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成詩：六朝詩賦中的思想傳承與意義生成（甲骨文）【首次將六朝時期最著名的那些文人墨客作爲一個羣體進行討論】

【2025年讀書—何以成詩（田菱 美）】 本書主要研究兩晉南北朝古詩創作。作者媽媽是中國臺灣人，父親是美國人，在臺灣接受基礎教育，古文造詣很高，加之對西方文學理論的對比研究，整部作品品質較高，對中國文化及古詩歌愛好者而言是很不錯的讀物。 兩晉南北朝是無序野蠻混亂兇暴充滿不確定的亂世，在血與火的民族融合中，文化也通過極端激烈地碰撞而融合，而偏安一隅的南朝文人也促進中國詩歌文化完成了一次升級。在書中，作者重點研講了嵇康、孫綽、陶淵明、謝靈運、王羲之等蘭亭集會等文人詩作，其論證視角非常有意義。 一是南朝文人大量運用上古中國典籍的思想、詞語、典故、文本結構，把置身於時代的哲思、氣韻、機遇寫進詩歌，與那些典籍名篇產生互文創作，極大開拓了古詩詞的邊界，對後世詩詞歌賦產生了深遠影響。 作者把嵇康作爲中國古代詩歌轉型的代表人物，指出：“從中國詩歌史的角度來看，嵇康站在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在這個時期，玄學正在興起，從《詩經》《楚辭》到建安文學的文學傳承，也受到了玄學的影響。嵇康與他那個時代的其他詩人相比更加引人注目。他將各種元素混雜、結合在一起，這些元素來自不同的語言（詩歌語言與哲學語言）、語域（此岸世俗的與彼岸超脫的）與意象（文本層面的與文化層面的），並以之表達了自己的態度。這種態度是嶄新的（新的道德倫理觀，針對大自然的新的詩歌創作方法），或者也可以說是獨特的（個人的性情與志向）。”作者還以嵇康寫給兄弟嵇喜的《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爲例，分析其中引用《詩經·小雅·鴛鴦》“畢之羅之”，改寫了曹植《洛神賦》的“命儔嘯侶”句，引用《論語·里仁》“顛沛”，運用《楚辭》中如蘭蕙、蓀芷等芳草等等，把玄言詩、個人理念、兄弟情義、世事斟酌都匯於詩中。 我認爲，嵇康詩的出色還代表了中國文脈的一次張揚宣示。嵇康因爲拒絕與暗黑無底線的司馬家合作，於是在古代典籍中尋找思想支撐，他不排斥天下爲公的入世，但這個公要符合天道，要道法自然；從中他也找到自己的方式：選擇無憂無慮、清靜無爲的生活。這種思想成爲影響中國文人重要源頭。 作者介紹了“四世紀頂尖文學家”東晉孫綽的詩，這是大家比較陌生的。大概因爲孫綽不屬於東晉時期出資門閥大戶的文人，加之其詩作不少是攀附阿諛之作，也就沒有被士大夫階層接受，這倒也不意外，大名鼎鼎的陶淵明也沒進入東晉王謝爲主的名人榜，直到宋朝被蘇軾挖掘出來才光彩熠熠。而作者很推崇孫綽，指出他的詩大量取材於《詩經》《易經》《老子》《莊子》等典籍，融合玄學理念、老莊典故和佛家教義，比如將色/空這對概念融爲一體（這倒很符合南朝儒釋道相互融合的進程）。同時孫綽作爲早期山水詩典範的蘭亭詩集另一個作序者，提出了體悟山水的能力與創作詩歌的能力之間存在着本質的聯繫的觀點，這一理念伴隨蘭亭詩會對後世的影響，形成了古代詩詞重要的山水詩流派，於是“對大自然的欣賞不再拘泥於其象徵意義，美學欣賞的範疇得以延伸，自然景觀成了詩人審美的對象。” 在對陶淵明分析中，作者認爲陶淵明的詩歌“讀起來自然天成，不事雕琢。陶淵明自然的天才之處，並不是憑空創造出來的”,他的詩深受《莊子》的影響，“無論是它的原文還是註釋，都在陶淵明的作品中佔有很大比重”，著名學者陳寅恪也持這種觀點。這確實與我們感受陶淵明詩中源於自然的樸素感有所不同。細品陶詩，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閒”，確實有那種來自於老莊哲學的味道：篤定屬於自己的“獨”之蹊徑，就能通往“道”的境界，“獨”代表了一種能夠抵抗外力與流變的內心恆定。 作者強調那個時代的詩人作品與古文典籍的互文性，既有上古典籍素材的直接提取，也有凝練後表達此時此刻的境遇和思想。在文學創作中，我們常見到互文創作，比如各種西遊記故事和人物的再創作，如哪吒、孫悟空；還有古代故事的改寫，如白蛇傳；古文及寓意的古爲今用等等，都是互文的範疇。互文性體現了文學資源的流動性，時代風尚結合不同文本傳統之間彼此流動、相互滲透，帶來創作靈感，併成爲文化、知識和文學的代際傳承，成爲後世對傳統的致敬和升級。就比如謝靈運取材於詩經楚辭易經的山水詩，深刻影響了諸如李白、王維、孟浩然等詩人，一句“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盪漾清猿啼”，也呼應了謝靈運的詩詞。說起謝靈運，書中有句點評大概能了知他的詩歌之所以在唐代有很大影響力：謝靈運認爲理想的創作應當達到形式與內容之間的平衡：“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他又用王弼“賁”卦注中關於“飾/素”的內容，認爲行文要“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 二是作者通過南朝文人的閱讀與寫作，對比中西文化，闡述了文化記憶和文學互文性等重要學術理念，這也是我讀這本最受益的部分。 