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詩歌典型意義的文化解讀

談絕地天通： 1、愉神悅己的雙重性，商周之變的本質，政治是神權分裂的延續： 《上古中國的神》裏讀到墨子：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潔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誠）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誠）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非特注之污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此猶可以合歡聚衆，取親於鄉里。 其實蠻有趣的，分祭肉，酒肉都是鄉親們自己喫了，祭祀就是藉着敬神的名義實行人的狂歡節，包括在寺廟裏的演戲，本來是愉神的，也用來悅己。這種雙重性很有意思！ 在上古，可能所有的人事都關乎神事，神是一種思維模式。一切人事中都有神性的因素。然後纔有人神的分離。爲什麼中國的人神分離很早，被稱爲絕地天通，文明早熟，而西方的宗教一直影響到尼采的時代？ 必然有某種決定性力量，使得這種人神分離產生。是階層分化，上層壟斷嗎？當我要建立周禮的新秩序，我就要打掉舊的人神連接的秩序。絕地天通的是顓頊還是周人？也許顓頊不過是被周人拉出來當替罪羊的。 商周之變是以政治性的力量顛覆了商朝信鬼信巫的傳統。非常像近代，既然咱們用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推翻了大清與民國，那麼，他們所信的儒家傳統也必須被打倒，清理。 其實周人本來也是信巫鬼的，但政治邏輯迫使他們必須劃清界限，全面反對，凡是敵人倡導的我們就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倡導。 還有更重要的一層，我認爲是占卜技術使得對神的觀念產生了分歧，周文王掌握了蓍草占卜（那幾根草棍就衍生爲八卦），和商人用動物甲骨占卜截然不同（我不止一次談過周人重植物，商人重動物），佔出來的結果不同，對神的詮釋就產生了分歧，你信你的，我信我的。 看來，商周之變包含着深刻的技術路線之爭！就像美蘇爭霸，中美爭霸，背後都有技術路線分歧，比如油車還是電車？ 而基於技術和政治兩個分歧因素，一旦周人非神重人的新傳統，共產黨的馬克思唯物主義建立起來，那麼舊傳統必須被顛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權力在消滅，塑造，造成文明的斷裂。這種斷裂似乎是屢見不鮮的，它就叫革命。昨日的世界灰飛煙滅。 首先是神的，其次纔是人的。先有占卜技術的突破，造成對神的觀念分歧，後有周禮更加重視人的理性化的政治建構。政治是神權分裂的延續。 而關於愉神，我想起巫鴻談敦煌，烏漆嘛黑的洞窟，甚至背面人看不到的地方，爲什麼畫那麼精美的壁畫？因爲本就是給神看的！ 2、儒釋道：絕地天通後的信仰問題 古代，顓頊絕地天通是一件大事，《史記·曆書》:“少皞氏之哀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重和黎，是顓頊的孫子，一個託天一個管地，天地分離，所以地上的叫黎民。 聽起來像私有制和不平等的起源，階級誕生了，巫覡通天的職能歸於天子，商王就是大祭司，以甲骨通神與武力統治，周朝發明了八卦術數占卜通神，且以事無鉅細，嚴密羅網的《周禮》加以統治萬民。 一武一文，世易時移，皆不能長久，周作人《秉燭談》有云，“樸麗子曰，一部《周官》盛水不漏，然制亦太密矣，迨至末季變而加厲，浮文掩要，委瑣繁碎，莫可殫舉，若之何其能久也。” 於是到了春秋，所謂軸心時代，諸子百家其實是在回到絕地天通後，信仰該何去何從的問題。 儒家的答案是迴歸周禮，禮的本質是名，仁義道德的名聲，所以儒家是“名教”。這恐怕與孔子年輕時學「徂豆」之術有關，即祭祀，又與其階層身份有關，小中產樂於爲上層服務。 而道家反儒，《道德經》一開頭就說，名可名，非常名，凡是可道可名的都不是恆常的，是沽名，不是究竟。 儒家“樂天知命”，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大概認爲絕地天通後，天不可知，不可及，於是迴歸人道，停留在人道，人做好人的本分即可，即社會道德層面談人的本質與意義。人的意義就是仁，就是保持一個和諧的人際關係，即中庸。 道家相反，相信“逆天改命”，“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實儒道兩家思想的基點都是重塑天人關係。 而天人關係，與“女媧補天”信仰一脈相承，天有闕一，所謂“大道五十，天衍四九”，女媧煉石補天，天還會雨漏，於是造人，參與補天這項大工程。 道家煉形還神，補天之闕，得到完滿，人是能動的，但它的能動目的在於全身，在乎生命如何保全，而儒家目的在乎名，可以捨生取義。爲什麼兩家如此不同？ 恐怕與祭司巫術的兩種不同形式有關，一是煉形通神，巫師會喫致幻的草藥，二是禮儀，即孔子讚賞的《周禮》。道家得前者，儒家得後者，目的差異於是開始了。 既然普通人無法藉助通神組織起來，老子於是自我圈禁，迴歸個體，我個人意願去接通天道，不涉及社會組織總可以吧？主動放棄了社會組織力，只能小國寡民。 儒家得後者，從外在的周禮制度，上升到仁的內心原則，把「天」收到了心內，既不干犯皇家對天的壟斷，又具備普世的組織力，可謂是曲線救國的聰明法子。但實際上，至秦始皇焚書坑儒，儒生完全學乖了，待在天命之下，制度之內，好好地做個人臣孝子。 到了宋代，恐怕又從哲學上覆活了“天人關係”的討論，儒家試圖再次接通天意，獲得大巫師的權力，所以張載纔有那麼狂妄宏肆的構想，橫渠四句中第一句：爲天地立心！這明擺着是要重啓天地交通！ 到了明代，相權取消，皇帝獨裁，則又是迴歸到秦始皇的狀態了，儒生又只能乖巧了，又一次絕地天通！ 王陽明心學，乃是基於這個社會現實而改革程朱理學的。回到原儒的內心原則，不再跟天掰手腕，在於我心！ 王陽明的良心非佛教之空心，用一個詞概括佛教是空，是無法無天。 而王陽明是有法有天，在心不在天，是在天之外立了一個衡量尺：良心。也可以說是，天歸於心，心即是天。所以不必外求，內求即可！不必外求，就不必在乎皇帝，權力乃是內置天賦，本來具足。用臺灣女作家“朱天心”的名字來比喻，天心，天理自在人心，根本不在皇帝！ 從顓頊絕地天通，到《周禮》，到孔孟原儒內仁外禮，到程朱理學再次試圖通達天理，到王陽明將外在天理返身歸心，這是一條宏光燦爛，連綿不絕的儒家文脈！ 儒家重生輕死，只問蒼生不問鬼神，原始道教也是重生惡死，死後變鬼，所以漢代有厚葬習俗，因爲要一直生活在地下，得多帶點，佛教並不好生惡死，因爲死後會轉生，厚葬就沒有意義了。這恐怕是魏晉時薄葬之思想起源，與晉宋時期道家分支，結合了佛教的靈寶派有關。當然也與曹操摸金盜墓有關。 道家本是一元，但一生二，導致心物二元，這二元是相對關係，同等重要，所以看起來是入世出世同等重要，形與神同等重要，與佛教不同，佛教的心物，最終是歸於心的，所以是一元的。 佛道都只能處理個人問題，道解決身命，佛解決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