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閻福玲
本書約37萬字,系在2005年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作者在深入探討漢唐文化背景的情況下,用文史互證的方法,對漢唐邊塞詩的苦寒、尚武、鄉戀、征戰、風俗等五大主題及其創作模式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在傳統課題中力求創新,頗有學術價值。
還是要找本詩集讀讀,不然守着中文寶庫有點虧。也不必一定要喜歡李白,我就對他沒有一點感覺。但“汗馬牧秋月,疲卒臥霜風”這種,是那種不帶理解的懂,你知道吧,這感覺很奇怪,就像回家一樣。
這本書的史料翔實,內容豐富,論理是不該給出這個評價的。只可惜很多論點看似精巧,實則有“以論帶史”之嫌。如其認爲唐代的詩人“跳出了正義不正義,愛國不愛國的視角,以冷峻的眼光審視戰爭的本質”,竊以爲並非如此。以其書所舉的高適、李白、王昌齡等人爲例,對唐朝發動戰爭的批判不代表對戰爭本質的批判,同理對唐朝對外政策的批判也不等於對唐王朝本身的批判。如高適不僅寫過“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後”表達對戍邊戰士的同情,“四郊增氣象,萬里絕風煙”等句來表達對和平的期待和對唐朝對外政策的批判,但其落腳點並不是反對戰爭本身,而是希望通過“轉鬥豈長策,和親非遠圖”等戰爭或非戰爭方式以絕邊患。也即其並未把戰爭本身視作一種終極目的,而是一種手段。同時,高適、李白、王昌齡、岑參、杜甫等人的政治思想各有異同,非能如此一概而論、這點從杜甫和高適對哥舒翰克復九曲的評價即可看出,然而本評論無意討論這兩種觀點孰對孰錯,只是意在證明如果將高、杜二人的觀點置於二元論的對錯下就忽視了現實問題的複雜性。因此本書可能還需要更多的論證依據。 此外,從國家觀念來看,本書不應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後逐漸形成的西方民族國家觀念帶入到中原王朝和邊疆部族政權的爭鬥中來,並以一種現代化的國家觀念寄託於古人之上,這不僅強行挪用了民族國家觀的解釋場域,還使論點缺乏理論的嚴謹性。 當然,本書的涵蓋範圍非常廣,兼有詳實史料,勾稽發微,可以作爲了解邊塞詩發展脈絡和具體框架的啓發與索引,至於具體觀點如何,則可能需要有自己的判斷和取捨。這當然算不上一種過錯,畢竟“盡信書不如無書”反而是書中給出的,適用於大部分情況的公理。
工作所需查邊塞詩,翻到了院長的大作。此時的文字不僅僅是學術上的嚴謹論述,更是讀書那段青蔥歲月的隱隱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