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文論與蘇軾接受研究

很好看，尤其是朱熹與蘇軾一章，讓人看到世事變化、觀念更迭與人性之複雜。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並不是簡單的支持反對、熱愛憎惡、欣賞貶低，而是走向了深沉的理解。

張進《宋金文論與蘇詩接受研究》讀書筆記 第一章 梅歐與蘇軾 梅堯臣倡“平淡” 梅公倡“平淡”，是建立在處窮而能保持淡泊的心態並孜孜追求藝術高境的基礎上的。 歐陽修推崇“平淡” 平淡而含深遠，平淡而出怪巧，平淡而有氣力。這便是歐公對梅詩風格的解讀。 一向推崇平淡詩美的朱熹對梅詩不十分看好，認爲他不是平淡，而是“枯槁”，與杜甫說陶詩“枯槁”略同。 南宋初期頗有詩名的張嵲評曰：“不疑聖俞詩長於敘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餘。然其淡而少味，令人無一唱三嘆之意。” “紛華”的文辭只能暫時被人叫好，俯仰之間，便會如浮雲散去，唯“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而且“淡泊閒遠”的境界，往往是人難以達到的。可知，歐公是從詩歌發展史的開闊視域來觀照詩歌的古味淡泊，實際上是在追求詩的本真，追求詩的高境，以反對晚唐五代以來險怪、綺麗、雕琢的詩風，其思路是借復古以革新。 以“平澹典要”取士 借梅詩提出“窮而後工”的命題 歐陽修戒人“慎勿作慼慼之文” 蘇軾推崇“平淡”詩美，關鍵性的因素是“處窮”與“好陶”。 徐、湖時期，是蘇軾平淡詩美觀的萌發時期。 從貶黃州（元豐二年至七年，1079—1084）至元祐年間，是蘇軾平淡詩美觀的發展時期。 晚年貶逐嶺海，是蘇軾平淡詩美觀確立併發揚時期。 儒家的道大不容而自樂、老莊的淡泊超然與佛家的隨緣自適 蘇軾說，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 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 揭櫫，標誌。 總括蘇軾平淡詩美觀，實包含以下兩個因素。 第一，情感內蘊爲“處窮而能超然淡泊、溫厚平和”。 第二，文字上由絢爛而歸平淡。 蘇公推崇陶詩的“平淡”，其精神實質乃在於“超然”，在於處窮居貧之際的一種孤耿超然的心態。 蘇軾認爲“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 柳與陶極似，能於處窮之際以溫厚平和之心爲詩，故其詩清深溫麗、紆徐而又清勁，不犯“好奇務新”之病。而柳所以在陶之下，乃在其不如陶之“超然”。 從韋之經歷來看，雖有流落失職、折節讀書與執法被訟憤而辭官之遭遇，仕途也還淹蹇，卻不比柳公遠貶蠻荒之“處窮”，經受的磨難與坎坷更爲深重。 蘇公晚歲推重平淡，以陶、韋、柳爲典範而較少提及王維。其實，王維詩畫的清逸脫俗，蘇公早就首肯，但他晚歲生活優裕，饒有田莊別業，或半官半隱，或隱居山林。安史之亂，“託病被囚”，擔任僞官，心理受到極大的挫傷，又與蘇公的處窮益勵、枯槁儉素，心境大異。 宋平淡詩美觀的原因 其一，宋代官員中出身寒微者增多 其二，儒釋道三學並盛，士大夫多以佛老之澹泊與儒家之風節自持，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 其三，文藝思想日漸成熟。宋初文壇，柳開、王禹偁、穆修、范仲淹、孫何等人相繼發表了許多精闢的見解，要求革除西昆體浮靡雕琢之風，去華取實，易道易曉 第二章 李清照與蘇軾 李清照的《詞論》（又名《論詞》），是詞學批評史上的第一篇系統探討詞體的專論。 曹丕的《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第一篇專論。 清照亦不滿唐開元、天寶以來詞壇或流宕靡麗，或流連哀思，或詞語塵下的狀況，也意欲提高詞的品格，但她的思路是，既要求詞與詩同質，具有“雅正”的品格，又要求尊重詞體，注重詞的獨特性，不能讓詞合流於詩。由此可知，其實清照與蘇軾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欲使詞有一個品格上的“革新”和“提高”，而思路卻不同。 清照生於周邦彥（號清真居士）之後，小清真（1056—1121）28歲，她強調“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對詞的字聲及其音樂性，更爲重視，是很自然的事。