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阿爾貝·加繆
“鼠疫就是生活,不過如此。” 在阿爾及利亞的港口城市奧蘭,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打破了人們的日常。成千上萬只老鼠暴斃街頭,隨後高燒、淋巴結腫脹的怪病迅速蔓延至整座城市,死亡成爲可見可觸的日常。加繆以冷峻的筆觸勾勒出災難中的衆生相:堅守崗位卻時刻與內心博弈的裏厄醫生、試圖用文字記錄真相的記者朗貝爾、自稱“鼠疫鬥士”的塔魯、瘋狂的小職員科塔爾……這場災難不僅是生理的瘟疫,更是存在主義困境的隱喻——當不可理喻的荒誕成爲世界的規則,人該如何自處?加繆借裏厄之口給出答案:“同鼠疫做鬥爭,唯一的方式就是誠摯。” 《鼠疫》超越了疫病與災難本身,成爲一部關於孤獨與共情、虛無與反抗、個體與羣體的現代寓言,警示着我們:當荒誕降臨,保持清醒的思考與持續的行動,便是對生命最崇高的致敬。
在北非阿爾及利亞的一座港口城市:奧蘭,城市裏突然出現大量死老鼠,起初人們不以爲意,但隨後瘟疫爆發了。 城市被迫封鎖,人們陷入了與外界隔絕的孤立狀態(想起我們新冠口罩那三年)。 面對死亡的威脅,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1、裏厄醫生:他不知疲倦地救治病人,組織防疫。 2、塔魯:一位外來者,組織了志願防疫隊。 3、朗貝爾:一名被困在城裏的巴黎記者,最初想盡辦法要逃出去追求個人幸福,後來選擇留下共同抗爭。 4、帕魯諾神父:最初將鼠疫解釋爲“天罰”,勸人順從。但在目睹一個無辜孩子痛苦死去後,信仰受到巨大沖擊,轉而加入抗疫,最終拒絕就醫,在信仰與現實的矛盾中去世。 5、科塔爾:鼠疫帶來的混亂掩蓋了他的罪行,使他感到自由和安全,因此,他是唯一不希望鼠疫結束的人,最後在解封時崩潰。 經過漫長的10個月抗爭,鼠疫終於像它來時一樣突然退去,城門重開。但加繆提醒我們,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絕,它只是潛伏了起來(好像任何一種病毒,一旦有了,就不會真正消亡)。 加繆認爲,世界本身是沒有邏輯和意義的,一場瘟疫(戰爭、災難)會毫無理由地奪走生命,這種無常和非理性就是“荒誕”。 面對註定失敗或沒有終極意義的戰鬥,我們該怎麼做?加繆給出的答案是“反抗”。這種反抗不是爲了當英雄,而是“做好本分”。裏厄醫生知道他不可能戰勝死亡,但他依然堅持治療;塔魯知道他無法消除所有的惡,但他依然組建防疫隊。 書中強調,災難會讓人孤立,但共同的抗爭會把所有人連結在一起。真正的善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說教,而是大家對苦難的“同情心”和“明智”。 摘錄: 1、世界是荒誕的,但人不能向它屈服。 2、人一旦意識到世界荒誕,即便沒有染上疫症,也平添了心病,這就是身陷圍城,心陷絕境的徵兆。 3、人人身上都潛伏着鼠疫。 4、在歷史上,鼠疫和戰爭屢見不鮮,大家都認爲,那些事情會像戰爭一樣結束,但殊不知,它們總是會捲土重來。 5、鼠疫究竟是什麼呢?鼠疫就是生活,不過如此。 6、與鼠疫作鬥爭的唯一辦法,正是正直守本分。 7、抵抗死亡的唯一辦法,就是工作。(這裏的“工作”指代你該做的事,醫生救人、記者記錄) 8、從來沒有過聖人,只有些微不足道的正直的人,這些正直的人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做些該做的事。 9、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會同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 10、那些獻身於志願防疫隊的人……其實,他們知道那是他們當時唯一能做的事情。