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悲劇：周作人與靄理士

周作人的“附逆”，一直是學界喧鬧爭議的話題，在輿論漩渦中，周作人最終被塑造成兩個極端對立的刻板形象，一端貶之爲“文界漢奸”，另一端卻奉之爲“文化的種子”，後來還有人添了個註腳，大意說，周作人是中國傳統培養出來的“利己主義者”。第一個是扣帽子，第二個是摘帽子，第三個是重新換上一頂小號帽子再扣將上去，這些帽子無論尺寸還是重量都非同一般，它的名字可以叫“反國家”，也可以叫“反民族”，或者乾脆罵成文人“自私自利”的樣板，帽子箍得緊，摘帽的難度自然就大。周作人總努力想把這些帽子摘掉，陳述的理由也不無道理，自己在日據時期明明扮演的是堅貞的蘇武卻被錯當成叛徒李陵，何其冤枉哉，這位書呆子心想，儘管本人“牧羊”的時間遠沒蘇武他老人家那麼長，八年可也不算短呀。這自我辯護的結果當然只能是自取其辱，因爲要不要給他戴帽子可是代表國家的民國政府才說了算的。 “國家”意識這個緊箍咒一旦套在頭上往往自己摘不下來，外人也無能爲力，不是如來佛的魔法使然，而是它純屬中國近代歷史鍛造出來的神器，它被打造得尺寸統一，誰戴上都會變得思慮集中，行動起來與政府步調一致。周作人是晚清變革和“五四”的產兒，民國初建，亂象頻現，即有人開始對“國家”到底是不是個好東西表示懷疑，陳獨秀乾脆說要想進步就必須打碎“國家”這個偶像，那時“愛國”“不愛國”大致還是個人自選題，不是必答題。任公厭倦了黨派互掐，也一度犯了“革命”恐懼症，說大家別再吵吵鬧鬧了，咱們還是一點點從基層做起乾點正經事吧。 經“五四”洗禮過的文人還有那麼點自我期許的狂傲，經常擺出一副捨我其誰的架勢，幾個人商量一下就跑到山上弄一個“公社”，周作人想“山寨”日本人武者小路實篤搞“新村”，在當時絕非異想天開，也不是什麼“漢奸”行爲，“國家”在他們的眼裏實在是個模糊不清的東西，甚至是有害的，那時候最時髦的詞是“無政府”，是改造“社會”。 “五四”雖然以反對巴黎和會開啓出新階段，但絕不要以爲簡單貼上“愛國”這種政治標籤就能把它的意思概括完了，好像“五四”青年都明明白白屬於“國家主義者”這一類人羣，“五四”的思想成分多元而複雜，“士紳”階層雖然近於消失，當個“隱士”弄點私人事務的空間倒還殘留着，那時候尚允許周作人在“苦雨齋”裏悠然遐想，做個讀線裝書的活古人。當然，“五四”孕育出一代革命激進青年是個不爭的事實，卻同樣給想當“文化流氓”的周作人足夠的機會。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左”“右”兩個陣營開始撕破臉皮，變得水火不容。非左即右的站隊心理導致知識人之間互撕成風。周氏兄弟反目成仇，釀成“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兩星永不相見的失和痛局。藝術公民周作人毫不掩飾對“晚明小品”閒適風格的欣賞，公然成爲左翼作家聯盟和魯迅的敵人。 “革命”與“書齋”生活勢不兩立，“五四”以後的知識人必須在國家、民族、集體、政府、單位這些大詞中慎選一個依傍上去，作爲安身立命的歸宿，這是道人人必須回覆的必答題而不是自選題。如果你把“國家”錯選成了“個人”，那就與那些“自私”“自利”者，“個人主義者”變成了同黨，結局輕則被邊緣化，重則被孤立批判得沒有朋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電影《青春之歌》裏的餘永澤，一心只想當好胡適的弟子，靠在書齋裏讀書成就自我，對世事的恐懼變成了骨子裏的孤獨和排外，活脫脫一個翻版的周作人，與“革命”女神林道靜相比是國家意識塑造出的標準負面形象，黑白善惡對比如此分明，辨識度實在太高，儘管餘永澤被大藝術家於是之生生演繹成了一個猥瑣不堪的渣男，格局氣象難以和周作人的儒雅從容相提並論。 周作人在漢奸審判後保持沉默不做任何自辯，引起了種種猜測和解讀。有人以爲他的態度是執拗的抵抗，有人則以爲是繼續墮落而拒不認錯。其實周作人的“失語”，是無奈之下難覓解人，不如干脆不言。試想，全世界的人都拿他當叛徒李陵，只有他一人獨自幻想着化身蘇武，身陷敵營還保持貞潔。在衆人語言暴力的羣毆之下，這微弱到忽略不計的辯詰，即使聲音能夠發出來也是近於零。這一點倒顯示出其“士紳”之外“流氓”性格的堅硬一面。 這個自稱流落出國家視界的化外“紳士鬼”加“流氓鬼”主張的是“大美無界”，嚮往的是“文化大同”。在他的眼裏，生活中的日本俳句、浮世繪與中國古籍俚語裏的“冷語”“舛辭”，欣賞起來哪裏可以用國界來劃分呢？那是一個純由詩人支配的美麗新世界，沒有一家一鄉一國一民族對個人的約束，只有“審美”一種維度可以獨佔身心，在周作人的字典裏，既沒有文學家關心的“個體的人”，也沒有社會學家觀察的“羣體與社會”，即使他短時間迷戀過“新村主義”，最後還是要回歸到大同和“天界”意義上的人類純粹審美境地，這種完全無視現實情境的“文化世界主義”，在“國家主義者”看來根本是活在一片荒唐的夢境中，“虛幻”成癮純粹有病。對這種大逆不道的文明叛徒，只差有人衝上去扇他幾個巴掌，讓這位夢遊者清醒清醒，或者徑直把他送進精神病院拉倒完事。 “五四”之後知識階層嚴重分化，與國共兩黨探索革命道路的選擇出現重大分歧有關，一部分人從書齋走向大衆，融入左翼思想改造的湍急漩流，一部分人繼續簇擁在國民政府領袖的旗幟下，甘做“國家主義”的信徒，另一部分人奉行“社會”改造路線，留守在幾個殘存的零星地點艱難實踐着他們的“無政府”之夢。最少數的人則枯坐書齋當了學術宅男。但在家國恩仇的情緒挾帶着各種創傷疾患蜂擁而來的時代，當宅男不問世事同樣是一種罪過，即使你再有學問，也沒有選擇閒暇逃避現實的自由。更別提周作人在戰火燒遍了中國大地之時還不識時務地堅持浪漫的審美教育，結果不但冒犯了左翼知識分子和被他們教化的羣衆，也冒犯了官方不遺餘力支持的那些民族主義者。加上週作人還長着一張東洋味道的臉孔，“細加察看，那表情是江戶的，是歌麿的，是明末大城的，是左祖右社的舊北平的”。這就更增加了他身上的“原罪”氣質，他的閒適清淡與平民趣味混搭的軟學問，與激盪煽情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政治化學問相比，豈止是格格不入，簡直落伍到像一個活死人的地步，周作人作爲一代文豪，其命運真可謂是活不逢時而非生不逢時。

