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沁
本書藉助反諷理論,推敲魯迅在小說創作過程中的文體選擇及其文體效果,追問其背後的文體訴求,發現魯迅小說中的反諷是一種言說策略,與其身處多變轉折的時代環境、虛無的人生體驗以及反抗絕望的人生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對人性和現實的絕望沒有使他甘於彷徨、陷於頹廢,相反,理性擔當的個性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感驅使他選擇對虛無反抗到底:徹底地勇敢直面並無情地解剖現實的黑暗,包括自己的內心,最終成爲一個徹底的反諷者。
本書藉助反諷理論,推敲魯迅在小說創作過程中的文體選擇及其文體效果,追問其背後的文體訴求,發現魯迅小說中的反諷是一種言說策略,與其身處多變轉折的時代環境、虛無的人生體驗以及反抗絕望的人生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對人性和現實的絕望沒有使他甘於彷徨、陷於頹廢,相反,理性擔當的個性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感驅使他選擇對虛無反抗到底:徹底地勇敢直面並無情地解剖現實的黑暗,包括自己的內心,最終成爲一個徹底的反諷者。
“魯迅的風格是冷峻、深沉和詼諧。這幾種風格其實不無悖逆之處:詼諧意在輕鬆取笑,又如何能深沉;冷峻者情感疏離,又如何與深沉者的情感厚重相統一?”作者拎其內在共同的反諷特質,不過這種模式也許讓魯迅更復雜了。可以這麼說,“感知訓練”是大部分文學教授的畢生事業——錘鍊自己、再傳授別人。前者落在實處是辭格研究,但後者在交流過程必然出現一種“矛盾的把握”。藉着“反諷”那曖昧多義的表述方式,作者能進入文本里觀察敘述者對待世界的模棱態度,否定性的魯迅也因批判啓蒙的歷史任務而獲得了存在的自由。魯迅本就覺着“黑暗虛無乃是實有”,也許他就只會一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作者前後不厭其煩的重複正表明:這種意義相反、態度佯裝的模式認識的魯迅,必然在何爲表,何爲裏的敘述上陷入困境。
可謂當年的先鋒小說吧,在文體實驗方面
魯迅筆下所諷刺的,大可分爲兩類人,庸衆和獨異個體,區別就在於意識的覺醒與否。庸衆麻木和虛無,獨異個體稚嫩和脆弱。希望對於庸衆來說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她們並沒有反思的能力,只是被苦難壓迫得麻木,或被狹隘的個人利益變得虛無,誰知道他們所相信的希望是否只是權勢造出的泡沫,像祥林嫂修的門檻,只有當更多的如狂人一般的獨異個體揹負着絕望前行,纔有所謂的希望,希望是走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