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之地

文明假面下的幽暗人性——《幽暗之地》 J.M.庫切的處女作《幽暗之地》以雙篇敘事的冷峻結構，將越南戰爭的意識形態暴力與18世紀南非殖民掠奪的血腥殘酷並置，撕開“文明徵服野蠻”的虛僞假面，直抵權力、理性與人性深處的幽暗內核。這部作品沒有溫情的救贖，只有尖銳的叩問，讓我看清：所謂文明與野蠻的邊界，從來都是強者的定義；真正的幽暗，不在蠻荒之地，而在被權力扭曲、被理性粉飾的人心。 小說由兩個互文共生的故事構成。《越南計劃》中，美國心理戰專家唐恩蝸居書齋，以冰冷理性炮製戰爭宣傳方案，用學術邏輯美化暴力、解構生命，在狂熱的意識形態裹挾中走向精神崩潰。他從未踏足越南戰場，卻用文字與理論製造殺戮，將侵略包裝成“拯救”，把暴行合理化，成爲體制暴力的忠實擁躉。而《雅各·庫切之講述》裏，18世紀荷蘭殖民者雅各·庫切深入非洲腹地，以“文明開拓者”自居，對原住民肆意屠殺、掠奪、貶低，用種族主義邏輯爲殖民暴行辯護，卻在自詡高貴的行徑中，暴露了最赤裸的野蠻。 兩個相隔百年的故事，指向同一個殘酷真相：文明是野蠻的遮羞布，理性是暴力的合理化藉口。唐恩與雅各·庫切，一個是思想上的施暴者，一個是行動上的掠奪者，他們都堅信自己站在正義與文明的一方，用偏見劃分“自我”與“他者”，將弱勢者定義爲“落後”“野蠻”，從而心安理得地實施壓迫與傷害。庫切以冷靜到殘酷的筆觸，戳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虛妄——那些標榜文明的人，往往最漠視生命；那些高舉理性旗幟的人，往往最容易陷入瘋狂。 書中最深刻的批判，是對權力異化人性的精準描摹。唐恩被體制規訓，淪爲戰爭機器的螺絲釘，喪失了基本的共情與良知；雅各·庫切被殖民野心裹挾，在征服欲中泯滅人性，將他人的痛苦當作滿足私慾的工具。他們的悲劇，不是個體的墮落，而是權力邏輯下的必然：當人擁有支配他人的權力，當暴力被賦予正當性，人性中的幽暗便會肆意生長，最終將人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庫切沒有刻意批判，只是客觀呈現這種異化，卻讓讀者在窒息感中，看清權力對人性的腐蝕。 合上書頁，“幽暗之地”的意象久久縈繞心頭。它既是殖民擴張的蠻荒之地，也是戰爭籠罩的絕望之地，更是每個人內心深處不願直面的陰暗角落。在當下，種族偏見、文化霸權、體制暴力依然存在，我們依然會用偏見定義他人，用理性掩蓋自私，用正義之名行傷害之實。《幽暗之地》如同一面鏡子，照見人類永恆的道德困境，也提醒我們：拒絕被權力裹挾，不被偏見矇蔽，守住對生命的敬畏，纔是對抗內心幽暗的唯一出路。 這部作品是庫切文學創作的起點，更是一聲振聾發聵的警鐘。它告訴我們，文明的進步，不在於征服與掠奪，而在於對弱者的尊重；人性的高貴，不在於理性的自負，而在於對良知的堅守。唯有直面內心的幽暗，摒棄虛僞的偏見，才能讓真正的光明，照亮每一片被遺忘的土地。