如果當時有誰決定不參加此事才真是不可思議。 11、要想不當鼠疫患者是非常累人的,但要想不當鼠疫患者(成爲冷漠、殘忍的加害者)更累人。 12、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更糟糕。 13、一個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賭博中所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 14、據醫書所載,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絕,也不會消失,它們能在傢俱、衣被中存活幾十年;在房間、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廢紙裏耐心等待。 15、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度喚醒它的鼠羣,讓它們葬身於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們再罹禍患,重新吸取教訓。 16、如果說世上還有什麼東西值得永遠嚮往,而且有時還能得到,那就是人間的真情。 在荒誕的世界中,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荒誕,並通過反抗來創造意義。加繆認爲世界本質上是荒誕的(沒有固有的意義或目的),但我們不能因此絕望或逃避,應該像西西弗推石上山一樣,在明知徒勞的情況下依然堅持,這種反抗不是英雄主義的壯舉,而是日常的、誠實的堅守:做好本職工作,承擔社會責任,在荒誕中保持尊嚴。
讀《鼠疫》彷彿重新親歷了新冠疫情,以一個普通人的視角,再度體會災難降臨之際,人骨子裏的無助、恐慌、悲憫與脆弱。同時也能看見,絕境之中被災難喚醒的人性的善意、勇氣與執着堅守。 人類歷史上,曾發生過三次全球性鼠疫大流行,累計死亡約1.7億人,局部零星爆發更是不計其數。 心理學中有個“同情疲勞”的概念——當災難的規模超出我們的認知與情感承受極限時,人的共情反而會慢慢變得遲鈍,將目光定格在數據上,而忽視生命個體的存在和感受。 當鼠疫毫無差別地席捲而來,人的本能選擇,往往並非利他性。就像書中一心牽掛愛情、只想逃離奧蘭的記者朗貝爾;害怕牢獄之災,暗自希望鼠疫不要結束的科塔爾;還有將鼠疫視作上天懲罰、一味勸人隱忍順從的帕納盧神父。 但總有一些人,能在個人安穩與集體責任之間分清輕重,守住人性最基本的尊嚴。自發組建志願防疫隊伍、不計報酬投身抗疫的塔魯;直面疫情真相、堅守醫者本分,始終治病救人、牽頭防疫的裏厄醫生;還有默默幫醫生整理數據、包攬各類瑣碎事務的格朗。 如果說人性的惡沒有底線,那麼人性的善亦沒有上限。當疫情徹底失控,奧蘭全城長期封鎖、與世隔絕,原本大多置身事外的普通人,也紛紛加入抗爭的行列。他們拒絕向虛無和宿命低頭,以平凡人的共同堅守,守護着生命本該有的尊嚴。 加繆寫《鼠疫》,從來不止是講述一場瘟疫。他寫世間的荒誕與苦難,寫普通人在災難關口的人性抉擇,寫人類直面絕境的反抗與堅守,更提醒世人:世間的“鼠疫”從未真正消失,我們永遠不能放下警惕。
