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果麥經典）

（對20世紀的小說的讀者來說）“閱讀不再是一種消遣和享受；閱讀已成爲嚴肅的甚至痛苦的儀式” 偶然在某書的封面上看到這句話，於我心有慼慼焉。閱讀《審判》並不是一段輕鬆愉悅的體驗，在翻開第一頁就知道K命定的結局以後更是如此。 閱讀K的命運，就如同一場預知結局的漫長行刑。看着他毫無懸念地走向被審判的境地，幾次想中斷閱讀，中止這場看不到盡頭的審判。然又在閱讀中漸漸與約瑟夫·K的視角融爲一體，不期然地抱有一絲應該能夠倖免於難的僥倖，恰恰是這份僥倖鼓動着我讀下去，一直讀下去，直到K死去…… 也是這份僥倖讓我思之惶惑，很多時候我也有“K時刻”，我總覺得自己會是例外，即使好事不達己，無論如何禍事也不會降臨於我身，即使身陷囹圄也信着有擺脫之時。 這誠然在許多至暗時刻將一絲光亮毫不吝嗇地捧獻給我，可近來卻也越發警覺：它正使我這個一個身處關係網中的“人”，逐漸失卻溫熱的體溫，變得越來越冰冷，與人與事都愈來愈疏離。 漸漸地，我對遙遠的苦難只有瞬息的哀悼，對許多甚至與己有關的切近之事亦是深感漠然。 提筆至此，旺盛的自我意識已搶先一步，讓我甚至在深入小說之前就忍不住開始對自己長篇大論的審判。腳着溜冰鞋，我滑軌於“過於在意”和“毫不關心“的兩極之間，似彈丸般遊移不定。 身體找不到落腳之處，所幸目光尚且能夠在一件與現實看似無關的事情上久作停留，暫時替代躁動肉體的不知歸途，爲靈魂覓得些許安寧慰藉。 我試着去回憶小說在講述怎樣一個故事，在搜刮不出任何連續性的情節後我重又打開小說，發現卡夫卡在第一行就已經講完了整個故事：他被捕了，但他什麼壞事也沒做。如果說要更詳細一些，我們可以再做這樣的延展：他被捕、被審判、被處以死刑了，但他什麼壞事也沒做。 一切都顯得那麼毫無來由、不知根底，蔓延宇宙的荒誕就這樣被卡夫卡演繹到了極致。 爲了理解這審判爲何如此令人窒息，我不得不重新審視卡夫卡，以及他所代表的20世紀小說講述故事的方式。 20世紀，小說家們常常以一種反叛的姿態去講故事，亦或者說不再去言說傳統意義上的故事。小說中情節開始變得支離破碎，再也找不到一個完整的、有頭有尾的故事。 習慣深夜寫作的卡夫卡的小說也猶如沒完沒了的夢境，他按照夢的法則進行創作：故事沒有開頭和結尾，沒有過去和未來，只有現在和“這裏”。 K的審判來的突兀且毫無根底，《變形記》裏的格里高爾變成蟲子的事實也自然無需去浪費筆墨鋪衍。 作者大可以截取事情的片段做盡情的發揮，讀者能做的只有接受，像接受人生來就走向宿命般的死亡一樣接受文本，否則就會被小說家拒之門外。 本世紀開始，閱讀小說也成爲一件頗具門檻的事，不再是人人皆可讀、人人皆可樂。我們作爲讀者心中自然會滿腹怨懟，這種小說不讀也罷，又何苦自貽伊戚呢？有時讀到晦澀難解處怒從心起，甚至想抓着作者的衣襟叩問：你何必自掘墳墓棄大衆於不顧？除了我們中文人誰來讀你！且好自爲之吧！ 可文學的魅力不就在此嗎？一如先哲康德所洞見，面對似乎憑藉個體力量無法把握的對象，作爲人類我們總試圖去超越，去超越感官能力的極限，超越一種無力的狀態。而恰恰是這種無法統攝卻又義無反顧去征服的使命感讓我們喜不自禁，亦不由得去歎服自身、敬重這個不信命的個體作爲人的存在。 我們閱讀20世紀的小說不也是如此嗎？ 當真看完之後就一頭霧水、了無所獲嗎？ 不盡然吧，難道不正是”看“本身讓我們興奮雀躍，讓我們又稍稍覺得我和人類都還沒有完蛋嗎？ 故而，我們以爲厲害的是小說，殊不知它們乃是“我們偉大心靈的回聲”。 在信仰崩塌、中心離散之際，我們如無本之木般棲棲遑遑地在人世飄搖，可就是到了此種境地我們也從未停止過對人的存在的追問。 哈姆萊特在基督教神學與人文主義精神輪換之時罹患精神危機，他在延宕中展開對命運的思索：處於十字路口的人類是否應該回到上帝的懷抱？或者從上帝的懷抱中掙脫出來，以人文主義、理性精神去開拓一條未來的全新之路。 