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與現代文學批評

內容簡介

然“文論失語症”已經如此嚴重，已經影響到了“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那麼，如何根治“失語症”也就成爲必須展開的重要課題，其中最爲重要的是“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命題。“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這一命題同樣率先由曹順慶先生提出。隨後，諸多學者對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總體來看，重建方略包括以下三種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爲應當以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爲本。在《再論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一文中，曹順慶先生認爲“失語”就是“失家”，所以“重建”的第一要務就是返回自己的語言與精神家園，發掘整理傳統文論話語，以取得與西方文論話語對話的資格，然後在對話中凸顯與復甦中國文論話語的精神與力量。曹順慶,李思屈再論重建中國文論話語［J］文學評論,1997(4)此後，其他學者也表達了相近的意見。如張少康先生認爲，以古代文論爲母體建設當代文藝學是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當代文論建設必須以古代文論爲母體和本根。”張少康走歷史發展必由之路［J］文學評論,1997(2)毛宣國先生認爲：“我們應大力提倡中國古代文論那種重人文、重鑑賞品評、重批評實踐的傳統，充分吸取其辯證縝密、圓融通達的批評和思維智慧，以豐富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實踐。”毛宣國古代文論與當代文學理論的發展建構［J］江海學刊,1997(2)錢中文先生以爲：“沒有對古代文學理論的認真繼承和融合，我國當代文學理論很難得到發展，獲得比較完整的理論形態。”錢中文會當凌絕頂——回眸二十世紀文學理論［J］文學評論,1996(1)張海明先生說：“傳統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是本、是根，是一個民族自身歷史的心理沉積。”張海明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J］文學評論,1998(1)總之，以古代文論爲本根的論者都堅信，只有充分弘揚民族文學理論的優良傳統，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重建文論話語纔有可能實現。近年來，曹順慶等對“話語重建”又有了新的思考，提出了“雜語共生”曹順慶中西文論雜語共生態與中國文論的更新過程［J］思想戰線,2004(4)和“西方文論中國化”曹順慶,鄒濤從“失語症”到西方文論的中國化［J］三峽大學學報,2005(5)的主張。這些主張的合理性自不待言，然而，仍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同樣沒有得到承認和重視。在持此類觀點的學者看來，由於現代文學理論和批評切斷了與古代文論的聯繫，實際是由西方文論移植而來，喪失了中華民族文論的個性與特徵，因而也就在“文論話語重建”中被取消了資格。這一論斷的值得商榷之處同樣在於把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構建說成是“全盤西化”的過程，不僅將其從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割裂了出來，也遮蔽了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和批評形成過程的全部複雜性。 第二種觀點認爲應該以古今中外文論爲本根實現綜合創造。持此論者認爲，在文論話語重建問題上需要胸襟開闊，氣度恢宏，只要是人類文化（文論）遺產（不論中西古今）中優秀的成果，都是應該接納的對象，連類古今、融通中西纔是文論話語重建中最重要的方略。敏澤先生說：“舉凡古今中外人類文明發展歷史進程中一切有價值的成果，都在採納、吸收的範圍，古代的也好，現代的也好，中國的也好，西方的也好，都要以開放的胸襟、兼容的態度，根據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需要，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辨證綜合的再創造。”“立足於弘揚我們的民族精神或主體精神，放眼世界，廣採博納，審慎辨析、綜合創造，這是我國新的美學和文論發展的唯一健康而科學的途徑。”敏澤綜合創造與我國文化與美學及文論的未來走向的問題［J］文藝研究,1999(4)從表面看，綜合創造因爲顧及到了古今中外的文論資源，應該說是一種理想的理論建設構想。從理論和邏輯上看，綜合創造論似乎也無懈可擊。因爲理論建構如果要避免成爲空中樓閣，就必然要有所憑藉，就必須從古今中外的文論資源中汲取營養，從古今中外文論建構的成功和失敗中獲得經驗和教訓，從而使自己的理論建構獲得開拓性。