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年紀事（譯文經典）

一部看起來像是紀實作品的小說，記述了倫敦1665年的一場大瘟疫。瘟疫流行時笛福還只是一個5歲的小孩子，所有的內容據說來自其本家叔叔的講述，通過一個生活在倫敦的皮具商人的眼睛，將那時候倫敦的景況鉅細靡遺地記錄下來，包括參與的各類人員、制定的各種應對措施、人們在日復一日防疫過程中心態的變化，還有那些不斷消失的個體……跟當前狀態比較，不能說十分相似，只能說歷史總是在輪迴。

1665年大瘟疫襲擊下的倫敦城，一部可視爲“真正的歷史”的歷史小說！

1665年，發生在倫敦的這場瘟疫，人們的驚慌失措與人性的各種表演，在355年後，在另一片土地上重演。 即使科技發展了355年，在面對這些小到“看不見的敵人”，人類團體仍然沒有太多的進步。 比如街道上的號哭。 比如冒險工作的窮人。 比如發病後買通看守逃亡的富人。 比如飛昇的數字和越來越大的埋屍坑。 包括政府採取的措施。 隔離，然後封閉。 不過，今天我們對這些病毒的認識畢竟有很大進步。我們有了不斷調整的治療方案，我們有了不斷研發疫苗的光亮，我們有了大數據追蹤，提前隔離病毒可能的潛伏宿主… 當然，病毒也在不斷進化，“狡猾地”逃脫人類的各種殲滅追蹤。 我還是相信人類能勝利的，畢竟，我們本來就來自於病毒。

相比之下，加繆的《鼠疫》，是以冷靜的語調講述正義的人與惡的搏鬥；而笛福的《瘟疫年紀事》，則是用更生動親和的方式，細細描繪了瘟疫降臨時慌亂而絕望的人們，展現了瘟疫如何改變一座城市的樣貌，還花了大量篇幅談論政府的笨拙應對和鄉野的荒謬傳說。在那樣的日子，走在街上會聽到隱約而悽惶的呼救，就像這一個多月來微博上到處出現的求助信息一樣，只要聽過一次就永遠不會忘記。這些都是提醒着我們，他們不是《死亡統計表》上冰冷且可疑的數字，他們如此渺小無力又獨一無二，他們沒有犯任何罪，他們只是遭遇不幸罷了。

疫情之下讀完了這本書，在現實和虛幻之中穿行，四百年前的疫病摧毀了倫敦，作者以極爲詳盡甚至詭異的筆觸記錄了大疫病來臨時的混亂、悲慘、荒謬和溫情，令人難以忘懷，疫病中的個體的無助與絕望。羣體中顯示出的慌亂、荒唐和互助，笛福的記錄有着與虛擬作者身份相匹配的瑣碎、雜亂和斷斷續續，雜以統計表，使得小說更像紀實的筆記，笛福這種寫法確實不同於我們慣常所見的小說，他被尊崇爲現代小說之父的理由在這本小說中也有跡可循。 小說主要寫的是疫病來臨後平民的生活，對宗教的信仰以及接受上帝的旨意的思想在文中可見。 翻譯文本對於閱讀不甚友好，作者強調了對原文的忠實，卻令閱讀困難頗多，需要在上下文中拼命連綴。 不過讀完這本書，對於那場瘟疫有了一個全景式瞭解。

