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一、奠基之書：現代唐史研究的開創之作 該書提出了建基於堅實考證的系統創見，奠定了現代唐史學的基礎。陳寅恪指出種族與文化問題爲唐史之關鍵，並以其獨到的宏觀視野與微觀考證相融合的方法，綜觀全史，上溯西晉、南北朝與隋世，下訖唐以後之變化。 二、全書脈絡：三大政治史核心問題 全書分三編，從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三個角度論述唐代政治史，系統闡述了“關中本位政策”、“關隴集團”及“安史之亂”等中古史核心問題，勾勒出一代政治史內在發展的清晰脈絡。 三、史學透鏡：“種族與文化”爲核心 陳寅恪以種族與文化作爲唐史研究的核心透鏡，指出“種族（民族）與文化”是研究中古史的最要關鍵，而判別種族的標準是“文化”而非“血統”。這一論斷貫穿全書，成爲其分析唐代政治變遷的基礎理論工具，可謂抓住了中古史研究的命門。 四、關中治道：“關中本位政策”與“關隴集團” 陳寅恪提出“關中本位政策”與“關隴集團”兩大經典概念，深刻揭示了西魏北周隋唐政治集團的統治基礎。他指出，宇文泰崛起關隴的原因在於有一套完整系統之政策，以融合關隴胡漢民族爲一集團，使之物質利害相同、精神信仰一致——而“精神文化方面尤爲融合複雜民族之要道”。隋唐兩朝承繼此傳統，直至武則天時期才被根本破壞。 五、階級嬗變：武則天與新舊階級更替 陳寅恪敏銳地捕捉到武則天上臺在政治階級升降中的關鍵作用。他認爲，武則天以關隴集團之外的山東寒族身份攫取政權，重進士科詞科選拔人才，實質上是向始於宇文泰的關中本位集團宣戰，標誌着統治階層由舊門閥向新興文人階層的重大轉折。 六、玄門定鼎：“玄武門”與禁軍政治 陳寅恪發現唐代中央政治革命成敗的關鍵繫於守衛宮城北門禁軍之手，由此揭示出長安城玄武門在宮廷政變中的決定性戰略地位。他指出，在“關中本位政策”即內重外輕的局面未變之前，只有中央發動的政治革命方能成功，而玄武門北軍則成爲決定成敗的樞機。 七、胡漢分野：安史亂後“唐實爲二國” 陳寅恪以敏銳眼光指出，安史之亂後河北藩鎮實行胡化割據，其政治軍事財政與中央政府實無隸屬關係，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文化影響，“唐雖號稱一朝，實成爲二國”。此論以杜牧《范陽盧秀才墓誌》及韓愈《送董邵南序》爲證，揭示了唐代中後期政治版圖的深刻分裂。 八、文化統一：精神文化爲融合民族之要道 陳寅恪深刻指出，“而精神文化方面尤爲融合複雜民族之要道”，將文化認同置於種族血緣之上。他以宇文泰標舉周禮文化的“新途徑”爲例，指出唐太宗的周孔文化主張實與此一脈相承，以此論證文化統一比政治統一更爲根本——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啓示意義。 九、連環大勢：華夷互動與內外關聯 陳寅恪在上溯西晉下訖唐末的廣闊歷史視野中，探討了突厥、吐蕃、回紇、南詔等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與內政之互動關係。他注重外族關係間的連環性而非獨特性，深刻揭示了唐代對外關係的整體格局與失成敗的內在邏輯。 十、時代投影：家國情懷與學術擔當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撰寫於1941年香港的抗戰烽火之中，是陳寅恪在極端艱難環境下完成的學術傑作。陳寅恪選擇唐史並非純粹冷靜的學術選擇，他早認識到清代與唐代之間，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間，存在着驚人的相似，其學術工作承載着深摯的家國情懷與歷史敏感度——陳寅恪將此自述爲“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第一次讀這本書，多少感覺有些震驚。讀這本書時，第一個筆記是：作爲一名歷史學本科生，有些慚愧，快要畢業時才初步地感受到了歷史考據的重要性，以及歷史的嚴謹性、關聯性。 2026年1月15日讀完，我的感受是閱讀文言史料的能力變強了。在閱讀下篇時，也知道抓住陳寅恪先生要論述的觀點再去看陳寅恪先生舉例的文獻。