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魔（陀思妥耶夫斯基精選集）

這本是真的大部頭，我讀了二十多個小時，但是是真的很爽啊。讀陀一時爽，一直讀陀一直爽，讀陀的大部頭就是爽上加爽。 讀外國文學，譯本真的太重要了。翻譯得好，讀起來纔沒有障礙，更容易沉浸進去。這個版本是李春雨老師俄語直譯的，非常流暢，而且保留了原著的風格，而且還原了首版中被刪去的重要片段《斯塔夫羅金的自白》，這部分對理解人物非常關鍵，補上之後，這個角色的複雜程度跟之前完全不是一個級別。 - 如果不去了解時代背景，單純把它當做小說來讀也非常好，故事情節很精彩，人物塑造得也非常立體。但如果結合19世紀70年代俄國的動dang的背景，會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現實的剖析和對未來的預見十分犀利。 那時的俄國正被歐洲傳入的she會主義、無zheng府主義思潮席捲，年輕人陷入一種“理想主義狂熱”。小說里斯捷潘象徵舊一代知識分子，但他是個空談主義者，只能成爲邊緣人。斯捷潘的兒子彼得是ji.jin.ge命者的代表，信奉虛無主義。父子間的觀念差異也象徵俄國社會溫和改良與ji.jin.ge命之間的衝突。 尼古拉·斯塔夫羅金應該是全書蕞複雜的人物，他冷漠、內心空虛，他既不是理想主義者，也不是純粹的破壞者，他是那個遊走於舊世界與新世界之間的空心人，但比普通空心人更可怕的，是他有意識地選擇作惡。 小說結尾把這本書的精彩程度提升了一個臺階。沙托夫被sha一事敗露之後，彼得的五人小組各有不同的命運。五人小組應該是俄國jin.jin.ge命派的縮影，他們是被虛無主義驅動的“羣魔”。而彼得是那個時代典型的煽動者，他只關心操控和權.力。 - 《羣魔》的偉大在於陀思妥耶夫斯基預見到當社會不受信仰與道德的約束時，瘋狂將是既定的結局。

如果在看《羣魔》之前，我沒有看《卡拉馬佐夫兄弟》、《罪與罰》和《死屋日記》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的作品，它大概是不會給我如此的震撼了。之所以這樣說，是當我讀到本書最後一章《在洪吉處》時，斯塔夫羅金的懺悔書給予我的深深震撼，人性之惡竟一惡會如斯。雖然洪吉教士提醒斯塔夫羅金不要通過對自己的殺戮來以惡制惡，但斯塔夫羅金確實沒有其他的途徑來救贖自己了。惡事做盡，必須惡貫滿盈。 博爾赫斯說：​“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同發現愛情、發現大海，是我們生命中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得畫蛇添足地加上一句，讀完《羣魔》，是我閱讀史中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在沒有閱讀這本書之前，我心目中的俄國最偉大作家是托爾斯泰，讀完這本書我認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書寫的是歷史中人的命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的是人的人性。人性不是魔性和神性交織而成，魔性和神性本就出自人心。

陀爺的都特別好看，這本羣魔前三分之一是混亂的，往後就非常清晰了。 看書的過程很刺激，有很強的代入感，像看電影一樣，思想會高度集中。感覺自己被捲入了黑暗，瘋狂掙扎的漩渦當中，其中涉及到政治腐敗，思想混亂，道德淪喪，人性扭曲，展現了一百多年前的俄國社會的種種矛盾和危機。 這書看的後勁好大，越看越上頭。

