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鳴沙）

中國本土教學論研究繞不開“記誦”教學法。 每個學生被指定讀書上的一兩行，他的“學習”就是盡其可能高調地吼叫(bellowing)。每個中國人都認爲這種呼喊(shouting)是小孩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如果他不呼喊，老師怎麼能確定他是在學習呢？……然而，意義和表達則完全被忽視了，因爲中國的學生沒有在心中理解這些文字所表達的思想。他唯一關心的就是背書(recitation)。一旦他真正熟悉了要背的一段文字，立刻高聲地哼哼(hum)起來，就像陀螺或圓鋸發出的嗡嗡聲。……對於一個不瞭解情況的外國人來說，讀書人這麼大的吼叫聲，使得學塾就像一個大雜院(bedlam)似的。通過外來者之眼（耳）感受到的“尖叫”、“吼叫”、“呼喊”、“哼哼”，正是傳統讀書人自幼濡染其間而習焉不察的出聲誦讀。但在傳教士筆下，這種出聲讀書的方式卻是令人“喫驚”的奇觀。誦讀的動力是記憶，但所背經典本身的“意義和表達”卻在這一片“聲音碰撞”的過程中“完全被忽視”了。私塾空間中混亂嘈雜的教學場面，與新學堂理想中整齊安靜的教室空間形成了對比。二者之間的反差，被清末教育改革者劃定爲“中學記誦”與“西學講授”的方法之爭，對應於“記性”與“悟性”兩重認知境界。清末最後十多年間成長起來的書生，許多人都體驗過這樣一場“讀書革命”：他們的童年在與記誦聲音的“碰撞”中度過，隨後則主動或被動地加入了新式課堂的教學秩序。清季國文教育取代傳統文教而起，不僅體現在教學理念、教本體裁、文體追求或知識框架的刷新，更伴隨着從“記誦”到“講授”的知識傳播方式變遷。…依據“朱子讀書法”所示“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等原則，程端禮設計了包括字訓、小學書、本經、傳注、諸史、古文、性理書在內一整套分年遞進的讀寫教程。每日先背已讀書（後世謂之“溫舊書”），再授未讀書（後世謂之“上新書”），讀書過程被細分爲劃大段、定句讀、圈發假借字音、面讀校正、分細段、還案看讀背讀並記遍數、通大段背讀等程序，並設有數珠、計數板子、“空眼簿”之類計算遍數或標記起止的工具。每細段要求看讀一百遍，背讀一百遍：“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讀須聲實，如講說然；句盡字重道，則句完，不可添虛聲，致句讀不明，且難足遍數……二百遍足，即以墨銷朱點，即換讀如前。”最後“通大段倍讀二三十遍”，迴環往復記憶，看讀與背讀交錯，“必待一書畢，然後方換一書”，以達成“終身不忘”的目標。後世理學家還會強調記誦之功在“經”（包括性理書）和“史”之間有所區劃：“記誦之功，讀史不必用。若‘五經’、‘四書’、《太極》、《西銘》之類，必不可不成誦，不成誦，則義理不出也。”…宋元以降理學家揭示的記誦功程，對於明清兩代基層學塾的教學法有着籠罩性的影響。以下主要就作爲近代“讀書革命”背景的清代讀書現場略作考述。描述乾隆年間江浙一帶風俗的日本江戶時代情報書《清俗紀聞》，曾提到當時蒙塾“每日有固定之功課”：早晨師生來到學館，“學生均先將書放在先生之案上，打開書包拿出書本，將前一天教過之處念三四遍之後，先生將該書本拿起令學生背誦，學生背向先生背誦前一天所學之處，每天均是如此”。…吳越客商向日本長崎官員轉述當時學館的誦習要求是：每日早晨讀書時須容貌整齊，志向堅定，留心句讀，做到字字分曉。讀書時不可東張西望，賞玩他物，並詳記誦讀遍數。遍數已滿而尚不能背誦時，則應繼續誦讀，直至能背誦爲止。而不滿遍數即能背誦者，亦須背滿遍數。出自清代中期客商之口的這段學塾規則，實本自南宋末《程董二先生學則》中的“讀書必專一”一條：“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此種以“記遍數”爲核心的誦讀法，正是前述程端禮所揭讀書日程的精髓，直到晚清時期仍在延續。光緒二十一年(1895)正月，剛滿十一歲的周作人開始在紹興三味書屋附讀，“書房裏的功課是上午背書、上書，讀生書六十遍，寫字；下午讀書六十遍，傍晚不對課，講唐詩一首”。——陸胤《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

1. 甲午戰敗後中國知識界的反思，促進了語文教育的變革，其中最重要的轉變是，中國千百年來的語文教學從記誦轉向了講授。 2. 語言是一門學問，同時也是學習其他知識的工具，要學習新知識，就會與以往的語言教學產生衝突。蒙學新課本在探求一種新的國文，到新文化運動後，我們使用的語言變得簡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