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正龍等
本書選擇文學活動中的十四個基本問題爲章節結構全書,融問題導論、研究論文及導讀、延伸閱讀、問題與思考、研究實踐爲一體,以圖架構一箇中西對話、古今對話和師生對話的平臺,體現了全新的教學理念與教材理念。本書適宜作大學中文系本科生文學理論課程教材及文藝學與相關專業碩士研究生的學術啓蒙讀物。
--------------鉅細靡遺的重點清單------------- L1.反映論、形式主義、以文學活動中的“基本問題”爲中心、文化論的文學理論(概述) L2.模仿論與反映論、實用論、表現論、客體論、遊戲論、文化論 L3.工具語言觀、形式語言觀、社會語言觀、存在語言觀;隱喻、反諷、含混 L4.中國文學分類的演變、西方文學分類的三分法;詩歌、小說、戲劇、新興文體與反文體 L5.經典敘事學、後經典敘事學 L6.主題與母題(愛情、戰爭、死亡);形象(俠客、灰姑娘) L7.作者觀念的變遷(從意圖決定論到反意圖論、作者的隱退與迴歸);童年記憶與生平經歷;作者的觀察、想象與靈感;互文性與影響的焦慮 L8.閱讀理論的變遷(期待視野與召喚結構、誤讀、徵候閱讀、對位閱讀);文本空白與意義建構;中國古代閱讀理論(言意象關係與意在言外、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閱讀的社會功能 L9.文學與政治(文學中的公共政治和微觀政治、文學與意識形態);文學與道德(道德訴求、自省與反思、判斷的特點與侷限與超越、與惡);文學與歷史(歷史的文學性與文學對歷史的表徵、文學中的歷史判斷、作爲文學批評的文史互證);文學與經濟(物質發展推動文學發展、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係);文學與宗教(文學的終極關懷、文學對宗教的批判);文學與制度(藝術界、文學場) L10.數字文學與“故事的變身”;後人類主義思潮與科幻母題;作爲“世界文學”與“文化工業”的文學生產 L11.文學研究方法論概說、馬克思主義方法、形式主義方法、結構主義方法、文學地理學方法 L12.解構批評;東方主義與後殖民批評;女性主義方法;文化研究(興起與文學理論的邊界擴張、趨勢與得失)
讀得很累,涉及了太多交叉學科,要看的話,建議還是嚴守文學與文化之別,非文學的部分沒必要讀,畢竟很少有人能知道全部交叉學科的術語,讀了也白讀,浪費時間。
一讀再讀的理論著作。湯老師功夫了得。
第一遍讀,稍微有點感覺。不過好多東西太陌生了。讀懂的地方是覺得有點子厲害呢,我讀過的書看過的電影,所處的文化環境都可以用理論來稍微反思一下。
翻譯部分真不行,用詞不準確,有的還句式又臭又長,我得去翻原文才知道它到底在講什麼,受夠了歐化句法!(╬▔皿▔)
2022年2月28日 星期一 祝福午安 天氣晴朗 氣溫18℃ 《文學理論》 明天就是三月份 而三月份的大事 就是我要考博了 考博內容有很多 包含着文學理論 希望自己努努力 不讓生命留遺憾 參考書目 一、教材部分 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一、二、三、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 伍蠡甫主編:《西方現代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上、中、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胡經之、張首映主編:《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一、二、三、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以羣主編:《文學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蔡儀主編:《文學概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錢中文:《文學發展論》,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 王春元:《文學原理——作品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 杜書瀛:《文學原理——創作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王元驤:《文學原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劉安海、孫文憲主編:《文學理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胡有清:《文藝學論綱》,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董學文、張永剛:《文學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南帆主編:《文學理論新讀本》,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 陶東風主編:《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季摩菲耶夫:《文學原理》,查良錚譯,平民出版社,1953。 畢達可夫:《文藝學引論》,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譯,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波斯彼洛夫:《文學原理》,王忠琪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 安納·傑弗森、戴維·羅比等:《西方現代文學理論概述與比較》,陳昭全等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李平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哈利澤夫:《文學學導論》,周啓超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塞爾登:《文學理論導讀》,劉象愚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邁克爾·萊恩:《文學作品的多重解讀》,趙炎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本尼特、羅伊爾:《關鍵詞:文學、理論與批評導論》,汪正龍、李永新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布萊斯勒:《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趙勇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二、著作部分 