歷史很調皮，它把上演過的戲碼改頭換面一下，隔段時間就再來一次，就像這二十一世紀短短二十年，平凡的我們已經經歷了兩次疫情，第一次感覺是這麼多年第一次咋就讓我遇見了，第二次是平地驚雷到麻木到一直麻木很久直到結束（比起歷史上疫情出現的頻率，疫情的到訪似乎已開始加速）。如今，事過境遷，關於最近這次疫情，好像跟許多歷史事件一樣，拉上劇幕後，就被塵封起來，再沒有探究的必要，但教訓是要學習的，至少在不能絕對避免發生下一次疫情的時候，探尋總結，有益無害（我們天天說現在是信息爆炸的年代，自媒體的盛行也讓我們有了更多的視角觀察，似乎再沒有什麼信息能不被大衆所知，再沒有什麼真相可以被隱瞞，可現實又告訴我們，我們看到的永遠是想讓我們看到的，我們需要看到的，要麼姍姍來遲，要麼石沉大海，真相如何，是要沉澱很久後，纔會被大衆看到冰山一角）。 看《瘟疫年紀事》 之前不看簡介，很容易把這本小說當做紀實來讀，敘事手法和文字表達方式太像了，作者的匠心獨運，讀者深陷其中。笛福復現了倫敦瘟疫的圖景：街道上堆積的屍體、民衆對大蒜驅邪的迷信、富人倉皇逃亡後窮人的絕望。他鋪陳真實的街巷名稱與冰冷的死亡數字，營造出一種獨特的“虛構的真實感”，他用敘述者的視角捕捉了從趁火打劫的暴行到鄰里間守望相助的微光，也記錄了苦難中的臨終懺悔和對當局應對遲緩無能的反思。 我拿這本書對比過加繆的《鼠疫》和薩拉馬戈的《失明症漫記》。加繆筆下，發生在奧蘭城的故事顯然超越了具體疫情的範疇，將目光投向了人在荒誕處境中的行動本身。而薩拉馬戈的《失明症漫記》，則將人性置於一個更極端也更赤裸的困境實驗室，以冷峻甚至殘酷的筆調，迫使讀者直面一個終極拷問：當維繫社會的所有規則與僞裝失效，我們人性的底層究竟潛藏着什麼…… 笛福記載的時代，瘟疫往往被視爲天譴神罰，人們或求助彗星預兆的解讀，或口含大蒜尋求庇護，這種基於神祕主義的解釋在今天看來略顯愚昧，但在科學矇昧的年代，卻是搭建起了理解災難、緩解認知焦慮的框架。而到了加繆和薩拉馬戈的時代，瘟疫早已超越了其作爲疾病的自然屬性，成爲洞穿社會結構和人性本質的巨大透鏡。《鼠疫》映射着法西斯的陰影，《失明》刺穿了官僚系統的徹底失效與冷酷無情。瘟疫之所以成爲災難，病毒只是導火索，更關鍵的是它對固有的權力邏輯、社會缺陷和人性的幽暗之處所產生的恐怖的放大作用。進入全球化與信息化時代後，新冠疫情中兇猛爆發的“信息瘟疫”——謠言四起、陰謀論甚囂塵上、甚至口罩等基本防疫措施都被政治化標籤化——簡直就是笛福筆下倫敦市民關於“毒氣傳播”或“猶太投毒”恐慌的重演…歷史一再殘酷證明：科技縱然日新月異，深植於人性深處的恐懼、偏見和非理性弱點，卻幾乎從未改變；人類能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學不到任何教訓。 災難發生時，也是人性善惡衝突和社會倫理選擇矛盾最突出的時候。《瘟疫年紀事》中富人率先逃亡，《鼠疫》中科塔爾的走私牟利，《失明》中強盜用武力壟斷食物，赤裸裸的生存本能和自我利益優先的原則在災難的放大鏡下無比刺眼。而裏厄醫生的無言堅守、醫生妻子在失明人潮中帶領尋找食物和希望的微弱光芒，也驗證着加繆深刻的斷言：“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東西總是多於應該蔑視的東西。”在這兒，想由衷的對那些武漢封城初期那些“逆行”的醫護人員身影、自發接送醫護的志願者車隊、所有堅守崗位毫不退縮的人們，致以最高的敬意，他們是人性堅韌與善意的代表，她們是黑暗裏最閃亮的光。 隔離作爲對抗瘟疫的基本手段，它內在的兩難困境也在歷史與現實間反覆重演。對笛福時代的倫敦人而言，被“封門漆十字”等於宣判了緩期執行的死刑；在薩拉馬戈的隔離營裏，隔離則是人性被極端踐踏的人間地獄，但在《鼠疫》裏，爲了整體生存所需的封城又成爲一種必要、沉重且清醒的選擇。 笛福書寫倫敦大疫，是在對抗健忘；加繆在《鼠疫》的結尾冷靜地指出：“鼠疫桿菌不會滅絕”；薩拉馬戈在《失明症漫記》結尾讓那些重獲視力的人們選擇了對災難沉默，一如我們現在。文學之所以不斷書寫災難，正是因爲這種“集體遺忘”的本能在現實中一再應驗。瘟疫與文明的博弈永不停歇，文學固然無法提供解藥，但它封存了每一次災難降臨時頑強閃現的人性光芒，哪怕微如螢火。正如薩拉馬戈借醫生妻子之口說出：“如果我們不能完全像人一樣生活，那麼至少應當盡一切努力不完全像動物一樣生活。”

