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昨晚收拾出差用的行李時，爲了不讓耳朵閒着，打開微讀看到了這本安妮·埃爾諾的《事件》，選擇聽書，一個多小時過後，我發現我的耳朵也“懷孕”了，但，“有喜了”而內心並不歡喜。蹲坐在臥室的牀邊，久久不能平靜。 讀她的書，我是有心理預期的，就像那本《簡單的激情》，對於兩性親密關係的描寫，《我走不出我的黑夜》對母親臨終前的一些回憶與日常記錄。 在我看來埃爾諾最大的殺手鐧就是: 【必須說出來才能“讓事情過去”】 筆觸過於犀利與真實，不賣弄詞藻，不炫技文字功底，就這樣大自然對大自然，坦誠的讓你對如此一位女性感到心疼。 今早在候機廳，我又把《事件》這本書過了一遍，那種女孩對女孩的共情，我感覺我的每一個關節扎滿了容嬤嬤密密麻麻的銀針，刺在我神經最敏感的骨縫，好疼！！！ 在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埃爾諾所經歷的一切，是許多女性的縮影，她們的困境與掙扎，被安妮用文字生動地呈現出來，讓讀者感受到那份沉重與無奈，也讓我們對未來女性的發展與進步充滿期待。 書中有這樣一段對當時引產的描寫“ 我有一股強烈的想要排便的衝動。我穿過走廊，跑進洗手間，蹲在馬桶上，面對着大門。我看到了大腿之間的瓷磚。我使出全部的力氣。它就像一枚手榴彈一樣被射出來，濺起一片水花，甚至濺到了門邊。我看到一個裸體的小東西懸掛在我的性器官下面，由一根淡紅色的線連接着。我從沒想到，自己的身體裏會有這樣一個東西。我不得不一直帶着它，走回到我的房間。我用一隻手託着它——它有一種怪異的重量感，將它夾在大腿之間，再穿過走廊。我像一頭野獸。 ” 這很像《動物世界》裏的場景，帶着血跡的臍帶一端連着母體，一端連着幼崽，只是安妮筆下的幼崽是個註定沒有生命體徵的死胎… 安妮·埃爾諾的《事件》，這部作品聚焦於她23歲時意外懷孕並艱難尋求墮胎的真實過往，爲我們開啓了一扇洞察特定時代女性困境的窗，尤其是從兩性關係維度揭示了女性在身體自主與社會規訓間的掙扎。 我時常在想，爲何女性在性與情感裏總是處於被動和弱勢處境的？ 當埃爾諾發現自己意外懷孕，並向男性朋友求助時，得到的不是同情與幫助，而是性邀請，只因她“變成了不容置疑的、已經同別人睡過的那一類女孩” 。 在男性主導的社會觀念裏，女性的價值常被簡單歸結爲性的符號，一旦越過所謂 “純潔” 的界限，便被視爲可以隨意侵犯的對象，她們的尊嚴與困境被無情漠視。這種兩性關係的不對等，使得女性在遭遇人生重大危機時，不但無法從男性那裏獲得支持，反而要遭受更多傷害。男性將女性的身體當作慾望的玩物，全然不顧她們的感受與需求，讓女性在情感和身體的雙重創傷中孤立無援。 另一方面，在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墮胎被法律嚴格禁止，這是男性主導的社會對女性身體的一種控制。女性的生育意願被剝奪，她們的身體不再屬於自己，而是成爲了社會道德和法律規訓的對象。 埃爾諾爲了墮胎，四處奔波，歷經艱辛，從嘗試危險痛苦的民間土方，到遭遇那些將她視爲 “違法提醒” 而不願幫忙的醫生，她的每一步都充滿絕望。這種對女性身體自主權的壓制，不僅是生理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壓迫，它讓女性在自己的人生中失去了基本的選擇權利，被迫承受着本不該獨自承擔的痛苦。 《事件》不僅僅是埃爾諾個人的經歷書寫，更是對整個女性羣體困境的吶喊。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下，兩性關係的失衡如何導致女性成爲受害者，以及女性爲了爭取身體自主和尊嚴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埃爾諾以無畏的勇氣，將這些隱祕而痛苦的經歷公之於衆，促使我們反思社會對女性的不公，以及女性在追求平等與自由道路上的艱難歷程。 