那麼，她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北宋前期晏、歐、蘇三公詞，自然認爲其“又往往不協音律”，而只是“句讀不葺之詩爾”。說王、曾二公詞“不可歌”，亦不難成立。 總起來看，清照對詞體的要求是：在音樂上要協律可歌；在內容風格上要雅正和婉；在表現手法上要善於鋪敘，沉穩典雅，並將抒情與用事很好結合；在詞的整體上要具有渾成之美，不可“破碎”，或有“瑕疵”。 明人李開先說：“詞與詩，意同而體異。……以詞爲詩，詩斯劣矣。以詩爲詞，詞斯乖矣。” 但也應該指出，李清照在對詞“異”的體認中，過於看重詞的音律及以婉美爲本色風格的詞，據此批評晏、歐、蘇諸公詞，有尊體的一面，也有過於嚴苛、失之公允的一面。 清照的批評，立足的是作家才能與詞體特點的相合相諧，並無鄙薄前輩的意思，只不過是對詞作家才能的要求有些過高過嚴罷了。 陳正敏《遯齋閒覽》雲：“蘇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棋、飲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 有人以爲東坡曾自稱“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便是另樹旗幟，欲與本色一派爭雄，其實非也。東坡不過是說自己的詞是獨闢蹊徑另具風味，而並無爭雄詞壇分庭抗禮之意。 明清照有着非常明確的文體意識。所謂文體意識，指人們在文本寫作和欣賞中，對不同文體模式的自覺理解、熟練把握和獨特感受。清照對蘇軾諸公詞的批評，出於對詞體特徵的體認以及對作家才能與詞體關係的認識，要求詞與詩既保持“共同性”——“尚文雅”，又保持詞體的“獨特性”——“別是一家”，從而使詞得以革新與提高，正是出於自覺的文體意識。 李格非於詩文，力主“誠”與“橫”，與蘇軾一脈相承。格非論“誠”，即蘇軾說的“真”，真情坦露，如肝肺間流出。格非論“橫”，即蘇軾說的“姿態橫生”，不受拘束，淋漓灑脫。 格非以“橫”論蘇軾之文，認爲其“橫”，在於其“自得”，能超脫既有之規範，有橫空出世、橫放傑出之姿。 真誠橫放 蘇軾的“自是一家”說，意在標舉所作豪放詞與柳永婉約詞所具有的風格的不同，包括演唱角色與演唱方式的不同。而清照“別是一家說”，則意在強調詞與詩文作爲文體的不同。“自是一家說”與李之儀的“自有一種風格論”，說的是詞學內部形成的不同風格，而清照“別是一家說”，說的是詞與其他文體相比所具有的不同特點（特殊性） 第三章 朱熹與蘇軾 朱熹批評蘇軾的態度基本是前抑後揚：前期由好蘇轉而攻蘇，其措辭激烈，攻擊性極強；中後期有褒有貶，態度比前緩和；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不但接受了蘇軾之學，褒揚蘇軾其人，推賞蘇軾其文，甚至在某些方面達到了一種相通與默契。 朱熹爲何批評蘇軾（蘇氏），原因大略有三。 第一，受李侗影響，嚴辨儒佛，以維護儒學之正。 第二，受二程影響，以持敬爲主，對蘇軾其學其人不滿。 第三，與思想方法、爲學理念有關，認爲“此是彼非”“不容並立而兩存”。 朱熹對蘇軾態度轉變的原因 （一）孝宗皇帝喜好蘇文，又執意召用朱熹，這對朱熹態度的轉變，起了一定作用 （二）淳熙三年（1176）前後，前期與朱熹論辯蘇學的對手，相繼退出，朱熹論辯的方向與精力轉移 （三）知南康軍、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使朱熹對蘇軾的仁政愛民有了深切的理解與認識 （四）三次反道學高潮，使朱熹更推崇蘇公之人格氣節 （五）思想方法、治學理念改變，使朱熹學術思想更爲寬宏包容，從而接受蘇學 （六）文壇大家推崇蘇軾詩文書法，當對朱熹產生積極的影響 蘇軾雖一直心存出處之矛盾，渴望早歸田裏與弟弟蘇轍共享天倫之樂，卻始終未能辭官，只有在朝與外任的區別；而朱熹則數次“辭免召命”，請祠居家，過着講學和著書的生活。原因如下 第一，朱熹與蘇軾對皇帝的態度不同。蘇軾有“報恩”思想，而朱熹則是本着“君臣大義”，力圖“匡君”。 第二，朱熹與蘇軾對事業的追求各異。蘇軾注重學與政的結合，認爲君子爲學，必學爲政。朱熹則重在學術的追求。 第三，朱熹與蘇軾氣質個性不同。朱子與蘇子狷介而不受拘束相似，而蘇子豪爽、樂觀，朱子端莊、謹嚴，則又有別。由於從政日短、經驗有所不足，朱熹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很難在現實中貫徹執行，加以體弱多病，故對仕宦心存憂懼，常有求去之心。 第四章 嚴羽與蘇軾 張戒激烈批判蘇黃詩 嚴羽批評宋代諸公詩“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以才學爲詩” 嚴羽對蘇、黃詩的批評，核心的問題是“終非古人之詩也”，即蘇、黃詩在表現方式、表達分寸及總體風格（“氣象”）上，都不同於古人詩了，“唐人之風變矣”！