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梟雄

梟雄是什麼？一時讓人無法說清楚。 但英雄是什麼？卻是婦孺皆知的。人人都敬愛英雄。 當年讀三國，裏面英雄甚多，但深深扎住在心田的卻是曹操。曹操是何人？後來的學者說他是梟雄。 梟雄，並不是英雄的反義詞。 在我眼裏，它或褒或貶，亦正亦邪，它不像英雄那般，褪去人間煙火，一身凜然正氣，僅供他人瞻仰。 於是，這便讓人覺得，與其愛英雄，不如愛好壞混沌的梟雄。 但不管是英雄還是梟雄，是不是在任何時代，都會存在？特別是當下，英雄是崇高的脫穎而出，是無怨無悔的付出，它有它的衡量標準。 但梟雄，他是不會廣而告之的，他也許只活躍在他所在的羣體裏，他也許是種驕傲的“邪惡”。 梟雄說，英雄的膽量，我有；英雄的智慧，我有。但我情願做個自在、自私的梟雄，天大地大，任我瀟灑。 於是，英雄的故事，已有規律可尋，但梟雄的故事，卻各有各的精彩。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如今的江湖，當然不再是刀光劍影，恩怨情仇，它猶如葉子背陰之面，在普通人家常生活無法觸及的視線裏，放逐着正統意義上的道德。在那裏，掩藏着梟雄。 看着此書名，我以爲會得到答案。 故事是跟隨一個在上海郊區長大的家常男孩燕來鋪陳開的，燕來作爲家中最小的孩子，在家人的嬌貴中，長大成年，剛謀得出租車司機的飯碗。 他沒有野心，也沒有膽量，在遇到被綁架之間，他的生活如裝在透明玻璃杯裏的溫開水，溫暖單純。 可誰都知道，溫水總會涼去。世俗的結婚生子、養家餬口，他必然如同一杯涼水，不好不壞。 但，故事的荒誕，在於讓他遇到綁匪大王一夥。在這之前，大王他們只搶劫車子並不劫人。可遇到燕來，偏偏連車帶人一併劫了。 大王此人，自不一般。因飽讀書籍，並善於將書本知識煉製成獨具一格的智慧，竟算是有文化修養之人。他用文化的力量，讓人心悅誠服，將二王、三王凝聚身邊，再到後來的燕來。 於是，四人一行，行走江湖。在他們的一路流蕩中，風餐露宿，也是靠着大王端出一碗碗用文化和智慧烹飪而成的精神食糧，讓這幾個正處於血氣方剛的男孩們，竟不思情愛，不想是非，只願追隨大王，管他今晚能不能喫上飯，有牀睡。 至此，此四人雖處社會是與非的邊界，但因爲大王在，似也有那麼一點梟雄的意思。 可一次意外，大王爲了安全起見，與其分開而行。就在等待大王期間，這三個未脫稚氣的男孩們，猶如失去龍首而不知所措的蛇尾 ，在一次偶爾興起的溫情裏，又因金錢的誘惑，將那份溫情誤殺了。於是，他們離大王心中的“江湖”境界更遠了。 結局自然是，他們四人，俱被逮捕。 與我，卻是難掩失望。 原來這並不是關於梟雄的故事，只是一些生活在社會的邊緣人逃離放逐、和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故事。

