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古代的知識分類與典籍分類

其實我覺得知識分類應是一種對人文與社會學科學習的態度。 就像陳虻時常會敲打柴靜“你有自己認知事物的座標系麼？”。我想對知識分類也應有自己的認識。 尤其是對當下來說，電子閱讀讓個人在信息獲取上有了極大便利，面對各種各樣突如其來的“好書”要如何吸收呢？ 這個問題我一直在想，還不算厘的十分清楚，但我個人覺得還是在我現在不夠勤奮。 初涉古文獻學我是從黃永年先生的<<古文獻學講義>>開始的，再加上那段時間也在讀李澤厚前輩的書，一下子讓我這個非專業生感到了興趣與學術之間的差別。 生活中常見很多人會覺得自己歷史很好，或者是文科很好，我好像一路成長過來也是這麼被稱讚的，高中時覺得自己知識面很廣還不免有些自鳴得意。但其實單就歷史來說，只看過一些通俗歷史讀物自然沒有資格放言無忌，即使讀了些較難較專的原典也沒有什麼好驕傲的。因爲真的入門還是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論與思考在。 經常會在各種前輩學人的書裏提到現在的學生注重分科而不知學問分類過細對於研究學問是沒有好處的。其實我個人覺得，這種顧慮對於在某一學術領域鑽進去的人來說是自然而然會想到的，因爲很多人文與社科學科不是簡單的研究物，它們的研究對象大多會涉及人，以及圍繞人展開的各種社會關係。 往往一個新領域的接受意味着一條新思路的打開。比如說考古學，從原來的重視田野考古到現下的理論架構，但在理論架構的過程中，就會涉及到多領域知識（社會考古學、藝術考古學）。田野考古本身也從側重類型學與地層學，開始利用現代科技與自然學科的知識來分析當時的天文、水利、耕種、畜牧等等情況。從線性到立體的目的是爲了更真實的反映當時的原貌。 再比如時興的國學，定義本身在學界仍有爭論，也沒有看到某位學者說自己的專長是國學的。那天好朋友問我余英時先生是不是國學大師時，我想了想說先生自己大概是第一個不答應的。如果用國故之學來作爲概念的外延的話，那麼文獻學、文字學、目錄學、語言學就應是基本功。 語言學本身被重視，又說明了不同文化有着不一樣的知識結構，在分類與比較上應加以區分…（比如作者在書裏涉及了一部分知識考古學的內容，但其實用的很淺，我覺得不是作者不清楚，而是本身知識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就與文獻學是不同的。作者在書中也提到了，中國的文化與西方的文化從開頭就是不同的，孔孟的開篇與之後的延續更多是側重在人的對應關係上，而亞里士多德已經開始對研究對象進行明晰的知識分類了。） 之前看到一位文博大家說自己年輕時看王國維的書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厲害，等自己年紀大了才發現“無他，讀書多耳”。 學與思的對應關係孔夫子早已表達過了，我想見識和眼力也來源於此。 是爲記。

作者對鄭樵《通志》着墨較多，認爲他重新確立了文獻學的價值目標，和《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些目錄學經典定位略有不同，在於鄭樵文獻學知識論取向達到了實證知識和道德修養的平衡，以造就會通博雅之才爲志向，而非以修成聖人君子爲目的，我覺得知識和學術有時要警惕權力或者意識形態對它們的滲透而保持某種純粹性比較好。 另外作者始終強調“入門須正”的問題，初學者可以參考張之洞《書目答問》、張舜徽《初學求書簡目》等書，最後記住“讀書以識字爲先，學文以多讀爲本”，“文”和“學”（有學而能宣，能文而有本）是相輔相成的。

中國古代典籍浩如煙海，是我國數千年知識的寶庫，但如果讀書不得其法，則勢必一無所得。典籍分類正如書海里的指南，啓示讀書的方法，引導求學的門徑。本書論述中國古代的知識與典籍分類，考索古代“七略”“四部”兩主要分類的特徵與嬗變，並追尋這種分類的思想文化淵源，爲我們撥開求知路上的迷霧，指點入學的路徑。

戴老師鮮受關注的文獻學專著，標舉漢志、鄭樵、章學誠，主要推崇張舜徽的路子。作爲論文集，篇目間內容有所重複，總體創見不多。另感慨式的學術表述亦可避免。偶像加星。

2023年1月31日由戴建業老師推薦，加入書架。希望儘快讀完手頭的書，來拜讀此書。

餘於文獻之學最爲粗疏，未要用心於焉。讀此書見部類相關之論最爲新奇。鄭樵之論，頗多感慨。 至於吹捧之文，斯最下品。彼者非因前賢之論更造發明，有所長進，徒欲於姑道掘穴穿土以厝其遺骸耳。而篇幅最廣，不過不讀斯人之書者，藉此少少窺見一二。 戴先生文獻學受人影響處，明見書中，淵源在於姚名達、張舜徽也。 比來，網紅教授多矣。觀此書知戴先生有學固非敝校著名教授可企而得望者。

附錄2更適合做卷首語，讓更多的人明白目錄學或說文獻學的意義！這本書是廓清人該如何學的很好的教材！

只能說瑕不掩瑜吧，議論過於絕對是主要缺點

戴老師授課有道，但是學問着實不行

題目很吸引人，內容就很一般，因為是論文集而不是專著，就缺乏邏輯性和系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