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通識課（全新版）

《西南聯大通識課》是一套凝聚着西南聯大教育精華與學術風采的叢書。全套共七冊，包含文學課、國史課、哲學課、文化課、詩詞課、古文課、國學課。由陳寅恪、張蔭麟、馮友蘭、朱自清、傅斯年等15位西南聯大著名教授的講義和文章編校而成。 在文學課上，聞一多講《詩經》，帶領學生領略古典文學的魅力，讓大家看到古代文學作品中蘊含的豐富情感與文化內涵；汪曾祺深受薰陶，也在這樣的文學氛圍中成長爲文學大家。國史課以時間爲軸，從夏商周講到清朝滅亡，陳寅恪、張蔭麟、吳晗、雷海宗四位大師把五千年古代中國歷史講得透徹清晰，讓學生能系統地瞭解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哲學課上，大師們探討哲學與人生的諸多問題，引導學生思考世界的本質、人生的意義等深刻命題，幫助學生構建起自己的哲學思維體系。詩詞課上，羅庸講唐詩，浦江清講宋詞，帶領學生領悟詩詞之美，感受古人的情感世界和審美情趣。古文課則沿着古文的發展脈絡，讓學生清晰地感受中華文脈的內在變化，體會古代文人的智慧和語言藝術。國學課包含了豐富的傳統文化知識，湯用彤等大師引領學生走進國學的廣闊天地，瞭解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文化傳承。文化課則綜合了多方面的文化知識，讓學生全面瞭解中國文化的各個層面。 《西南聯大通識課》的主題，就是通過多學科的知識傳授和思想啓迪，培養全面發展、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獨立思考能力的“通才”。 閱讀《西南聯大通識課》，彷彿穿越時空，走進了西南聯大的課堂，與大師們對話，與知識和智慧相擁。它讓我們明白，教育不僅僅是傳授專業知識，更是培養健全人格、提升綜合素養的過程。在當今這個信息爆炸、專業分工日益精細的時代，我們更需要這樣的通識教育來拓寬視野、豐富內涵。它提醒着我們，要珍視傳統文化，從古代經典和大師的智慧中汲取力量，以滋養我們的心靈，讓我們在面對複雜多變的世界時，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獨立的思考，不隨波逐流。同時，也讓我們看到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西南聯大的師生們對知識的追求和對文化的堅守，這種精神激勵着我們在學習和生活中，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要保持對知識的渴望和對理想的執着，努力提升自己，爲傳承和發展人類的文明貢獻自己的力量。

"合本子注"是中國近代史學大師陳寅恪提出的文獻整理方法，特指對漢譯佛經不同譯本進行匯校比較的學術實踐。其核心是通過並列多個譯本並添加註解，辨析文本差異，追溯佛經原義和歷史流變。 本書集南渡大師名篇彙編成冊本是“合本”好事，但卻不事“子注”以明出處，非疏漏，實故意爲之。註明出處是編者的基本學術倫理規範，彙編冠以《第一課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詩經》主講人 朱自清》爲例，顯然是對原著不加說明篡改。原文出自朱自清《經典常談》，《說文解字第一》……《詩經第四》，此乃出版大忌。往輕裏說是職業道德層面的墮落無品，往重裏說法律合規層面涉嫌學術不端。 以《西南聯大通識課（全新版）》具體段落爲例，揭示了一個隱蔽問題：經典文本在彙編過程中的“身份喪失”。朱自清的《經典常談》本是系統論述，編者抽離其中章節並更換標題後，其原始語境（如與《說文解字》等章節的關聯性）被徹底抹除。這種碎片化處理若無標註，無異於對學術脈絡的割裂。打着大師課之名行閹割肢解大師之實。故此不再予評論。

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那些在戰火紛飛年代裏堅持講學的先生們，用生命詮釋了什麼是真正的文化傳承。翻開泛黃的書頁，彷彿聽見朱自清講《詩經》時的溫潤嗓音，看見張蔭麟論史時的犀利目光。他們教會我們的不僅是知識，更是一種在困境中依然保持思想自由的精神姿態。如今太多人沉迷碎片信息，卻忘了文明需要系統性的沉澱。從甲骨文到白話文，從《楚辭》到《紅樓夢》，中華文化從來不是博物館裏的標本，而是流動在血脈裏的基因。