王安憶：遊走於中心與邊緣間的精靈 王安憶是通過小說創作與時代不斷進行對話的作家。二十多年來她不間歇的藝術探索和敘事變動。那種既貼近又遊離文學潮流的創作姿態，以及“實着寫”背後所隱含的追求，在不同時期的創作中頗具代表性。 2005年王安憶發表了長篇小說《遍地梟雄》，故事在一種類似流浪漢小說的“出遊”情景中展開，所以王德威說它“是一本不折不扣的‘路上’小說”。從《魯濱遜漂流記》以來西方的流浪漢小說就成了現代敘事的一種重要方式。那麼，王安憶以流浪漢式的“出遊”敘事，又具有介入當下現實的自身特點。王安憶說：“出遊”只是“殼”。重要的是殼裏面“兀自生長着”的“有壯大的趨勢”的一種“物質”，是“從現實出發”的“你我他的世界”。在王安憶自己看來，“出遊”爲的是更能寫出“遍地景象”。這個“世界”這個“遍地景象”的藝術展示，王安憶是藉助於一個“的哥”和三個劫車匪徒的行動和內心變化來完成的。 小說寫的是青年毛豆（實名韓燕來）從郊區到上海開出租車而被劫車的經歷，這題材本身就來自於農村迅速城市化的中國當前的社會現實。毛豆是個“有幾分姑娘氣”的青年。他沒有任何成長的思想記錄，猶如一張白紙，好寫好畫作家感受到的現實世界。像許許多多失地農民的孩子一樣，毛豆來到大上海討生活，對於龐大的人流和車流感到恐懼。對於深夜裏車上的“男鬼”、“女鬼”的無所不爲感到難堪。也對都市夜晚來來往往的車頂燈感到溫暖。但這個尚未融入城市的農村青年，“在更多的時候是感到孤獨的。‘朋友’們飛快地邂逅，又飛快地離去。連模樣都看不清呢”。他看不懂這夜上海“有多少意外的劇情上演”。 毛豆的質樸、天真和自尊就像老舍《駱駝祥子》中進入北京城質樸甚至木訥的祥子。但開出租的毛豆已經不是幾十年前拉洋車的祥子，這並不在於他倆所使用的機器不同，而在於他們處於不同的現實情景，在於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作家賦予他們不同的人性和現實揭示。 祥子有明確的市民化生活指向和目的，他把自己的強壯、善良和生命熱量全部奮鬥在掙一輛屬於自己的車的目標上。老舍正是通過這樣一位渴望自食其力、渴望成爲城市一員的青年的良好願望的不斷被摧毀，並且最終走向沉淪的悲劇，批判了社會、也揭示了國民人性的痼疾。祥子願望的破滅是老舍所同情的，祥子的精神毀滅是老舍所痛心的，造成祥子悲劇的社會黑暗是老舍要鞭撻的，老舍有着極清晰的思想表達和敘事指向，支撐着老舍這般敘述祥子故事的是一幅巨大的民族現代性圖景，自由、平等、獨立、自尊、民主、理性，這些現代性的核心理念，很久以來一直是20世紀中國小說想象世界的核心內容。 但來到21世紀處於另一種社會震盪中的王安憶不再如此理性、如此洞察和想象，她要“將一個人從常態的生活裏引出來，進入異樣的境地”，想象“異樣境地”中“遍地景象”。這“異樣境地”是毛豆生活的劇變中的大都市‚更是毛豆所遭遇到的非農村非城市的當下“江湖”。聖誕平安夜毛豆並不平安，大王、二王、三王把他連人帶車劫了，大王他們是一夥以搶劫倒賣小汽車爲生的“梟雄”。於是，毛豆與劫匪開始了一段漂泊冒險的亡命生涯，流竄在城市與郊區之間的地帶。有趣的是，毛豆的遭難並沒有祥子那種車無人亡的破滅感，因爲他本來就沒有祥子以車掙車的強烈願望，車對於毛豆來說只是討生活的工具，是看陌生世界的窗口，是他內心深處模糊不清的慾望和生命與這同樣模糊不清的世界的媒介。 開始時，毛豆是驚恐是反抗的，這出自於本能地保命。卻不料劫匪會提出賣車款每人（包括毛豆）都會分得一份，也沒想到劫匪會兄弟般地對待自己。這樣，伴隨着空間的轉換，情節的展開，脫離常規的歷險喜悅替代了被劫的驚恐，純潔的毛豆反而融入了劫匪的“江湖”。這個“江湖”位處當下現實延伸變異的地方，有自己的遊戲規則，有自己的道德情義，且這種道德情義正在現代的生活中心慢慢消失。尤其是大王那傷心的過去，那評古論今、笑傲人世的現在，那粗糙的成就大業的鴻鵠之志，對未經涉世的毛豆似乎是一種“啓蒙”，這自然不同於五四理性精神的“立人”思想的啓蒙。