如今，上帝已死的已然是覆水難收的事實，一切都在被解構，可解構之後又如何重構，無人可知。 然20世紀的小說家們卻試圖在作品裏對此時人的精神狀態予以不加評判地呈現：他們就像沒有感情的攝像機器，冷峻到極點，以至筆下的文字也透着森森涼意，飄着嫋嫋虛無的寒氣。 他們剖開人的心臟卻失望地發現裏面空無一物，留下的只有一具僵化冷卻的軀殼。於是乃驚覺——孤寂、煩惱、畏懼、絕望、憐憫、困惑、沉淪、噁心甚至死亡這些非理性的心理體驗就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 如果說上帝死了之後，傳統理性主義訴諸概括性的本質、追求普遍性的規則，皆因爲失去了終極保證和本原支撐而同時失去了可靠性、可信性。 那麼反過來，文學則因爲天然具有的“詩性智慧”性質，以及同人類原始祖先、遠古自然的血緣紐帶，它始終不渝地訴諸感性生命、追求與活生生人生勞頓奔忙的情感互通性，以及對人類生存狀態、現實處境的直接心靈關切性，因此尚保留着本然的真實可靠性、可信性。 思與詩相融，而後，人才獲得生命本真和存在的證明。這也是文學之爲文學的應有之義。 既然閱讀20世紀的小說是必要且值得的，我們便得以帶着更深的洞察重返《審判》。一看到《審判》，我們就不禁會去追問——誰來審判？審判誰？爲什麼審判？ 這部小說的多義性讓所有標準答案失效，但至少，我們可以窺見其中交織的三重審判： 一是具有社會批判意義的“無罪的審判”：K莫名被捕最後處以死刑； 二是自覺倫理道德層面的“有罪的審判”：K在上訴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自己作爲罪惡的世界的一份子也有意無意在加害於人； 三是宗教方面的“對‘審判’的審判”：在所有審判背後還有個總審判，如卡夫卡所言：我們發現自己身處罪孽很深重的狀態中，這與實際罪行無關。《審判》是遙遙無期的，只是永恆的法庭的一個總訴訟。 這種永恆的、悖論式的審判，在小說中那個“關於法門之前”的寓言裏得到了極致體現。這篇寓言不好理解，不好理解，貼一個學者的解讀： 【這篇寓言充滿了悖論：大門敞開着，卻又有守衛；門警答應放他進去，又一直不肯放行；鄉下人最終沒有進去，而門又是專門爲他開的。 張志揚先生進而發揮道：“門，既是範域的限定，又是這限定的缺口，既可破門而入，又破門而出，進入存在'或超出存在'。如果完全的隔就不必通了，完全的通就不必隔了，又通又隔，於是有門，所以，門是限定中的否定。門的肯定是在否定中或通過否定建立起來的。”“迄今爲止，人建立世界，就是建立門。 如此看來，這篇寓言中的寓言，它寓意含混，而又含混得清清楚楚；它如此深刻，又如此完整，以致於可以作出各種不同的解釋，同時又根本不能再作任何解釋。 對於這寓言，還是那位神甫說得好，“沒有必要去把每一件事情都當作是真實的，人們只要把它當作是必須的。"這就是說，解釋是可能的，但絕對的解釋卻是不可能的；接受是必須的，而理解卻並不是絕對的。“】 卡夫卡說“寫作是一種祈禱的形式”，“是砸碎我們心中冰海的斧子”，他通過寫作捏到了生命的痛處，使得我們在劇烈的痛覺中保持清醒，在失去永恆的精神家園後，依然能保持一種鎮靜的追問姿態，而不至於在麻木中渾然不覺地走向死亡。 那個“法門”前的鄉下人，或許永遠進不去，但那扇專爲他而設、卻又永遠隔絕他的門，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必須”的審判。我們每個人都是那個鄉下人，在“必須”接受的生命荒誕面前，閱讀《審判》這樣的作品，正是我們舉起卡夫卡留下的那把“斧頭”，試圖砸碎內心冰海，在虛無的寒氣中，求證自身存在的一次勇敢嘗試。