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 徐中玉主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專題資料叢刊《本源 教化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程代熙輯注:《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與藝術》(一、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朱光潛:《詩論》,見《朱光潛美學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錢中文:《文學理論:走向交往對話的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楊匡漢、劉福春編:《中國現代詩論》上,花城出版社,1985。 杜書瀛主編:《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楊義:《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趙憲章:《文藝學方法通論》,江蘇文藝出版社,1990。 周憲等編:《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張英進、於沛編:《現當代西方文藝社會學探索》,海峽文藝出版社,1987。 朱虹編譯:《外國現代劇作家論劇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亞里士多德、賀拉斯:《詩學 詩藝》,羅念生、楊周翰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2。 黑格爾:《美學》,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79。 歌德:《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克羅齊:《美學原理》,朱光潛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託多羅夫編:《俄蘇形式主義文論選》,蔡鴻濱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楊自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戴維·洛奇編:《二十世紀文學評論》(上、下冊),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拉爾夫·科恩主編:《文學理論的未來》,程錫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烏爾利希·威斯坦因:《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劉象愚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維謝洛夫斯基:《歷史詩學》,劉寧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 施塔格爾:《詩學的基本概念》,胡其鼎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趙毅衡編:《“新批評”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布斯:《小說修辭學》,華明、胡蘇曉、周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張寅德編:《敘述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西摩·查特曼:《故事與話語》,徐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普林斯:《敘事學》,徐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瑪麗-勞爾·瑞安:《故事的變身》,張新軍譯,譯林出版社,2014。 斯科爾斯、費倫、凱洛格:《敘事的本質》,於雷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 詹姆斯·費倫:《作爲修辭的敘事——技巧、讀者、倫理、意識形態》,陳永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馬克·柯里:《後現代敘事理論》,寧一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趙毅衡:《苦惱的敘述者——中國小說的敘述形式與中國文化》,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 趙毅衡:《廣義敘述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 趙毅衡:《文學符號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 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後經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普羅普:《故事形態學》,賈放譯,中華書局,2006。 湯普森:《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鄭凡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莫宜佳:《中國中短篇敘事文學史》,韋凌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劉若愚:《中國之俠》,周清霖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本尼特:《文學的無知》,李永新、汪正龍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 喬治·布萊:《批評意識》,郭宏安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劉小楓選編:《接受美學譯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張廷琛編:《接受理論》,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 瑙曼等:《作品、文學史與讀者》,範大燦譯,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凱塞爾:《語言的藝術作品》,陳銓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 貝克爾:《藝術界》,盧文超譯,譯林出版社,2014。 