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堯
本書結集了蘇州大學教授、魯迅文學獎得主、長江學者王堯先生學術體系外的另一種文學批評,凡二十三篇。這些文章短則五六千字,長也不過萬字,既有關於《新“小說革命”的必要與可能》《尋找小說藝術變革的力量》《作爲文學史研究過程的“歷史化”》等對文學史和小說變革的宏觀敘述,也有《關於莫言和莫言研究的札記》《關於汪曾祺和汪曾祺研究札記》等的微觀作家作品論。本書中,王堯問歷史、觀思潮、論作家、談理論、說方法,也反求諸己,盤桓於問題、思想、學術的歷史之域現場之境,此之謂“忽然便有江湖思”。 學術思想的文體形式也是王堯教授關注的問題。集中篇什多爲短章,但思緒悠長;不故作學術狀,但學術之心澎湃不已,共同構成其關於文學的系統梳理和認知,包括但不限於回到文學的常識,重建文學與精神生活的聯繫,批評家何爲以及何爲批評家。他對文章和各種文體的看法,對當代長篇小氾濫式增長的憂慮,以及對當下社會中寫作者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講述自己故事的方法的判斷等,均發人深省。所論或率真或婉轉,或淺白或深邃,或感性或知性,文學信仰、問題意識與赤子之心是這些文字的底色。
“在這個擠壓的時代,我們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講述故事的方式,也許決定了文學的生死存亡。” 借用王堯老師《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學的字裏行間》一書的題記,簡單說說讀後感受。 如今我們身處一個信息極度發達的年代,想要獲取新知特別方便。但在方便之餘,弊端也隨之而來:對的錯的,好的壞的,令人舒適的或不適的……等等這些一股腦全都向人奔來。那其實,人們在這個時代比拼的並不是誰獲得的新知更多,而是在獲得新知或新技能的同時,分辨、篩選的能力是更重要的。 如今人們在感嘆“文學已死”的同時,其實也應該思考,文學爲什麼越來越不如從前。如今的文學作品真的不如從前了嗎?王堯老師在書中說,小說是需要革-命的。雖然這篇文章講述的是1985年前後的狀況,但如今再回看文學、小說在時代當中的發展,其實是不錯的。 90年代以來,一批重要的作家如莫言、韓少功、賈平凹等,都以長篇小說完成了自己的轉型和突圍。他們的作品不僅呈現出新的文學素質,也爲中國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然而,隨着文學生產方式的變化,長篇小說的寫作與出版也逐漸淪落爲一種文化符號的消費。 王堯老師指出,小說的革-命不僅僅是創作者的責任,更要加上評論者和讀者三方的共同努力來完成。“它是一個動態的、彈性的藝術運動。” 而且,讀者的口味其實也在影響着創作者的方向。讀者的選擇、喜好、評論,其實都對創作走向有一定的影響。所以不僅是創作者需要提高品味和素養,讀者,也就是“被敘述的對象”,也應該提高相應的素養。 正如王堯老師所言,“不是簡單的斷裂,而是聯繫中的斷裂;也不是以新代舊,而是以新激活舊。” —— 而在書中談到的史料研究部分,王堯老師也提出了獨特觀點。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史料的整理與研究正逐漸成爲一股不可忽視的潮流。這不僅反映了學科意識的深化和學術研究的成熟,也體現了學者們對於文學歷史的深度探索與挖掘。 從茅盾、周揚等老一輩學者開始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到江曾培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這些成果不僅爲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基礎,也奠定了當代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的基本框架。 然而,史料的整理並不等於簡單的堆砌和複製,它更要求研究者具備深厚的學養和敏銳的洞察力。史料整理與研究應該服務於文學史的研究,通過對史料的再挖掘、拓展和考訂,才能賦予其新的學術生命力。 與古代文學相比,當代文學史料在內容和形式上呈現出獨特的面貌。隨着新媒體的發展,圖像、影像、口述和網絡文獻等新興史料形式不斷湧現。這些新的史料形式不僅豐富了文學史料的內容,也對傳統的文獻學、目錄學等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戰。 在書中,王堯老師還提出了作爲“方法”的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史料整理與研究不僅僅是學術行爲的一部分,更是文學研究的重要方法。通過對史料的收集、閱讀、鑑別和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新的學術問題和研究視角,從而推動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方法”的提出,不僅要求研究者具備紮實的文獻學、目錄學等專業知識,還要求他們具備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和價值判斷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在浩瀚的史料海洋中找到真正有價值的線索和資料,爲文學研究提供堅實的支撐。 —— 這本《忽然便有江湖思》爲我們呈現了一場穿越當代的文學盛宴。一本好書不僅可以提出讀到的見解,更可以激發閱讀者的反思與思考。只有不斷探索和創新,溫故知新,才能在這片“江湖”中尋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