看完本書已經幾天了，今天得空寫一下感想。 可能是過了剛看完時的興奮期了，本來有很多想要表達的，此刻卻不知道能說什麼。 不想劇透，因爲想讓所有沒有看過此書的人在閱讀前是一片空白的，只有這樣才能絕對沉浸地進入故事本身。也許是因爲看本書的期間心態大部分時候很平靜，所以能看得格外專注和細緻，可謂是酣暢淋漓。 我非常喜歡這本，超過了未完成的《卡》，在所有陀的作品中這是我心目中目前爲止的第一。我很喜歡故事的主題，也喜歡這種寫法（唯一不足的是前期進展有點慢，後期又有點快，最後吧我感覺是不是圖省事所以寫了這樣的結局…但有結局肯定比無結尾好，是吧陀）。本書中最讓我驚喜的兩個角色，一個是彼得（從未見過的人物塑造），一個是斯捷潘（典中典）。其中細節，請各位看官自行體會，定能有所思考。 最神來之筆的是將那章以前被禁了的章節放到了最後，人爲意義上創造了一個“結局”，爲本書加大分。感慨這彷彿是冥冥之中有一雙大手，爲這部作品增添了更多的“神”性。這一刻小說與現實交織了，共同構成這部偉大的作品。所以我力薦這個版本，感謝這樣的編排，譯者也翻譯得非常舒服，降低了閱讀難度，增加了流暢度。 譯後記也寫得非常棒，所以我啥也寫不出，我覺得已經把我想表達的和我的困惑都呈現出來、解釋清楚了。我希望每個想多看兩本陀的書的讀者，都能看看這本，很沉浸式地看，去獲得最美妙的閱讀體驗。

計劃兩週讀完的《羣魔》，硬生生拖了整整一個月，但也纔看二十多個小時，全程常覺得煎熬。前兩部幾乎都在鋪陳人物、編織暗流，看起來平淡沉悶，沒有激烈衝突；到了第三部所有積蓄的張力轟然爆發，人物接連走向毀滅，死亡接踵而至。讀到斯塔夫羅金與洪吉的對話，纔算真正觸碰到男主思想的內核，看懂他那一種冷靜、刺骨的惡。 很多人說《羣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刺耳”、最殘酷的一本書。它沒有《罪與罰》的救贖閉環，沒有《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神性恢弘，它只有一片鬆動的土地、一羣失重的靈魂，和一場提前上演的、屬於整個時代的精神崩塌。 讀完才懂：所謂羣魔，從來不是外界的惡人，而是人心裏被掏空信仰後，肆意生長的虛無與傲慢。 《羣魔》的故事紮根在19世紀俄國的思想裂隙裏。舊的傳統信仰正在瓦解，新的激進思想洶湧闖入，知識分子背棄故土、空談理論，年輕人追逐破壞、標榜革新。所有人都在反抗舊秩序，卻沒有人知道自己要建立什麼。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近乎預言的筆觸寫下：當一個民族不再敬畏、不再堅守、不再相信永恆，所有遊離的思想、躁動的慾望、空洞的野心，都會化作附身世人的惡魔，在人間肆虐橫行。 小說最精妙的地方，是它寫透了三類被虛無吞噬的人，拼湊出一個時代的精神羣像。 第一類，是以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爲代表的舊式空想知識分子。 他一輩子活在書本與幻想裏，空談自由、進步與崇高，靠着瓦爾瓦拉的庇護維持文人體面，虛榮、軟弱、逃避、自欺。他用華麗的理論包裝平庸的人生，用浪漫的幻想掩蓋自己一事無成的怯懦。 半生空談、半生漂泊，晚年一場狼狽的出走，讓他終於走出書房的空想，遇見底層真實的苦難與樸素的信仰。在寒熱交織的彌留之際，他讀懂了福音書的真諦，讀懂了“不冷不熱必被吐棄”的警示，讀懂了俄國苦難的本質。他用一場遲來的醒悟、一場平靜的死亡，完成了自我和解。 他不是英雄，卻是普通人的縮影：一生虛僞，一生搖擺，卻終在生命盡頭尋得微光。 第二類，是以彼得·韋爾霍文斯基爲代表的投機的激進革命者。 他是真正的“羣魔爪牙”，沒有信仰、沒有底線、沒有善惡。他打着革新、解放、正義的旗號，結黨營私、挑撥離間、製造恐懼、策劃謀殺。他不需要真理，只需要權力；不追求理想，只追求掌控他人的快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看穿這類人的本質：他們用崇高口號包裝私人私慾，用集體名義消解個體良知。 所謂的革命、進步、改造世界，不過是他們肆意破壞、宣泄惡意的藉口。