今年夏天结束的美洲杯决赛点球大战中,球在草坪上方划过一道勺子般弧线进入球网,镜头马上切到了这颗点球的主罚者阿历克斯•桑切斯。只见这位阿森纳球星赤裸着上身激情地奔跑和宣泄,手中紧紧地拽着刚脱下的蓝红相间的智利球衣——从此美洲杯冠军成员的榜单增添上了智利国旗。继2010年智利圣何塞铜矿矿难救援活动成功后,世界的赞扬和褒奖再次赋予了这一刻的智利,亿万人为智利、为智利足球欢呼。 也许,桑切斯手中球衣绣着的那颗白星,再也不是波拉尼奥隔岸遥望的星辰了。”
诗歌可以当作这本书的注脚,作家在书里说了飞行员在天空写诗是对城市的注脚,或许极致的死就是生,是一次次的重生。 死亡是友谊。 死亡是智利。 死亡是责任。 死亡是爱情。 死亡是成长。 死亡是圣餐。 死亡是洁净。 死亡是我心, 拿走我的心吧! 死亡是复活。
适合与《黑书》做对比阅读:叙述者寻找一个失踪的人(诗人/作家),并从他的作品中获得线索,最后与那个人完成“和合”。叙述者崇拜维德尔的创作,如卡利普崇拜耶拉的创作;也只有对对方足够了解,才能从文字中找到蛛丝马迹;区别在于,《遥远的星辰》的叙述者调查的动力是仇恨(尽管在叙述中,我们看出这种仇恨并不纯粹),而卡利普对耶拉是单纯的倾慕。 维德尔的形象较耶拉更干脆,因为他身上有显而易见的矛盾——诗歌与独裁。我们常认为诗歌是感性的,代表自由;而独裁是野蛮的,代表暴力。波拉尼奥却有意破坏这种边界。这里有非常强横的逻辑——一般诗人描写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制造死亡的能力;同理,传统先锋派追求超越,是因为他们没有建立新秩序的能力。维德尔是更进一步的诗人、更进一步的先锋,因为掌握权力,所以有了贯彻艺术的手腕,可以制造死亡、可以定义先锋。因这个形象较为极端,所以没想象中那么难以理解。我们根据波拉尼奥的意图还原,能看出他为什么有意将维德尔塑造成一个藏头露尾、只在转述中出现的形象——因为要拉远读者/叙述者与他的距离,使其符号化,烘托其象征意义;同时,也制造不可靠叙述者,通过本书叙述者对维德尔的层层剖析,还原叙述者——这个真正需要被读懂的形象——而这个形象非常接近波拉尼奥。在这里,就与《黑书》殊途同归了。 从这个角度看,小说的底层叙事是:叙述者如何通过分析一个自己讨厌的形象,而人士到自己与他别无二致;或至少具有同样罪恶的灵魂。因为理解了这一点,在小说的结尾,即便叙述者知道了维德尔的位置,也没有完成他的杀人计划。相当于《黑书》里的卡利普走进了耶拉的房间,在那一刻意识到了自己就是耶拉,而没有选择坐到耶拉的座位上。但本质如一,只是对“和合”的抗拒与否。 几个重要的情节:在出发寻找维德尔前,叙述者已经梦见自己和维德尔乘坐同一条船。船沉之后,两人分别抓住漂浮物,被海浪推开。他由此意识到:维德尔参与了沉船,而自己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阻止它: 我梦到自己正在一艘大木船上,也许是一艘古西班牙大帆船,我们正横穿大洋。我身处艉楼甲板的聚会上,正看着大海写一首诗,也许是一页日记。突然有人,一个老头,大声喊起来:龙卷风!龙卷风!但他不是在帆船上而是在一艘快艇上或是在防波堤脚下喊的。和波兰斯基的《罗斯玛丽的婴儿》里的一个场景一模一样。正在那时帆船开始沉没,所有的幸存者都变成了海难者。在海里,我看到了卡洛斯·维德尔,他抓着一个装酒的木桶漂在海面上。而我则抓着一根腐烂的木头漂着。在那一刻,当海浪把我们分得越来越远的时候,我明白了,维德尔和我,我们曾经在同一艘船上旅行,只不过他曾出力促使它沉没而我却没有为避免它的沉没而努力做点什么或者做了但很少。 这里有很明显的象征意味:同一条船代表他们身处同一个智利,同一个文学世界,拥有同一代的青年历史;“没努力做点什么活着做了但很少”,则揭露青年一代的道德困境,模糊了加害者与旁观者的伦理区别。而小说继续,在来到酒吧后,这种同源关系被进一步深化,变得身体话——有一瞬间(我觉得浑身都瘫软了)我看见自己几乎贴上了他,就像可怕的连体人双胞胎一样——接着,两人都在变老——直白地使读者意识到:叙述者就是维德尔的镜像;他开始理解维德尔的作为,并认为自己也会这么做——这是出于他真的在道德和价值观上与维德尔一致还是经记忆改造后将维德尔改造成了一个可被理解的形象——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小说结尾,叙述者在避免直面真相。这有很多解释: 1.他在道德上拒绝自己成为维德尔,害怕见到维德尔后——即便自己不动手杀死他而成为和他一样的杀人恶魔,也已经在身份认同上承认了自己就是维德尔;前半生只是因经历的不同而没走上他的道路。 2.他认为眼前的维德尔已与过去的维德尔不同,所以杀死他没有必要,他不会再伤害任何人。但这更可能是个借口。
浏览了一下,自然没怎么看懂。 自从看了百年孤独之后,不敢再触碰拉美文学。 太耗时间太费力了。 因为学养、因为阅历不够。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 只能先把容易看懂的百年孤独再啃一遍,回头再来细品这部作品。 但愿能看进去。 文学作品有优劣,但没有高下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