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準備及其他

業內罕見犀利的批評，於是一直以爲文學批評不過文學的次生品——附庸風雅的裝飾或黨同伐異的利器。這本書實在是一種優雅而敏銳的警醒。在一個標準模糊、讚美氾濫的時代，他重新標定衡量文學的尺度，無關銷量也無關聲量。 比起評論家與作者心照不宣地挖掘和填充明喻寓意或是主義理念，吹捧意義的空中樓閣，他所做的批評是文學著作“名不副實”的遺憾。如扉頁尼采所說，“假想一個人具有一種他實際上並不具有的美德，這是接近瘋狂的行爲。” 不媚權、不媚俗、不隱忍。形容他的文風我想如劍道，溫潤謙遜，鋒芒不減。詞語精準地切入肌理，暴躍出作品潛藏的骨血。也曾在良知與同情的爐火中反覆鍛打，淬火凝鍊，不容置疑的溫度。這是一種建設的溫度，一種期待文學更好的深切善意。 浮誇臃腫的形容道不盡，不再贅述。

對他而言，也許評論寫作唯一的意義和動力。他努力說出那些因爲種種原因“大家都不說”的東西。文學批評的要義之一，本就在於鍛鍊強健我們的內在視覺，和更爲精準細膩、遠近如一的感受力。 小說的真實，是對生活的某一種理解，是對人類情感的某一種理解。小說是一個人孤獨又自由地面對自己時的產物。唯有孤獨，才能深入到人性的深處；唯有自由，才能夠在深入之後，還能夠誠實地表達出來。 G.K.切斯特頓深深諷刺過的文學圖景：“至少從某種意義上，讀壞文學比讀好文學有價值。好文學可以讓我們瞭解一個人的思想，壞文學則可以讓我們瞭解許多人的思想。” 雨果《九三年》裏有句名言：“世界上最廣闊的東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廣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廣闊的是人的心靈。” 小說家總是要用至少三種語言寫作。”詹姆斯·伍德在《小說機杼》中總結道，“作家自己的語言，風格，感性認識，等等；角色應該採用的語言，風格，感性認識，等等；還有一種我們不妨稱之爲世界的語言，無所不在，侵入了我們的主體性。 歷史，常常只是勝利者的記憶，甚至是經過反覆篡改的記憶，這種記憶被一兩代共同體固化之後，就成爲史書，和百姓自以爲真的記憶。而文學，因爲關乎每個個體的生命記憶，其實時常都是在史書之外，也必然是對共同體固有記憶的衝撞與鬆動。 生活，絕大多數時候是無意義的。長篇小說模仿生活，而短篇小說是骨感的，不能東拉西扯，它是濃縮的藝術。 寫作就意味着不懈的閱讀，閱讀就意味着無盡的自我教育，而這種自我教育爲了不至於走向偏執和迷狂，實則又需要寫作這項實踐行爲的冷靜檢驗。 自己的這種前進，只是爲了不倒下！

很喜歡張定浩的《山中》 前幾日去郎園書市，在華中師大出版社的攤位，看到了他的文學批評作品，出版社的老師評價頗高，說是比起第二本詩集《山中》，他的批評文章，尤其是既見君子這一本更見內涵。後來我爲了送的冰箱貼，買了三本他的書，兩本詩評，一本雜文。 書還沒有拆開，順手就在微信讀書加了這本進書架。拖了很多天，今天跳着看了 我很喜歡他，他批評了我不甚理解的餘華和莫言，很痛快，可以說是臭味相投 我總覺得小說世界不是賣肉的案板 攤開血肉就足夠了 在文藝世界追求的應該是區別於日常生活的 不然我看書幹嘛 我睜眼看生活就夠了 但不是說小說家不能攝入普通生活 常見的愛與恨 常見的亂與惡 這之下是的暗流是藝術家的要掀開給我們看的 要把一灘血肉用手術刀精準的割開 像庖丁解牛？ 小說家也可以表達日常和普通 但是要經過藝術化的轉碼。這本書有提到希臘語裏面藝術的意思就是“對美的感受” 所以小說家也好 詩人也好，所有文藝工作者都算上吧，你最好把千篇一律的生活中的美提煉出來 轉譯出來 或者是創造一種關於美的幻想和我們。惡也可以被表達，但前提是是有美的渴望，表達惡是一種抵抗，而不是迎合一種審視惡、品味惡、消費惡的慾望 我喜歡張定浩這位作家，儘管他的意象我並沒太大觸動，但是他的審美品味和文學追求我很認同。文學，應替普通人尋找生活的樂趣和其他真感受