人即使在相同的環境當中，所造成的心理也各有不同，一個認爲在所處環境之下，恰在時代之上，有用武之地的人，會絞盡腦汁，爲此進行，在內心深處這是屬於他所要做的事，屬於他的主場，尤其是在某一方無能的情況之下，在某一領域有着自己的能力顯現。 大環境之下，看似都會面對相同的未來，可實際每個人的心中都對之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戰爭，也無法保持一致性的觀點。 集體的存在會因爲個體的左右，動搖集體的思想，一旦集體的一致性打破，面對所要發生的，只是個體思想去面對，無法做到團結一致。 當在一個領域進行中，會認爲有足夠的可能性在現實當中將所思的成爲一種現實，而非幻想當中的成功，會使一切如己所料一樣的心理暗示，達到自己認爲的，去瘋狂進行。 在不同的區域之內，外者會遭受本區域的人牴觸，此遵守着長久保持的理念，傳統，爲固執封建之舉，所行令人髮指。 從結果來思考即使同爲人，文化，環境等不同，都會造成個體對人的態度，行爲，一旦成爲集體，就是殖民類型，將會難以改變。 假設驅趕出此區域，從兩種角度思考逃出後，組織將之毀滅的心理，一種角度站在個人復仇的心理，承受自己所經歷的痛苦，有着一種報仇雪恨，以牙還牙之舉，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第二種角度，假設未來的人會有如自己相同的處境之下，併入此地，那麼是否有足夠幸運能安然無恙，走出此區域，前者是個人之怨，後者則更顯格局，爲他人未來，以及入地的外來者所憂。

“真正的野蠻是什麼呢？野蠻是一種生活方式，蔑視人的生命的價值，從別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的快樂。”——《幽暗之地》庫切 1、品評：由兩部相映成趣的中篇小說構成。前一部《越南計劃》的主人公唐恩是一個戰爭狂徒，他爲美國政府工作，整天幻想發明一套戰無不勝的心理戰系統。然而，他個人的生活卻一敗塗地。這名男子的狂想與小說中一份探險隊的報告形成了對比。這份報告是18世紀一支在非洲腹地探險的布爾人探險隊所寫。男子的狂想與布爾人的探險是兩種形式的遁世。前者屬於智力和自大狂；後者事關生死。充滿野蠻的氣息，兩者相映成趣。而唐恩本人也最終陷入精神崩潰。後一部《雅各·庫切之講述》更具實驗色彩，是庫切用“先祖”雅各·庫切的名義創作的一部自述性的小說。這發生在第18世紀。他是一個狩獵遠征到“未知”的南非內部的人。過了橘河，雅各布遇見納米比亞部落的貿易，但突然生病。他參加了部落並逐漸恢復，並加入了他最終被驅逐出村的部落的鬥爭。他最後的奴隸死在回家的路上。他獨自歸來後組織對瓜征伐。敘事結尾在他與他垂死的奴隸，並拋棄了他對以前的旅程和部落的大屠殺。這位主張種族隔離制度的雅各·庫切，不但懂得編造故事，更善於編造邏輯，照他看來，異族的“軟弱”和“無力”正是可以構成他侵略和統治他們的理由。雅各·庫切的幾次遠行，證明了人類自身無比強大的同時，也展示了他自以爲是地想像征服與被征服邏輯關係的過程。  2、感受：庫切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作於1974，由報告、講述、後記、證詞附錄等不同文體構成，結構新奇、形式先鋒。他通過兩部小說，一層層剝去人類表面上附着的外衣，讓本來的、真實的人性展現在讀者面前。並對當下西方文明中淺薄的道德感和殘酷的理性主義給予毫不留情的批判。 *1）題材方面：庫切在美國入侵越南的大量文獻基礎上另闢蹊徑，將視角對準了“野蠻人”主題，提出命題“野蠻是一種生活方式，蔑視人的生命的價值”，引發究竟誰纔是野蠻人的問題。“我們無法計算蠻荒的數量。蠻荒是唯一的，因其無邊無界。我們可以計算無花果樹，可以計算羊羣，因爲果園和農莊可以圍起來。果園中的樹和農莊中的羊本質即是其數目。我們與蠻荒的交往是種偉業，不屈不撓地把荒野變爲果園和農莊。