1、關於閱讀的意義。通過作者的闡述，我對閱讀總結了三句話： 閱讀是一種超越時空的對話。我們通過閱讀，能夠與不同時代的作者進行交流和對話，“按照孟子的說法，我們讀書是爲了形成一個能夠結交志趣相合之友的、具有超越性的共同體”，從文本中“知人論世”。作者富有情懷地寫到：“我們可以通過回顧過去以與古人爲友，那麼反過來的情形也是同樣成立的：我們可以爲了未來的朋友而寫作，未來的人也會回顧過去以瞭解作者。”當我們有了這層認識，閱讀的底色就更爲豐富起來，不僅是文化的繼承，也讓閱讀者不再孤獨。 閱讀是另一種方式的在場。這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觀點，作者指出：“閱讀的過程，是在一場虛擬的對話中去想象最爲原初的在場“，讀者們的“註釋、引文或者用典，代表了讀者所提呈的證據，以表達某種已經爲讀者所獲得的理解”。而我想，在場不僅是我們回到作者時代的歷史在場，同時昔日文本也成爲今天的敘事在場，構成了閱讀更深一層的意義。 閱讀是一種自我意識的確認。作者認爲，人們通過閱讀的思考和寫作，使閱讀“不僅被視爲文化或思想的消費，也變成了一種生產形式”。這一辯證思考讓閱讀與寫作聯繫起來，“以怎樣的模式閱讀，就意味着以怎樣的模式寫作，反過來說也是成立的”。而更爲重要的是，在閱讀間的思考和寫作，擴充了我們知識域的寬度，並得以對自身的存在得以肯定。就像作者寫謝靈嘲笑古籍裏的案例和故事，“似乎並非與古人爲友。反而成了一種可將自己與那些先例區分開來的手段”，於是閱讀不僅是我們找到共鳴，也是我們找到反面，並得以確認自我的意識和價值體系。 2、互文性與文化記憶 法國學者羅蘭·巴特有一個著名觀點：互文性是一切文本的基礎。自一個族羣創造語言和文字後，這個族羣的表達方式就逐漸沉澱成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本，代際相傳，可以說所有寫作都涉及模仿和重複，我們都是繼承者，這也是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而這些文本彙集成大江大河，構成了族羣文化的外在形式和內在記憶。在中國傳統中，有“訓、詁、傳、說、記、注、解、箋、章句、集解、義疏、正義等，它們形成了層層保護，防止各類經典文本與重要典籍被誤讀。” 但隨着時代變遷、文化融合，那些在時代節點上的智者，如嵇康、孫綽、陶淵明和謝靈運等文人，努力汲取上古文本的營養，“運用經典或其他正典文本中的符號、意象以及相關的訓詁和新的解釋”，與時代際遇相接駁，通過互文性的指涉、回憶、重譯、改寫、創作，“重申了一個羣體的文化記憶，而且爲未來的挪用提供了更多的文化資本”。作者通過中心文化對比，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在西方詩歌創作傳統中，創作者爲追求原創性常伴隨對來自他者的“影響的焦慮”，“他們一邊如俄狄浦斯般與前輩先賢們一較高下，一邊又要在自己的作品中直面自己的焦慮”。而在中國“可稱之爲‘不受影響的焦慮’更爲恰當......人們看待前人的作品時具有更少的對抗性與更多的實用性，並將之作爲在創作中可以加以運用的工具與資源”。在這裏，我們足見中國文化和諧共生的鮮明特質。 記得意大利作者埃科也對創作中的互文性給予高度重視，他相信每一個文本都在與另一個文本遙相呼應。很多我們認爲是原創性文本，本質都是是在無意識文化結構之中的，併成爲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說，互文性是一種文本記憶，並形成文化記憶和傳統。互文性並不影響原創性，正像嵇康、陶淵明他們的曠世作品，包含新生與舊有，容納前人與今人，融匯原生與外部，這纔是原創概念之本。 本書雖然只是對兩晉南北朝個別文人的做平進行點評，探討那一時期的中國詩歌創新，但我們可以藉此系統性地認識中國詩歌乃至文化的發展歷程，它不斷髮掘、繼承、創造，融合時代氣質和外來文化，形成綿延以千年計的傳統文脈。而所謂文化自信，不止是我們搬出來“古已有之”“以史明鑑”“古訓章典”，而是要相信中華文化面對挑戰和不確定性之下的包容、和合、韌力和生命力。如果我回答何以爲詩？大概是百代中華人用漢語凝練的、給這個世界最華美的讚歎和感悟吧。

學術史把握很好，以互文性考察早期中古中國的文學家們的詩歌創作問題，相比國內學界傳統思維對嵇康、陶淵明、謝靈運等人的儒佛玄思想影響的爭論，田菱主張，應該以互文性的角度，從他們對老莊、《論語》《周易》等正典以及魏晉以來註疏思想【文化資料庫】的接納、挪用以及調和，如何放置在詩歌寫作中達成自我書寫表達的，這也讓能讓我們重審傳統批評史下的優劣定位。可以說，這種研究路徑殊爲可取，但也考驗研究者對正典文本的掌握以及對傳統文學史、思想史等範疇的熟悉，田菱在這方面，是極具代表性的。

陶淵明和謝靈運兩篇的觀點覺得最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