“只要開始審判，就必然認定有罪，無法得到赦免”，這就是官僚制度下司法機構，一個骯髒且無法度的絞肉機，用不停歇永遠流淌無辜着鮮血的地方。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對人性的摧殘與毀滅以及整個社會的異化是不容忽視的，人與人、與社會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職能部門的一雙大手可以遮天蔽日，可以無形的摧殘每一個人，易如螻蟻沒有什麼公平公正可言；故事中男主的遭遇與卡夫卡真實生活中遇到的審判如出一轍，面對不公的審判，卡夫卡對上帝的光環產生了自我罪感，對社會與人的關係有了更深層次的考量，將自己的遭遇交給主人公約瑟夫來表達，讓小說所表現的既是這個世界又完全外在於這個世界。

卡夫卡是一頭大象。而你我都是摸索至此的盲人。 這是一部充滿了偉大隱喻的作品，他的隱喻無處不在 比比皆是。 不但跨越了卡氏自己的其他作品，也同樣跨越了中西 跨越了古今，跨越了種族和宗教。 包括城堡 包括法院 包括鑰匙孔 包括椅子 包括僕人 包括雜役 包括護士 包括酒吧女郎。 這樣的隱喻是一種深刻和玄妙的。它的深刻和玄妙在於它既有很強的表現形式，它又是殘缺的。殘缺的就是各自能看到不同的隱喻，因爲是隱喻，就具有了相當的解釋性，無論是從宗教，從體制，從階級關係和從男女思維。 還有蠻意思的一段。畫室的那唯一一把椅子，座位：是一種很強烈的隱喻，它不但代表了權利，也代表了你所處的位置，以及對這個世界的掌控。相對於動態的世界來說，坐下是一個安穩，一個穩定，一個帶有些許尊貴以及掌控的象徵。 爲什麼說畫室只有一把椅子，是因爲誰坐在這把椅子上，誰就是掌控全局，誰就是進行描繪、進行闡述、進行思考、進行表達的位置。 而其他的任何地方，你都是一個模特，都是一個物件，都是服務於整個表達的一個零件。你當然不是一個人！或者你也可以是一個人，你可以是一個女人，可以是一個戴耳環的奴僕，可以是一個捧着水瓶的維納斯，可以幫你表達成任何人。包括把你推到牀上。這個牀上包括其他的被褥等造景可以表達任何其他隱藏的寓意，或者是性，或者是被操控，或者是舒適。一切由人表達，你只是 play 中的一環。 所以在這樣的著作下，經常有一些讓大家相互之間覺得莫名其妙的評論。這種莫名其妙其實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卡氏得以風靡後世的主要原因。 是因爲對於卡夫卡來說，所有的讀者都是在盲人摸象。所有的觀點都是在以管窺豹。無一例外。 他們既混亂又持續井然。既骯髒又幹淨純粹。既次序森嚴，又荒誕離奇。中國外國，古往今來，一戰二戰，宗教種族，包括書內書外，一個個隱喻既是文學，也是你我。 卡夫卡是一頭大象。而你我都是摸索至此的盲人。

讀完漢德克的《守門員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後，再讀卡夫卡的《審判》，選了旅德小說家文澤爾的譯本，值得推薦。 回想起對外國文學的認知改變來自一道填空題：《城堡》，《等待戈多》，《荒原》的作者是哪幾位？這道題出在1989年的一次普通小考，自此開啓了本人對世界文學新的認識，除了古希臘羅馬文學、莎士比亞時代文學和俄語文學外，原來還有更多不一樣的驚喜、驚奇甚至驚嚇在等着你。一開始讀卡夫卡似乎被驚嚇到了，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格里高爾一個大活人睡了一覺居然變成了一隻大甲殼蟲，而不是我們常見的人在死了以後纔可能變成蝴蝶或蟋蟀之類的（蒲松齡編織的聊齋故事，以寓言內核寫現實），卡夫卡是在用表現主義形式暗示、影射現實。多提一句，陳忠實《白鹿原》裏的超自然元素，如田小娥死後化爲鬼魂復仇、白嘉軒夢到白鹿、風水寶地等，更接近於中國鄉土社會的民間鬼怪傳說與民俗信仰，與卡夫卡的現代主義和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不能一概而論。 再讀《審判》和卡夫卡的其他作品，增添了許多思考時間，對一讀友的評價很是感慨：人生最大的恥辱是對體制的默認，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自我的誣告，恥辱抑或悲哀，都是對荒誕人生和世界的一種態度。 年少不知書中意，再讀已是書中人。 假設：漢德克的這個題材給卡夫卡，卡夫卡會怎麼寫？估計這種現實題材不是卡夫卡的菜。所以假設不成立。 （2025.07）