小說的真實，是對生活的某一種理解，是對人類情感的某一種理解。小說令我們完善，而不是更加殘缺；是對命運的拓展，而不是限制；是講述希望而不僅是慾望的；是讓我們感受到某種封閉社會的不足，而不是滿足於某種孤立個體的臆想。小說講述我們每一個人的自由經驗和對自由經驗的匱乏，而不僅僅講述小說家作爲暴君的自由與恐懼。好小說，不僅是櫥窗裏的技藝展現，更是一種有力的邀請，邀請讀者共同進入一種可能的、需要探索的未知生活，一起重新經歷世界的長成和歷史的流轉，用最準確的方式抵達生命本身的模糊，並找回他們自己。 在讀懂好之前，必然需先讀懂大量的壞，若無批評則讚美無意義，張定浩是一把好篩子，犀利如刀的毒舌時常看得我哈哈大笑。

非常犀利，看得連連驚歎，十分過癮，後半本更是點破了當代創作者的常見通病，尖銳但直擊人心，好久都沒有讀到這麼讓人感到受益匪淺的書了，很推薦每一位看書的同時也有寫作習慣的創作者讀一下

對於批評的準備所提出的批評 《批評的準備及其他》，用時一週，既然是書評的書評，不妨放一下筆者讀書時做的部分讀書筆記和評論吧。 第一篇是《南京安魂曲》，由於筆者對作者和作品都是完全陌生，而這篇批評也未過多地提到內容，因此難以發表什麼有用的看法，但可以看得出來，作者在文學理論這方面是非常專業的，對於“典型的旁觀者的道德”的批判更是深得我心。 接下來一篇，是格非的《春盡江南》，因爲前一篇的印象，以及看小說的習慣，筆者讀的過程，並未留下什麼評論，只是對部分有趣的東西或者重要的觀點劃線。但在這一篇，我與作者的觀點是相悖的。 當作者批判格非的角度是以其筆下的那名詩人入手時，我便猜想作者對於詩人這一身份有不一樣的信仰，對，就是信仰。在這篇批判的文章中，作者對於書中詩人的人生被塑造出那麼多失敗感到不滿，而且將這些歸咎於格非對於失敗的看法以及風格。 且不管認不認同，只是作者在文章裏以偏概全，將詩人成爲小丑的代名詞與小說家的寫作觀點互相掛鉤，以此來貶低小說家的寫作觀念，再襯托出詩人的不凡，顯然是不適當的。 【在真正的小說家乃至藝術家心裏，從來都沒有某類人的概念，只有一個個具體而微的生命。個體生命的複雜遠勝過集體，小說家關心的應該是千姿百態、複雜生動、不可窮盡的個體，而不是去捏造幾個似乎能代表集體代表時代的個體。】 正因個體生命的複雜遠勝於集體，才更要以個體去代表集體。正如《活着》、《駱駝祥子》中的那一個個個體，用最簡單的評論，那些個體便是當時那個時代集體的縮影。若真的只寫一個複雜的個體，又能表現出什麼呢？寫出來又能稱之爲小說嗎？倒不如直接寫成紀實文學。 【更多的是依賴互聯網上的社會新聞和段子，因爲，據說那些比生活裏的故事更有新意，比個人經驗更不受干擾。他們似乎以爲，讓主人公複述一些網上流傳的社會新聞和事件，就是在反映時代和個人了。】 顯而易見，這種便是對寫作觀念的另一種誤會。小說家若寫現實主義，要麼寫個人經歷，要麼寫社會現象，但共同點都是試圖用自己的表達去引起共鳴，不可否認，也有一部分作家是將大衆不知情的現象表現出來。目標就是讀者，也是大衆。那麼，網上流傳的社會新聞和事件，不就是大多數人所注意的事情嗎？還有比這個更好引起共鳴的嗎？這種創作手法或許沒有書寫個人經歷那樣深刻，但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選擇。 先記住一句話：不是所有的經歷都值得被書寫出來。寫個人經歷的作家未必沒有，但很大一部分人並未得到任何讚揚，甚至他們的作品還沒被世人看到。而格非能得到作者的批評的前提，恰恰是因爲他的作品已經出了名，並且被大部分人得知。兩者之間如何選擇，對於一名小說家而言，顯而易見，這便是批評家與小說家從理念上的不同。 第三篇是《地鐵》，事實上，韓松並非以文學見長，而是他那出色的塑造氛圍的能力。這一篇批評，同樣可見得批評家與小說家理念上的衝突。