我要起飛啦，先到這裏啦～ 🌼🌼🌼 最後附上諾貝爾文學獎“安妮·埃爾諾作品集”，與諸君共勉，大家自取～ 📖《簡單的激情》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 📖《事件》 📖《寫作是一把刀》 📖《一個男人的位置》 📖《一個女人的故事》 📖《一個女孩的記憶》 📖《年輕男人》 📖《佔據》 📖《羞恥》 📖《相片之用》 📖《外面的生活》 📖《如他們所說的，或什麼都不是》 📖《看那些燈光，親愛的》 📖《空衣櫥》 📖《迷失》 📖《外部日記》 📖《真正的歸宿》 📖《被凍住的女人》 📖《一場對談》

怎麼寫： 這兩天讀安妮埃爾諾，我突然意識到幾點，關於怎麼寫的問題。 一、結構化背後是思維空間 要對句子結構加以關注，簡單的句子有禪宗意味，但複雜的構成更需要一種具象化的思維空間。 安尼埃爾諾《寫作是一把刀》裏的句子“寫作是一種保全，保全在一個社會，特定時間我曾參與，承載和見證的人與物，讓它們不被遺忘，這是推動我寫作的最大動力。” 這帶着濃厚的翻譯味道，可以想象，它的法語是叢句套叢句，漢語不太習慣這複雜的語法結構。結構本身像建築一樣，讓文字立體，可以精雕細琢，甚至會帶領文字去自動生成。 我意識到安尼埃爾諾所說的，能讀會寫是一種統治階級的技能，相比平民的語言具有複雜度。 結構化也存在差異，翻譯體難免有西方語言的殘留特徵，而像張愛玲，更多中文短句，詩性直覺的特徵。用哪一種是策略問題。 二、動詞是用文字工具去造物的主體行動意識 《天生就會跑》裏面有一句話“日出時分，我們已經遠遠地將柏油路拋在身後”。拋在身後，我想英文可能是strow…behind ，是一個動詞與空間方位介詞組合的描寫，畫面充滿了具象動感，如果換個我通常用的普通說法：我走過一段柏油路。這句子就平平無奇，缺乏張力，畫面是靜止的，且不具象。 動詞比名詞好，這是人所共知的，重要的是在覺知層面，有一種用文字去攪動去造物的某種主體行動意識，纔會不知不覺下使用動詞。否則，象形的漢語會習慣性用名詞，因爲名詞是安穩的，板結的，不會冒險。 三、書畫一體，用現代藝術的方法去寫 我看到《修煉好文筆》裏一段對於法國新小說派風格的介紹：如同法國印象派大畫家莫奈的名作《睡蓮》，語言的精確描述，最終導致含混不清。存在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 我一而再再而三談過書畫一體，要用現代藝術的觀察與表達方法去寫文字。 安妮埃爾諾提到《相片之用》的寫作方法：因爲乳腺癌化療遇見了一個情人，和情人做愛，把房間細節拍成14張照片，東一條牛仔褲，西一雙鞋……幾個月後，兩個人各自根據照片寫評論。照片和文字一起出版。 她說，我的願望是打破關於文本的封閉狀態，我想把文本打開，讓它接受影像和我之外另一個人的寫作。 喔，這創作手法很像是一個老網紅，木子美，也很像英國藝術家翠西艾敏：把自己和情人們做愛後的牀加以原封保留並展出。這讓我意識到，安妮埃爾諾像一個行爲藝術家，拿筆還是拿刀不重要。 借用藝術方法只是技術性的，更深層的是本體論。因爲寫作就是創造一種存在，文字與油畫都只是媒介工具。 四、打開身體的開關，分享特別的經驗 《天生就會跑》裏讀到一段話：我走到懸崖邊緣，心跳劇烈：簡直深不見底，鳥兒在腳下很低的地方盤旋。谷底的河流彷彿無比遙遠，纖細如老人胳膊上細細的藍色靜脈。我的胃猛抽了一下。這怎麼下得去？ 我的胃猛抽了一下……這是真的抽還是心理上的抽？恐高是有的，但我沒有過這種胃抽的體驗。我也沒法意識到，我的胃是如何表達喜怒哀樂的情緒的？ 寫作需要寫出某種特別的經驗，分享這種經驗本身就是有價值的。 安尼埃爾諾《事件》，講述的就是她學生時代地下墮胎的故事，那時候天主教國家不允許墮胎，醫生與當事人會被判刑。 墮胎是什麼感覺？真的太痛了，我的雙手幾乎緊緊嵌進了洗手池裏。 也許寫作就是打開某個胃部感覺開關的方法，以及其他黑暗的身體部分，啪嗒，像一個房間灌滿了光液。身體在那一刻透明起來。

