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隨講詩經

顧隨先生對《詩經》的解讀，跳出了傳統經學的窠臼，直指文學與生命的本真。顧隨先生重新定義“興”，是從修辭手法到生命感發。他激烈反對漢儒將“興”強解爲“美刺”“譬喻”，直言“興，湊韻而已，沒講兒”，像《關雎》開頭的“雎鳩”，就是起個頭，讓下文不顯得突兀。將“興”從一種創作技法，提升爲一種生命狀態——“起情”。意思是外物偶然觸動內心，讓沉寂的生命重新活躍起來。他強調，讀詩不是考據名物，而是要借古人的詩，“從自己胸襟中流出”新的感受，也就是他常引用的“告諸往而知來者”，這纔是“可以興”。顧隨用“情操”二字貫穿全書，認爲《詩經》教人如何安頓情感。“操”是駕馭。“操”就是“六轡在手”，是理智對情感的駕馭，但不是壓抑，而是“發而皆中節”，在極端的喜怒哀樂中，找到一個“恰好”的度。他特別推崇《邶風·終風》《穀風》這些寫棄婦、遭冷遇的詩，認爲在“精神受了重壓之下，氣都喘不出”時，還能寫出“舒以長、哀以思”的句子，這纔是真正了不起的溫柔敦厚，是最高級的情操。 他還區分了僵化的“詩教”（道德訓誡）和鮮活的“詩義”（文學精神）。“思無邪”即“誠”。他認爲“無邪”不是思想純正，而是情感“直”與“誠”。只要發乎真心，哪怕是怒罵（如“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也是詩。同時，詩是“向上的”。他引用《禮記》“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認爲真正的詩人寫詩“不必藏之名山”，而是內心不得不發的生命力，引人向前、向光明。即使寫孤獨寂寞，如《小弁》的“哀吾生之無樂”，寫出來後，作者也得到了“法喜”的滿足，這本身就是一種昇華。 顧隨講《詩經》始終帶着強烈的批判精神，爲“詩”恢復文學身份。他反對“鬼附體”，他痛斥《詩序》“《關雎》，后妃之德”是“鬼話”，說後人不敢打破傳統，是“腦中有鬼”。他直言《詩經》就是古代的“童謠、山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並且他重新評價註疏，他肯定宋儒有腦子，但仍批評他們“擺不脫‘后妃之德’”；肯定方玉潤接近真相，但仍“打不破傳統思想”。他的解讀，意在將這些詩從道德枷鎖中解放出來。 顧隨先生認爲，詩與哲學的頂點是相通的。他說“詩人是寂寞的，哲人也是寂寞的”，區別在於詩人“欣賞寂寞”，哲人“處理寂寞”。最高的詩人是見道者。他比較屈原、蘇軾、陶淵明，認爲陶淵明最高，因爲他是“詩人而見道”，在棄世與世棄之間達到了自得，不像東坡有時流於“自喜”。他認爲魯迅先生有詩人的反抗精神，能與社會挑戰，這在中國傳統詩人中極爲少見，因此格外推崇。

感覺一般。作者不同的書中，觀點也不一樣。有時候說這個好，有時候說那個好，不過這反而顯得真實，講課時有時隨口而出，前後可以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