在開始對卡夫卡的《審判》進行最後的邏輯合龍前，我必須重新喚起阿爾貝·加繆在《局外人》裏那句近乎詛咒的告白：“我第一次向這個世界溫柔的冷漠敞開心扉。” 這種“溫柔的冷漠”其實就是一種識別。在現實中，當一些情況發生在我身上時，第一反應往往是“情況不對”，卻無法瞬間判定病竈。 看完《審判》後，我識破了這種“非線性的認識捕獲”——它不依循邏輯，而是潛意識裏的觀能感知。 卡夫卡用一出荒誕的佈景，剝開了權力的內核：它不是那種能被肉眼看見的外部高壓，而是一種潤物無聲的、內在的催眠。真正的審判不在法院，它就藏在生活的每一個毛孔裏，時刻等待着吸食你的意志。 支撐這個龐大審判系統的，從來不是什麼崇高的公義，而是原始的慾望、混亂的偏見和極其無聊的惡意。系統最恐怖的武器是不確定性。 當審判不再以具體的對話形式出現，它就變成了一種無孔不入的背景噪音，從生理和心理的雙重層面，逼迫你承認自己的低人一等。這種由於心虛和羞恥感產生的自我監視，纔是最穩固的牢籠。 我記憶猶新的是書中的“鞭打者”。這個羣體代表了系統最底層的執行意志——不講情感，不講道理，只負責輸出痛苦。 它是系統爲了維持恐懼而設置的必要環節，其存在本身就是爲了消解任何關於憐憫的討論。這種冷酷的效率感，與法庭辦公室那種鬆散、骯髒的氛圍形成了令人窒息的對比。 所以審判不僅是精神的折磨，它在物理層面通過剝奪時間，逐漸剝奪一個個體在社會契約中的生存根基。 而蒂託雷利向 K 揭示的那三種結局：真正的無罪釋放、表面的無罪釋放、以及無限期的拖延，簡直是一場關於希望的徹底屠殺。 真正的無罪釋放只存在於遙遠的傳說；表面的釋放意味着隨時待命的被捕；無限期的拖延則要求你永遠維持受審的狀態。 系統沒有出口，只有不同形式的圍困。 當這種圍困從早餐被剝奪的那一刻開始，驚悚便不再是宏大的詞彙，而是個體防禦的徹底崩解。 這種崩解伴隨着一種虛火般的日常失效，讓人在法庭辦公室裏感到生理性的眩暈。當私密空間被鄰居越界窺視，職場安全感被負罪感擊碎，社會資源在律師的糾纏中無效對沖，生存權便只能在畫家的交易中暗度陳倉。 最終，當社會屬性徹底凋零出奴性，存在主義的邏輯便走到了必然的絕路。 在最後的處決時刻，K 看着窗外那個人影，那個看似身處局外、實則與系統共謀的“局內人”。 我想，那個人影就是我，是每一個想要通過審判看清自己“看似身處局外”的局內人。面對這種左右皆沉淪的局面，莫爾索式的繳械與強力者的對抗都不是最優解。 或許，唯一的出口是在那兩個陌生人闖入生活、侵蝕你微小秩序的一瞬間，你就已經識破了這場審判的非線性本質。 真正的恐怖不在於結果，而在於這種對微觀秩序的蠶食。而我們能做的，便是以那個“窗里人”的冷峻視線，去平視那個荒誕的現場，拒絕進入那場必輸的博弈。

《審判》是奧匈帝國的德語小說家弗朗茨·卡夫卡的長篇小說。故事講述了銀行高級職約瑟夫· K 在他30歲生日的早上莫名其妙遭到逮捕，受到指控，成了被告。K完全不清楚自己犯了什麼法。事情來得突然且荒謬，約瑟夫·K幾乎無法相信眼下正在發生的一切。爲了澄清自己的無辜，K四處尋求幫助，然而，一切都是徒勞的，最後，在31歲生日的前一晚，他還是被判有罪並處死。直到死的那天，K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審判他的法官身在何處，審判他的最高法院又在哪裏？ 小說中，整個審⚙️判過程充滿了荒謬和不合理。