世界沒有變,人性也沒有變。 ——70多年前,加繆在《鼠疫》中寫下各種各樣的人性和本能的恐懼,就像在高清的鏡頭裏,照見了此時此刻的世界。 故事的背景在小城奧蘭,一座幾十萬居民的城市,本來正常生活,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卻突然鬧起鼠疫,全城封閉,一切就全變了。全城僅僅演繹着集體的歷史,個人命運不復存在了。以鼠疫爲象徵的命運、苦難、上帝、信仰、生與死、愛情、親情、社會、道德、善惡、憐憫、良心、責任、抗爭等等,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而與每一個普通人息息相關,需天天面對,時刻處理……‘圍城’中的一切都聽鼠疫這個瘟神的調遣,都圍着瘟神運轉,每個人都被無情得捲入這荒誕世界。 【鼠疫的肆虐,成爲人性的熔爐】 在《鼠疫》的敘事中,醫生爲防疫穿塗油防護服的舉措,被投機商人利用爲兜售劣質舊衣的商機;糧食危機下,囤積居奇的商販將必需品標以天價,加劇了貧富分化——貧困家庭爲餬口掙扎,權貴階層卻能奢靡度日。這種荒誕的生存邏輯,與1720年馬賽大瘟疫期間商人強行突破隔離、高價倒賣防疫物資的歷史如出一轍。 災難放大了社會的道德裂隙:有人以"免疫力商品化"牟利,有人藉機發國難財,而底層民衆在生存線上掙扎,形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殘酷圖景。這種集體性道德潰敗,恰如加繆所警示的——當制度失序與人性之惡共振時,災難便成爲惡的狂歡節。 【個體的軟弱無助,如何凝結成集體的鋼鐵洪流】 面對鼠疫這類災難,普通人無需追求英雄主義或聖賢之名,但必須秉持“誠摯”(做好本職工作)與責任感奮起抗擊。這種抗爭並非爲崇高虛名,而是對荒誕世界的誠實回應——不掩蓋疫情真相,不逃避同胞苦難,在“職責所繫”的驅動下堅守崗位。 如裏厄救治病患、塔魯組建防疫隊、格朗統計數據,皆因“無法習慣眼睜睜看人死去”而行動。儘管勝利可能源於瘟疫的暫時退卻而非人類的絕對征服,但正是這種“不放棄、不絕望”的持續抗爭,使普通人在承擔對他人義務的同時,於邊緣處境中淬鍊出平凡英雄的光輝。 正如加繆所言:人類真正的尊嚴,在於認清災難本質後仍選擇“不背過身去”的堅韌。 【餘燼之後,春風又生】 當城市解除封鎖的鐘聲響起,街道上重新流動着劫後餘生的身影,但塔魯倒在了防疫隊的最後防線,格朗在生死線上掙扎後僅剩遊絲般的呼吸,而始終堅守崗位的裏厄醫生,卻在城外療養院接到了妻子病逝的電報——“瘟疫的鐮刀從未因人類的抗爭而停歇,它收割生命時不分貴賤,連最虔誠的守護者也無法倖免”。 關於英雄主義的讚歌被刻意淡化,那些在隔離營裏默默統計死亡數據的格朗,在空蕩街道上運送屍體的無名者,甚至裏厄妻子臨終前未能寄出的電報,共同構成了災難的沉默墓碑。加繆坦言,科學無法解釋爲何某人能倖存而他人消逝,正如無法參透塔魯臨終前那句“我贏得了安寧”的深意——這種不確定性恰恰映射出人類面對荒誕時的無力感。 當全城陷入狂歡時,裏厄醫生凝視着歡呼的人羣,耳邊迴響着塔魯的警示:“鼠疫桿菌從未真正消失,它們蟄伏在傢俱的縫隙、手帕的褶皺裏,等待着人類重拾傲慢的時刻”。這種預言般的留白,將災難的終結轉化爲永恆的警鐘——真正的勝利不在於消滅病毒,而在於保持對人性之惡的清醒認知。 “災難”過後,生者揹負着雙重枷鎖前行:既要重建被死亡撕裂的生活,又要在記憶的廢墟上點燃不滅的火種。 “鼠疫就是生活。”這場虛構的瘟疫,最終成爲照見人類生存本質的鏡子——我們永遠在與看不見的敵人角力,而唯一能確信的,是那些在黑暗中緊握燭火的手掌! 【天災人禍帶來的社會性思考】 那麼,何爲鼠疫?——加繆說:“鼠疫有它好的一面,它使人們警醒,讓他們思考問題。”老哮喘病人則直截了當地說:“鼠疫就是生活,不過如此!” 的確,當'災難'肆虐之時,有的人不思進取,只想回到他們的安樂窩裏; 有的人失去至親,仍在孤零零地躑躅; 有的人毫不遲疑,找回了他們所失去的東西; 有的人超越現實,只爲尋求他們自己都想不清楚的結果; 還有人,負重前行,在黑暗中灑滿大愛和光明,用有限的生命去延續無限的希望。 我們就生活在這樣千奇百態的環境中,重要的是: 你是否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自己要成爲哪一類人? —— 【後記】當你知道這部‘虛構的’作品是寫於1946年,而類似的場景在2020年前後上演過,你是否會對歷史和社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文明是社會性生物的象徵之和,它是生的意志,而迅速擴散的死亡便是其天敵,如世界性環境變動,如傳染病等。 