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論

從大環境上說，政治思想不過是統治者的工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先賢的思想也常被曲解篡改解讀，這其實跟具體的社會環境有關。當逢亂世、經濟衰敗、道德崩壞、人心難聚時，就必須統一思想、加強管控。 當社會經濟恢復，生產力有長足提升，新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環境必然追求思想上的進步，以達到思想道德與當前社會的契合，於是五花八門的思想又開始出現。 以上就是周作人所處的大環境，而這個大環境給了周作人蓋棺定論。

作品本身：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參與者之一，而且他還有那麼一個很有名的哥哥，在他哥哥的光環下還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實屬不易。 作品之外： 對五四時期的大家很難寫，很重要的是需要作者能夠深入到這些大家的內心世界，從這個角度看作者對周作人的描寫似乎弱於對魯迅的描寫。 可問題是在錢先生之後到今天還有誰能達到這個高度呢？某種程度來說這也是中國現在文學研究的悲哀，關鍵是有多少人在這浮躁的世界裏能堅守內心的追求呢？

我非常尊重喜愛錢理羣先生，但是不喜歡這本書對週二作人的粉飾，作品大量鋪陳介紹了其自由主義的思想，對於其之後變節，認爲是保守主義儒家的回潮。 這講不通，週二服膺於昭和日本帝國是自願的，又不是沒得選。如果週二真得是鼓吹自由主義、男女平等、個性解放、言論自由。他難道不知道當時的日本帝國比民國時期更加壓迫人的個性，鉗制文化自由。 譬如據說週二長篇累牘說述女性權力，批判中國古典文化對女性的戕害。那麼近代日本軍國主義下：南洋姐-日本軍妓-邦邦女郎，一套罪惡下來，連清朝都不曾如此無恥，週二所謂思想家，怎麼眼睛瞎了呢？ 譬如據說週二鼓吹呼告個性解放，那昭和帝國精神注入棒、“先輩文化”，週二怎麼就沒看到呢？ 譬如據說週二主張言論自由，週二怎麼沒看到昭和帝國連谷崎潤一郎的《細雪》一律言禁，永井荷風被迫停筆，這兩位可不是左派作家。 後期說週二作人迴歸儒教了。但仲尼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個道理我還是明白的。宋代以後，華夷屢變，儒家雖不要求以死殉道，但“行衢道而不至，事兩君而不容”，則晚明有王夫之，晚清有王國維。週二先生可是有意思，你說你愛中國的儒教，中國還沒亡的，上趕子給中國的敵人當文化肉喇叭。 說週二喜歡日本也是很可疑的，當李梅火攻，長廣兩彈的時候。週二內心居然是毫無波瀾。梁思成先生在李梅火攻時，建議盟軍不要轟炸平安京和奈良。而週二呢，南京屠城時，週二在喝酒，東京大轟炸時，週二還是在喝酒。中國被入侵了，你秒跪。日本投降了，“雨中回家”，“蓋棉被”。 這一點作者沒有任何批判論述。反覆說什麼周作人怎麼啓蒙學習，宣傳先進思想啊、鼓勵青年衝破封建枷鎖呀，宣傳男女平權吶。把週二的變節做了一些什麼自由主義的軟弱性，保守主義什麼之類的解讀。都哪個哪兒？ 以作者經典的論說，這不就是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麼？ 這個書就不應該寫，週二宣傳什麼，都成了反面宣傳。只寫一寫週二的散文也就罷了。

因為是錢第二本書，受特定時代影響，如今看來不少偏頗之處，更關鍵的是錢更喜歡魯迅，因此只要有二週並論時，勢必揚魯抑周，雖然個人對周也有不愜之處，但研究者需要完全還原人物本來面目，所以此書只能是一本過度時期的著作，學術史意義大於學術意義。另，錢的周作人傳內容大體與此書相同，小時候曾讀錢傳，算是啟蒙讀物，然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方可語學。

雖然說如錢理羣學生說的這本書缺少對古今中外的涉獵的比較，不能在一個更高、更大的視角上對周作人進行評價，而只是在周師兄弟以及中國現代文學中進行評價，但不得不說，錢理羣的《周作人論》還是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它讓我有想要進一步去了解周作人這個人的想法，不僅是對他的文化主張、散文作品、對民俗和兒童的研究，就連他與人的交遊、他的愛情故事、他的前後轉變等等都有興趣。錢理羣的這本書涉及的範圍更學術化、思想化一點，如果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寫出一個更生活化、更細節化的周作人，我想會更加有趣。

錢理羣用血污海（徐志摩語）的驢渴死主義來評價周作人，真是腐朽到家了。他是喫過驢渴死主義的虧卻不長見識。

瑕不掩瑜，周作人的成就是被嚴重低估的。對他的研究，還很不全面。這種侷限性，不僅僅是如作者的學生在書中的最後部分所指出的那樣的研究者的個人原因，更主要的還有時代的大環境的原因。

有人說，“我不知何爲君子，但每件事肯喫虧的便是；我不知何爲小人，但每件事好佔便宜的便是。” ​

應該說，在中國現代翻譯史上，譯作能夠自成獨立藝術世界的翻譯家是不多的，周作人即是其中最傑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