寫小說，究竟是要主寫事，還是主寫人呢？或許會有人認爲，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塑造人物，更重要的是將人寫好。但其實，也有以寫事爲主的，人不過是事物發生的工具之一。 可以做到不怎麼寫人，便將一件事寫出來，並以這件事引發世人思考。當然，作者的意思並非單指韓松不寫人，而是韓松過於注重塑造氛圍，忽略了塑造個體。但筆者認爲，強烈的氛圍下，能讓人更有代入感，此時事件背後的人的個體越模糊抽象，讀者會更容易將自己代入其中，獲得沉浸式的閱讀體驗。至於這種方式對讀者來說有什麼收穫，那便見仁見智了。 第四篇的批評，筆者大致看懂了，卻又好像沒看懂。只記住了一句話，“駱以軍根本不懂得這些，因此也就無法懂得寫作最後的祕密，因此他的寫作雖然驚豔，卻不能安慰和打動我”。寫作的祕密是什麼？沒說。 略。 第五篇對西川《大河拐大彎》的批評，恰好印證了筆者前面對於作者的印象，作者對於詩人是有一些濾鏡的。“一個有能力寫詩的人應該隨便就寫出好的文章，更確切地說，一個練習過詩歌這門技藝的人，他的文章至少不會難看。”嗯，筆者個人比較贊同後面一句話。隨便寫出好文章，似乎是有些看低了文章。 並非說寫文章必定就比寫詩厲害，而是這兩者是無法一概而論的。但一個能寫詩的人，起碼在斟字酌句上是比普通人厲害的，寫出來文章，讀起來也是舒服的。另外一點是，寫詩通常要將表達的東西濃縮在短短几行詩句中，並用上各種手法，這是非常考驗個人能力的，因此他寫出來的文章，本身也必定不差。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文章就必定是好文章，也不意味着能隨便寫。比起寫詩，不一定會容易到哪去。濃縮着寫固然是一種難度，但寫長了同樣也是一種難度。 說回正文，作者對於西川所提出的“唐代沒有出過一個像樣的思想家”這一觀點大批特批，深得我心。但看到他所舉的例子，筆者卻沉默了。 【在唐代的大多數時候，思想界是三教並存，互相激發，唐代宗時有李鼎祚《周易集解》，“權輿三教，鈐鍵九流”，可謂易學思想的高峰之作；武則天時期譯出八十《華嚴》，對宋以後哲學思想有大影響，宣宗中興之後，更是有禪宗一花五葉的大發展；至於道教，最重要的有關外丹轉向內丹的系統性的完整變化，也發生在唐末。】 首先，周易集解裏面蘊含了一種哲學思想，是沒錯的。但這是一種延伸，並不能說李鼎祚是一名思想家。並且，唐代對於易學的研究，是幾個朝代裏最不值一提的，推演出了《推背圖》的袁天罡與李淳風固然是宗師，但他們並沒有留下足以稱道的作品和思想。自宋代的邵雍、徐子平之後，易學纔開始繼續發展，在命理學與哲學這兩條路上走的更深。或者不應說走的更深，而是給後人留下了往深處探索的路。 其次，《華嚴經》究竟是外來的思想還是自己研究而總結出的思想？對於宋以後哲學思想有大影響這點且不談，所謂的像樣的思想家又是哪位呢？至於道教外丹轉內丹這一點，確實算是一種哲學思想的轉變，即內修。但這種哲學思想對於唐朝幾乎沒有任何影響，甚至在後面宋朝都沒有產生多大影響。而這種情況正是因爲國內禪宗的興起與道教的沒落。 【較之於日後宋明理學的一統天下，唐代思想界要複雜許多，而唐代詩歌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來自於這種複雜。要了解唐詩，如西川所言，不能光看唐詩三百首要讀《全唐詩》；同理，要認識和判斷唐代乃至任何一個時代思想界的整體狀況，卻也不能光盯着集部和思想史文學史教材。】 讀時的評論：不是複雜，是單純的混亂，無派系、無系統，這些思想沒有經過整理，也沒有真正抒發表達的渠道，大多數的思想是蘊含在詩詞裏面。 【西川還說，“真正的藝術，在現在，必須包括思辨、質疑和批判”，似乎，過往的文學和藝術都和思辨、質疑和批判無關；似乎，思辨、質疑和批判不是人類恆久的天性，而竟然成了二十世紀藝術家申請到的專利。】 