讓讀者感受到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在冷酷無情的官⚙️吏面前，作爲弱勢羣體的民衆是多麼無助和迷茫，只要權力想審⚙️判你，你根本無處遁形。在一個專⚙️治和權⚙️力壟⚙️斷的社會里，法律不再是公正的象徵，而是變成了權⚙️力的工具。 卡夫卡這部作品讓人感受到了他想要逃出這個荒🏜️誕處境的強烈慾望，透過文字似乎可以看到他用盡全力試圖將他的思💭想作爲呼救聲傳遞出去。1924年，卡夫卡因病去世，生前，他自認爲《審判》在藝術上是失敗的，遺囑中聲明要將手稿焚燬。因爲遺囑執行人布羅德的“背叛”，《審判》最終得以整理發表。

一個虛弱的人卻有一顆悲天憫人的心 似乎全世界的文學愛好者都知道弗蘭茲·卡夫卡這個人，以至於我竟沒有讀過他的書卻知道他鼎鼎大名。 許多文學界的名人讚譽他，可以說卡夫卡死後有多少鮮花，那麼他生前就有多孤寂和被冷落。拋開那些頭銜和讚譽，卡夫卡就是一個普通人。他的困境跟現代大多數人的困境一樣，童年的打壓式教育，被拿去和別人家的孩子比較，爲了好就業和體面被迫選擇了自己不喜歡的專業，有份996而晉升不大的工作，大齡未婚，對婚姻和愛情渴望而焦慮，直到他離世，也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成就。如果沒有他那些離奇和荒誕的思想被好友挖掘，卡夫卡就是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他甚至不如大多數人樂觀和堅強，大概也正是卡夫卡平淡的一生和荒誕離奇的文字，才能剛好跟時代共鳴，成爲現代文學愛好者耳熟能詳的作家之一。 “一定是有人誣陷了約瑟夫·K.，因爲，他沒幹什麼壞事，一天早晨卻突然被捕了。” 極度平靜、客觀的語調，講述了一件完全荒謬、不合邏輯的事，整部小說的基調就像日常世界突然被一種無法理解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侵入，這種感覺被讀者視爲卡夫卡式荒誕與異化。 小說中“法的門前”那個入口是專門爲一個人開的，但他卻用一生等待許可。現代人常常覺得，某個機會、某個職位、某種認可“只對自己緊閉”，而實際上那扇門本可以推開。很多障礙是被我們自己內化的“必須遵守規則”所構建的。那個遲遲不放行的守門人，是不是隻存在於我們的想象中？ 不要輕易把外界施加的困境，內化爲自己的罪過；同時，不要只在系統允許的範圍內尋找正義。 如果你發現自己正在解釋一個原本不該由你解釋的局面，可能你已經是K.了。 大體上讀來還是雲裏霧裏，有機會把《變形記》和《城堡》也讀完罷。

進不去的門 卡夫卡的《審判》寫於1914—1915年，卻直到他去世後才由友人馬克斯·布羅德整理出版。小說沒有真正完成，甚至連章節的次序也並非完全確定。因此，讀《審判》時，很難把它當成一部有完整因果鏈條的法律小說。它更像是一場漫長而荒誕的夢：一個人明明沒有做錯什麼，卻從某一天開始，被捲入一個自己永遠無法弄明白、也永遠無法逃脫的審判。 故事從約瑟夫·K三十歲生日那天開始。 K是一家銀行的高級職員。一天早晨，他剛剛醒來，就發現房間裏來了兩個陌生人。他們告訴他，他被捕了。奇怪的是，他們既不告訴他犯了什麼罪，也不把他帶走。K仍然可以上班，可以自由行動，只是從此以後，他已經成爲一個“被審判的人”。 審判並不是把一個正常人的自由突然奪走，而是在保留他的日常生活的同時，把一個看不見的罪名塞進他的生活。 K試圖弄清楚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罪。 他參加第一次審訊，來到一個擁擠、混亂、充滿壓迫感的場所；他尋找法院，法院卻藏在普通住宅的閣樓裏；他遇到法官、律師、法院工作人員，也遇到那些似乎熟悉整個司法系統的人，卻沒有一個人能夠真正告訴他：案件究竟是什麼，法律究竟是什麼，自己究竟應該怎樣證明清白。他找到律師胡爾德，希望通過法律程序解決問題；又認識了畫家蒂託雷利，希望通過他與法院的關係獲得幫助。