他們是時代滋生的鬼魅，專門收割精神空虛的年輕人，讓破壞成爲正義，讓冷漠成爲清醒，讓極端成爲勇敢。 第三類，也是全書最核心、最深淵的人物——斯塔夫羅金，一切羣魔的源頭。 如果說彼得是作惡的小人，斯塔夫羅金就是誕生所有惡的土壤。 他天賦極高、容貌俊美、智力超羣，擁有所有人豔羨的一切，卻徹底厭倦了人生。他不信神、不信善、不信道德，也不信人間的愛。他不是失控作惡，而是清醒地、主動地、帶着極致理智選擇作惡。 傷害無辜的馬特廖莎，看着孩子在絕望中自縊，他冷靜等待、從容離場；犯下無數罪孽，害人、決鬥、下毒、荒唐婚娶，他始終清醒自持；他沉迷的從不是罪惡本身，而是明知何爲惡、依然奔赴惡的傲慢快感。 他寫下震驚世人的《自白》，不是懺悔，不是贖罪，是一場極致自戀的靈魂展演。他想公開所有罪孽，讓世人凝視他的深淵，用自我毀滅完成最後的自我標榜。他不甘平庸、不甘“不冷不熱”，沒有信仰的炙熱，便選擇惡的凜冽，妄圖以極致的罪惡，證明自己的獨一無二。 唯有吉洪一人看穿了他靈魂的病根與最終結局。吉洪勸他放下戲劇化的公開獻祭，捨棄傲慢，以無人知曉的靜默苦修贖罪，這是真正的降服與救贖。可斯塔夫羅金做不到。 他太驕傲了。他可以承受毀滅，卻無法承受謙卑；可以直面死亡，卻無法承受無聲的懺悔。吉洪最後的預言字字誅心：他不會在公開罪孽之後墮落，他會在公開之前，爲了逃避羞恥，犯下更可怕的罪。而這樁罪，就是自殺。 東正教裏，自殺是無可赦免的重罪。他最終放棄了直面罪孽、接受審判、尋求救贖的最後機會，用死亡終結一切凝視，逃避所有贖罪的可能。他沒有戰勝虛無，只是最終被虛無徹底吞噬。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百多年前就寫下了所有現代人的精神困境：當人不再相信永恆，不再敬畏善惡，不再堅守底線，自由就會變成放縱，獨立就會變成偏執，清醒就會變成冷漠。沒有信仰的自由，是最可怕的奴役；沒有底線的反叛，是最徹底的沉淪。 世間最大的惡，從來不是窮兇極惡的壞人，是無數普通人精神空洞後的隨波逐流：是斯捷潘式的空談懦弱，是彼得式的投機狂歡，是斯塔夫羅金式的虛無傲慢。人心一旦空置，善惡一旦模糊，羣魔便會自行入駐，佔據靈魂、支配人生。

斯塔夫羅金是虛無本身。他擁有驚人的敏銳與天賦，美麗的容貌，像太陽一樣釋放出光。然而，他本身卻是一泉枯竭的井。他體驗過一切，從最神聖的愛到最放縱的墮落，從對理想的狂熱到對慾望的厭倦。他在善惡之間尋極端，卻無法爲自己找到任何定義。 他無法全心去愛一個人，無法獻身於任何理想，也無法通過創造性的行動讓自己完整。甚至這都並不能被形容成“無法”，而是全然的，徹底的毫無概念。他所擁有的，是一種無窮的……零。他的放縱沒有生出新的意義，只帶來了更深的空虛。他實際上沒有在選擇任何東西，僅僅只是耗散在混亂之中，成爲所有人心中的投影。 若說拉斯科尼科夫在痛苦中掙扎，那斯塔夫羅金只是存在，毫無意義的存在。 “如果做了什麼壞事，或者主要是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也就是丟人現眼的事，不過這事十分卑鄙，而且……可笑，那就會遺臭萬年，千秋萬代遭人唾罵，這時我就驀地想到：‘對準太陽穴來它一下，就什麼事也沒有了。’那時候管它呢，讓人們去議論好了，讓他們千秋萬代地去唾罵好了，不是嗎？” 是啊，在生命結束的那一刻，有什麼還重要？

1861年農奴制廢除後，俄國剛好處於一種“舊秩序鬆動，新秩序沒有”的夾縫裏。宗教權威、貴族秩序和社會等級日漸失去原有的穩固，與此同時，一批受西歐社會主義、無神論、唯物主義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相繼登場，多少相信新思想足以將舊世界連根拔起，並由此建立一種更合理的秩序。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八年後的1869年，年輕革命者謝爾蓋·涅恰耶夫組織祕密團體，爲維持組織紀律，並以共同犯罪將成員彼此捆綁，最終夥同數人殺害了準備退出組織的學生伊萬諾夫。 