人類必須適應日新月異的環境，進步就是由環境的不斷改變和人類適應新的環境產生的。 我們中國人對科學的用途是欣賞的，但是對爲科學而科學的觀念卻不願領教。中國學者的座右銘就是“學以致用”。 吳晗：歷史上的政治家經常提到的一句話是：“有治人，無治法。”意思是徒法不足以爲治，有能運用治法的治人，其法然後足以爲治。就歷史的例證看，有治人之世是太平盛世，無治人之世是衰世亂世。因之，有些人就以之爲口實，主張法治不如人治。反之，也有人主張：“有治法，無治人。”法是鑑往失，順人情，集古聖先賢遺教、全國聰明才智之士的精力，窮研極討所製成的。法度舉，紀綱立，有賢德的領袖固然可以用法而求治，相得益彰，即使中才之主，也還可以守法而無過舉。法有永久性，假定是環境不變的時候，法也有伸縮性，假定環境改變了，前王后王不相因，變法以合時宜所以成后王之治，法之真精神真作用即在其能變。所謂變是因時以變，而不是因人以變，至於治人則間世不多得，有治人固然能使世治，但是治人未必能有治人相繼。 治人不世出，治人之子不必賢，而治人之子卻依法非治國不可，這是君主世襲制度所造成的人治論者的致命打擊。法治論者的缺點和人治論者一樣，以法爲治固然是天經地義，問題是如何使君主守法，過去的儒家法家都曾費盡心力，用天變來警告，用人言來約束，用諫官來諫諍，用祖宗成憲來勸導。可是這些方法只能誘引中才以上的君主，使之守法，對那些庸愚剛愎的下才，就無能爲力了，法無廢君之條，歷史上偶爾有一兩個例子，如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都是不世出的驚人舉動，爲後來人所不敢效法。君主必須世襲，而世襲的君主不必能守法，雖有法而不能守，有法等於無法，法治論者到此也技窮而無所措手足了。 就歷史的教訓以論今日，我們不但要有治法，尤其要有治人。治人在歷史上固不世出，在民主政治的選擇下，卻可以世出繼出。治人之養成，選出罷免諸權之如何運用，是求治的先決條件。使有治法而無治人，等於無法，有治人而無治法，無適應時宜的治法，也是緣木求魚，國終不治。 治人與治法的合一，一言以蔽之，曰實行民主政治。 文學分二種：（一）民間文學；（二）文人文學。民間文學的影響很大。外國文學以言語爲主體，中國文學以文字爲主體。中國文字與言語之間有一點距離，從來如此。中國文學以文字爲工具，唯民間文學與言語較親近。現在覺得近言語的白話文學的地位很高。 漢代司馬遷的《史記》纔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統的史書。他創造了“紀傳”的體制。他的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五十多萬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數，三十取《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的意思，表示那些“輔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史記·自序》）；七十表示人壽之大齊，因爲列傳是記載人物的。這也是用數目的哲學作系統，並非邏輯的秩序，和《呂氏春秋》一樣。這部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剪裁與組織見長。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貢獻，還在描寫人物。左氏只是描寫事，司馬遷進一步描寫人；寫人更需要精細的觀察和選擇，比較的更難些。班彪論《史記》“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後漢書·班彪傳》），這是說司馬遷行文委曲自然。他寫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盡；他的悲憤的襟懷，常流露在字裏行間。明代茅坤稱他“出《風》入《騷》”（《史記評林》總評），是不錯的。 梁昭明太子在《文選》裏第一次提出“文”的標準，可以說是駢體發展的指路牌。他不選經、子、史，也不選“辭”。經太尊，不可選；史“褒貶是非，紀別異同”，不算“文”；子“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辭”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選的只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之作。“事”是“事類”，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選在他的書裏。這種作品好像各種樂器，“併爲入耳之娛”；好像各種繡衣，“俱爲悅目之玩”。這是“文”，和經、子、史及“辭”的作用不同，性質自異。後來梁元帝又說：“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盪。”（《金樓子·立言》篇）這是說，用典故、有對偶、諧聲調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這種“文”大體上專指詩賦和駢體而言；但應用的駢體如章奏等，卻不算在裏頭。漢代本已稱詩賦爲“文”，而以“文辭”或“文章”稱記言、記事之作。駢體原也是些記言、記事之作，這時候卻被提出一部分來，與詩賦並列在“文”的尊稱之下，真是“附庸蔚爲大國”了。 演釋古人的話的有“故”“解”“傳”“注”等。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叫作“故”。演釋原來辭意，叫作“解”。但後來解釋字句，也叫作“故”或“解”。“傳”，轉也，兼有“故”“解”的各種意義。如《春秋左氏傳》補充故事，兼闡明《春秋》辭意。《公羊傳》《穀梁傳》只闡明《春秋》辭意——用的是問答式的記言。《易傳》推演卦爻辭的意旨，也是鋪排的記言。《詩毛氏傳》解釋字句，並給每篇詩作小序，闡明辭意。“注”原只解釋字句，但後來也有推演辭意、補充故事的。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釋辭意，大抵明白易曉。《春秋》三傳和《詩毛氏傳》闡明辭意，卻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所以支離破碎，無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該有大出入，但因對於辭意的見解不同，去取字義，也有各別的標準。注辭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實在是發揮老、莊的哲學；郭象注《莊子》，更是借了《莊子》發揮他自己的哲學。南北朝人作羣經“義疏”，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響，一面也是翻譯文體的間接影響。這稱爲“義疏”之學。 王靜安《人間詞話》雲：“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古人爲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飲酒·其五   ［晉］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唐］李白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蘇軾以爲文學要“達”。他說：“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能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答謝民師書》）蘇軾詩歌縱橫曲折，無不能達。正如趙翼謂：“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並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就是說他的詩能夠爽快達意，達他人所不能達者。蘇軾雲：“某平生無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和子由澠池懷舊》） 《臨江仙·夜歸臨皋》詞中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宋］蘇軾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綠樹聽鵜鴂，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 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賀新郎·送茂嘉十二弟》辛棄疾 無憂無懼，便是知命樂天，孔、顏樂處在此。