爲了適應瞬息萬變的外部環境,生命需要不斷演化;於是進化出了極其複雜的結構,並持續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 而病毒並不需要複雜的結構維持生命,因爲它並沒有生命。它的演進方向就是突破細胞的重重防禦進入細胞內部,完成自身的複製繁衍。 對於病毒來說,殺死宿主往往會中斷傳播。所以病毒傳播增殖的最優策略就是高傳染性和低致命性。很多具有這些特性的成功病毒都默默地在生物種羣內傳播。不過由於它的低致命性,所以很難引起人的注意。 病毒幾乎不會跨物種傳播,這是由病毒的感染機制決定的。病毒入侵細胞的機制是欺騙細胞膜上的受體蛋白,而不同物種之間的受體蛋白不同。 「但是病毒在海量的複製傳播過程中會發生變異,一旦變異出感染另一物種的能力,就有可能爆發出高傳染性和高致命性。」 傳染病是生靈的天災,從染上它那一刻,哪怕宿主還活着,也會立即被文明的集體性排出生者世界,正如《替罪羊》裏提到:“建立一種替代其他暴力的創始性暴力,以一人的死亡換來團體的生存”,這句話鐫刻在“生”的本能裏。 它踐踏着文明引以爲傲的道德神性與秩序,掘斷了紮根在獸性之上的虛僞繁華之花。 感染者處於將死未死的狀態,目睹自己爲社會厭棄,恐懼死亡的未知,留戀世間,他的苦痛與哀嚎可以毫無阻攔地浸染旁觀者的精神。 在醫學沒有達到基因調整層級前,消除傳染病的方法從古至今都只有那麼一種——隔離等待,所以歷史上每一次傳染病大爆發都帶來無數個體的哀歌,如《瘟疫年紀事》《島》《蒼白的騎士》…一次又一次復現。 他們沒有做錯什麼,只是生在了那裏、那個時間段,宛若古希臘悲劇裏捉弄人的命運。 「要了解一座城市,簡便的辦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勞動,如何愛並如何死亡。」 「在奧蘭如同在別處一樣,大家都沒有時間,缺少思考,不得不相愛而又渾然不覺。」 這便是現代社會的普遍困境,每個人都在忙碌,卻沒有時間去感受存在的意義,只是虛浮於表面的物質繁榮,懸浮在物品之上。 因此,加繆隱喻式批判: 「說到遺憾可能只有一點,就是城市的格局背對着海灣,因此不可能眺望海景,必須越過山巒去尋找。」 “大海”在加繆的哲學中象徵着幸福,這就是象徵着人類的囚徒困境,與幸福毗鄰,卻無暇獲取。 幾位主角其實是不同思想的化身,與醫生的交談亦是爭奪人的主體—— 科塔爾:由於犯罪而自殺未遂,代表了一種極端虛無主義;只是因爲“犯罪”便對世間一切都失去了興趣,鼠疫的混亂反而使得他的內心更爲寧靜。 格朗:城市編外公務員,熱衷於文學創作,常常因爲措辭而苦惱糾結;他就是一個在自己崗位兢兢業業地普通人,代表着生活中大多數。 塔魯:旅居奧蘭,展現的是歷史性,他一直生活在極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試圖尋找一種內心的安寧,追求一種超越性的價值理念,實際上是近代理性主義的代表。 朗貝爾:唯我的自由主義記者。 帕納盧神甫:虔誠宗教的代表,但面對極端天災也會迷茫,最後堅定信仰的純粹。 「居民終於知道了那是怎麼回事,儘管有巡邏隊禁止閒人走上峭壁的路段,三五成羣的人還是溜進俯瞰大海的巖壁之間,往經過的電車上拋鮮花。」 而醫生裏厄其實就是人的本質,在鼠疫這樣極端的環境中,人能夠以反抗者的身份打破這種平淡的生活,這就是加繆的存在主義,正如無數個體的哀歌必然會伴隨無數個體的光輝。 「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東西總歸是多於值得蔑視的東西。」 鼠疫不僅僅是一種傳染病,亦是一種社會思潮的象徵,轉化與隔離,新舊思想的交替,形成羣體的個體必然會有遺落爲羣體所排斥。