當不能用籬欄圍起並加以計數時，我們另用他法來使其變爲數字。殺死一隻野獸，它便跨過了荒野狀態和數字之間的樊籬了。我已經捕殺了一萬多隻生靈，那些在我腳下滅亡的無數昆蟲不計在內......” *2）構思方面：（1）形式實驗的“先鋒”之作，由《越南計劃》和《雅各•庫切之講述》兩個看起來不搭界的中篇小說組成，兩個文本都採用第一人稱敘述，分爲代表“知識領域的思想者”和“實踐領域的行動者”。（2）《越南計劃》中的唐恩面對美國大兵在越南的殘忍行徑無動於衷，躲在屋裏炮製宣傳戰的策略，其變態陰暗的心理在字裏行間跳躍。《雅各·庫切之講述》講述了十八世紀荷蘭拓荒者在南非犯下的罪行，自我感覺優越的種族觀化作現實的暴力。 這部早期作品一是講時事，一是講歷史，但其指向是一致的——以踐踏他人尊嚴爲基礎的利益觀。可以明顯看出來，庫切在《幽暗之地》中的人性分析還有概念化痕跡，反戰、反種族隔離的目的很鮮明，具有強烈的道德喜好和政治傾向。 *3）技巧方面：對位手法是最大的特點，在寫作背景和情節上《越南計劃》講述了尤金·唐恩在越戰中爲官方撰寫戰爭計劃的經歷。作爲戰爭的代言人和設計師，唐恩崇尚暴力，最終陷入精神崩潰。下篇《雅各·庫切之講述》庫切以“先祖”雅各·庫切的名義創作了一部自傳性小說。在書中，雅各·庫切支持種族隔離，當地土人的“軟弱”和“無力”構成侵略和統治他們的理由。從表面上看，兩部中篇的情節無法在時空上構成統一的線性敘事。上篇發生在美國，下篇發生在200多年前的南非殖民地。但如果從對位的角度去看，就可以理出二者之間的頭緒。《越南計劃》和《雅各·庫切之講述》就好像樂章中兩個對位的聲部：一方面它們自成一體，另一方面又遙相呼應，構成和絃，反映一個共同的主題。 *4）背景方面：（1）庫切博士論文研究愛爾蘭作家薩繆爾•貝克特的早期小說。《幽暗之地》中的文本套文本、作者作爲人物出現、高度自覺的敘事方式、對精神病人心理狀態的興趣、主謂短句的使用，明顯帶有貝克特的印記。（2）貝克特關心泛泛的“人類生存狀況”，而庫切更多的探索歷史、社會和倫理，他延續並深化了波蘭裔英國作家康拉德有關種族和殖民問題的思考。（3）諾獎評委會在2003年的授獎詞裏給予它很高的評價：《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關於移情的藝術才能，這種才能使他一再深入到異質文化中間，一再進入那些令人憎惡的人物的內心深處。 *5）形式方面：（1）唐恩躲在“杜魯門圖書館”裏逃避現實，而那位雅各•庫切則是在逃避文明和政府的任何形式的約束，走向荒野，用他無窮無盡的精力、強健的體魄和十八世紀的歐洲毛瑟槍應對一切挑戰。前者是所謂的“思想者”，後者是活蹦亂跳、停也停不下來的“行動者”。（2）唐恩相信武器是自己與外部世界的中介，因而依賴武器。他寫道：“我們隨身攜帶着武器、槍炮及其隱喻，這是我們所知的在我們和我們的目標之間唯一的聯結。”所謂的“隱喻”指的是他在《計劃》裏反映的一系列恐怖統治的手段，從隨意的暗殺到監獄的酷刑以及一整套代表了絕對權威的宣傳話語。雅各•庫切不善哲學遐思，但是在下面這段文字裏他撿起了唐恩關於武器的話題：槍代表了你自身以外的藉以生存的希冀，槍是此次征程中抵禦孤立無援的終極防身之物，槍是我們與外界之間的調停人，因爲是我們的救星。槍支所傳遞的信息是，外面的世界不過如此，沒什麼可懼怕的。（3）槍（或者說武器及隱喻）已不再是狩獵者手中的謀生工具，它昇華爲形而上的需求，人類（當然不包括非洲部落居民）本質的延伸，精神健全的保證。