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與返場：當代文學的當下性與歷史化研究

中國化立場與傳統化路徑（批評前沿） ——評王仁寶《在場與返場》 段玉亭《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0507第7版:文學觀察) 　　當代文學的時代性特質要求研究者關注文學現場，而當代文學的經典化需求則要求研究者儘量重返歷史語境。如何兼顧“當下性”和“歷史化”，是研究者面臨的學術命題。青年學者王仁寶的新著《在場與返場：當代文學的當下性與歷史化研究》（作家出版社出版，下稱《在場與返場》）既是對其個人學術道路的梳理，也是對這一學術命題的回應。 　　新時代文學作爲當代文學的當下性狀態和時代化呈現，成爲該書關注的重點。作者不僅從文學資源的角度概述了新時代長篇小說的“古典化”與“本土化”創作傾向，還重點分析了新時代鄉土小說的創作特徵與典型樣態。作者認爲，新時代鄉土小說既是對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社會歷史實踐的回應，又是對農村題材小說等既往鄉土文學傳統的繼承，並提煉出新時代鄉土小說轉化傳統的內在邏輯與深層機制，回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時代命題。在呈現新時代鄉土敘事形態時，作者一面闡述新山鄉鉅變小說與新時代鄉村建設政策的關聯及其歷史化、民族化取向，一面突破文體與媒介束縛，將“三農”短視頻納入視野，展現新鄉土敘事的藝術新變，並挖掘出新山鄉鉅變小說與“三農”短視頻這兩種鄉土敘事形態在呈現中華美學精神上的一致性，以及後者潛在的新大衆文藝因子。該書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既與作者的農村生活經歷和審美閱讀偏好有關，也體現出作者敏銳的學術眼光。 　　作者在論述新時代文學現象時，並未將其孤立看待，而是將其置於中國與世界文學的歷史場域中，釐清中國古典文學、外國文學與新時代文學之間或隱或顯的聯繫，引導我們在更爲悠長的歷史與宏闊的空間中審視中國當代文學。作者一方面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對《堂吉訶德》《人間喜劇》《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國文學敘事資源的吸收，另一方面探究以《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爲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對中國現當代小說敘事模式與風格建構的影響。不僅如此，在外國文學傳統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之外，論著還梳理了20世紀文學對中外文學傳統進行中國化、時代化的創化以後所形成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傳統及其分支。可以說，對傳統資源問題的重視貫穿論著始末。比如，在分析新時代鄉土小說對農業合作化小說傳統的轉化時，著者從時代性、人民性、民族化三個方面對農業合作化小說傳統進行了闡釋與建構，歸納出新時代鄉土小說創化傳統的三重維度。在分析朱天文長篇小說《巫言》時，作者從敘事結構、敘事機制、敘事文體等方面找尋作品與《儒林外史》、張愛玲作品、韓少功作品之間的關聯。《在場與返場》以中外文學傳統的現代轉化爲研究路徑，在文明互鑑、文化傳承的視野中高揚文化主體性，彰顯當代文學研究的中國化立場與傳統化路徑。 　　正是這種“新”視野與“舊”路徑的交融，使得該書對作品、作家、現象的研究呈現出內斂與開放的特徵，既將這些對象作爲自足的文學本體進行精細化闡釋，又將其放置於歷時性和共時性的文學譜系中進行歷史化闡釋。 　　《在場與返場》試圖突破新與舊、古與今、中與西的時空隔膜，實現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融通，同時借鑑戲劇、美術、音樂等學科的方法與視角。這不僅是對新時代“大文科”建設這一學科理念的呼應，也是對學界提倡的“大文學觀”的實踐。 　　經由“在”與“返”的路徑，抵達囊括萬象的文學“場”，《在場與返場》的書名點出了作者的學術抱負，彰顯出青年學者的學術勇氣。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