培根:《學術的進展》,劉運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柯林伍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海登·懷特:《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陳新譯,譯林出版社,2009。 海登·懷特:《話語的轉義》,董立河譯,大象出版社,2011。 安克斯密特:《歷史表現》,周建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何西來、杜書瀛主編:《新時期文學與道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喬治·巴塔耶:《文學與惡》,董澄波譯,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考斯基馬:《數字文學》,單小曦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詹姆遜:《未來考古學》,吳靜譯,譯林出版社,2014。 希利斯·米勒:《文學死了嗎》,秦立彥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王爾勃等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謝維揚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 德里達:《論文字學》,汪堂家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德里達:《書寫與差異》,張寧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布魯姆:《影響的焦慮》,徐文博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布魯姆:《誤讀圖示》,朱立元、陳克明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保羅·德曼:《閱讀的寓言》,沈勇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陶鐵柱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陶東風主編:《文化研究精粹讀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陸揚、王毅:《文化研究導論》(修訂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王逢振主編:《詹姆遜文集》(一、二、三、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李普曼編:《當代美學》,鄧鵬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 王逢振主編:《2000年度新譯西方文論選》,灕江出版社,2001。 哈桑:《後現代轉向》,劉象愚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王潮選編:《後現代主義的突破》,敦煌文藝出版社,1996。 唐娜·哈拉維:《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陳靜、吳義誠主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 羅西·布拉依多蒂:《後人類》,宋根成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爲後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劉宇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文學理論”,是關於文學的理論,是對於文學活動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各種闡釋。按照課程設置與課程性質來說,它是我國高等院校中國語言文學系的主幹課程之一,是文藝學學科的基礎與核心課程。 文學理論與美學、比較文學、藝術學理論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或親源關係。美學在其學科創始人鮑姆嘉通(Baumgarten,1714—1762)那裏被定義爲研究“感性認識的科學”和“自由藝術的理論”(1),它奠基於西方人對人的心理結構所作的知、情、意的劃分與對各門藝術統一性的追求。知研究真,對它的探討形成邏輯學;意志研究善,與之對應的是倫理學;而研究情感或感性認識的完善的便是美學。1746年,法國學者巴託(Charles Batteux,1713—1780)將文學、建築、繪畫、雕刻、音樂、舞蹈、戲劇與一般技藝與科學相區分,稱爲“美的藝術”(fine arts),被普遍接受,自此藝術成爲美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但與文學理論不同,美學主要偏重於對審美與藝術現象的思辨研究,並不探討文學活動及文本解讀中的具體問題,因此更偏於哲學。比較文學也注意尋找與把握不同民族文學的共同點與問題,在這方面與文學理論有相通之處,但無論是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還是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都主張對文學進行跨國別、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與文學理論在研究對象與方法上有別。美國比較文學學者亨利·雷馬克(Henry Remak,1916—2009)認爲,“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範圍之外的文學研究,並且探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係,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築、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2)這種觀點有一定的代表性。