然而，這一在表面看來和理論邏輯上都極佳的方案，在具體運用和實踐中是否可行卻是值得懷疑的。不僅中西文論之間的異質性不可低估，古今文論之間的差異也不容忽視，因此，作爲一個遙遠的理想不妨存在，但具體的實現途徑和有效操作還需要繼續探討。 真正值得重視的是第三種主張，也就是在尊重古代文論價值，積極吸取西方文論話語的同時，應該優先繼承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傳統，在此基礎上，密切結合當前文學發展的新現實，推動當代中國文論的建設與發展的觀點，以朱立元先生在《走自己的路——對於邁向21世紀的中國文論建設問題的思考》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對於邁向21世紀的中國文論建設問題的思考［J］文學評論,2000(3)一文最具代表性。首先，朱立元先生認爲，對所謂“傳統”應該辯證看待，“傳統文化”並不就僅指“古代文化”，應該充分考慮到其複雜性與豐富性。他說：“一般說來，古代文化屬於傳統文化的範疇，但現代文化似乎也不應排除在文化傳統之外。現在我們面前的傳統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一個是19世紀前的古代文化、文論傳統；一個是百年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逐步形成的現當代文化、文論新傳統。我們不能只看到前一個傳統，而無視或輕視後一個傳統，更不能認爲後一個傳統完全是反傳統或與傳統整體斷裂的。”這種觀點無疑是具有較大合理性的。從當前文學理論和批評的發展實際與現狀來看，不能不承認，相比較而言，古代文論在時空距離上更遠，差異性更大，影響更爲間接，更具有陌生感與隔膜感。因此，“中國當代文論建設，毫無疑問應當首先立足於現當代文論新傳統，由此出發，並在此基礎上發展。這個百年來形成的新傳統就是我們發展新文論的根。我們尋‘根’，‘根’就在我們腳下，而無須退回到百年以前的古代文論傳統中去尋。以本民族的文化或文論傳統爲根，本沒有錯，但是承認古代文化、文論爲傳統，而不承認現代文化、文論爲傳統，進而主張退回到古代文化、文論傳統中去，以此爲本根建構當代文藝學，就失之偏頗了。”其次，朱立元先生認爲，必須正視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和批評這一新傳統與古代文論傳統之關係，二者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但也有着繼承關係：“在新舊兩個傳統之間雖然存在質變與斷裂即‘異質性’一面，但同樣存在着保存與繼承關係的另一面。19世紀以前的古代文論傳統與20世紀以來形成的新文論傳統之間，雖然有過像‘五四’那樣‘猛烈改變’的‘革命的時代’，雖然這種改變帶有根本性，但在兩個傳統的深層，還是有一定的繼承關係。”“正是這種新舊傳統之間的保存關係，使兩個傳統之間不只斷裂，還有承繼；不只有根本上的異質變動，還有局部的同質保存。所以，在現當代文論中，實際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吸納了古代文論傳統中許多有價值、有生命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論雖然大量借用過西方話語，但就其處於同一傳統的延伸、發展、深化的過程中而言，它還是始終站在自己的傳統上，說着自己的話語，並不存在‘失語’問題。”最後，朱立元先生認爲，當前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根本問題或危機不在話語系統內部，不在所謂“失語”，而在於同文藝發展現實語境的某些疏離或脫節，即在某種程度上與文藝發展現實不相適應。將問題的源頭追溯到“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和批評頭上來，認爲其與古代文論傳統的“斷裂”是罪魁禍首，是既不符合歷史實際，也沒有道理的片面化、簡單化思維。 朱立元先生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必須得到尊重，闡明中國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和古代文論傳統有着割裂不斷的繼承關係是一回事，如何從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和批評研究自身出發，更爲細緻、切實地辨析出這種繼承關係是另一回事。停留在與“文論失語症”論者、“全盤西化”論者、“斷裂論”者，以及“重建”與“轉換”論者中帶有明顯偏頗傾向的觀點之間的理論論爭是不夠的。客觀地說，中國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之所以在持上述觀點的學者那裏成爲一個盲區，被忽視或得到不公正的評價，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中國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自身的研究出了問題。看來，這一領域的研究還需要深入，更需要轉換研究思路。 三、需要轉換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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