這一案件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極深的震撼。他當時身在德累斯頓，卻一直通過報紙追蹤案情，對其中的人物與經過格外留意。《羣魔》中的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在創作筆記裏甚至一度直接以“涅恰耶夫”稱之；小說中沙托夫被革命小組殺害的情節，也顯然取了伊萬諾夫案的骨架。 陀氏原本只打算寫一部攻訐激進革命派的政治諷刺小說，起初甚至有意將它寫成一篇反激進主義的“檄文”。只是寫着寫着，事情便逐漸脫離了初衷。對於“壞思想如何害人”的批判，經他那種從不肯滿足於簡單結論的藝術本能一路追問，終於生出了幾個更麻煩的問題： 一種思想爲什麼能夠附着於人，乃至支配一個人的靈魂？一個社會又爲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人？虛無主義何以具有如此強烈的誘惑？倘若上帝、傳統與道德的尺度一併撤去，人又憑什麼約束自己的自由？ 於是，一篇原擬用來論戰的政治諷刺，寫到後來，便成爲了一部形而上的小說。 有必要說明一點，陀氏本人並非局外人。年輕時，他也曾置身激進知識分子的圈子之中。1840年代，他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討論傅立葉社會主義、廢除農奴制與社會改革等問題，後來又進入更爲祕密、立場也更激進的小團體。1849年，陀氏因此被捕並判處死刑，已被押赴刑場，直到行刑前最後一刻才獲改判，轉赴西伯利亞服苦役。 也就是說，他並非以局外人的清醒去譏諷一羣誤入歧途的人。早年的經歷使他比一般保守主義者更清楚，一種主義或思想在最初何以動人，又會在怎樣的情形下逐漸異化。西伯利亞苦役之後，他的宗教立場愈發鮮明，也越來越警惕那種試圖把人的一切問題簡單歸結爲制度問題的革命思想。 但陀氏並沒有因此輕率否定青年革命者最初的真誠。許多人確實自認是在追求真理，也願意爲此付出代價。問題只在於，他們有時從一開始，便已經悄悄把具體的人讓位給了某種比人本身更重要的抽象目的。 譬如，小說裏的基裏洛夫、沙托夫，乃至某些希加列夫式的狂想，其出發點同樣可以叫作自由、平等與解放。然而一種真正危險的惡，並不在於一個人的發心是否卑劣，恰恰在於他自認爲正確、善良乃至正義，甚至高舉着解放全人類、徹底消滅不平等的大旗。壞人作惡，尚且知道自己在作惡；可怕的是，某些知識分子已將別人置於苦難之中，卻仍然確信自己不過是在替歷史清除障礙。二十世紀的若干經驗，想來已經把這層邏輯證明得足夠徹底。 書名裏的“魔”字也因此顯得格外貼切。它並不單指某幾個“壞人”，而既是思想，也是激情，是虛無主義、救世欲、權力慾、受辱之後的報復，對絕對自由與絕對平等的迷戀，以及人試圖擺脫一切責任的衝動，進入不同的人，便借各自不同的性情、慾望與處境顯出不同的形狀。 從政治層面來看，傅立葉主義、希加列夫主義、革命虛無主義以及種種烏托邦設想，在小說中其實都顯出相近的趨向：一旦某種抽象原則被奉爲不可置疑的最高之善，祕密組織、監視、告密、思想改造，乃至殺人，便都可能在“平等”“自由”與“未來”的名義下取得正當性。於是，一種原本聲稱要解放人的思想，最後反而成爲奴役人的制度。這並不一定是因爲邏輯中途出了差錯，很多時候，不過是將最初那個原則貫徹到了最後。 某種意義上，當下某些打着“女權主義”“LGBTQ”“左翼進步”乃至其他正義旗號的言論發生異化時，所重複的也未必是什麼新鮮故事。這些思想本身無罪，只是一旦開始把複雜的人壓縮成身份，把具體經驗壓縮成立場，把不同意見一概解釋成惡，再以“我站在正確的一邊”爲由取消對個體的理解與基本邊界，舊世界那套“爲了人類而犧牲具體的人”的邏輯，也就不過換了一層更時髦的包裝重新出現。 思想本身未必邪惡，也不會自己拿刀殺人，但思想若要借人的肉身行動，便總免不了沾染人性裏的虛榮、怨恨、性慾、權力渴求、彌賽亞情結與自我證明。