“我管你同不同意，這個孩子我就是不要了！” 讀者強力推薦我讀的一本書，3.4萬字，不長，但是想要輕鬆讀完，並非易事。 安妮·埃爾諾，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這本書寫了23歲時自己意外懷孕後，羞恥感迅速襲來，在那個時代，懷孕會使她和她的家庭成員成爲社會的失敗者。 於是她不能留下這個孩子，但在當時那個年代（1963年），墮胎是觸及法律的（1975年“韋伊法案”才使得法國自願終止妊娠合法化），所以帶着強烈的羞恥心和深重的恐懼，安妮選擇墮胎，她試圖用毛衣針自行解決，但徒勞無功，這場“墮胎”行動以獻祭自己的身體作爲代價。 四十年後，這個故事才被安妮寫下，講述她從未克服的創傷，尤其是書中針對女性“墮胎”一事無法進入文學的部分真的看的人十分揪心。 關於女性的語言，一直到現在，仍舊找尋不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墮胎、月經、分娩、更年期等身體經驗仍被置於公共話語的邊緣，在日常語言中難以獲得廣闊的表達空間。 女性試圖訴說不滿，卻常被遮蔽或扭曲，彷彿這些經歷不配進入文字，不值得被記錄。 “與我的身體和我做爲一個女孩的經歷（兩年前遭受的一次性暴力）有關的一切，在我看來，如果沒有得到昇華，它們是不能進入文學的。” 安妮·埃爾諾以冷靜而鋒利的筆觸打破此種沉默，將那些被壓抑的詞語重新拾起，賦予它們重量與尊嚴，從而揭示出語言本身也是權力結構的一部分。 （類似的文學可以去看法國另一位作家瓦內莎·斯普林格拉的《同意》以及韓國作家金愛爛《滔滔生活》） “我所寫的書都是這種願望的結果——把個體和私密的東西轉化爲一種可知可感的實體，可以讓他人理解。”——安妮·埃爾諾（2023年2月） 經驗的書寫比宏大的敘事重要，真實的體驗比虛構的故事要更加敲醒人，因爲經驗與經歷更落地、更真實，她與其他女孩的謀合，告訴一切“被性侵”“被迫懷孕”的女孩，你，並不是一個人。 《事件》這本書由作者親歷書寫，是一次勇敢的自我剖白，文字就像一把手術刀，一刀一刀地解剖安妮自己，所以讀起來會不免感覺到精神上的痛苦。 而作爲一個男性讀者，我必須直面一個根本性的差異：我擁有的是敘事的權力，僅僅只是作爲這本書的普通讀者之一，而書中的女性擁有的，卻是切身的痛苦。 寫下這篇讀後感，我儘可能地去拋棄男性讀者的身份，退出闡釋的中心，主動承認自身理解的侷限。與此同時，相信身體有性別，但思想與靈魂沒有。 希望通過我的書寫，能將她們用巨大勇氣揭示的真相，託舉到更多人的視野之中。就讓我們共同進入這本寫給所有被傷害過的女孩的“勇敢之書”——《事件》 | 文章正文 | 我需要聊一個敏感的話題，但這話題是我們去進入這本書之前無法避而不談的——【性】。 “我無法在那些姿勢、肌膚溫熱的觸感、精液，以及今日置身此地之間，建立起一種聯繫。我猜想，在性與其他事物之間，或許從不存在任何關聯。” 性，就只是性而已，可以把它與其他事物聯繫起來，誠然，也可以獨立出去。但人們往往將“性、愛、婚姻、生育”這四件事捆綁，並妄圖打包。 安妮·埃爾諾在被性侵過後有一種割裂感，迴歸初次性體驗，更像是一個錯誤的開端，一種與自我認知的劇烈偏離。在性與愛捆綁的人類社會，她卻在身體被迫打開之後，才發現這二者並沒有因果關係，而與此同時，她又發現了一些真相—— 在性愛體驗中，很難達到男女情感的統一，對於一些男生來說，他們作爲性事中的“上位者”，他們獲得了一種得以操控他人的快感，從頭到尾，他們享受的“爽感”，恰恰建立在另一個人所默默承受的“痛感”之上，而這，無論如何不能被稱爲愛。 