讀時的評論：邏輯不對。 補充：現在必須包括三者，並不意味着以前與這三者無關。並非筆者在玩文字遊戲，這裏就是很簡單的文字邏輯，作者錯了就是錯了，即便他的觀點方向是對的，並且筆者認同他這一觀點。 在這篇文章的後面，有幾段筆者覺得非常精彩的評論和觀點，甚至是一名小說家理應學習的觀點——雖然作者說的是詩人。 下一篇，《壞詩的祕密》，這部詩歌詩論合集，可謂是撞到作者張定浩的槍口上了。《壞詩的祕密》中，傅浩講述了自己對於詩歌的看法，以及自己創作詩歌的經歷、經驗，並附上了自己的詩歌。可在張定浩眼裏，這等同於對詩歌的侮辱（或許用侮辱這個詞有些過分，但從行文中能明顯感受到張定浩的情緒，甚至能想象出作者對於這批詩人的不屑）。 對於詩詞，筆者並未有過多的接觸，但就書中所舉例子而言，筆者是贊同張定浩的看法的。 下面這篇，將是本評的重點，對於這篇批評，筆者將着重點出批評。此篇也是本評的最後一篇了。 《劍橋中國文學史》，宇文所安主編。 【“如果說得危言聳聽一點，我們根本就不擁有東漢和魏朝的詩歌；我們擁有的只是被南朝後期和初唐塑造出來的東漢和魏朝的詩歌。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存在什麼固定的‘源頭’—一個歷史時期的畫像是被後來的另外一個歷史時期描繪出來的。”】 【倘若如此，我們不禁要問，那些假定是被南朝後期和初唐塑造出來的東漢和魏朝的詩歌，爲什麼就沒有可能被後來的宋元明清乃至民國進一步顛覆和重塑？既然固定的源頭不再存在，爲什麼宇文所安不把這種延異貫徹到底，卻非要在曖昧不清中給我們竭力端出另一個“固定的源頭”的源頭？】 身爲一個古典推理愛好者，筆者不禁想到一個推理圈中的術語——後期奎因問題，對於線索本身的質疑，將產生一系列的問題，並得到第二重解答，隨後再次重複對質疑的質疑，以此呈階梯式的無限延伸。正如麻耶雄嵩在《有翼之暗》的後記中所提到的結論。 而文中這種質疑並非毫無由來，這與對部分史書、史料記載的質疑是同樣的，書寫的人必不可少會因爲觀察的角度、所處的位置，導致筆下的部分“事實”與客觀事實有所偏差，而想要排除這種偏差，便需要經過多種角度的描述——即不同史料對於同一件事的描述，經過嚴謹的邏輯推理與客觀存在的線索，得出較爲準確的結論。這是可以理解的。因而，這一節所謂的對於經典的質疑，同樣是可理解的，但可以理解不代表贊同，宇文所說的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張定浩否定時過於用力了。 與此相同的，張定浩在後面這段，也過於用力地想要否定宇文所安，卻因此讓自己的邏輯錯漏百出。 【宇文所安撰寫的是《第四章：文化唐朝》，據說其特出之一，是揭示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被低估的時期”，即武后執政期間宮廷女性對文學的影響。“武后統治時期出現了一系列的詩文選集、詩文要鈔、典範對句集和類書。這些作品的失傳使得我們很容易忽略它們的重要性。”】 【宇文所安的邏輯，似乎一直在說，由於我們忽略了某些失傳文獻的重要性（並且這種重要性因爲失傳就變得無可否認），現有傳世文獻的文學價值就必須打上問號。】 【宇文所安似乎忘記了一點，即任何文獻失傳的首要原因，是在時間的競爭序列中被淘汰，就像生物的進化過程一樣，有些器官慢慢消失，是因爲那個器官不再重要和必須，或者如德日進所言的“葉柄的消除”，脆弱的起始材料在完成使命之後被時間消滅。】 失傳的作品是否對現代的世人或者說現代文學界的人們具備重要性，這點是引起爭論的重點，但真的是如此嗎？顯然，我們可以看到，宇文所安只不過提起了這麼一點。