淨臉

如霜一輩子的陪伴摻雜了太多“戴罪般的虔誠”，莫霞光真的需要這種贖罪嗎？ 我並不認爲作者的情節安排完全可以用“高瞻遠矚有意爲之”去解釋，只要用文學解釋就可以完美搪塞倫理質疑的做法實在滑頭。 鏡頭的分配本身就是一種權力。莫霞光的代價被反覆提及，如霜付出的代價被仔細描摹。 如霜的哥哥，在文本里幾乎只有一個模糊的影子——一場具體的男性暴力，直接被上升到“宿命”“傳統的重量”“生老病死、人情冷暖”這樣的框架敘述，具體的性別暴力就被普遍化了，抽象化了——他不需要面對司法，不需要面對村民的審判，不需要在文本里正面承受哪怕只是一段的鞭辟入裏的內心拷問。這就意味着，他反而獲得了一種敘事層面的豁免。 一部作品，如果在處理性別暴力時，讓女性用一生承擔敘事重量、而男性加害者僅作爲背景符號存在，那麼它再生產了一種性別不對稱——即使作者的同情完全在受害者一邊。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林奕含的處理是把敘述重心放在後期長久的精神較量，《生命暗章》裏李懷瑜的描寫目的是爲了阻止下一個加害者沿着相似的路徑成長起來。 《淨臉》的處理在倫理上顯得很單薄。不可否認的是，作者的文筆不錯，作品具有文學價值，還帶有一種“蒼涼的美”，但這種美是用女性的一生換來的審美價值，是莫霞光的非自願孤絕成就的“文學美感”。 陶麗羣選擇了一個受害者中心的敘事，這在文學傳統裏是慣例，是常態，甚至是佔據重要的位置。但受害者中心不等於倫理無懈可擊。 2026.7.24

中國人看中國人寫的書，就是有種踏實感，有種親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