而女性在（部分）他們眼裏或許只是一個滿足自我、泄憤的“容器”。 在思想嚴重封閉的那個時代，乃至說現在依舊存在着的真相，性不代表着愛，卻始終伴隨着不可迴避的風險，這些風險無論是社會意義上的污名，還是身體層面的代價，往往不由分說地由女性承擔。 米蘭·昆德拉曾說： “性是一場結合的‘輕’，而性帶來的結果卻是女性個體要承受的‘重’。” 正是這種不真實感，一種非自願的肌膚之親得到的結果不真實、不應該，可痛苦卻是留下的唯一真實。 安妮·埃爾諾害怕自己染上性病，但比這更深的恐懼，是未曾預料的第二次、第三次傷害接踵而至。 “似乎，在奧吉諾避孕法與販賣機裏1法郎的避孕套之間，便是我的人生。這或許是個不錯的度量人生的方式，甚至比其他所有方式更準確。” 然而，她依然懷孕了。 當她去診所，醫生給她開了催經的注射劑，同時愉快地微笑着對她說： “因爲愛情而到來的孩子總是長得格外漂亮。” 這句看似溫柔的話，卻成爲一重新的傷害。它完美印證了昆德拉所言的“輕”與“重”之間的不對等，男性可以輕易地將“性”浪漫化爲“愛情”，而女性卻要承擔其全部重量。 這和前面說的是一樣的，這一切都是人類巧言令色的包裝出來的，人們將愛與性捆綁，小孩作爲愛情的結晶，在不瞭解真相時，往往認爲“孩子”是幸福的一次降臨。 但事實是什麼？一個孩子的出生，只因爲一對男女有了一次性行爲而已。 她認清了事實，像序言裏所說的“撞擊到了現實”，在最初她還認爲男女是平等的，也曾以爲“愛情中的性”不會如此輕易導致懷孕。直到懷孕真實地降落在23歲的自己身上，一切都變了，幻象撞向了現實的鐵欄。 接下來，她將面對的是七十年代鬥爭的集體意義和不可避免的簡化口號，“針對女性的暴力”等，這一無法忘卻的事件的真實性。就在這樣的輿論背景下，法律條文冰冷地規定： “醫生如有以下行爲，將面臨監禁或罰款——女性自行停止妊娠或同意終止妊娠。” 但她依舊選擇面對，哪怕法律此時束縛了她的決定——她無法決定自己的子宮，但她已經決定一直走到底，不管發生什麼，都要將那張妊娠證明撕掉。 她清楚地知道，她的任務不是對抗鱷魚（整個不公的體系），而是要想辦法蹚過這片法律的沼澤。 後來，時間在她的體內不斷變化成了某物，成爲了她不惜任何代價摧毀的東西，時間這個抽象的東西在肚子裏變成一個具象——壓迫的痛苦。 安妮照常去上課，但肚子彷彿在提醒着她，你已經看見恐懼，對於一個正在上大學的女大學生，懷孕真的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時她的思緒全在自己的肚子上，她亂了—— “那個世界裏的女孩們肚子扁平，而我與她們不同。” 早在一年前，某位離了婚墮胎的女性告訴她“真的太痛了，我的手幾乎緊緊嵌在了洗手池裏”，她努力不去想自己可能因此死掉。 （ps：大家真的不要相信“無痛人流”的小廣告，聽起來像是治好感冒一樣輕鬆，但墮胎和生育的傷害是沒辦法感同身受的） 她希望是一場夢，可希望纔是一場夢。 她作爲學生，和其他有一樣遭遇的女孩一般，沒有錢、沒有關係，還會浪費醫生的時間，因爲對於醫生來說，在法律的天平下，一旦施以援手，便意味着職業生涯的終結。 所以這些女孩大都以失敗告終，有些孩子就這樣在“失敗”中被生下來，然後徹底改變了那個女孩的未來。 “面對職業生涯被斷送的風險，一根插進陰道的毛衣針似乎也不那麼可怕了。” 冰冷又現實的物體進入體內，此時，死亡和意外懷孕的界限竟變得模糊，生育失權是如此殘忍，在法律之下，醫生沒有辦法去幫助女孩們墮胎，人們依據法律作出評判，卻並未評判法律。 因此沒有人知道，在大學裏，坐在他們身旁的普通女學生，身體裏藏着一根深針，社會的手捂住了她的嘴，逼她沉默，吞下所有恐懼很沉默。 安妮不相信醫生開的注射劑真的能夠起效，但她什麼都願意嘗試，無論是什麼注射劑或者什麼方法，她都要不惜一切代價，阻止這個孩子的誕生。 