在疫情的陰影下，以凝重的心情讀完《瘟疫年紀事》這本最有代表性的“瘟疫文學"。該書作者笛福（Daniel Defoe）是18世紀英國作家，被譽爲英國啓蒙時期現實主義豐富小說的奠基人，“英國現實主義小說之父”。笛福最負盛名的作品是中學時代就讀過的世界名著《魯賓遜漂流記》。而《瘟疫年紀事》則是文學史上第一部以瘟疫爲主題的小說。《瘟疫年紀事》一書實際上既無主角也無情節，讀來完全不像一部小說。作品的背景是1665年大瘟疫襲擊下的倫敦城。笛福在書中把當年這場鼠疫的發生、傳播，以及由此引起的恐怖和人心惶惶，死亡數字、逃疫的景況寫得栩栩如生，讓讀者如同身臨其境。笛福對這場瘟疫形形色色的描寫，猶如一幅幅慘不忍睹的畫面，讓讀者不忍直視，毛骨悚然。這是倫敦歷史上空前的大劫難，它讓數以萬計的倫敦人痛不欲生，人人皆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特別是書中對這場大瘟疫下倫敦城市的描寫，那一幅副奇怪的城市白晝圖景，讀來居然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最讓人感到喫驚的事情，便是看到那些街道，通常是那樣熙熙攘攘，眼下變得荒蕪淒涼，街上幾乎看不到什麼人，這樣如果我是個陌生人，還迷了路的話，我往往要把整個街道……走上一遍，還看不到有人爲我指路呢…。那種空空蕩蕩使得 ’自然的現象’ 變得不自然…” 。更令人驚悚的是，在1665年倫敦大瘟疫高峰時期，最恐怖的還不是陰森恐怖的街頭暴屍，而是大量被疑爲染病的人被強行關閉在自家屋子裏，門上畫上紅十字，像是活活被關進墳墓。書中的主人這樣說道：“ 當時不斷地告訴自己要關起門來待在自家屋子裏。他熟悉他的倫敦，但是他的倫敦已經變得陌生…"  那還是一個科學不發達的年代，那些跪在屍首旁邊神色茫然或掩面無力的窮人市民；在這場大瘟疫中，他們只能是的迷信、恐懼、匱乏、冒險和憂戚或祈求上帝的庇護。正如《聖經》《詩篇》第91章：“耶和華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在倫敦將要滅亡的時刻，人們只能是“ 徹夜奔走，徹夜號叫：“噢，無上而威嚴的上帝呀！” 笛福筆下有許多身處災難中人們值得同情的遭遇和可悲可嘆的行爲。如書中所寫的：“一方面，宗教生活變得空前團結和虔誠，就連那些鐵石心腸的殺人犯也開始大聲懺悔，痛哭流涕對人供認隱瞞已久的罪狀；另一方面，人們互相提防，偶爾碰面也都繞道避開，怕的是染上瘟病。層出不窮的江湖醫生、魔術師、星相家、智多星、預言家，他們信口開河，趁機詐騙窮人和病人的錢財。在瘟疫的痛苦和瘟疫的恐怖達到高峰時，人們多半分不清謠言和真相的區別。連《死亡統計表》的數字是不可全信的…” 任何一場大災難只要被如實報道出來，似乎都具有史詩（epic）恢弘不凡的氣度。笛福的《瘟疫年紀事》以其嚴謹忠實的敘述，爲十七世紀中葉的倫敦城譜寫了一曲史詩。 此刻讀完《瘟疫年紀事》，不禁讓人想到哲學家喬治·桑塔耶拿（George Santayana）曾說過：“ 忘記過去的人註定會重蹈覆轍。” 但願一場 Coronavirus，可以讓許多的良心驚醒；讓許多的鐵石心腸溶化成淚水，可以不再殘殺生靈，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這是一本疫情逼近人類時值得閱讀的經典之作。

類似紀實文學的小說，有些囉嗦，有些東拉西扯，翻譯也是很多英式倒裝句，讀起來比較彆扭。內容倒是鮮活，經歷過疫情再看，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忘了誰說的“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未在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

“本篇紀事的作者，正是出於他自己的意願，埋葬在那塊地裏的，而他姐姐是幾年前埋葬在那裏的”之後“而我卻活了下來”不可思議的紀事手法，反覆告訴我們它來了應該怎麼做，應該保持着什麼態度，如若相反，一部分人的結局已經寫在了書裏，該慶幸我們活在種種事務皆發達的新年代嗎？