所以無論一種思想看上去多麼“好”或“正確”，只要進入不同的人，就一定會呈現不同的形態。試圖以一種統一原則抹平人的差異，或者要求所有人沿着同一條道路抵達同樣的結果，不僅是一種對人性的淺薄理解，也是極權主義最古老的誘惑之一。 與其說《羣魔》是一部關於俄國革命的預言書，不如說它寫出了某種反覆出現的人類精神機制。倘若有人讀《厭女》反而更加厭女，讀《逃避自由》愈發逃避自由，讀尼采讀出了法西斯式的優越感，讀馬克思又讀出了最粗陋的民粹主義，那麼責任顯然不能盡數推給書本。 思想進入人的心裏，從來不是落在一張潔白無瑕的紙上，而總要經過一個人的慾望、創傷、怨氣、智力與人格重新折射。同一種思想，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原本就可能生出完全不同的結果。 只要那種爲了抽象的未來而犧牲眼前具體之人的衝動仍未消失，只要人仍願意拿“正確”替自己的殘忍作證，“羣魔”便不會真正退出歷史。 2. 一般小說，尤其並非以形而上問題爲中心的文學裏，一些人物多少還可以用現代心理學的現成詞彙加以解釋。什麼創傷、依戀、成長弧線、原生家庭、自戀防禦，往往便足以構成一套看似完整的說明。這樣的解釋確實省事，幾句現成術語便足以製造出一種“已經理解此人”的錯覺，至於人物那些真正複雜矛盾的部分，反倒成了分類之外可以略去的麻煩。 斯塔夫羅金偏偏不給這些現成術語多少面子。若論小說的精神中心，他幾乎是所有人物都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神與魔、光明與陰影、救贖與毀滅，在同一顆靈魂之中彼此拉扯。想用幾個現代心理學名詞將他收拾妥當，未免既小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縱容了認知上的偷懶。 彼得·韋爾霍文斯基是行動化的虛無主義。他本人其實沒有多少深刻信仰，更感興趣的是操縱、組織、製造混亂與奪取權力。革命於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真理，不如說是一門技術。 希加列夫是邏輯化的烏托邦主義。從絕對自由推導出絕對專制，不是因爲愚蠢，反而是因爲太聰明，將一個抽象原則貫徹得過於徹底，卻又缺乏最基本的反身性與換位思考能力。 基裏洛夫則是形而上的無神論走到極端以後反而生出的宗教性。試圖通過主動選擇死亡，證明人已經取代上帝。反上帝反到最後，願意爲了自己的“不信”獻祭生命，單論信仰的強度，反倒勝過許多尋常信徒。 沙托夫走的是另一條路。從虛無中掙扎着重新尋找民族、上帝與共同體，只是其信仰又遠遠談不上完整。他說自己“將要信”，而不是已經信。這個“將要”，實則是一個已經看見彼岸，卻仍未渡河的人，也是許多現代人的共同處境：娜拉已經出走，卻還沒有新的家。 最後，這些彼此分岔的思想線索，都匯到了斯塔夫羅金身上。 有些簡介喜歡以“雙重人格”概括他，其實從醫學上說並不準確。今天所謂“雙重人格”，通常指分離性身份障礙，即不同身份狀態之間存在明顯的連續性斷裂，並可能伴隨無法以普通遺忘解釋的記憶缺口；精神分裂症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核心也不在於一個身體裏存在幾個“人格”。斯塔夫羅金顯然不屬於前者。他並非不知道“另一個自己”做過什麼，反而知道得很清楚。其內在的各個部分也沒有斷裂，而是同一個高度自覺的“我”，同時容納着太多互相沖突的東西。也因此，比所謂“雙重人格”更難解釋的，反而是這些彼此矛盾的部分爲什麼始終屬於同一個人。 斯塔夫羅金身上最核心的矛盾，或許是一種精神能力的過剩與價值能力的衰竭。一個人幾乎什麼都能理解，因此也幾乎什麼都無法真正相信。沙托夫從他那裏得到民族與宗教的激情，基裏洛夫從他那裏得到無神論，彼得幻想把他塑造成革命領袖，不同的女人又分別在他身上看見自己所愛的對象。他總能映出別人最深處的願望與信念，只是這面鏡子背後，始終沒有一個足夠穩定的中心。 