後來在現實和夢中徘徊，本應是美好的人生，簡單的上課和喫飯卻變得困難和遙不可及，安妮說： “這些想象的浪漫情景似乎已經離我很遠，變得有些虛幻，幾乎是屬於一個小女孩時期的事情。” 她老是夢到丟東西，但不知道丟了什麼，確切地說，不是現實生活中擁有的東西在夢裏遺失，是當夜裏剛擁有的卻立即在意外情節中丟了，這是懷春少女的夢。 在時代的薰染下，一種無聲的自我輕賤悄然滋生。安妮的自我認同感開始瓦解，她不斷往返於學校與診所之間，更換醫生，重複陳述，像是在尋找一個被默許的出口。直到她終於遇見一位願意幫助她的醫生，可即便如此，“墮胎”這個詞卻始終無法被說出口。 “無論是他還是我，都不願意說出墮胎這個詞，一次也沒有。這是在語言中沒有位置的東西。” 這個詞彷彿在語言裏找不到合適的位置坐下，站着就像被孤立一般，獨立着、或者被人拋棄，不被使用，也看不見，成爲“存在卻不能說”的禁忌，遊走於社會意識的灰色地帶。 墮胎，一個在語言中沒有位置的詞。 女性，一個在敘述中被消音的存在。 語言中缺失的，正是現實中失語的； 詞彙中沒有座位的，正是生活中沒有位置的。 明明存在卻因爲某種不堪而被迫“不存在”，墮胎這個詞，沒有位置就是女人的位置。 在這個故事中，安妮通過自我書寫反射出女性的生存困境，尤其是在“墮胎”這件事情當中，一切行爲都小心翼翼，被當作忽略的存在，在女孩懷孕的故事中，不負責任的男人就這樣神隱。 安妮陸續收到了幾封那個導致自己懷孕的男孩的信，他卻要她自己想辦法，他不會負責，他只有一個想法，就是重新回到之前的生活中，他還是那個只需要關心考試和未來的普通學生，卻把身體的劇痛留給了這個女孩。 這讓我想到了韓國文學《李夕夜，不再沉默》當中最有名的一句話： “如果那天沒有發生那件事，我的人生肯定會和現在截然不容；即便那天沒有發生那件事，他的人生也不會和現在有任何區別。” 過分吧，不管一個男性讓女性墮胎了多少次，他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回到以前的生活，少有外在的道德指責，更無內在的自我審判。而懷孕的女孩子已經再難以回到從前的生活了。 後來幫助安妮墮胎的是一名女醫生，一種複雜的女性聯結超越了冰冷的法律條文。 “在那一刻，我殺死了存在於我身上的母親。” 一切都結束了。 生與死同時存在，成爲了病牀上最偉大的一幕獻祭場景，在這沉默的獻祭中，安妮以失去一個潛在母親的身份爲代價，奪回了對自己身體和命運的主導權。 在墮胎之後的《事件9》章節裏，她說—— “第一次，我感到自己被捲進女性的鏈條之中，在這根鏈條上，有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那是些灰色的冬日。我在世界中央的光中漂浮。” 寫作也是一場分娩，安妮·埃爾諾將“墮胎”這個語言中不被承認的存在，在紙上再次被提及，並且放大，加深社會對這個詞的重視，防止被抹殺，就像實際存在的分娩一樣，她的痛苦，不該被埋沒。 安妮親自說，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正是爲了我可以講述它。 而我生命的真正目標或許僅在於此：讓我的身體、我的感知、我的思想成爲書寫，成爲某種可以被理解的、普遍性的東西，讓我的存在可以完全消融在他人的頭腦與生命中。 書寫被看見，這就是書寫的意義。書寫讓那些不被重視、不被發現的角落被人看見，直到事情被改變。（這也是筆者我的想法） 安妮所經歷的，不僅是一次身體的煎熬，更是一次語言的流放與身份的剝奪。而她最終的書寫，正是要爲那不可言說的（墮胎）賦予姓名，爲那沒有位置的爭取一席之地。 毫無疑問，安妮是勇敢的，因爲她拒絕讓痛苦在沉默中腐爛。 她選擇將最私密的身體記憶轉化爲語言力量，讓那些和她一樣被壓抑、被暴力的女性得以被看見、被討論、被嚴肅對待。 她的書寫，不僅屬於她自己，也屬於每一個在歷史暗影中獨自承受過類似傷痛的女性。 她讓“她”的疼痛，成爲“她們”的迴響。 讀完這本書，比起“批判不負責任的男性”和“苛斥荒誕的法律條文”，我更想告訴讀完這篇文章的女孩們—— 一定要愛自己、保護好自己，永遠不要把自己交到別人手裏，也不要盲目相信愛情，沒有人比你自己更靠得住。 這本書，是一盞爲所有被遺忘的角落而亮的燈。我真心希望你愛你自己。 （全文完）

