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

第一次看宇文所安的東西，震驚，作爲一個在中國文學傳統裏闖入的異鄉人，確實帶領了我看到了唐詩裏以前很多不一樣的東西，尤其是把唐詩作爲文本表演這部分，將詩歌視爲一種社交工具的分析讓人震撼，許多詩歌確實是士人求官交遊或者在宴會上展示文化資本的工具，有些友人贈詩看起來是友情的表達，比如贈汪倫這種，但仔細回到寫作現場，比如一首贈詩，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另外一層意思，一方面有意讓別人知道我認識你，另外一方面也讓我有能力用這種方式與你建立關係，同時希望你所在的仕途社會網絡中注意到我，這不就是一種站隊或者融入對方的社交圈的方式麼？於是“友情”本身可能也變成了一種社會關係的公開表演，與之相對應的，我們很少看到“損友性”的詩歌，在此，宇文所安可以更關注唐詩文本背後的社會史和話語分析，當一個唐代士人處於什麼社會結構中時候，必然的，會有什麼樣的詩歌形式能夠完成這種社會行爲 應該說，宇文所安的批評方法確實和以前古典中國文學批評不同，以前只是更多在意境，這非常的文學，多數集中在審美，像葉嘉瑩，很少讓詩歌本身成爲士人的社會實踐作爲對象分析的，另外，宇文所安也看到很多唐詩裏的“孤獨”或“悲傷”，其實是一種高度程式化的表演，詩人其實知道他的聽衆是誰，便按照某種預期的文學規範來“演”出這種情緒，這點就更厲害了，我們總以爲那些都是詩人的真情流露其實也是虛假的？仔細想想，我們但凡談到悲傷或者憂鬱，總會想到獨坐，孤舟這些意象，反過來說，詩人不會容易想到嘛？這麼多年積累唐詩已經生產了一套成熟的情感編碼系統，詩人非常清楚，利用這套系統去實踐“他想成爲的那種人”，他可能想到寫的這首詩就是寫給同僚，上司或者權貴看的，由此成爲表演情緒極強的文本，這都是需要回到文本現場具體琢磨的事情 另外，傳統詩學批評常說“妙在不可言說”，我們經常看到一些詩句會楞半天講不出所以然，就覺得非常好，但這種“妙處”到底是怎麼來的？僅僅是一種用詞的想象力問題，或者詩人文學能力的體現嗎？但宇文所安偏偏要“言說”這種面“妙”，所以一首詩的“妙處”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這很抓心，尤其是李白，杜甫，但宇文所安可能接受的是英語翻譯訓練，很早就和傳統中國詩歌不同建立了自己一套唐詩演進譜系，通過這種演進極好把握了詩人風格語境的演變，比如對律化詩歌形式的探索，以此分析王維孟浩然那渾然天成的山水詩等等，這個方法確實非常有意思 最讓我震撼的是他利用結構主義的，羅蘭巴特以及拉康的方法去分析唐詩，這個以前也看過，有興趣的可以看看程抱一《中國詩畫語言研究》，中文天生其實就是一套隱喻系統，表面看中文許多詞彙製造的目的是“消除各個層面上的隨意性和任意性”，這是語言的目的，但實際上中文“每一個表意文字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個潛在的隱喻”，拉康也對中文隱喻系統癡迷，這種不能明確又不能隨意的語言意指系統很微妙，由此，當“慾望不在於抵達，而在於無法抵達，總是被替代”的時候，那很多詩人的意象其實是一種慾望迷宮的構建，讓我們看到詩人如何通過層層疊疊的意象去延緩，去替代，去昇華那些真正被渴望的對象，那些精緻的對仗和繁複的修辭也在構建了詩人的慾望，可以說讀者和詩人都在這重重的語言表象裏徘徊，那種詩意與隱晦慾望的深層張力是宇文所安的很有意思的分析 整本書非常值得反覆看看，確實對理解唐詩是全新的，許多西方文本細讀方法使用煥然一新，也正是因爲像宇文所安這樣的外國評論家從小沒有被中國唐詩教育塑造成那個濾鏡的內部人，反而能看見濾鏡本身