可這些所謂的幫助，實際上只是讓K陷入更多的迷宮。蒂託雷利告訴他，案件大概有三種可能的結局：真正的無罪幾乎是不可能的；所謂“表面的無罪”，只能暫時讓案件停止；而“拖延”，則是讓審判無限期地繼續下去。 這時候，K似乎已經逐漸明白了這個世界的規則：你可以申辯，卻不能真正解釋自己；你可以尋找出口，卻找不到法院的大門；你可以認識很多人，卻沒有一個人真正掌握法律；你可以不停行動，卻始終沒有向前一步。 最後，K來到大教堂。本來，他是去接待一位意大利客戶，卻沒有等到客戶。一個神父卻突然叫出了他的名字。K這才知道，神父竟然是法院的人。接下來，小說出現了最重要的一段——“鄉下人與守門人”。 法律面前站着一個守門人。一個鄉下人來到這裏，請求進入法律的大門。 守門人告訴他： 現在還不能進去。 鄉下人問：“以後可以進去嗎？” 守門人回答：“有可能，但現在不行。” 門其實是敞開的。 鄉下人甚至可以看見門裏面。但守門人又告訴他，自己只是第一道門的守門人，裏面還有一道又一道門，每一道門都有更強大的守門人。於是鄉下人害怕了。他沒有闖進去，而是在門口坐下來，等待允許。 一天過去了，一年過去了，幾十年過去了。 他爲了進入法律之門，向守門人行賄，向他詢問，觀察他，甚至研究他身上的皮毛、鬍鬚和習慣。他越來越老，越來越接近死亡。 臨死之前，他問守門人： “所有的人都想接近法律，可爲什麼這麼多年來，除了我，沒有人來這裏？” 守門人回答： “因爲這道門是專爲你開的。現在我要把它關上了。” 故事結束。而K的故事也走向結束。 最終，K在採石場被處死，他的罪名始終沒有被宣佈。他說出的最後一句話是：“像一條狗！”——這聲抗議中包含着某種覺知：他終於意識到，自己一直在等待的那個“審判”，從來就不存在於任何外部權威那裏。他的罪就是他的存在本身，而這個“罪”是無法通過任何辯護來消除的。 於是，“鄉下人的門”和“約瑟夫·K的審判”突然重合了。 把《審判》放回卡夫卡自己的時代，會發現這扇門並不是憑空出現的。 卡夫卡1883年出生於布拉格，是生活在奧匈帝國時期的德語猶太人。他受過法律教育，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後來長期在波希米亞王國工人意外保險機構工作，是一個非常熟悉官僚制度、文件、法律和行政程序的人。他在那裏工作了十四年，而且工作能力受到認可。所以，《審判》裏的法院並不一定是卡夫卡對某一個具體法院的影射。更可怕的是，它可能來自現代社會本身。 卡夫卡生活在一箇舊帝國正在瓦解、民族主義不斷增長、官僚機構日益龐大的時代。1914年，他開始寫《審判》，恰恰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年份。小說開篇和結尾幾乎最先寫出，而中間部分則不斷中斷，最終沒有完成。他還是一個處在多重身份之間的人：布拉格人，卻不是捷克人；說德語，卻生活在捷克社會；是猶太人，卻又與傳統猶太宗教保持着複雜距離；受過法律教育，卻又不願讓法律成爲自己真正的人生。因此，《審判》中的“無法進入”，也可以讓人想到一種更深的現代人的處境，我們總在尋找一個能夠證明自己身份、價值和存在意義的地方，卻總有一個聲音告訴我們：你還沒有資格，你還需要等待，你還需要證明自己，你還需要認識更高一級的人，你還需要理解那些你永遠無法理解的規則。而最可怕的是，我們最後可能會把這個聲音變成自己的聲音。 我想每一個讀者都喜歡這個寓言最後的反轉。 鄉下人一生都認爲：法律的大門對所有人開放。所以，他一直等着進入。直到臨死之前，他才知道：這扇門其實從一開始就是專門爲他開的。 這句話把整個故事倒轉過來。如果門是專門爲他開的，那麼他這一生究竟在等什麼？ 守門人阻止他了嗎？當然阻止了。但僅僅是守門人阻止了他嗎？似乎又不完全是。因爲真正沒有跨過去的，是他自己。