◆ 在那一刻，我殺死了存在於我身上的母親。 安妮·埃爾諾的書，從《一個女人的故事》開始，就覺得很真實很受觸動。閱讀的過程中，一直在使用慢倍速的感覺，甚至還要反覆播放，跟自己進行切換。因爲她在端詳自己的同時，也讓讀者看到了自己。在閱讀本書《事件》的時候，這種感覺更是達到了巔峯。 書中的安妮·埃爾諾，帶着我們回到了她的二十三歲。在禁止墮胎的禁令制度下，幾乎是自行完成了一場血淋淋的墮胎。字裏行間透露出來的觸目驚心，讓人感受到了那種切膚之痛。才知道她爲何用了幾十年才攢出這樣的勇氣來書寫。裏面反映出了那個時代所面臨的現實問題，禁令制度，男女之間的差異，階級之間的差距。很多人都無法做到這麼勇敢，能夠面對公衆剖開自己的隱私與痛楚。而她在這個過程中，卻能夠狠狠地審視自己，在社會制度的規訓之下，勇於反抗，成功地奪回了身體的自主控制權。並且靠着自己的無所畏懼，無所顧忌，坦坦蕩蕩地書寫出了自己的真實。 讀她的書，總會給我一種錯覺，就是我們之間相隔的並不遠。明明時間上差了半個世紀，不同的國度，不同的社會背景，但她筆下的自己，總能讓我找到外婆，我媽，我，以及我熟悉的女性的影子，甚至包括一些男性的影子。同時也會聯想到很多的現實事件，過去的，現在的，甚至今後還會發生的。只能說女性所面臨的痛苦，有着太多的不言而喻，而安妮·埃爾諾，無疑是最真實的記錄者與表達者。

廣告場景‌ 一個女孩躺在手術檯上悠悠轉醒…詢問醫生：“開始了嗎？”女醫生帶着“親切溫和”的微笑回答：“已經結束了！”廣告旨在強調無痛人流手術的快速和無痛特點。 但這絕對是“侮辱觀衆的智商”，因爲它將墮胎過程描述得過於簡單化，甚至帶有一種輕鬆的語氣，忽視了手術的嚴肅性和潛在風險。彷彿只需要幾百塊錢，睡上一小覺，肚子裏的生命就結束了 這個廣告還反映出了社會對墮胎問題的態度變化，從過去的自責和後悔，到如今的“像貼個邦迪一樣的簡單”，引發了人們對青少年性教育和墮胎倫理的思考 安妮埃爾諾，又用手術刀剖開了自己墮胎這一隱祕事件…這是今年看的第三本書 前兩本是《悠悠歲月》《簡單的激情》 大部分的墮胎是在懷孕前十二個星期內進行的，胎兒仍然很小，可以用一個強力的抽吸器把他吸出，這個抽吸器的能力是普通家用吸塵機的二十五倍。這個方法叫做抽吸割除術（suction curettage），抽吸器的力量撕裂或者絞擰胎兒的身體，將肢體逐部撕開，直至只剩下頭部來。胎兒的頭部太大，不能從吸管中通過，所以墮胎的人需要用鉗子插入子宮內，攫獲這個單獨漂浮的頭部，然後將它鉗碎，直至能夠通過抽吸管，那麼頭部也就被挪走。 有很多女孩因爲墮胎後終身無孩，也有女孩宮外孕，摘除子宮……還有女孩婦科病纏身 她懷孕了，她告訴了同學朋友，有一個男同學結婚了，知道她懷孕了，盡然還想跟她發生關係，因爲安全！真～～不是人 一些女孩聽到這件事兒，還很恐慌，恐怕懷孕傳染 唯一讓我覺得悲哀的是，她不敢跟媽媽說，她沒有求助自己的媽媽，她借錢墮胎，男朋友並沒有負責…… 整本書看的人很壓抑，在60年代，墮胎是違法的，所以她意外懷孕是孤立無援的，她竟然用織毛衣針企圖自己解決掉這個妊娠物…………她那時的無助隔着屏幕都覺得很苦澀…… 墮胎對女人的傷害其實很大，不止是肉體上的，還有心靈上的，我有一個姐姐懷孕都7-8個月了，因爲男方出軌而離婚……她就做了這樣的手術 這個手術是用一支三寸半到四寸的針，從母親的腹壁插到羊膜囊（ammiotic sac）中，抽出200mm的羊水，然後以一種強度的濃鹽水替換。在這個程序中，胎兒是把鹽吞掉，在鹽中“呼吸”，基本上，胎兒全身的皮膚被鹽熨傷，慢慢被毒死，於是母親開始分娩，排出一個死的、燒傷了的和枯萎的嬰兒。有些嬰兒在這個手續中倖存，生下來就有嚴重的併發症，因爲在這個過程中，嬰兒的組織和器官都因出血而破壞，動脈靜脈破裂而在身上留下巨大的青腫。 事件記錄的很詳細 只能說保護自己任重道遠啊！！！