他對黑人隨從說：“我怕的是如果沒有槍，我並非會毀於飢餓，而是會毀於精神上一病態，這種病態甚至能使囚籠中的狒狒變得失禁。”（4）唐恩想入非非地要對越南人集體施暴，但是他卻相信美國出兵越南是出於愛心。在小說裏，他和兒子馬丁的關係成了美國與越南的翻版。唐恩懷疑妻子有外遇，揹着她帶馬丁住進一家汽車旅館。妻子和警察聞訊趕來後他拒絕配合，警察只得破門而入……警察命令他把刀入下，他反而刺傷懷裏的馬丁。庫切以馬丁比越南，用意十分明顯。用傷害（或戰爭）來表示愛意，這是何等荒唐的行爲。唐恩是精神失常了，那些頭腦清理的戰爭設計師難道不也是同樣地盲目、殘暴和瘋狂嗎？拯救越南，需要死多少越南人？拯救伊拉克，需要死多少伊拉克人？（5）“野蠻人必須穿戴起來，遮蔽自己裸露的肌膚，因爲曼徹斯特出口棉製襯褲。野蠻人必須用犁翻耕土地，因爲伯明翰出口犁鏵。”英國人的私利動機逃不過S.J.庫切觀察敏銳的眼睛，當他談及荷蘭裔殖民者與原住民的關係時，他犀利的目光再也燭照不了南非歷史上那片幽暗之地。（7）非洲部落在與白人以貨易貨的貿易中喪失了一切，淪爲赤貧，而且還愛上了白人帶來的美酒（就像北美的印第安人喝着朗姆酒沉淪），更是無可救藥。S.J.庫切善解上帝的意旨。當地人墮落了，因爲他們“不可能永遠活在伊甸園中”；這出戏的主導是上帝，荷屬東印度公司只是扮了佩帶利劍的天使的角色。 3、啓示：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在文化、意識形態層面對自我與他者作出本質的劃分，不懷好意地賦予他者落後、野蠻、墮落等性質，這樣“西方就可以通過它的“文明使命”理念使人得以拯救和贖罪”。而“文明使命”、“慈善事業”的背後隱藏着不言自明的野心和陰謀：殖民南非的布爾人自命爲“由上帝帶進‘希望之鄉’迦南並受委託來消滅異教徒的”。美國帝國主義意欲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給越南，以便使之“成爲受統治和管理的人”。所以，諷刺的是，西方殘酷、僞善的文明並沒有用文明的方式拯救、促使進化這些它所認定墮入罪惡深淵的“異類”或“野蠻人”，而是用文明的另一極端形式——武器和戰爭——使之屈服於自己的淫威，並用武器及戰爭帶來的隱喻滿足自己征服、嗜血、毀滅異己的陰暗慾望。

《幽暗之地》本書講一方面幽暗之地的現實背後隱藏着社會陰暗角落，另一個重要的幽暗之地，就是人的內心。書中同時展示了兩種不同的遁世方式；一者是智力的誇張和心理上的妄自尊大，另一者則是充滿活力、富於荒蠻氣息的生命進程，兩者互爲映照，作者分裂自身去想象，等於在重新定義自身，這是一種不常出現的技巧，必然會引發讀者的反思，從而爲讀者提供了一份充滿冷峻詩意的想象力和寓言的盛宴。書中故事告訴我們；政治永遠都帶着面具說話，我們看不到它真實的一面，或者說它從來也沒有真實的一面，凝視深淵，我們很可能被不自覺地污染和滲透，極易被謊話或虛假的行動所矇騙，成爲魔鬼，而我們卻渾然不覺。

2026年第71本 ★★★★ 第一部《越南計劃》：一條線是心理戰專家爲從思想上摧毀越南人而撰寫的美軍越南思想佔領報告，先洗腦，再佔領，報告誇張得讓人匪夷所思的同時，竟也嗅到了很多歷史片段中真實的味道；另一條是在生活中專家對妻子的征服支配。雙故事的線索略凌亂，語言赤裸暴力幾乎無美感，隨着主角的精神崩潰敘述的可靠性也被打破，唯一留下的就是打着文明幌子共同指向的霸權，充滿混亂、野蠻、不可理喻的且不會成功的面目。 第二部《雅各·庫切之講述》：層層嵌套的虛構自述+虛構編者腳註…構成一串炫目的謊言。故事有愛倫坡和梅爾維爾的影子，又在《黑暗之心》的內核上更進一步，褪去外在蠻荒，直指人心幽暗。 作爲第一本書，從複雜的技巧中能看出庫切的野心，雖然不夠絲滑不夠內斂，但庫切大半生的創作母題也都能在這本書找到。