到此境界，豈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是素位而行，無人而不自得，聖人之從容中道蓋如此。然究其極，亦只是做到了盡心率性，並非於人生本分外有所增加，極高明亦不過道中庸而已。 這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我民族二千年來涵濡於這精神之中，養成了一種大國民的風度。那便是寡慾知足、自強不息、愛人如己、敏事慎言的美德。我民族所以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屹然立於不敗之地，全靠了這一副哲人精神爲其自信力。發揚這一種精神，便成爲全人類共同的信念，是我民族的責任，應該當仁不讓的。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故《韓非子·解老》雲：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 道爲天地萬物所以生之總原理，德爲一物所以生之原理，即《韓非子》所謂“萬物各異理”之理也。《管子·心術上》雲：“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職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無別也。” “功”“利”乃墨家哲學之根本意思。《墨子·非命上》雲：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故尊君權，重法治，禁私學，乃當時現實政治之自然趨勢。法家之學，不過將其加以理論化而已。貴族政治破壞，人民在農商方面，皆自由競爭，而富豪起。此亦當時社會經濟之自然趨勢，法家亦以理論擁護之。 但在另一種的歷史研究裏，我們的對象是一個廣大的史實的庫藏，也許窮個人一生之力亦不能把它的內容完全登記。即使它的內容完全被登記，也沒人願意把這記錄一讀。即便有人願意把這記錄一讀，也苦於目迷五色，茫無頭緒。在這種情形之下，史家在敘述裏必須把所知道的史實大加省略。他所省略的，也許要比他所採取的多幾百千倍。從過去史家的著作看來，這種去取似乎沒有什麼客觀的標準。沒有兩個史家對於同一歷史範圍之選擇的敘述在題材上會有大致的符合。所謂“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不能贊一詞”；所謂“成一家之言”；至少有一部分是表示這事實。無怪弗勞德（Freude, 19世紀英國史家）把歷史比於西文的綴字片，可以任隨人意，拼成他所喜歡的字了。但我們不能以這樣情形爲滿足。 固然中國人也講“格物致知”，但那隻被當作“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手段，而不被當作究竟的目的。而且這裏所謂“知”，無論照程朱的解釋或照王陽明的解釋，都是指德行之“知”，而不是指經驗之“知”。王陽明的解釋不用說了，程伊川說：“知者，吾所固有，然不致則無從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又說：“聞見之知，非德行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行之知，不假見聞。”“致知”所致之“知”，爲“吾所固有”，即“由內”，而“不假見聞”，即德行之知也。朱子講致知，是“竊取程子之意”的，其所謂“致吾之知”當然即是致“吾所固有”之知了。實踐價值的側重在宋明的道學裏更變本加厲。在道學家看來，凡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明顯關係的事，都屬於“玩物喪志”之列。“學如元凱方成癖，文至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卻師顏氏得心齋！”這是道學家愛誦的名句。 凡比較複雜的實用的發明，都是（或包含有）許多本來無實用的發現或發明的綜合或改進。若對於無實用的真理不感興趣，則有實用的發明便少所取材了。這個道理，一直到現在，我國有些主持文化、學術或教育事業的人，還不能深切體認到。 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說     ［德］馬克思 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飢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爲代價換來的。隨着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爲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爲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彷彿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爲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爲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爲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爲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係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有些黨派可能爲此痛哭流涕；另一些黨派可能爲了要擺脫現代衝突而希望拋開現代技術；還有一些黨派可能以爲工業上如此巨大的進步要以政治上同樣巨大的倒退來補充。可是我們不會認錯那個經常在這一切矛盾中出現的狡獪的精靈。我們知道，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很好地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來掌握它們，而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機器本身一樣，是現代的產物。在那些使資產階級、貴族和可憐的倒退預言家驚慌失措的現象當中，我們認出了我們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兒羅賓，這個會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榮的工兵——革命。英國工人是現代工業的頭一個產兒。他們在支援這種工業所引起的社會革命方面肯定是不會落在最後的，這種革命意味着他們的本階級在全世界的解放，這種革命同資本的統治和僱傭奴隸制具有同樣的普遍性質。我知道英國工人階級從上世紀中葉以來進行了多麼英勇的鬥爭，這些鬥爭只是因爲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把它們掩蓋起來和隱瞞不說纔不爲世人所熟悉。爲了報復統治階級的罪行，在中世紀的德國曾有過一種叫作“菲默法庭”的祕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畫上了一個紅十字，大家就知道，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決。現在，歐洲所有的房子都畫上了神祕的紅十字。 歷史本身就是審判官，而無產階級就是執刑者。 中國之學人，以儒立身，以道處世，近年以來加上了一項以科學處事。美國本年6月份《幸福》雜誌，以幽默的口氣，謂臺灣有人對美國人說，臺灣的建設靠三子：一孔子，二老子，三鬼子。問什麼叫鬼子，則笑謂洋鬼。 中國哲學的目標是安定。求進步？算了吧——進步勢將招致對現狀的不滿，不滿現狀則會破壞安定，中國人很滿意現實世界，從來不想對大自然做深入的探討。中國未曾發展自然科學，只是因爲她根本無意於此。 進化論的另一面則被應用於歷史上，照中國過去學者的歷史觀，世運是循環的。受了達爾文學說影響以後，他們相信世運是依直線進行的，不進則退，或者停住不動。這種歷史觀的轉變，對中國學者對進步這一觀念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道德宇宙不可能產生理智宇宙的果實，理智宇宙也不可能產生道德宇宙的果實。科學之果只能在理智之園成長，在基督教教條或中國的道德觀念之下，不可能產生任何科學。 朱熹的《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英國人有一句話，說：在我們思想的時候，人生就是喜劇，在我們感覺的時候，人生就是悲劇，悲劇是要人感覺的，所以作家在語言方面，要繪聲繪影，直接用感情去打動觀衆，不能用理智去說服觀衆。