藝術學理論固然要研究文學,但只是一個方面,它還要研究包括繪畫、雕刻、音樂、舞蹈、戲劇、電影等各門藝術中的理論問題以及博物館學,與文學理論的研究範圍與對象不同。 中西方古代的典籍雖然常常論及有關文學的問題,但這些論述尚不能稱爲獨立形態的文學理論,因爲有關文學的知識常常混雜於關於社會、政治、哲學、道德、文化、宗教、修辭、語言等論述之中,並沒有形成一個自覺的和有效的知識系統。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近代以來的文化分化與學科分化推動了獨立的文學理論的產生。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認爲,古代藝術、科學、道德是混整不分的,文學藝術通常依附於各種政治、宗教和倫理道德的目標,文化的進步就表現在各個領域意識到自身的特性和價值而不斷地分化,當文學藝術不再按照非藝術、非審美化的依據來操作時,它便具備了自身的獨立價值。西方直到啓蒙時代,人們方把知識看作社會存在的條件,從而致力於純粹知識的建構和各門知識分門別類的研究,關於“文學科學”的系統建構催發了獨立形態的文學理論。但是到了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人們又意識到知識的存在本身也需要某種社會條件,從而開始關注起各門知識與其社會建制之間的複雜關係。有人認爲,德國的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是西方第一個試圖確立語言藝術的獨特性與民族發展規律的學者,因此可以說是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家(3)。這樣看來,18世紀末、19世紀初之前處於零散化狀態、混雜於其他知識之中的文學理論,只能算是“前文學理論”(4)。所謂“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西方文學理論”,只是現代人以其現有的概念、範疇與知識構建方式對中西方古代關於文學的觀念與論述的體系化重構。另一方面,現代大學的學科與課程設置對文學理論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大學的學科設置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教材編寫將有關文學的觀念與知識進一步條理化、規範化與系統化,實際是以某種社會權力實施着對有關文學的知識的篩選、命名、評價與傳播,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科書或準教科書式的文學理論知識體系,它們試圖總括關於文學的概念、性質與功能,闡發各自的文學觀念。自20世紀30—40年代起,前蘇聯開始在高校語言文學系設置文藝學學科並開設文學理論課程,英美不少大學的語言文學系或比較文學系也開設有文學理論課程。我國的文藝學學科建制與文學理論課程設置起於對前蘇聯同類學科與課程的移植。1955年,平明出版社出版了當時蘇聯權威的文學理論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一書。1958年,前蘇聯另一文學理論家畢達可夫來華講學的講稿《文藝學引論》被整理出版,這兩部著作構成了我國學者60年代自行編撰的兩部影響深遠的文學理論教材——以羣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形形色色西方現代文學理論的引進以及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湧入,我國的文學理論在研究方法和體系建構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取得了較大進展。 二、文學理論教材的模式 1.反映論的文學理論 這是一種曾經在蘇聯、東歐和中國影響很大的文學理論模式。究其根源,雖然反映論與古老的模仿論有一定的繼承關係,但是與近代認識論哲學的興起關聯度更大。法國哲學家笛卡爾(Rene Descartes,1596—1650)的“我思故我在”暗示了理智是心靈之眼,“真正說來,我們只是通過在我們心裏的理智功能,而不是通過想象,也不是通過感官來領會客體”。(5)在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那裏,人類的知識以經驗爲基礎,沒有感覺、經驗之前的心理狀態是“白板”(tabula rasa),知識揭示的是人和對象的關係,“知識是由於一種特殊的鏡式本質而成立的,而鏡式本質使人類能夠反映自然”。(6)這種對鏡式本質的追求正是文學反映論的哲學依據。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當中,恩格斯、列寧奠定了認識論與反映論的基礎。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把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視爲哲學的基本問題,並認爲哲學的基本問題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即“我們關於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對這個世界本身的關係是怎樣的?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現實世界?我們能不能在我們關於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確地反映現實?”(7)列寧在與馬赫主義(8)者論戰的著作《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論證了物質不依賴於意識而存在、意識是物質的反映的反映論。他說:“物、世界、環境是不依賴於我們而存在的。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意識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沒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但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賴於反映者而存在的。”“物質是標誌客觀實在的哲學範疇,這種客觀實在是人通過感覺感知的,它不依賴於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爲我們的感覺所複寫、攝影、反映。”(9)我們看到,這個物質定義,包括此書對反映論的論證忽視了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基礎地位以及人的意識對客觀實在的反作用,帶有一定的侷限性。