歷險中的喝酒、劫車、交易、編故事的刺激性生活把毛豆一步步推向與劫匪的默契，毛豆甚至覺得自己以往人生的“枯竭”，他幾次放棄了逃跑的機會，而與劫匪相濡以沫、相互認同欣賞，生成了與劫匪同車一命、生死與共的浪漫情懷。“毛豆隨了大王、二王、三王，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活”，這新生活“切合着他的天性，那就是兩個字：自由”。“自由”這個人類理性追求的最高境界，在這裏已經不再是精英們療救國民的權力話語，它變成了變異的江湖賦予的覺醒，變成了違法歧途上贏得的啓悟，思想空白的毛豆也因此獲得了精神的滿足。這種不露聲色的反諷，讓我們發現了王安憶現實敘事的真實所在，那就是現代生活的價值荒蕪。 突變的當代社會正在將原先的人性、道德、生活和文化規則打亂，面對一片精神瓦礫場，劫匪可以做着梟雄的霸業之夢，一片空白的毛豆嚮往着名的非理性的“自由”，這一切雖然都帶着癡人說夢的荒誕色彩，但卻是現代性的發展與人類理性的精神世界的斷裂。但王安憶沒有批判，更不會是認同，在對毛豆的無知無奈傾注理解和同情的同時，她終究還是讓劫匪落入了法網，讓毛豆重新回到上海時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覺。這部小說照舊顯示了王安憶是一個遊移於中心與邊緣之間的精靈，從中心與邊緣之間的裂縫中介入現實是她的拿手好戲。上世紀90年代初的《紀實與虛構》，小說的副標題“創造世界方法之一種”，似乎就在告訴人們從裂縫中進入書寫的途徑。這部小說的敘事者是收編這座城市的革命政權的子女，她本應以城市主人的優越、按照革命的要求來書寫城市的歷史，但作爲一個外來者，她卻在這座城市現實的日常生活壁壘前感到書寫的無助與孤寂。於是，敘事的“我”只好由想象力牽引，用複線式結構的方式，一面講述“我”作爲外來移民在上海的紮根成長過程，一面去追溯那虛虛實實的母系家族歷史。作爲外來者，她對於這座城市心存芥蒂，有無根的焦慮，作爲有着母系家族記憶的敘事者，她則找到了不再憑藉革命話語的入侵敘述歷史的理由，找到了自己與這座城市的聯繫。這兩者之間產生的裂縫，使得“我”既離開革命的中心又逃脫了邊緣的日常壁壘，而大膽地書寫起這座城市的隱祕。 上海是中國最早也是最典型的現代城市，從這個方面進入王安憶的上海書寫和那些以新、老上海爲背景的故事敘事，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王安憶文本所蘊涵的現代性故事：老上海所代表的現代性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被壓抑之後如今是釋放出來了，但先前它給予人們的希望與承諾，卻開始成爲泡影，成爲觀瞻的鏡像，這意味着老上海現代性鏡像式追逐的失落；而新上海則充塞着鼓譟與騷動，行進中的現代性迎納着許許多多蜂擁而至的後現代元素，也夾雜着前現代的思想意識，以理性引導下的統一性爲理想的前期現代性遭遇到“以慾望生產爲指歸”的後期現代性，由此出現的時代斷裂、複雜問題和思想意識的茫然，讓人對這世界“只可辨個依稀大概”，這實際上也是當下中國的社會和精神現實。中心既然難於辨認，正視現實且有思考的當代作家很難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堅定地站在現代性的立場，呼喚、想象和塑造現代民族國家的理想形象。而前期現代性遭遇後期現代性後形成的裂縫，卻累積着種種現實的延伸和變異。王安憶就遊走在這裂縫之間，書寫着當代中國難於言表的現代性故事，由此在中心與邊緣之顯示文學介入的姿態，用豐富的日常現實敘事，敏銳地抓取時代的癥結，填補現實的縫隙，讓她筆下的毛豆、王琦瑤、富萍等人物弔詭地呼應了祥子、莎菲女士和祥林嫂等人物形象。