讀完宇文所安的《他山之石》，最深的感受是他對歷史的思考，與我們慣常對“歷史”二字的認知存在着奇妙的距離。這種距離並非隔閡，反而像一把鑰匙，爲我們打開了一個充滿溫度、可觸可感的時代——無論是被定格的時代印記，還是流傳千年的詩句，在他的筆下都褪去了教科書中固化的定義，不再是冷冰冰的概念標籤。 他讓我們看到，古代並非我們想象中那樣單一而平面：那些被後世不斷詮釋的文學經典、被符號化的歷史場景，原本都有着鮮活的演變軌跡。那些在文化傳承中可能被簡化或遺忘的細節，那些時代褶皺裏的呼吸與溫度，在他的敘述中重新變得清晰可感。這種對“變化過程”的還原，恰恰是我們此前在傳統認知中缺失的維度——原來每個時代的文學與思想，都曾在特定的語境中生長、蛻變，帶着屬於自己的肌理與紋路。 當他以這樣的視角重構我們對中國文學的理解時，帶來的不僅是認知的更新，更是情感的共振。那些曾被定義框定的詩句，突然在歷史的縱深中擁有了打動人心的力量；那些被符號化的古人，彷彿穿越時空，帶着真實的喜怒哀樂與我們相遇。這種“重構”不是顛覆，而是讓我們以更立體的方式貼近自己的文化根脈，讓熱愛有了更深厚的土壤。 作爲一個普通讀者，內心滿是感激。感激像宇文所安這樣的研究者，願意窮盡畢生精力，去打撈那些共同擁有的文化記憶，讓美麗的過去不再是模糊的剪影，而是帶着煙火氣的真實存在。這份對傳統文化的深情凝視，值得每個中國人心懷敬意——正是這些不懈的探尋，讓我們與歷史的聯結更加緊密，讓文化的血脈在理解與熱愛中持續流淌。

思想意味着以清楚的頭腦、銳利的目光和豐富的事實作爲基礎，對一個大的問題進行持續、透徹的探索與追尋。正因如此，急切地追蹤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反而成爲誤區：人們太急於掌握“理論”了，卻不知道如何思想。這樣的情形，不只存在於中國。

讀畢後感嘆其“read between the lines”的能力，主要是“between”的洞察力、想象力與思想。如何讀懂文字本身沒說的部分？這是艱難的工作。文字之間的留白，有些是作者有意爲之，有些是作者因嵌入社會中的不自知，也有些是歷史演變過程中羣體有意識/無意識的選擇所致，也有符號化的因素存在……在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政治經濟學等學科的部分作品裏，我都曾發現解釋“between”的能力。這是我第一次在文學中看到這樣的作品！應是因我文學閱讀不多xs。一次又一次遇到這些令人震撼的思想，我只能感嘆自己的幸運。不過，雖是在宇文所安去世後才知道他的，我並不怨恨自己的遲到，因爲有思想的文字已然永恆，而我也成爲後世對宇文所安再符號化大軍中的一員

所謂閱讀，既指文本的細讀，也指一種以歷史主義精神和歷史想象力進行的閱讀！ 一個詩人、一個批評家、一個學者，和一個鞋匠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他們當中最優秀的，都是不把自己的職業視爲一份工作，而把它視爲生命之形式的人。 每一篇作品都極其富有思辨精神，作者無時無刻不在引發讀者的思考。從春秋戰國時間一路跟隨作者思考徐徐回到近現代，終至現代，並想象未來……，作爲中國古典文化的愛好者，讀到最後的杜詩部分，內心充滿了無限的溫暖與感動，也許我們需要杜詩比杜詩需要我們更多……