二合一的反戰反殖民小說 此書分尤金唐恩的“越南計劃”和雅閣庫切“講述”兩部分。貌似不搭界，一篇講一米國知識分子在紙上書寫對越南的戰爭計劃發了瘋的故事，一篇講18世紀歐洲殖民者在南非殖民地、以及和土著人之間的經歷。 前後兩篇貌似無關，其實暗中相通，前後呼應。細讀，作者庫切用意明確，揭露以“拯救”爲名義侵略和統治殖民地的西方國家對弱國人民的殘酷一面，同時透視人性的複雜、獸 性的可怕和扭曲。 在唐恩執筆的《越南計劃》裏，米國智庫的可行性報告、政策建議和精神病患者的內心獨白糾結在一起。尤金唐恩作爲一個嚴謹的知識分子，閉門造車，制定着殘暴的戰爭計劃，確切地說，他在制定一個如何毀滅越南的計劃。他以最靜止的寫作研究狀態，進行着最殘酷的殺戮，他的計劃中，除了心理戰術以及陸地上的殺戮都不足以滿足他的獸 性和極惡心裏，他設計毀滅性的空戰，以及更具毀滅性的化學戰爭，比如噴灑化學物質改變土壤性質，使土地不再可以耕種等等，細思極恐，令人毛骨悚然。他的這種內部的“獸 性”發作被妻子瑪莉蓮覺察，是戰爭喚醒了他心靈深處的獸 性，也許只有戰爭結束，纔可能重拾人性；他的這種執迷也導致了他自己走向瘋狂，竟然用刀刺傷自己的兒子。 下篇寫18世紀的殖民者雅閣庫切在南非遠征蠻荒之地探險旅行中的經歷。我想說小說中這位庫切有着鮮明的勇敢氣魄，他以自己的方式騎着馬，穿越還不爲人盡知的世界，面臨各種險境而不畏懼，熱病、野獸、土著人野蠻的搶奪和未知的處罰等等。他對貼身土著忠僕克勞厄也很寬容，顯示出正常的人性。但另一方面，他獵殺大象、處置黑人土著隨從心狠手辣，諸如咬掉土著孩童耳朵以及後來的殺掉四個土著人的情節好像娛樂一般，十分殘忍。 “越南計劃”的文字相對晦澀，因爲是自白形式，這種知識分子的自言自語自然有了一種學究氣，有些描寫視角非常獨特，寫的很漂亮。他變瘋的自述可以用“高明“來形容。 “講述”部分的文字相對自然、易懂，故事性更強，有情節也就增加了閱讀樂趣。 此書很多情節和描述非常血腥，個人感覺少兒  不宜。閱讀的過程也是不很愉快的，良知會被喚醒，戰爭、原始部落的原始狀態以及文明與非文明的衝突，都會令人掩卷沉思。 這無疑是部有內涵的沉重小說。你會禁不住思想人類你爭我斗的意義何在？所謂“文明“的定義又是什麼？建立在死亡和毀滅之上的“文明”，不是最大的“惡”嗎？ 寫“惡”來揚“善”的目的雖然作者並未指明，但參考作者庫切的反戰立場，這種意圖是存在的。作者曾因爲在美國參加高校反對越戰的示威活動而沒得到美國綠卡，雖然那時他已經是美國大學的教師。 庫切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他各大洲的文學獎也大包大攬了衆多，他的書早在我書架裏，因書友推薦，書短，立刻讀了。400多頁，竟讀了7個多小時，有些段落聽了感覺沒明白，又坐下讀，拖延了閱讀速度。 通過閱讀第二篇“講述”，對早期南非的地理風貌、土著人的生存方式與土著文化、殖民者與當地人的關係，能有個基本瞭解。老實說，土著人的矇昧野蠻，搶東西、羣交、殺戮等習俗，我個人感覺很開眼、也很抗拒。