這並不是說受壓迫的人應該爲自己的處境負責，而是卡夫卡提出了一個更加令人不安的問題：當權力告訴你“不能進去”時，你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相信了它？從那一刻開始，外在的守門人就進入了人的內心。這也是爲什麼這個寓言比單純的“反抗權力”更加複雜。如果只是“惡人擋住好人”，故事反而很簡單。但卡夫卡讓我們看到的是：權力不僅能夠阻止人的行動，還能夠塑造人的判斷，讓人開始主動按照權力的規則理解世界。 於是，門雖然開着，人卻進不去了。 門是否真的打不開，也許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當一扇門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有沒有因爲害怕門後的守門人，而從來沒有嘗試走進去？如果有一天，我們發現那扇門原來一直是爲自己開的，卻已經沒有時間了呢？

摘自《存在主義心理分析》（歐文亞隆） 把存在的內疚寫得最生動有力的，莫過於卡夫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個體拒絕承認和麪對存在的內疚是一個不斷出現的主題。 《審判》一書開篇就寫道：“必然有人惡意中傷約瑟夫，因爲他沒有做任何錯事，卻在一個晴朗的早晨被逮捕。”約瑟夫被要求認罪，他卻宣稱：“我完全無罪。”整部小說都在描述約瑟夫如何努力讓自己無罪離開法庭。他向任何可能的地方尋求幫助，卻得不到任何幫助，因爲他面對的不是普通的官方法庭。正如讀者逐漸意識到的，約瑟夫面對的是自己內心深處的法庭。 裘利斯·赫舍提醒讀者注意法庭的物理環境被原始本能的材料玷污，譬如法官的桌上散放着色情書刊，法庭坐落在貧民窟的一個骯髒的閣樓上。當約瑟夫進入一所教堂，一位神父對他講了一番話，試圖敦促他關注內心、發現自己的罪。約瑟夫回答說這一切都是誤會，然後他開始合理化：“如果你是指這個的話，那麼有哪個人可以說自己無罪呢？我們都只是平凡的人，每個人都差不多。”神父繼續勸導說：“但是所有有罪的人都這樣說，”並再次讓他看向自己的內心而不是試圖把自己的罪消解在集體的罪中。當約瑟夫描述了自己下一步的打算之後（“我打算尋求更多的幫助”），神父生氣地說：“你太熱衷於尋求外界的幫助“。最後，神父在講壇上高喊：“難道你就不能稍微看遠些嗎？”約瑟夫於是希望能夠從神父那裏得到逃避法庭的方法，所謂“一種完全脫離法庭審判的生活方式”（指的是一種可以避免自己良心審判的生活方式）。 其實約瑟夫問的是，人是否有可能永遠不必面對存在的內疚？神父回答說他逃避的希望只是“妄想”，並告訴他一則“寫在律法前言”的寓言，其描述的就是“那種妄想”。這則寓言是一個人和守門人之間的故事。一個鄉下人想要進入法律之門。在無數門中的一個門前，守門人迎接了鄉下人，告訴他此刻不準進入。當鄉下人試圖向內窺探時，守門人警告他說：“你可以試着在沒有我許可的情況下進去。但是你要小心光是我就擁有強大的力量。而裏面的大廳一個連着一個，守門人一個比一個更強大。到第三個守門人我就已經看都不敢看了。” 鄉下人決定自己最好等到獲得許可再進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在門口等待着。他整個一生都在門外等待。他變老了，他的視力衰退了，就在他倒下快要死去的時候，他問了守門人最後一個問題：“每個人都想要進入法律之門。爲什麼這麼多年來，除了我之外，就沒有其他人要求進入呢？”守門人對着他的耳朵大喊（因爲他的聽力也衰退了）：“除你之外沒有別人需要經這個門走進法律殿堂，這個門是爲你準備的。我現在就要把它關上了。”約瑟夫無法理解這則寓言，他繼續尋找某種外在的幫助，直到最後“像一條狗一樣”地死去。 卡夫卡在日記中寫到他自己一開始也並不能夠理解這則寓言的意義。之後正如布伯指出的，卡夫卡在筆記中充分描述了這則寓言的意義：“承認罪，無條件地承認罪，門就會打開。