終於讀完了，其實大部分是聽完的，我覺得這本書特別適合用邊角料時間聽一聽。我才疏學淺因此見識粗陋哦，這是民國的學問大咖的講義，首先讀了這本書你就知道爲啥中小學語文課本爲啥選那些詩 文了，調子這裏定的。其次就是他們果然是學貫中西的大家，且個性鮮明，撲面而來濃濃的民國風味，相比讀過的那些他們的作品，這些講義更能讓我感受到他們，這也是我讀這本書的目的，非爲學問而來只爲情懷。我其實挺看重民國生機盎然的文化環境和那些個性鮮明活靈活現的文人的，雖然我啥也不是。

說實話我是沒看完，挑着感興趣的或是感覺好讀的部分讀了讀。 讀的過程中我就產生了一個疑問（直到放下不再讀了也沒弄明白），那就是這本書的目標讀者到底是誰？由於成文年代已經比較久遠，全書又是各名家文章的合集，有的部分讀起來還比較平順，有的部分就詰屈聱牙，而從文本傳達出的思想來看，在當時那個歷史情景下可能還算是貼切的，但到了今天恐怕多少有點不匹配，更不用說有些只能算是一家之言。

選題很廣，可是要麼概述，要麼選節，繁雜不精。不是書不好，不太適合現在的我讀。比如朱自清講《詩經》（可以先讀駱玉明解注本），就像是一個評述，綱常，而不是闡釋詩文。（沒有一定的國文基礎，不太能看懂。） 所以，建議可以先讀一些相關基礎書籍，比如《駱玉明古詩詞課》，講述較通俗詳細。

朱自清在解釋《周易》的這篇講義中是存在錯誤的。根據《河洛理數》記載，“易”應當是“日”“月”二字的變性和重組，而朱自清卻將它解釋爲“簡易”。

讀前還以爲是發現了西南聯大通識課課本，重新排版印刷呢！沒想到用西南聯大諸師之名集成骨架，再從其名下選範文，繼而編輯註釋、翻譯、擴展閱讀…特別是擴展閱讀選擇範圍竟可以是西南聯大之後的，不可思議！

本來想給一個五星評價，但發現掛羊頭賣狗肉，有違聯大信譽，這是我最不喜歡的行爲，評四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