對於讀者而言，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看法，也是一個非常嚴謹的態度。提起唐朝的文化，卻忽略了這些失傳的作品，這絕對不是任何一個史學家應該做的，即便他不瞭解。 出於嚴謹的說辭，卻成爲了他被批評的藉口，這是筆者無法容忍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再來看張定浩的批評是怎麼寫的，“現有傳世文獻的文學價值就必須打上問號”。請問，這一句的意思出在了這卷書裏的哪個部分？宇文所安什麼時候表過這個態？彷彿我說喫飯很重要所以你覺得我的意思是睡覺不重要一樣。這是什麼？這就是槓精。 其次，再看後面一句補充：即任何文獻失傳的首要原因，是在時間的競爭序列中被淘汰。且不論是不是真的被淘汰，被淘汰就一定是沒有價值的嗎？反正，沒有價值必然不是失傳的首要原因——可以稱爲比較重要的原因。 文獻失傳的原因有哪些？第一，默默無聞，一年出版這麼多書，能出名的無非那幾本。但古時不然，詩詞或許很多，但文章文獻數量並沒有多到那麼誇張，駱賓王作爲初唐四傑之一，文采斐然，其《爲徐敬業討武曌檄》更因爲武則天的讚賞而聞名天下，但他至今所流傳的文章也不過一手之數。第二，環境影響，不是寫的不夠好，是文章難以得到欣賞，唐代對於詩詞的重視遠在文章之上，這無須多說。第三，因某些事件毀掉，如秦始皇焚書坑儒，又如五胡亂華，又如上世紀的文化災難，這幾個歷史大事件丟失了多少書？ 這些都是失傳的原因，所謂被淘汰的說法，過於勉強。當然，不可否認，有相當一部分確實是被淘汰了，但起碼不能否定，有一部分書不是被淘汰，只是出於意外失傳了。另外，在古時被淘汰，在現代則未必。時代不同，文學觀念不同，價值觀亦不同，明清以前小說並不流行，但在如今，文學名著大多數是小說，是否能說，這些所謂的名著放在，也未必能繼續流傳下來？ 之後，張定浩又開始從長篇小說這一角度批蘇童的《黃雀記》，這一部分便不詳細列舉，但很顯然，張在這一篇多次提到了自己對長篇小說的見解與看法。令筆者感到奇怪的是，他這種見解，是出於對外國文學名著的總結——並非他自己嘗試過的。於是筆者產生了一個想法，這個所謂的“見解”，其實是他自己對於一部分文學名著的喜好而生成的寫作觀，而不是真正的文學創作觀。在文學理論上，筆者固然是比不上張定浩先生的，但就創作觀而言，筆者只覺得人人平等。 本評就此收尾，再往下談談，無非是重複對小說創作觀的爭論、挑邏輯錯誤之類，前面幾篇已經能作爲代表了。筆者必須承認，這篇評，批評是多於讚賞的，正如張定浩在後面文章裏說的，“批評，唯有對作品呈現出一個整體式的判斷，這批評纔是可以交流的，同時，批評也就不再是一件批評家們玩耍的智力遊戲，而是有能力面對普通讀者的。” 並非說批評是要通篇批評，但對於整體要有一個確定的態度。正如本篇書評對於張定浩的肯定與批評，對於他的文學理論以及文學觀點，是持肯定態度的。但對於其創作觀與邏輯，是需要批評的。而邏輯是文學的基礎，因此，我對於這部批評合集也是持批評態度的。

倒數第二篇《文學的職業與業餘兼論創意寫作》，是我現在需要看到的一篇文章，在這個時間點遭遇這樣一本書，我覺得很幸運。 很敢也很會批評，雖然有個別地方我不太能認可，但整體來說很好，借用塞萬提斯的說法，我們需要嚴格的有品位的批評家來提醒當代作家認真對待寫作。 這本書裏提到的很多問題我第一次遇到也是第一次意識到其存在。 總之對一個文學愛好者或者學中文的人來說是很有好處的一本書。

嚴格的，尖刻的，不留情面的，批評當如此

os好喜歡這類，有“我用以批評的標準是有價值的”信念的作品。

很好很喜歡！讀時感到很爽快。感受到真摯的力量，誠懇的態度。感受到作者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