很震撼，相當震撼的一次閱讀。 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戰線拉的過長，一邊身體各種不適一邊又要忙於答辯，拖拖拉拉看了很久纔看完。 《自序》和《瓠落的文學史》是最讓我震撼的兩章，不知道是不是因爲我尚且眼界狹窄的緣故，我並沒有在國內的學者中看到太多思考、探究下列問題的文本： 傳統不僅僅意味着對過去的保存，它還是連接起過去和現在的一種方式。傳統總是在變動當中，總是在尋找新的方法來理解過去，使得對過去的思考仍然可以觸動現在的神經。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那麼傳統就只會變成老古董，只對一個小圈子裏面的學者、專家以及越來越少的學生纔有趣味。 文學史以文學體裁爲基礎不是沒有道理的，但這個道理不是絕對真理。一種文體相當於一個由許多文本組成的家庭，如果置之於不顧，那麼不可能寫出像樣的文學史。但同時我們不應該忽視在同一文學史時期內縱跨各個文體的因素。 學習的時候，作爲系統化的教育，從中國古代文學史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從歐美文學史到亞非拉文學史，以及相伴而生的西方文論、中國古代文論等諸多內容，我們總是習慣於滾瓜爛熟的背出“三古七段”、“十七年文學”、“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等蓋棺定論的粗暴分期名詞，卻常常忽略或者懶於追問這樣的分期方式是否有可商榷性。 這一問題曾經在我複習辛棄疾時短暫的一閃而過，因爲最喜歡稼軒，所以準備的格外細緻，就會產生許許多多的疑惑，那些壯詞與婉約詞之間真的有一道鴻溝嗎？爲什麼能蓋棺定論辛棄疾是一位“豪放派”的詞人呢？ 果不其然，在北大的考研題中，我就看到了許多這些極具思辨性的發問：“是否認同唐朝山水田園派與邊塞詩派的劃分”“認同詞分婉約與豪放嗎”等類似的題目。 乍看來似乎很好作答，但真正提筆卻能發現非常有區分度。這也是大量的學子最容易忽視的問題。 而本書作者在這裏所談討的，也正是這一問題。 溫庭筠做夢也沒想到他會成爲詞家鼻祖。他也許會覺得“長短句”有其獨特的形式，但是，他會覺得他那些如今被視爲“詞”的作品不過是當時詩歌世界的一部分。如今，學者們一讀到溫詞，就會辨認出詞的獨特表達方式，但這只不過是因爲我們在從後往前讀——我們在用後來的詞判斷“溫詞”。把一組文本作爲另一組文本的先驅來解讀自然沒錯，但是我們還需要把這組文本放在它自己的世界裏進行解讀以獲得平衡。也就是說，在9世紀，溫詞只是當時極爲豐富的歌曲王國的一部分，這個歌曲王國既包括詩，也包括樂府。 像白居易《觀刈麥》這首詩，在閱讀的時候，我們不能把當時有關的軼事、書信、奏表都當成這首詩的“背景材料”；相反，這些軼事、書信、奏表都是不同文體對同一題材的不同反映，它們都在同一個話語系統中流傳。 《詩經》是什麼時候被作爲一本完整的書寫下來的？證據何在？還有一個聽來類似但是十分不同的問題：《詩經》的傳播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意味着閱讀一個書面文本，而不再是口耳相傳？或者說，是從什麼時候起，《詩經》的文本來自抄寫更古老的書寫本，而不再是單憑記憶寫下來的呢？ 這樣三段發問重重的敲擊在我的內心之間，一瞬間恍然有種天光乍開的通透感。 這一思考模式和感受像極了曾經聽課學到的“婉約詞爲詞之正宗”論的可待商榷性與歷史建構。 作者將類似的思考概括爲↓ 這是文學批評領域令人煩惱的“量子論研究方法”：我們沒有固定的文本，沒有可靠的源頭，只有一部充滿了變化和再解讀的歷史。 誠然標準的失去會帶來更多的不確定與論爭，但失卻了變化與解讀空間的文學史，某種程度上也失卻了其本身無窮的魅力。 下面是幾個很有學術性和創新性的思辨，討論的核心也還是上文所述的關於下定義的嘗試與實際情況的些許錯位之處。 當我們書寫文學史時，一旦涉及論述一個作家重要與否，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各個歷史時期文學趣味的改變以及對這個作家的不同品評包括進來？所有的漢魏文學史都十分推崇魏武帝曹操，我們也已經接受曹操是一個重要作家的事實。但是，除了《文選》裏有曹操的兩首詩之外，只有《宋書·樂志》裏收錄了曹操所有的詩歌。而《宋書·樂志》收錄作品根據的不是文學標準，而是旨在保存儀禮音樂的皇家傳統。南朝的文學評論裏，寥寥幾句對曹操的評價不都是褒獎，整個唐朝也很少有人提到曹操的詩。直到明朝中葉，曹操的樂府才因爲符合了當時人們對所謂漢魏樂府“沉鬱雄壯”的愛好而獲得青睞。 陶淵明、李白、杜甫這樣的偉大文學家已經不再能夠被人們評判，也不再受到審美趣味變化的影響了。他們都已成爲更高一個層次上的經典作家，他們作品的質地幫助人們形成判斷的標準，提高審美的口味。 《左傳》的敘事極爲繁複，但是其敘事核心都是暫時性的，情節也很支離破碎，缺乏把整個敘事統一爲有機整體的力量。就算對於相當熟悉試驗小說之片段性、不連貫性的現代讀者來說，《左傳》依然十分困難，而這種困難應該提醒我們：我們還在用“統一性”或“整體性”來結構我們對於一部敘事作品的期待。 外國的學者在西方文論的話語體系中成長起來，即使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也會更注重“文學四要素”中的作者、文本、讀者等方面。 本書後文充分展現出了一位海外漢學家的紮實的古代文學積澱之深，縱橫古今拉雜並出，每一個小專題都有其閃光點和啓發性。如他評價司馬遷著《史記》，與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之文義遙相呼應： 通過這些文字，以作者身體的缺席爲標誌，作者的判斷卻能夠在行文中顯示，作者從而得以“自見”。 評價漢武帝與李夫人通過歌、舞、詩等方式所進行的相互間互動的張力： 當皇帝不過是一個普通的音樂愛好者時，秩序與等級崩塌毀壞，他也就失去了帝王的權威，他的意志與她的意志變得不相上下。如果他利用帝王的權力強迫一見李夫人，那麼，他就等於放棄了他所戀戀不捨的普通的人間感情。他可以憑藉君主的特權與她討價還價——“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但是來自她自由意志的許可這種感覺比“一見”更珍貴。李夫人依靠隱藏維持了皇帝心目中的形象。我們不要忘記：那個形象初次出現在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裏的時候，是與傾城傾國的“一顧”（一次顧盼之謂）聯繫在一起的，她的“一顧”正是漢武帝以他的“一見”所尋求的。 評價尚在“文學自覺”的發聲期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文論經典《文心雕龍》，在集大成又開後世的前提下，所隱藏於文本間的、不易察覺的話語機器的生成，從而發現了早期文論之所以尚在發軔，其核心薄弱點： 劉勰的辨析程序——話語機器——構成了相對來說沒有個人感情色彩的闡釋方式。雖然在意識形態上，話語機器植根於宇宙秩序“高下相須、自然成對”的駢儷對稱之中，以及對“概念自有其固定組成因素”的信念之中，但是這種意識形態的基礎從根本上說是形式主義的，而不是被任何特別的內容決定的。也就是說，話語機器可以相當容易地生產錯誤的陳述，或者與人們普遍接受的意見相牴牾的陳述。這是一種非常適合於描述性散文的形式，但常常在發表議論、論證觀點時遇到困難。［劉勰並沒有做出真正的“論辯”（arguments），他其實只是在描述種種形式和概念而已。］ 以及他提出的關於唐太宗玄武門之變和政權罕見的平滑過渡的一種政治上的“議程設置”： 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個王朝本身就是以一場演出開始的——更準確地說，一場優秀的演出取代了王朝建立時所常見的純粹的暴力。 在很大程度上，這樣平滑的篡位，而且很快就從人們的心目中消失，要歸功於7世紀初期政治集團的性質。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李世民的成功也是通過他把自己表現爲模範的儒家明君聖主來實現的。李世民的統治十分溫和，總是謙虛地聆聽和接受賢臣的意見。“貞觀之治”的著名形象，後來在《貞觀政要》中被重新創造，是唐代政治演出的光輝序幕。 以及最後的演講稿中，提出的一些很犀利的問題，這也是我所一直在思考的。 羅宗強先生在自己的文集中也提過類似的問題，有關於不願意花精力深挖文本，而只是去研究一些標新立異的所謂“學科融合”。這些研究當然很有新意，同時在日漸困難的文科論文的刊發大勢下，這些研究也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 但明明紮根於文本本身，也依舊有大量可以研究的空間，許多人只是懶於下大功夫、花時間做這些，所以才“逃避性”的去做其他學科融合式的研究，這也偏離了文學本身，更不利於文學，尤其是古代文學這一傳承性、博大性、廣闊性的學科又抑或是我們的文化本身的繼承與發展。 做一個研究文學的學者，而不假裝做一個哲學家而又不受哲學學科嚴格規則的制約。 以及作者所提到的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斷裂和由此產生的話語建構的問題： 大多數學生以及讀者大衆都受到簡體字的侷限，或者越來越多地依賴於白話註解和翻譯，這給了學術界一種權力來塑造中國的過去，也控制了大衆與這個過去的接觸。 很多人質疑、厭煩古文的學習，總是依賴於白話翻譯，甚至還有許多人覺得文言文的學習沒有必要。 然而何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與文脈？我們譴責他國盜取我國文物、篡改我國傳統節日，然而對於那些記載了文化、禮儀、習俗、詩詞歌賦、文人風骨、浩然正氣的文墨，卻總疏於瞭解。 經歷了初中、高中學習的人，其實已經都具有了古文的閱讀能力，只是更多的人上了大學之後不再閱讀古文、只是依賴白話，再到研究生、博士，或者進入工作，漸漸的也就喪失了閱讀古文的能力。 如今，我們常常提到“文化自信”，媒體也天天講。但是這絕不是一句口號，又或是什麼妄自尊大的自我膨脹。 燕趙悲歌的吟唱、家國天下的義勇、燈火新編的苦讀、廟堂江湖的遊冶…… 我們的確有着足以自信的文化，我們的確有着足應自覺的傳承。傳統文化是一種精神，一種滋養，絕不是什麼一言蔽之的封建糟粕、思想束縛。 然而再說幾千遍的自覺自信，文言文閱讀的斷裂，也依舊無法實現。 道阻且長。 我愛我的文化，我也願沿着這條路，皓首窮經，經年不息。