列寧不僅從哲學上論證了反映論,還運用反映論進行文學批評,例如對托爾斯泰的評論。他說:“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偉大的藝術家,那麼他就一定會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方面。”(10)20世紀30年代初,隨着斯大林主義在蘇聯佔據統治地位,蘇聯的教科書把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所闡發的反映論簡單化、絕對化,例如初版於1939年的《簡明哲學詞典》將反映論定義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根據反映論,人的感覺、概念和全部科學認識都是客觀存在着的現實的反映”;並認爲這是“唯一科學的認識論”(11)。 蘇聯和我國1949年後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的文學理論普遍堅持文學是反映社會存在的社會意識形式之一,突出文學的社會本質與社會認識功能。例如蘇聯權威的文學理論教科書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寫道,“文學反映生活”,“它是依照作家對生活的認識和理解而或多或少地反映着生活的真理”。(12)曾經成爲我國20世紀50—60年代文學理論教科書範本的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也主張“文學也正如一般藝術一樣,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文學在藝術形象的形式中反映社會生活,它對社會的發展有巨大的影響,它起着很大的認識、教育和社會改造的作用”。(13)蘇聯另一文學理論家波斯彼洛夫在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文學原理》也認爲文學“是認識生活的一種形式”,“是對人類的外部生活的社會歷史特徵及與其相關的大自然生活的創造性的典型化”。(14)我國60年代自行編寫的最早的文學理論教材——以羣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也屬於此類。其《緒論》開宗明義就說:“文學的基本原理,顧名思義,講的是文學現象中原來就客觀存在着的一些基本道理。”這些基本道理首先是文學作爲精神活動的產物,“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界和社會現實的反映”,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15),接着從本質論、創作論、作品論、鑑賞批評論四個方面分別對之加以論述。 我們注意到,蘇聯、中國當代常常僅僅根據列寧在與馬赫主義者論戰的著作《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中的相關論述來討論反映論,對列寧反映論的解讀明顯有簡單、粗陋之處。實際上,列寧的反映論不能等同於機械的反映論。列寧早已經注意到反映中有創造的因素,認爲認識是反映與創造的統一。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寫道,“認識是思維對客體的永遠的、無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爲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沒有運動的,不是沒有矛盾的,而是處在運動的永恆過程中,處在矛盾的發生和解決的永恆過程中。”“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並且創造客觀世界。”(16)如何合理、科學地看待反映論包括列寧的反映論還是一個需要繼續研究的問題。新時期我國學者提出“審美反映”問題,把反映論做了改進。王元驤認爲,我們過去在堅持反映論的時候,沒有分清機械反映論和能動反映論的區別,只強調反映而忽視創造,強調再現而忽視表現,強調創作過程中現實的客觀制約性而忽視了作家的主觀能動性,使想象、情感、個性、風格等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他進而認爲,“反映”的內涵比“認識”的內涵大得多,文學反映“與其他反映活動的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它是審美的。
這本書實在是太專業了,斷斷續續看了很長時間,今天才讀完。 我之前沒有上過文學理論課,而是在B站上聽了楊寧老師的,文學接受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如果算是基礎內容的話,本雅明、阿多諾、霍米巴巴、《金枝》等等,這一系列極其陌生聞所未聞的名詞簡直打開了我認識世界的新大門。應該是後面的這些對本科生來說極有難度,通行的文學教材都很少論及,實話實說,我也壓根不懂。就好像武學小白去強練《九陰真經》一樣,摸不着頭腦自己強加解釋,不走火入魔纔怪呢。好在我畢竟還是摸到了門框,之後力所能及地讀讀原著,理解理解吧。 我最後看的是“文學的現狀與未來”一節。細思極恐的是,離我們越近的東西我越覺得陌生,越覺得恐懼。大衆、數字化、元敘述、IP、超文本、賽博文本……網絡的發展大大超出人們的意外,我對計算機陌生,對它衍生的文學文本也是。我還停留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藝術生產與物質活動有不平衡關係”、曾經的“天涯論壇”傳說、現在的各種網文寫作與電子書平臺,這樣的世界裏,根本無法想象現在的數字文本發展情況。我認爲這也是這本書最新的一個地方——如此接近現實的二十一世紀。 而這本書最值得肯定的一個地方,還有節選了許多經典的論文。你要了解布魯姆,你得讀下《影響的焦慮》吧,本文就詳細列舉了諸多選文,讓我們自己去讀,很是不錯。貌似劉師培編《中國中古文學史》就是這種思路。 總之,要了解西方的文藝理論,讀原著必不可少,再結合着自己讀過的小說等作品思考、闡釋;量變引起質變,下次翻閱應該能理解一些了。
我覺得這本文學理論的優點之一就是幾乎不輸出編者的觀點,大部分時間都用來陳列各流派理論家的觀點,像一部厚厚的文獻綜述一樣給初涉文藝學的我以最無偏頗的指導。我對它有非常特殊的感情,因此力薦。
可以說,我真的快被這種說一個結論要引N個理論家原話的行文方式弄暈了麼……
文本就現代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認識,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文學理論,進行深入淺出的剖析,啓迪人們的思維,論述全面,條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