關於殖民者是否應該把“文明”帶去改變當地的愚昧落後，是個非常敏感而複雜的話題，世界各地因此引發的衝突比比皆是，不在此討論。 個人感覺庫切的語言很奇特，有一種怪異的美，我想他的英文一定非常迷人，列人書單。譯文也夠美，比如：“如今我過着水晶般清澈透明的日子。過多的想法在我頭腦裏冒出來，那是個密閉缺氧的世界。首先是那個籠罩腦部的頭蓋骨。接着是一個囊包，一層羊膜：我在運動中可以感覺到裏頭那些稀薄的惰性液體。夜間，月亮在雙耳之間引起微弱的潮汐。那兒似乎正在孕育着我。” 書序不要錯過，對理解此書大有助益。 諾貝爾獎評委會在2003年的授獎詞裏給予它很高的評價： 《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善於移情的藝術才能，這種才能使他一再深入到異質文化中間，一再進入那些令人憎厭的人物的內心深處。小說描寫越南戰爭期間一個爲美國政府服務的人物，挖空心思要發明一套攻無不克的心理戰系統，與此同時他個人生活卻糟糕透頂。此人的奇思異想與一份十八世紀布爾人在非洲腹地的探險報告並列而述，展示了兩種不同的遁世方式。一者是智力的誇張和心理上的妄自尊大，另者充滿活力，是富於蠻荒氣息的生命進程，兩者互爲映照。 書摘若干： 作爲有德的基督徒，他特別提到布須曼人對待牲畜如何殘忍，因之要用其人待牲畜之道還治其身，“像獵殺豺狼一樣捕獵布須曼人” 我對我們的雙重自我談話，讓它們互相擁抱，愛至善，也愛極惡。 兩位主人公生活的時代和地域迥異，但是他們都有畸形發達的自我，都崇拜暴力手段，總能爲自己奔騰而來的自私動機披上合理的外衣。庫切像莎士比亞那樣深入自己並不喜歡的角色，取他們的立場來講述、編造故事。 《幽暗之地》明顯受到貝克特的影響。文本套文本、作者作爲人物出現、高度自覺的敘事方式、對精神病人心理狀態的興趣、主謂短句的使用（“我哼唱，我咆哮，我嘶嘶響，我怒號，我尖叫，我讚歎”），這些貝克特作品標牌式的特點也出現在《幽暗之地》。貝克特過於關心泛泛的“人類生存狀況”，而庫切的作品中更多歷史、社會和倫理的探索，從《幽暗之地》的書名就隱約可見《黑暗的中心》的影子。庫切延續並深化了波蘭裔英國作家康拉德有關種族和殖民問題的思考。他的小說創作成就，當在貝克特之上。 這是歷史寫作的複雜干預。這是一部聰明老練的小說。

庫切在《幽暗之地》中以雙向穿刺的敘事刺破了殖民主義最後的遮羞布。《越南計劃》裏暴虐亢奮的軍工技術官僚與《雅各·庫切之講述》中滿口上帝恩典的殖民祖先，形成了質詢西方精神的鏡像結構。前者用統計數據和信息模型掩飾屠殺的政治計算，後者以福音書與契約論粉飾掠奪的合法性，相隔三百年的兩套語言系統共享着暴力生產的內核。 殖民者最致命的謊言在於自我說服。庫切不斷強調原住民的“野蠻”與自身的“教化使命”，卻在敘述中泄露了謀殺、奴役和土地侵佔的真實場景。這種認知暴露了殖民邏輯的悖論：所謂文明秩序的建立，恰恰依賴對原始暴力的系統性遮蔽。拓荒者手持《聖經》丈量土地的行爲，本質是暴力對秩序的僭越。這種存在於殖民者意識底層的邏輯錯位，最終指向整個西方文明體系中野蠻與文明界限的虛妄性。