《遍地梟雄》講述了生活在城鄉結合部的上海男孩韓燕來的一段故事，以一個全新的視角，描述了位於社會底層的都市邊緣人的抗爭與宿命。上海郊區普通農戶的孩子韓燕來在聖誕之夜遇到的意外事件，把他從正常普通的的士司機生活軌道拉入到另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境地。

咋說呢，碎碎念念，人物的人生在平淡中變了方向。是劫匪，是辯手，是罪犯。但選擇了什麼，就得到什麼，承受什麼…

人性最接近獸性的地方是什麼？命運從白到黑要多久？善良和罪惡有界限嗎？ 越讀下去越感受到絕望和悲傷。 燕來在尋找自我的道路上一點點迷失，或者不該簡單總結爲幼稚無腦，而有發自心底的自我彌補過去遺憾的意味。當然，不只是燕來，那場意外劫持的始作俑者，大王二王三王，每人都有相似性，每人又有不同。細細品味，實在是令人遺憾。 一年的時間，放在平時會覺得很短，可在故事裏卻像一輩子那樣長。善良被矇蔽後，剩下的其實只有幻覺了。

亂世浮世，凡人成鋒——《遍地梟雄》讀後感： 讀完王安憶的《遍地梟雄》，頓覺耳目一新，與她慣常細膩溫婉、聚焦市井日常與女性心事的文風截然不同。這本書褪去了滬上煙火柔情，筆鋒冷峻開闊，寫盡了時代洪流裏的荒誕與人性。 小說跳出家長裏短、兒女情長，聚焦一羣遊走在社會邊緣的江湖之人。沒有絕對的善惡正邪，所謂梟雄，從不是蓋世英雄，只是亂世浮沉中，被命運推着前行的普通小人物。他們漂泊、莽撞、掙扎，帶着粗糲的生命力，在無序的世道里闖蕩，渺小又倔強。 王安憶以剋制冷靜的筆觸，剖開時代的縫隙，道盡普通人的身不由己。盛世多凡人，亂世出梟雄，所謂遍地梟雄，不過是衆生皆在命運裏顛沛求生。 相較於她溫情治癒的文字，這部作品更顯厚重蒼涼，讓我讀懂：時代起落之中，每個用力活着的普通人，都是自己亂世裏的孤勇行者。

這本書看得確實相當失望。對於我這樣一個王安憶的忠實粉絲來說，我一字一句、非常認真地讀完，並且隔幾章就要反思一下是否有被我疏漏的值得眼前一亮的東西，但就在如此積極的心態下，我還是不得不說這部小說的情節、人物塑造、場景烘托、主旨都太單薄、太矯情了。在她眼裏，這些不法分子因童年不幸而走上歧途，雖被生活所迫，但義氣深重，且內心世界都詩情畫意，大王、二王、三王、毛豆更像四個披着賊匪外衣的藝術家。純粹生活在藝術想象中的這些人，讀來真是索然無味。

斯德哥爾摩症候的現實版本，市井鄉氣與詩化意境雜糅，知道爲什麼中國電影莫可名狀的無病呻吟了麼？因爲中國的文學作品本就會出現這般茫然無措和寡淡無味的盲從。或許《長恨歌》確實是個巔峯，而這部書因爲長度不足夠使她放鬆，王安憶馬拉松般的耐力就體現不出來了，這是她的個性使然。十多年前頻繁的週記中我也有過寫這種神遊物外的東西的瓶頸期，靈光乍現在於積累、在於生活，不能強求。

喜歡裏面寫商業經濟發展初期蘇滬一帶風俗人情的內容，筆觸辛辣熱烈，述情豐富細膩、不疾不徐，連綿而又悠長的敘事節奏也給人以峯迴路轉的遊歷之感。 除了一些表現男主人公處置物質化人際關係、與女性角色和諧相處等內容比較好看，對於其他幾乎所有的男性人物塑造和情節趣味來講梟雄味很衝（喜劇效果有點拉滿，如果有人不開心的話可以看看）。結局寫三人最後被捕，與其說是一種悲劇，更不如說是資本積累時期樂觀主義盛行的時代觀念體現。裏面四人組的男性對話很像酒桌上有點知識的男性長輩們的扯淡，讓人無比厭煩而又熟悉。

多讀是好的吧，從《長恨歌》、《考工記》、《桃之夭夭》、《一把刀，千個字》到現在的《遍地梟雄》你能發現王安憶筆下的男性和女性具有一種固定的氣質，女性有堅韌，男性似乎平淡至無味單純，他筆下的男性似乎具有其他作家下的女性氣質。那種模糊不可名狀的感覺在閱讀王安憶所寫的長句之後，雅化的語言讓你感到一種茫茫的感覺。最近也在看蔣勳說紅樓夢，裏面講寶玉是深情的，也將人生最終是走向大荒的。這些作品都帶有一種懷舊氣息，不是那種青春洋溢的，就比如這本書裏的韓燕來，後來的毛豆，以及後來遇到的大王二王三王。他們一路劫車追求的是什麼呢？大王自己也不明白吧，他們總不談及女性，一談到女性就會有不祥之事發生。如果一路劫車不傷人也是好的，雖然違了法，但是最後與主心骨大王失去聯繫之後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哪怕是童男子，追求着純潔，就我個人的人生觀也不太懂。只是說看了普通人一生中超凡尋常的一段時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