經由安妮·埃爾諾的個人經歷我忽然反應過來爲什麼很多男人對懷孕的女人倍感興趣—因爲已經懷孕的女人無法再懷孕，跟孕婦做愛只有享受，不需要承擔任何風險、責任。我們從小被教育很多事情不能跟其他人說，意外懷孕絕對算是其中之一，並且是衆多忌諱中最爲禁忌的。安妮·埃爾諾不僅在意外懷孕之後跟很多人講了自己的事，而且把自己非法墮胎的前因後果原原本本寫了下來。跟男人講，被男人算計、利用；跟女人講，嚇壞女人。身爲年輕人時常會因爲缺乏經驗而顯得遇事不夠冷靜、理智，進而做出錯上加錯的決斷。一個尚未成熟的獅子既是一個捕食者，又是一個被捕食的對象。好在還有寫作可以將個人的變成歷史的、民族的、世界的，智慧可以遲到，可以積累，可以被傳播。

它超越了簡單的道德評判，別老是站在批判者角度下judge處在六十年前歷史侷限中的埃爾諾。在時代的桎梏與生存的重壓之下，1960年代的法國，法律與社會輿論的枷鎖將生育權牢牢禁錮，未婚生育不僅意味着學業中斷、社會地位崩塌，更可能墜入永無翻身之地的深淵。在生存與理想的天平上，她以近乎殘酷的理性做出取捨。若在經濟困頓與倫理困境中倉促留下孩子，等待她的或許是更荒誕的悲劇：一個無力撫養的生命將被迫捲入貧困的漩渦，母親與孩子都將淪爲時代偏見的祭品。所以相比於墮胎，如果她選擇生下這個偶然到來的孩子，我會更爲她唏噓。 這本得了諾貝爾獎，改編電影也榮獲金獅獎，埃爾諾（1963年）23歲未婚懷孕墮胎，因法國當時墮胎屬於刑事犯罪而被迫尋求地下醫生的真實經歷。四十年後，埃爾諾以冷峻的筆觸回顧這段經歷，作爲工人階級出身的埃爾諾，未婚生育將使她徹底淪爲社會邊緣人；另一方面，合法墮胎的渠道完全封閉，她被迫走上危險的地下墮胎之路。 墮胎被禁止，是因爲它是一種罪惡？還是因爲墮胎被禁止，所以它才成了一種罪惡？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無從知曉它的答案。人們依據法律做出評判，人們卻並未評判法律。 埃爾諾在書中質疑記憶的真實性，以無人稱敘事手法剝離情感，與回溯性建構的形成有關。（：通過後期視角重新解釋或重構過去事件及意義，強調過去並非靜態事實，而是基於當前認知動態（認知狀態、情感需求或意識形態）重構的主觀產物。‌‌‌‌） 我看了後還挺窒息的，太致鬱了，那些被時代碾碎的個體命運，在字裏行間發出無聲的吶喊，讓人忍不住顫慄，這種真實的歷史比虛構故事更鋒利，將最殘酷的真相赤裸裸地展現在眼前。 x總能發現原來它的感受早已被世上某個人說清楚了。 推薦搭配香奈兒·米勒的《知曉我姓名》食用，筆觸很相似

安妮·埃爾諾的《事件》並非一個關於墮胎的故事，而是一場關於存在被剝奪與語言如何將其奪回的漫長儀式。它是一份冷靜的屍檢報告，解剖的卻是活着的肉體與靈魂。閱讀它，不是在旁觀一場悲劇，而是在經歷一次精神的刮宮術，那種被文字精準切割的痛感，因其毫無修飾的真實而具有永久的震撼力。 《事件》的核心暴力並非來自地下墮胎手術本身，儘管那無疑是身體的一場浩劫。真正的暴力，是一種緩慢的、在時間中無聲發生的侵蝕。敘述者所恐懼的，是“事件”在她體內生長的同時，也在社會意義上將她抹除。她從一個有前途的女大學生，一個“我”，迅速滑向一個被污名化的、無法言說的存在。羞恥、恐懼、孤獨，這些詞彙太輕了。埃爾諾記錄的是一個生命體如何在歷史、社會規訓和集體沉默的重壓下，逐漸變得透明、無關緊要，直至被溶解的過程。她記得火車站、牆壁的顏色、身體隆起的角度，但她不記得自己。