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奧爾罕·帕慕克
極會講故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的小說最好地體現了現代小說獨特的敘事結構,一個故事有多重的欣賞角度和發展脈絡,既可以滿足單純讀故事的需求,也可以滿足更深度的思考和審美。《我的名字叫紅》是奠定帕慕克國際文壇大師地位的作品,幾乎獲得了世界所有重要文學獎項。經典文學中的暢銷小說,《我的名字叫紅》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暢銷作品,06年的中文版是國內諾貝爾文學獎作品中爲數不多的暢銷作。故事發生在1590年末的奧斯曼帝國,蘇丹祕密委制一本偉大的書籍,頌揚他的生活與帝國。四位當朝優秀的細密畫家齊聚伊斯坦布爾,繪製這本傳說將動搖宗教與社稷的書。此時,爲愛情離鄉十二年的青年黑在戀人父親的召喚下終於迴歸,迎接他的除了愛情,還有接踵而來的謀殺,而線索,就藏在書中未完成的圖畫某處……
幾年前,我因爲諾貝爾文學獎的名頭把這本紙質書抱回了家,讀了個開頭不知何故棄讀了。但開篇那段一個死人的獨白印象深刻: 「我出生前就已經有着無窮的時間,我死後仍然是無窮無盡的時間!活着的時候我根本不想這些。一直以來,在兩團永恆的黑暗之間,我生活在明亮的世界裏。」 它關於時間的蒼茫、生命的偶然,以及人在明亮世界中那種近乎盲目的篤定——很有力量。它頑固的留在我的記憶裏,因此幾年過去我重新將它請上書架。但重讀之後我必須承認,這本書不算「好看」。宗教、藝術、文化、歷史層層疊疊,因爲對伊斯蘭文明缺乏體感,我讀得艱澀而疏離。 多視角第一人稱敘事是這本書被提及最多的特色。世界有多少種存在的方式?紅色作爲顏料存在,金幣作爲流通物存在,畫中的馬作爲圖像存在,黑作爲流亡者存在,謝庫瑞作爲寡婦存在。這些存在方式並不相互否定,它們像伊斯坦布爾的街道一樣交錯、層疊、共生。多視角講述避免了單一敘事的偏差。 伊斯蘭細密畫的傳統:理想的畫家不追求個人風格,而是要像安拉一樣無所不在地觀看,不留下任何個人的痕跡。而帕慕克讓每一個聲音都帶有強烈的自我意識——甚至連「紅色」都在自我辯白。這是對細密畫美學最溫柔的顛覆:絕對的匿名視角是不可能的,每一個觀看者都帶着自己的慾望和傷口。 書中的東西方碰撞、不同理念之爭,被巧妙地包裹在懸疑敘事裏。你在猜測兇手是誰、他爲了什麼而鬥爭,最後卻發現,他不過也是一個困在衝突中的可憐人。這不是簡單的「傳統 vs 現代」二元對立。兇手是最激進的反西方派,同時也是最沉迷於法蘭克技法的人。他無法容忍自己竟然渴望那種異端的美,於是把內心的衝突外化爲暴力。大師則爲了不受誘惑而刺瞎自己的雙眼。一個向外,一個朝內,皆是崩潰。畫坊裏的其他人或輕浮、或投機,只有兇手真正爲傳統之美感到痛楚。可問題在於,在舊世界註定崩塌的前夜,最忠誠的守護者往往最危險。他是一個被自己熱愛的傳統逼瘋的藝術家——殺人不是因爲恨姨父,而是因爲他恨那個正在愛上歐洲風格的自己。既然消滅不了內心的慾望,那就消滅慾望的源頭。 從權力和市場的角度看,透視法贏了。它帶來了陰影、個性、瞬間、人的眼睛,更能取悅人的感官,也更符合一個正在世俗化的世界。細密畫的神目觀要求畫家消隱自我、模仿安拉的全知視角,這種美學在一個人性覺醒的時代,註定守不住陣地。透視法帶來的還有一種新的主體性:人開始從固定的位置觀看世界,開始追求個性、瞬間、陰影中的真實。這是不可逆的,而且有其自身的壯美。當一種文明轉型發生時,沒有單一的贏家,有的只是無數種存在方式的重新洗牌,以及那些在這個過程中破碎、適應、或默默退場的人。 最後我想聊聊謝庫瑞。 她沒有刺瞎自己,沒有殺人,沒有爲任何一種風格殉道。她嫁給了黑,保護了孩子,在謀殺案的陰影下完成了最樸素的生存。她的結尾不是一幅畫,而是一個畫不出來的故事。文明的巨輪碾壓過一種審美秩序時,活下來、繼續愛、繼續養育孩子,這是一種被歷史敘事忽略的勝利。 她在好好生活,這也是對宏大敘事一次安靜的反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