普通人的惡通常還有明確理由。貪財、嫉妒、性慾、憤怒、權力慾，至少能夠解釋一個人爲什麼要做某件事。斯塔夫羅金卻常常不是因爲“想得到什麼”才作惡，他只是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做完以後會發生什麼，自己是否還能夠感覺到什麼。所以他的惡帶有一種實驗性質。他有實行各種可能性的能力，卻沒有一個足以替他排除某些可能性的價值中心。 所以，他甚至無法像一個普通罪人一樣犯罪，也無法像一個普通罪人一樣悔過。每一種感情剛出現，便立刻有另一重意識開始觀察、分析、懷疑，乃至譏諷它。愛的時候知道自己正在愛，痛苦的時候審視自己的痛苦，懺悔的時候又觀察那個正在懺悔的自己。其靈魂因此始終無法完整地投入任何一種感情與行動。到最後，連救贖本身也被過剩的反思能力一點點瓦解。 某種意義上，一個單純惡的人並不可怕，因爲他至少穩定地屬於惡。斯塔夫羅金真正令人戰慄之處在於，他同時擁有成爲聖徒與成爲惡魔的可能，卻沒有足夠的信仰、愛或責任感替自己關掉其中任何一扇門。 某種意義上，一個單純惡的人並不可怕，因爲他至少穩定地屬於惡。斯塔夫羅金同時擁有成爲聖徒與成爲惡魔的可能，只是遺憾沒有發展出足夠的信仰、愛或責任感，給自己關掉其中任何一扇門。 若自由沒有一個高於慾望與可能性的尺度，沒有一個足夠穩固的“超我”，一個人便只剩無數彼此衝突的衝動，卻沒有能夠作出最終選擇的“自我”。最後什麼都能夠成爲，因此最終什麼也不是。 斯塔夫羅金正是我。所以與其說我天生相信倫理，或只是受了倫理的規訓，不如說我很清楚，放任自己並不等於自由。

我個人感覺我目前閱讀陀氏的書，這本閱讀難度最大，甚至排在《白癡》之前，比《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罪與罰》高出好幾個層級，也是他筆下歷史爭議最大的作品。 我分別嘗試了閱讀了三個多小時上海譯文版的《鬼》和譯林出版社的這本俄文直譯本，後者讀起來確實要更順暢些。不過加繆對這個故事情有獨鍾，親手將其改編爲戲劇《附魔者》，百老匯亦將其視爲不朽的母題，可見其精神內核跨越時空的魔力。 整部作品如同一場波詭雲譎的心理風暴，講述了一羣被虛無主義“附魔”的青年，試圖在荒涼的小鎮上通過陰謀與血腥建立一種荒誕的新秩序。 核心人物斯塔夫羅金有着不可一世的魅力，內心卻是一片死寂的荒原。他們打着救世的旗號，實則在自我毀滅的泥潭裏作繭自縛，最終所有狂熱的理想都幻化成了一場光怪陸離的悲劇。 對於想要挑戰此書的人，我的建議是：不要試圖在開篇就理清所有頭緒，只需跟着那股躁動不安的氣息走下去，看人性如何在極端的真空裏異變。 這不僅是一本政治預言，更是一次對人類靈魂陰暗面的深度圍剿。當你穿透那些艱澀的對白，會發現那種對於存在意義的掙扎，至今仍讓人感同身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則說：“讀嚴肅的書；其餘的交給生活。”

被虛無主義驅動的羣魔，斯捷潘、彼得、尼古拉、瓦爾瓦納、瑪麗亞、達莎、麗莎、沙托夫、基裏洛夫、馬伕斯基、利普京、埃爾克利，等等。

讀完《羣魔》，震撼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虛無主義深淵的描繪。書中的“羣魔”並非特定時代的產物，而是人類在面對“荒誕”世界時，精神無處安放的永恆困局。 無論是沉溺空想、投身恐怖還是尋求救贖，書中人物的悲劇，根源都在於對“生命意義”的終極追問與迷失。這恰好印證了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提出的三種出路：以自殺（物理/精神）逃避，以信仰飛躍迴避，或是如西西弗般，在承認荒誕後，以持續的反抗本身來賦予生命重量。生命或許本無意義，但正是對意義的執着追尋與反抗，構成了人之爲人的全部尊嚴與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