加繆的筆有一種奇特的溫度,不冷也不熱。他描述死亡像描述天氣,描述絕望像描述街景。這種剋制本身,或許就是抵抗。他不賦予苦難過分的悲壯,也不給予希望廉價的承諾。裏厄最後說,他只想做一個真正的人。在巨大的非理性面前,保持理性;在無邊的黑暗裏,完成職責;在失語的狀態下,誠實記錄。 合上書時,窗外正在下雨。我忽然想起書裏一個很小的細節:守夜人發現第一隻死鼠的那個清晨,天空是“一種不尋常的柔軟藍色”。災難開始的日子,天氣往往很好。而瘟疫退去後,倖存者們站在碼頭上迎接歸來的親人,海風裏混雜着淚水的鹹味和消毒水刺鼻的氣息——兩種截然不同的氣味,卻屬於同一個春天。 或許鼠疫從未真正離開。它只是暫時退回陰影裏,耐心等待下一次,人們忘記它的時候。而記得的方式,不是時刻準備着戰鬥,而是繼續生活,繼續愛具體的人,繼續在普通的早晨喝一杯咖啡,繼續修改一個永遠寫不完的句子。 就像裏厄最終明白的那樣,英雄主義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誠實,以及在誠實基礎上的堅持。堅持測量體溫,堅持記錄數字,堅持在送別朋友時忍住眼淚,畢竟工作還沒有做完。 鼠疫桿菌會休眠,會隱藏,會在傢俱裏、衣櫃裏、舊書裏等待。而人能做的,或許只是不讓心變得同樣適合它居住。在看似正常的年月裏,保持某種不適感;在集體歡呼的時候,記得獨自沉默的權利;在語言被磨損得光滑時,繼續尋找那些粗糲的、準確的詞語。 畢竟,下一次老鼠出現在街頭時,第一個看見它的人,可能正趕着去上班,腦子裏想着麪包的價格,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正站在某個開端。而所有的歷史,所有的災難,所有宏大的敘事,最初都始於這樣一個平常的、未被察覺的瞬間。
作者認爲格朗是唯一的英雄,而不是裏厄或者是塔魯,一開始我想不明白,我覺得格朗和塔魯相比,我覺得塔魯會更“偉大”一點,就更不用說醫生了,我最喜歡醫生了這本書,但是後來我看了你的分析以及隨着對這本書理解的深入我發現不能這麼比,加繆在鼠疫裏描寫的人物都是普通人,而格朗就是最接近我們所有人的普通人,是最具普遍意義的普通人,他沒有做什麼很厲害的事,只是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做着該做的事情(平時是這樣,但面對鼠疫的時候格朗還是比很大一部分人都勇敢,這裏說他沒做什麼很厲害的事是相較於裏厄和塔魯甚至記者而言,可能並沒有那麼出色),但重要的在於他的這種“做”沒有任何理由相對於前兩個而言,裏厄是因爲他是醫生,職責所在,是爲了誠實,而特魯是因爲道德觀,是爲了安寧,如果在意義層面上也許他們更崇高,更偉大,但站在普通人層面而言格朗就是英雄,他接受了一切就是這麼做着,再結合加繆對於英雄主義的觀點(個人理解):應該歸還英雄主義其次要的地位,就像你解讀的英雄主義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他應該在幸福之後,我們要稱讚英雄主義,他們在災難面前能超出常人夠挺身而出,但也不用那麼過度,也就是說英雄主義值得尊重,但不需要被神化。 加繆說"歸還英雄主義其次要的地位"——不是貶低,是糾正。糾正一種衝動:把災難中挺身而出的人捧成聖人,然後心安理得地覺得"世界有他們就夠了"。 這種衝動有兩個問題。 第一,它讓普通人覺得自己不必負責。"那是英雄做的事,不是我做的。"但格朗證明了不是這樣。他就是一個普通職員,他在做。如果格朗能做到,憑什麼你覺得你做不到? 第二,它模糊了真正重要的東西。英雄主義的目的是什麼?不是英雄主義本身。是讓人能重新幸福。裏厄想要的不是勳章,是城門打開,人們不再死於瘟疫。如果把英雄主義本身當成目的來歌頌,就等於忘了爲什麼而戰。 所以加繆說:英雄主義在幸福之後。幸福是目的,英雄主義是爲幸福開路的手段。手段是必要的,但別把手段當成目的來膜拜。