嚴羽不能接受的是這個“變”。因爲它超越了他“熟識的先在的審美經驗”，[38]與他的審美期待有較大距離。 嚴羽承襲了張戒與朱熹的觀點，極推崇漢魏晉盛唐詩，認爲“變唐”“不合古人”，非“正路”，表現出明顯的復古傾向。 蘇軾重騷、崇陶、尊杜、推顏，嚴羽與其保持了相當的一致，而略有不同。蘇詩騷兼重，嚴偏重楚騷；蘇言李不及杜，嚴稱各擅勝場。這可能與蘇軾比較遵循儒家詩論觀，而嚴羽在這方面相對弱化有關。 嚴羽詩學的思想宗旨、審美取向、思維方式與詩學概念，與蘇軾有頗多的一致處。只是須仔細尋繹，方能發覺其中的相通與關聯。可以說，嚴羽對蘇、黃詩的批評，主要是在創作層面，並不妨礙其理論層面的自覺或不自覺、直接或間接的接受。 嚴羽用“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批評以蘇、黃及江西詩派爲代表的宋詩，被後人引以爲對宋詩特徵的概括。嚴羽看到了宋詩與唐詩的“氣象不同”，卻看不到宋詩新變的必然性與合理性，看不到宋詩獨具的長處，一味尊唐抑宋，偏於以禪說詩，因而招致非議，在唐宋詩之爭中成爲聚焦之點。 第五章 劉克莊與蘇軾 劉克莊與蘇軾之仕履相似處 第一，二人都任過起居舍人、中書舍人、侍讀，授龍圖閣學士，官至尚書。 第二，二人都因詩而得禍。蘇軾有“烏臺詩案”，劉克莊則有“梅花詩案”。 第三，二人都以剛直之風立朝，敢於仗義執言，抨擊時弊，卻爲輿論和臺諫所攻，多放外任。 第四，二人都在外任期間，有突出的政績。 第五，二人都有帝王的知遇器重。 第六，二人都號稱一代文宗 劉克莊卻因“晚節有污”，爲人所譏，以致《宋史》不爲其立傳。 劉克莊認爲蘇詩“非本色也”，即不同於以興象、含蓄、合律爲傳統的“本色”詩。但這並不影響劉克莊對歐、蘇詩“處於高峰地位”的評價 劉克莊提出了詩歌“本色論”，將其作爲一個重要的評詩標準。從“本色論”出發，他指出蘇詩“非本色”，無大力量者恐不可學；但他又以“氣魄力量”“蓋代之材”作爲衡量標準，將蘇軾列入宋代詩壇上的“大家數”行列，從而凸顯了蘇詩的特點與地位。 與張戒、嚴羽不同的是，張、嚴推崇唐詩，對蘇詩以負面評價爲多，而劉克莊則唐宋兼宗，在直言蘇詩短處的同時，又積極肯定其長處，並尊爲宋詩之“大家數”，這樣的一種接受態度，在蘇軾詩學接受史上，是指不多屈的。 宋詩特質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反對以西昆體爲代表的浮靡文風，歐、蘇作爲領袖人物，推崇韓愈，注重才學氣節。二是宋代科舉的改革，注重經義策論的考試，以選拔經世致用之人才。三是理學的興起，崇尚發明性理之學，富有思辨的品格。這三點，爲宋詩特質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從而帶來了宋詩的散文化、議論化、說理化等特質。 理學者看重心性義理，而看輕詩之情感與藝術手段，所作之詩，往往簡明闡釋義理，而缺少詩之興象韻味。 “風人之詩”，即詩人之詩；“文人之詩”，即文人學者之詩。劉克莊認爲，“風人之詩”，以發乎情性、止乎禮義爲根本，以自然界的鳥獸草木爲材料；“文人之詩”，以傳達書中的思想與學問爲根本，以借用前人的事蹟和言論爲材料。從他所舉兩者的不同，大致說來，一抒情，一說理；一比興，一用事。他說，有幽人羈士於窮餓之際能作出妙絕一世的好詩，也有碩師、鴻儒爲文章之宗而於詩無分，此事不可勉強。 在南宋詩人中，劉克莊最爲推重的是陳與義、陸游與楊萬里。 第六章 元好問與蘇、黃 遺山論詩繼承儒家詩學傳統，提倡正體、風雅，反對怨懟、怒罵。在這一點上，他與蘇有同有異，而與黃更爲接近。 遺山認爲，唐人之詩，之所以成爲學詩者之指歸，就在於“知本”。他說：“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其所謂“誠”，含義有二：一謂之“真”，有真情實感；二謂之“正”，是人心經過古聖賢道德言語教化薰陶而形成的思想感情。 遺山論詩主張自然天成，不刻意求工，師古而不泥古，學至於無學，這些亦可見出蘇、黃之影響。 第七章 宋人文論二題 宋人的“常”“變” 宋人文論中最先論述“常”與“變”的是宋初的田錫。 宋人的“自得說” 宋人的“自得說”，關注人的生命形態，涉及的範圍從人生到藝術，從爲學到爲文，從創作到接受，其核心是追求個體生命的自我體驗、自由舒展和自由創造，從而達到生命與藝術的至高境界——至樂。

挺好的題目啊。內容還沒看。先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