寫作，對她而言，就是一場對抗這種“溶解”的戰役。她必須用語言將那個被抹除的“我”重新錨定在時間之中。 埃爾諾的筆觸是冷酷的，精確如手術刀。她拒絕任何形式的浪漫化或自憐，這種“零度寫作”的姿態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立場。她將自己客體化，像一個社會學家觀察一個樣本，剖析當時那個年輕女性的無助與無知。這種自我分裂的視角——敘述的“我”與被敘述的“我”之間隔着時間的鴻溝——產生了驚人的張力。當她說“這是我又不是我”時，我們聽到的是記憶無法癒合的裂縫聲。這種分裂感比任何直接的哭訴都更令人心碎，它是對創傷最誠實的面對。 在這把手術刀下，被剖開的不僅僅是個人的身體，還有那個時代的肌理。懷孕，這個在某些語境下被神聖化的狀態，在另一個層面卻成了陷阱。它讓一個女性的身體淪爲可以被隨意使用、然後丟棄的器皿。而社會對這個詞語的禁忌，使得這種痛苦被進一步囚禁在黑暗裏。醫生在搶救她時要求她發誓，是這種社會暴力在生死關頭最荒誕也最真實的體現。埃爾諾通過記錄這些細節，將個人的私密屈辱昇華爲集體的歷史記憶。 《事件》的終極力量，在於它將個人的、被禁忌的痛苦，轉化爲一種普遍的人類體驗。它關乎生死、時間、道德、禁忌與法律。埃爾諾冒着風險說出了一切，她的寫作不是爲了尋求眼淚，而是爲了理解和分享。她認爲，如果她沒有達到體驗的最深處，便是在默許女性的現實處境繼續被隱匿，便是在站在統治世界的那一邊。 這本書像一道髒污的裂縫，提醒我們每一個以爲自己掌控命運的人，都可能被命運無聲地碾成塵土。但它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證明了語言的力量——通過極端的精確和毫不妥協的誠實，寫作可以轉化一切。個人的故事成爲歷史，渺小的疼痛成爲世界的一部分。它像一面鏡子，讓我們在其中看到自己，看到社會，看到那些需要被記住和改變的一切。

26–43 05.16 北京 真的太痛了。中途一度不忍再讀，擱置了幾天。 她用毛衣針探入自己的身體，卻找不到子宮入口。她吞下不知名的藥水，在雪地上狂奔，試圖以外力終止那個“頑強”的存在。最終，在一間陌生的廚房裏，探針在她體內攪動。然後，在宿舍廁所裏，“它就像一枚手榴彈一樣被射出來”，她看到一個小小的身體懸掛在自己的身體之下，以一根淡紅色的線相連。她託着它走回房間，“像一頭野獸”。愛慾的激情是主觀的泡沫，但肉體的重力是客觀的真實。 而此後，即使胚胎已經離去，身體依然會機械地開始分泌奶水，乳房會腫脹、會疼痛。這種“繁殖的暴力”在肉體上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她不得不直面自己體內曾孕育過生命、又親手終結了生命的事實。 讀到這裏，你即理解女性爲什麼必須擁有妊娠終止權，又無法輕易抹除生命本身帶來的重量。 很多時候，外界的討論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陣營。要麼是冰冷的、口號式的“它只是個細胞”；要麼是僞善的、居高臨下的“你在謀殺生命”。但這兩種聲音都由於沒有真正經歷過這場事件，而顯得輕飄飄。 她真正走過那段黑暗，纔會一邊帶着對生命消逝的敬畏與哭泣，一邊無比堅定地握緊這項屬於自己的權力。 不會過去的。但你不會再害怕它了。

身爲底層出身的學生，埃爾諾揹負着改變命運的沉重期望，她的向上爬，不僅是個人的野心，更是家庭與階級的寄託，一旦懷孕她的階級身份與學業前途就會瞬間崩塌，她將從一個“有望成才的好學生”變成一個“不守規矩的壞女人”，那種爲了維持體面而必須隱藏祕密的扭曲姿態，揭示了階級壁壘下個體的無奈與脆弱，唯有把真相寫下來，纔是對抗遺忘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