《幽暗之地》是庫切創作的第一篇處女作，彼時的他已重回南非開普敦，在開普敦大學教書。而他不得不回這個令他眷戀又厭惡的故鄉的原因，就在於他參加了反越戰遊行，因此沒有拿到美國綠卡，只能“灰溜溜”地回國。 所以，庫切第一篇小說寫了越戰和南非，是由其個人原因和歷史背景的。 《幽暗之地》由兩個中篇組成，在這兩個中篇中，都出現了“j.m.庫切”，第一個中篇裏是作爲尤金·唐恩的上司而存在，第二個中篇裏是作爲譯者而存在。當然，這裏就涉及到敘事學的作者身份問題，顯然，在文本中的作者並不能等同於隱含作者，也不能等同於真實作者。在故事和話語的二分之下，這兩個“庫切”只是作者在故事層所塑造的人物。更不用說“我”，更加不能等同於作者了。我發現一些讀者朋友，由於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讀小說這種虛構型文本，自然而然地把“我”認爲是作者。實際上，這只是作者在敘事視角上玩弄的技巧罷了。用有限第一人稱視角寫完全篇不等同於這視角所表現的思想就是作者的思想。（尤其在庫切因爲反對越戰而被迫回南非的現實語境下，說庫切等於小說中的“我”簡直是在開玩笑） 第一篇涉及了一些神話學的概念，“我”認爲神話的本質就是將兒子反對父親的忤逆行爲合法化。在《千面英雄》裏也有談到神話的本質，最典型的體現這個本質的神話不是基督教中的亞當夏娃偷喫禁果，而是希臘神話中的神王權力的更迭，每一代都是子代推翻父代，而父代被推翻的原因，更多的體現於父代不能進步和更新，慢慢成爲是腐朽和老舊的代表，但在他推翻他的父輩的時候，他也曾作爲子輩而存在。世界就是新的戰勝舊的、不斷更迭的過程。 這就涉及到一個定義問題，什麼是新的，什麼又是舊的？在書中，美國認爲自己是新的、文明的，越南是舊的、野蠻的，所以美國對越南的入侵理所當然，這是在幫助越南，使他們成爲“世界公民”。美國是“父”，越南是“子”，兒子反抗父親終不能成功，“我”列出了一系列心理戰術去攻克越南人的心理防線。而這種“爲你好”的藉口之下掩蓋的卻是“帝國中心主義”的野心。當然，這種堂而皇之的藉口和理由也不僅僅只出現在書中，現實中依然存在。 那麼，在第二篇中，庫切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回答了這個問題。作爲現代文明的代表“我”，在處理與土著人的關係上，比他們更加殘暴、更加野蠻。雖然土著人把“我”帶來的牛、菸草、白酒等物品一搶而空，但他們又救助了處於疾病下的“我”。而“我”在病好之後，回報以這些土著人的，是屠村，是用槍獵殺手無寸鐵的土著人，在他們的懇求之下用槍口抵住嘴脣，子彈從口中射進腦袋。什麼是新的？什麼又是舊的？什麼是文明的？什麼又是野蠻的？ 自以爲是的歐洲人對其他大陸的土著居民的改造、屠殺，無疑就是一場種族滅絕，無論它冠以什麼好聽的名頭。

“野蠻是一種生活方式，蔑視人的生命的價值，從別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的快樂。”；“他們的死驗證了我的存在。”。第一部分是精神分析報告，第二部分是人類學報告。第一部分是試圖對越南進行文化殖民的《越南計劃》，第二部分則直接展示布爾人暴力殖民南非過程的《雅各·庫切之講述》。作者在寫作手法上進行了獨一無二的創新，閱讀過程並不輕鬆，第一部分文本艱澀而碎片化，宛如一個自大的瘋子的囈語，卻又在瘋言瘋語之中不時如同哲學家般揭穿事物的殘酷本質；第二部分有了稍微連貫的情節，較爲好懂，卻又是一份夾雜着謊言的自大狂式回憶錄。庫切以冷峻的敘述抽離讀者的參與感，將殘忍行爲直接展現在我們面前，迫使我們思考。讀完庫切的小說，會感覺到人類的殘忍完全是刻在骨子裏的。

他究竟想寫什麼？把這兩個故事放在一起。這傢伙還是讓人難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