依舊打不行博眼球。大家請速速轉戰新上架的顏湘如版翻譯 正經評論:施工到第三部快結尾燃盡了……憤而再搜之發現嗯?怎麼有新譯本?遂跑路。這版嚴格來說大概是65-70分的翻譯吧,沒有到罪大惡極的地步但是挺多地方也讓我怪生氣的。不過驚豔之處也不是沒有,且我私心還挺喜歡這個文風,瑕瑜參半吧唉😮💨但總之接下來不用喫苦了,另一版見👋
看完了《平面國》再來看,那是一直什麼體驗? 《鼠疫》以醫生貝爾納·裏厄的視角,冷靜而深刻地敘述了一座城市被瘟疫籠罩後的日常與異常。在這場災難中,折射出人類面對極端困境時所展現的複雜人性與社會百態。 文中不僅探討了災難之下的個體與集體命運,也交織着希望的哲學思考。透過文字,可以感受到加繆作爲知識分子的清醒、悲憫與道德責任感。 作品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 裏厄醫生,理性而堅韌,不寄望於宗教或宏大敘事,只專注於職責與抗爭,在極限中守護着人性的溫度; 記者朗貝爾,最初一心逃離疫城與愛人團聚,卻在最終有機會離開時選擇留下,完成了從“局外人”到“承擔者”的轉變; 塔魯,一個自我放逐的理想主義者,試圖通過志願服務抵達內心的聖潔與安寧; 小職員格朗,平凡卻高貴,在困頓中依然堅持善意的細節,象徵着普通人的尊嚴與堅守; 帕納魯神父,即使信仰受到衝擊,仍沒有退出現實的苦難,而是選擇與衆人一同承擔; 以及柯塔爾,藉由災難謀取私利,甚至不願鼠疫結束,成爲書中道德反照的陰影。 這些角色共同構築了一幅危機之下的人類羣像,也讓我們反思:當異常成爲日常,我們該如何生存、如何選擇、如何保持良善。
在災難面前,每個人的渺小與堅韌的真實感。普通人的恐懼、麻木、掙扎,還有那些默默堅守的善意,都讓人覺得沉重又有力量,就像在看一場平凡人對抗無常的戰鬥。就像疫情的精準預演:奧蘭從死老鼠被無視到全城封鎖,和疫情初期的“僥倖—官宣—封城”如出一轍。從隔離、物資緊張、數字焦慮、思念親友、從恐慌到麻木再到習以爲常,這些我們都曾經歷過。唯一的不同是大部分和家人一起隔離,而我和我身邊同事確實奮鬥在一線。半夜敲門和凌晨的採核酸,同事照顧讓我在採樣時候能和家人短暫相遇, 災難從不是“一次性劇情”,而是反覆考驗人性的鏡子;普通人的“好好做事、好好待人”,從來都是最可靠的力量。珍惜日常,敬畏自然。
如果《局外人》描繪了“個人”面對荒誕的處境,那麼《鼠疫》則描繪了“羣體”面對巨大災難(即荒誕的具象化)時的選擇。鼠疫之城奧蘭,就是一個被荒誕命運囚禁的世界的縮影。 這是加繆思想的深化和實踐。面對無差別的、不公的災難(鼠疫),主角里厄醫生、塔魯等人選擇了反抗。這種反抗不是英雄主義的勝利,而是“一種人類尊嚴的見證”。它強調,即便知道鬥爭可能徒勞,也要選擇行動。更重要的是,這種反抗不是默爾索式的孤獨抗爭,而是通過與他人聯結,通過承擔對同胞的責任來實現的。從《局外人》到《鼠疫》,標誌着加繆從個人的覺醒走向了集體的、富有同情心的行動。 1. 直面荒誕(《局外人》):誠實地承認世界是無意義的,不自我欺騙。 2. 奮起反抗(《鼠疫》):以團結和責任感爲武器,在看似徒勞的鬥爭中確證人的價值。 3. 擁抱生命(《我身上有個不可戰勝的夏天》):反抗的動力源泉,是對生命熾熱的愛。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人類精神中那種對光明和夏天的記憶與信念,是任何寒冬都無法摧毀的。 他不是一個悲觀的存在主義者,而是一個充滿激情的荒誕主義哲學家。他告訴我們,世界是冰冷的(荒誕),但我們可以選擇做一團火焰(反抗),而這團火焰的燃料,正是我們心中那個“不可戰勝的夏天”。他的作品,最終是指向希望、尊嚴和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