讀跪了，就像作者老婆（當然也是譯者）田曉菲在跋中所說的那樣，本書最重要的可能並不是方法，甚至也不是內容，而是"思想"。宇文所安展現的是與衆不同的思維模式，讀這本書的閱讀過程是驚訝與爽快之間來回搖擺。 剛開始幾篇和後兩篇自不必說，是方法論的總括，中間具體研究印象最深的是《劉勰與話語機器》一篇，將劉勰的理論思辨與駢體文的形式束縛竟然看作一場"對話"，這可能是我這輩子都想不到的角度。 就像書名《他山的石頭記》一樣，宇文所安作爲西方的"他者"來到中國文學的世界，他可以以"白板"的方式接受作品，而沒有沉重歷史的負累，每篇文章雖然缺乏歷史的厚度，但卻恰恰因此帶來輕快感，他可以從他的視角看待司馬遷和李商隱在當時爲什麼而創作，可以思考歷史本身的唯一真實性，就像他在倒數第二篇質疑五四時期對於"經典"的重塑一樣。 宇文所安是堅守傳統的，但他並不是傳統主義者，他只是想通過以一個外國現代人視角回溯傳統，就像他在最後一篇所說的那樣： "傳統文化的寶貴之處在於，它們可以提出問題，並呈現不再可能存在的表現與描述。它們提醒我們現代的侷限。它們離我們很近，但是又已經遙不可及。它們是一種遺產，但它們是全人類的遺產，而不是民族、國家的。"

