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仍在談論杜拉斯

我也相信宿命，宿命讓杜拉斯十年後再次闖入我視線，在我思考研究方向的時候。我們仍在談論杜拉斯，杜拉斯的文字魅力經久不衰。杜拉斯一生都在書寫她的創傷，暴力低俗的大哥，溺愛大哥的母親，待價而沽的恥辱。她的童年，潮熱的印度支那，長不出東西的鹽鹼地，在殖民地因貧窮絕望的母親。殖民地的階級劃分，貧窮飢餓麻風病。她的愛情，始於慾望終於權力，她因爲羞恥而不想承認的，唯一的中國北方的情人。 杜拉斯的身份一開始就是特殊的：出生在印度支那一個貧窮的白人家庭，不被有錢的白人認同，同樣也不被有錢的當地人和中國人認同，所以小瑪格麗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是永遠也回不到故鄉的人，我沒有故鄉，我生在無處。”印度支那既是異地又是故鄉。杜拉斯在寫作中擺脫陰影，與過去與生活抗爭。還是那句話，《情人》是通俗電影而杜拉斯不會因此變成通俗作家，被誤讀被簡化被標籤化，這些也是大衆化不可避免的結果。

去年就讀過黃葒老師爲杜拉斯所寫的傳記《瑪格麗特·杜拉斯：寫作的暗房》，最近讀的這本《我們仍在談論杜拉斯》，某種意義上來說算是一次重溫。

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隔閡太深了。比較喜歡阿梅爾在訪談中講：“杜拉斯的絕望是對男人和女人之間、父母和子女間不可能的關係的絕望，但在這種絕望中，有很多的能量：絕望，但充滿力量；就像太平洋的潮水一直湧上來，而她一直在抗爭。”

根據杜拉斯的寫作或電影作品去追溯早期的杜拉斯的生活經歷，得以更完整地瞭解杜拉斯作品的創作靈感。 看完很喜歡新聞寫作那部分，她聚焦底層人民的日常，因爲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經歷，杜拉斯對底層疾苦和一切不公正有一種條件反射式的抗拒。 “她是在現代歷史這條搖擺不定的船上意識到自己的作用的，就像反對城市法則的安提戈涅一樣。她很反叛，極爲警覺，消息靈通，頭腦清醒，什麼東西都躲不過她的眼睛。她的語言喊出了痛苦，同情那些被邪惡的機器碾碎了的人，無情地詛咒那些壓迫人、讓人絕望的人。她的政治言論像古人一樣猛烈，震驚了她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