在國內疫情趨於穩定乃至消失、武漢解封之際讀完了這本書（顯然書評因爲懶癌推遲）讀完了這本書，算是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兩個多月的封閉，對期間數不盡的擔憂、焦慮、痛心、遺憾一個交代。歷史已經過去，但不應該被忘記；歷史應該被銘記，但未來依舊可期待；希望我們喫一塹而能長一智，轉危爲機。 首先要吐槽一下本書的章節安排，不知道是作者的原因，還是出版者的原因，還是電子書錄入的原因，整本書竟然沒有章節，太影響閱讀了。尤其是我一會在手機上看，一會在電腦上看，如果遇到兩邊不自動同步的情況，很難找到上一次的接頭，建議改進一下。 1665年的倫敦鼠疫，對於當地的居民而言，無疑是從天而降的巨大災難，無論是其感染人數、死亡人數還是病死率，對於當時的醫療能力、對於當時的普通民衆，都是具有毀滅性的。但是，要說傳染病的恐怖之處，生物意義上的毀滅只是它的一個方面，甚至都不能說是最主要的方面。因爲它對人類的精神世界、社會關係、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打擊，不僅是高烈度的，而且是持久性的。 之前在《瘟疫與人》《槍炮疾病與鋼鐵》中都讀到，歐洲人入侵美洲時，天花等烈性傳染病不僅導致印第安人口銳減、軍隊傷病嚴重，而且普遍性的死亡摧毀了他們對於生死的固有信仰，導致他們失去了抵抗意志。確然，這一點在本書中，在作者的筆下又一次得到了驗證，在沒有科學的解釋之前，人們自然無法解釋這突如其來的災難究竟是救贖還是降罪；人們更無法認同：無論是行善的還是作惡的，無論是信教的還是不信教的，無論是信國教的還是信新教的，爲何都無法免於死亡。幾乎是不加區別地感染和死亡，使當時人們心中的因果報應的生死觀，以及對於上帝的信心都受到了極大的削弱。疫病不僅奪取了人們的健康，也奪去了他們的靈魂。 與此同時，鼠疫作爲一種可以人傳人的傳染病，對人際關係、乃至倫理道德也帶來了額外的考驗。就如1665年的倫敦，也似2020年的武漢，人在疫情中既是潛在的被傳染者，也是潛在的傳染者。災難面前，出於人性悲憫的情懷，應該更加同情、照顧被感染者，幫他們恢復健康、渡過難關；也更應該關心、體恤被隔離者，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但同時，由於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人們又表現出對被傳染者、被隔離者甚至其他所有人的警惕、恐懼甚至憎惡，極端情況下甚至演變爲對無辜者的一種壓迫，乃至暴政。這種極端、暴力的行爲，既源自於對傳染病本身的恐懼，也源自於對他人的不尊重、不信任，在疫情中數見不鮮。正因爲人們自私的本性，才使得我們所謂的“逆行者”更加可貴和值得尊敬。正是他們，時刻牢記自己的使命與責任，時刻懷有對不幸者的同情，時刻保持理智冷靜的頭腦。這些在平日裏都司空見慣，甚至不值一提的事情，在疫情中，在災難的陰霾的籠罩下，卻是鳳毛麟角、彌足珍貴。 當然，我也不能去指責誰，或者說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去指責誰。作爲一個普通人，一個在傳染病面前渺小、卑微、膽怯的普通人，他們也承受了多大的痛苦與不幸。這種不幸不僅僅是對於受感染甚至死亡病人及其家屬，也加諸於所有未被傳染的健康人，加諸於每一個生活在此時此地的人。看着作者筆下痛苦、焦慮乃至於瘋狂的人們，兩個月來的生活歷歷在目，看看孩子們渴望自然的眼神，看看老人們疲憊無助的姿態，那面對病患人數激增時的一聲聲嘆息，那家人朋友一通通擔憂關心的電話，甚至那一次次歇斯底里的爭吵，一對對一解禁就勞燕分飛的夫妻、支離破碎的家庭，一聲聲確診、自殺之際絕望無助的呼喊……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我們是勝利了，因爲我們當中的大多數挺過來了；可我們贏得也不光彩，因爲代價是那麼的慘烈。 時至今日，繼續沉溺於回憶，渲染悲傷似乎已經不合時宜。現在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已經是復產復工的火熱場景，作爲曾經疫情中心的武漢，也已經開始了早高峰、晚高峰的擁堵。是的，疫情似乎越走越遠（至少現在、國內是這樣），生活終究要繼續，我們的腳步也要繼續向前。然而，疫情的影響依然在駐足停留，看看門可羅雀的商店飯館，看看行色匆匆的遮面俠，看看經營慘淡的工礦企業。我們究竟是要扔掉口罩、走出家門、熱熱鬧鬧地生活，還是繼續下牀染病的餘威下惴惴不安、小心翼翼，進而忍受生產生活的衰退。無論是大步流星，還是步步爲營，我們走得依然很不踏實，依然磕磕絆絆。我們尚未消滅病魔，又何談消滅心魔。 此時此刻，我無意於誇大困難、恐嚇他人，我反而比大多數人更加大膽，更有信心；我也無意於爲誰開脫、洗白，我的抨擊反而更加尖銳、猛烈。這段經歷讓我瞭解到、認識到的，就是渺小，個人的渺小，人類的渺小。與炫目的文明成就而言，我們更不能忘記的是應對災難時的驚慌失措。無論作爲個體、還是作爲羣體，我們尚不能或許永遠也不能脫離自然法則。或許，我應該彈一點尊重自然、尊重野生動物的老調，但實在沒什麼新意了。這次疫情給我們的觸動與啓示，不應該止於此處。那究竟是什麼，我也不知道，繼續反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