本書是靄理士和周作人兩個人的傳記和思想的相互映照，試圖融合極端的美與極端的思考，可以說是填補了周作人研究中的空白。在周作人的思想參照系中，靄理士是明亮的一顆星辰。靄理士是性心理學的偉大先驅，周作人終身宣稱靄理士是對他影響大的思想家之一。在靄理士的映照下，周作人的內心世界得以浮出水面，他對女人和性的見解直到現在還不過時，與靄理士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在錯綜複雜的面向裏，靄理士作爲一個永遠在場的參照，可以驅散縈繞着周作人的種種誤解和偏見，可以澄清學界和世人一些對周作人的爭論。 靄理士《性心理學》一書經潘光旦註釋後成爲一種經典的中文版本，作者在書中對他的分析更多一點，也許因爲她對西方的材料瞭解更多一點的緣故。對於周作人，作者的闡述顯然還是比較浮面的，對於他集流氓鬼和紳士鬼於一身的情況瞭解還不夠深入。

這本書我是因爲止庵、許知遠聯袂推薦纔打開看的。翻來紙質書讀了3小時。看完很茫然，茫然於靄理士這個並不很熟悉的名字，茫然於周作人這個我讀了1600多萬字的，與我認識的周作人並不能重合的“陌生人”。 這本書寫的太朦朧了，引用的的資料、觀點一大推。然後，也就沒有然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