宇文所安的名字，和他與田曉菲的故事，從大學便開始聽聞了。然而真正讀他的書，卻是從這本書纔開始。 誠如書名，宇文所安爲我們敲開了一座不一樣的中國文學史玉碑——以他山的石頭。在讀這本書之前，我都不知道原來文學史還可以這樣解讀。讀完之後，我依舊對這種解讀方式感到震撼。這完全是“他者”的視角來看文學史。此前，即使我對他者這一概念瞭解了很多，但是仍然覺得這不過是比較文學之一種，而且早就被解釋爛了，簡單套用個西方類型學模板便可以肆無忌憚地比較中國一切文學，實在煩膩。但是宇文所安的解釋方法確實不一樣，他是從文本本身出發，去理解和解釋文本本身的邏輯和矛盾。如果說開篇《觚落的文學史》，也有許多學者提及這一問題，不太新奇。但是《自殘與身份》這一篇是真的有點震驚到我了，原來一系列刺客的故事還可以這樣解讀，通過他人去發現自我的內在，因爲大人物的賞識、金錢以及尊重，士的內在被發現了，於是他就不得不去犧牲性命以完成內在之自我。以前看刺客列傳，更多關注的是英雄氣概、士爲知己者死，沒有想到這深之又深的層面。當然，總體來說，在閱讀其他諸篇時，由於隔了一層，還是很難把握住宇文所安的思緒，只能草草有個印象，留待日後細究。

早上刷微信，看到了本書作者逝世的消息🙏🏻🙏🏻🙏🏻 這是一位致力於中國古典文學和文論研究的美國漢學家，其作品都很經典，值得細讀。

很棒的一本書。是我最喜歡的“他者”眼中的我的世界。但是也很複雜，需要很多注意力和精力，去思考、思辨，去感受，以及回憶曾經所涉獵到的文字積累。所以它是一本有點累人的書，並非我一開始以爲的輕鬆且有趣的小說。 非常有趣的是，作者也在文中提到了白話文學的小說，是現代性最重要的組成。而斷檔的古典文學學習經歷，和被封存的文化遺產一起，又加深了理解的困境。 整本書讀起來像一個螺旋上升的環，第一篇讀“瓠落的文學史”覺得很難理解、不太有趣，速度很慢。但是看完整本以後回過頭來，首尾兩章剛好是一個整體，共同幫助了讀者理解。那種感覺非常奇妙，好像醍醐灌頂，突然達到了一目十行的水平。 我個人覺得這本書很有必要連讀兩遍。理論的部分其實寫的很好，只是不太容易理解。中間篇章將具體的例子寫的很深入，有些例子甚至是我讀了這麼多年母語文學都沒看到過的片段。尤其喜歡“細讀”這個篇章。真正讓我有了點體悟、體系的東西。 大家之作，值得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