它在世界之屋的內部，牆後是它污濁的反射。” 卡夫卡筆下的鄉下人是有罪的，他的罪不僅是沒有活出應有的生命的罪，等待他人許可的罪，沒有把握自己生命的罪，沒有走入只爲自己準備的大門的罪，他的罪更是因爲沒有接受自己的罪，沒有用自己的罪作爲內心的嚮導，沒有“無條件”地認罪（他的認罪本可以讓大門“自動打開”）。 存在主義治療中的“內疚”與傳統治療中的內疚有所區別。在傳統治療中，內疚指的是一種做錯事的感覺，這是一種具有滲透力的、讓人很不舒服的狀態。這種狀態被形容爲伴有焦慮的負面自我評價。 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爲內疚這個概念增添了新的維度。首先，爲自己的行爲負完全的責任這個觀點通過減少逃避內疚的渠道從而擴展了內疚的範圍。個體不能再舒服地依賴於如下的藉口：“我不是故意的”、“這是意外”、“我沒有辦法”、“我（這樣做）是因爲根本無法抵抗的衝動”。 除了擴展了“責任”的領域之外，存在主義概念還增加了一個更爲重要的維度。簡單地說，一個人感到內疚並不僅僅是因爲對別人有過錯或者是違反了某種道德或社會規範，它也包括對自己所犯下的錯誤感到內疚。所以人的負疚感的強烈程度，等同於人對於自身、對於自身世界的責任感。 人需要爲自己的存在負責，也就是說，他必須要回答使自己成爲什麼的問題。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就是自己的審判者。這種情境帶來焦慮。這個焦慮從相對的角度來看，就是內疚的焦慮；從絕對的角度來看，這個焦慮是對自我排斥或者自我否認的焦慮。人被要求使自己成爲自己應該的樣子，充分實現自己的命運。人通過實現自身的命運，通過實現潛在的可能，獲得自我肯定。 哈西德教派的拉比蘇西亞在去世之前曾經說過：“當我到天堂的時候，他們不會問我‘你爲什麼不是摩西？’他們會問我的是‘你爲什麼不是蘇西亞？爲什麼你沒有成爲你本可以成爲的你？’” 馬斯洛第一個使用了“自我實現”這個名稱。他也相信人自然會試圖實現自我，除非環境對發展太過不利，使人力圖獲得安全感，而不是努力成長［也就是說，人必須採用“匱乏動機”(deficiency motivation)而不是“成長動機”(growth motivation)］。 但是人如何能發現自己的潛力呢？人怎麼能在遇到它時認出它來呢？人如何知道自己迷失了呢？海德格爾、蒂利希、馬斯洛和羅洛·梅對這個問題給予了一致的回答：“通過內疚！通過焦慮！通過良心的呼喚！”

卡夫卡式的小說，沒有完整的故事，也談不上好的文筆，可能就不想好寫吧~。那究竟偉大在哪呢，也許偉大在現代主義的開創性，或者是因爲獨特的荒誕顯得文學性強，需要讀者慢慢去嚼，越嚼越有味道，我認爲在後者。現實的荒誕，是你發現了這個世界的無序，並且感到深深無能爲力。《城堡》和《審判》這兩本小說讀完都有這種感覺，這不就是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嗎？孤獨，空虛，以及對現實的無力感。剛剛讀《城堡》的時候，作者用力的描述，裏面每一段推理都合乎邏輯，但是每一段的結論都毫無意義。我想起的是和媳婦吵架的場景，每個人表達的都有道理，都有邏輯，同時每一個小片段都能達成共識，但是拉長了看，好像對於解決實際問題毫無幫助，問題永遠在那，沒有什麼對或者錯，接下來就是妥協，互相妥協，忘記了最開始因爲什麼而吵架的。 讀這本《審判》的時候，也是同樣的感覺，K突然被捕了，不知道什麼原因，不知道怎麼擺脫來自法院的審判，嘗試着去解決問題，找律師，畫家，商人，一步一步在走進真相，但是最後依然一無所獲，滿滿的荒誕感，可以解讀爲對官僚集團的諷刺，也可以解讀爲人性的冷漠抨擊。每個讀者都能讀出不同的感受，這可能就是卡式的偉大之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