我想我對歷史的感知也更深刻了……我的書架上多出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知道大學目錄學這門課設置的意義。同時在爲陳寅恪先生提出的觀點而驚呼時也會轉念一想：這是真的嘛？我應該全盤接受嘛？我還在尋找這個答案。 還是記錄一下全書內容。這本書談論了幾個要點： 上篇 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 首先，考察了唐代皇室的氏族問題。（巧合的是我將陳寅恪先生的考證過程作爲案例引入了課堂，反向證明了少數民族政權漢化政策的有效性。）其次，從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說起，談到少數民族的漢化、漢人的胡化，進而談到唐的氏族升降根源是宇文泰的“關隴本位政策”。 中篇 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 開篇就提出了要論述的兩個問題：一，中央政治革命；二，皇位繼承的不固定性。 在關隴集團未被破壞之前，政治革命只有中央革命纔可以成功。而中央政治革命能否成功有主要取決於是否掌握玄武門。隨後論述了牛李黨爭（主要是山東舊士族及與因科舉而興起的新興士族）及宦官專權的原因及表現。 下篇 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 唐朝繼承了北周以來的關隴本位政策，位於其西北方的吐蕃就關乎唐代的安危。對於這一強大的敵人，唐朝一面利用其內鬥，一面聯合其他周邊少數民族。吐蕃的牽制也使得唐雖然一度攻下了高麗也不能長期堅守。

讀唐史，總是無限感慨。 盛世衰落，如同宿命一般。從物華天寶、歌舞昇平，到戰亂頻仍、國破君亡，一切太過突然。毋論歷史中人，即使是我這樣的後世讀者都覺得，繁華與荒蕪彷彿發生在一夜之間，甚至還來不及感慨“一晌貪歡”，就已然烽火連天，山河易色。 通過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看到了這樣急轉直下的命運背後的原因。他以“關中本位政策”的建立與崩解爲軸心，將初唐的權力結構、盛唐的制度危機、中晚唐的藩鎮格局，編織成一條清晰而沉重的線索。讀完方知，那場看似突然的崩塌，其實早已在制度運行的深處埋下了必然。 在“關中本位政策”尚未完全破壞以前，凡是操持關中主權之政府即可宰制全國。因此政治革命唯有中央政治革命可以成功，地方革命則無論如何名正言順，終歸失敗。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關鍵在於守衛宮城北門禁軍，而北門之重要，則是源於都城建置。 唐長安的太極宮、大明宮、興慶宮，權力中樞均緊鄰北牆。從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到李隆基誅韋后，再到李亨依託靈武朔方軍重建朝廷，本質上都是對“北門、禁軍、關中”這一權力中心的爭奪或重組。 這樣的關中本位政局產生於宇文泰的政治佈局，轉變於中唐。 玄宗朝，府兵制崩潰、均田制瓦解，致使府兵兵源枯竭，玄宗乃改行募兵制，邊疆節度使遂得自行募兵之權。與此同時，外重內輕之局漸成：邊鎮節度使手握重兵，如安祿山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兵力逾十五萬；而中央禁軍即彍騎，戰鬥力衰微，關中空虛。最終安祿山以邊鎮武力發動叛亂，兩京淪陷。 唐朝由盛轉衰的根源在於：武周以降人口激增，兼之戰亂頻繁，朝廷已無足夠土地授田。豪強貴族乘機大肆兼併，失去土地的農民或淪爲佃戶，或逃亡他鄉。破壞了均田制，府兵制也隨之土崩瓦解，士兵既無份地，自然無人願自備武器糧草戍邊。國家不得已改行募兵制，以財政供養職業軍人。 這一軍事轉變背後，引發了戶籍與稅制問題，爲唐王朝帶來更深層的財政危機。 均田制下，租庸調以丁身爲本。農民逃亡、戶籍隱漏導致稅收基礎崩塌，玄宗朝乃重用宇文融括戶，將逃戶就地安插徵稅。至德宗朝楊炎推行兩稅法，按資產徵稅取代按人頭徵稅。國家自此鬆開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從此，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貧富分化加劇。募兵制下的職業軍人靠錢糧供養，中央財政困難，便將財權、兵權一併下放節度使，令其自籌經費。節度使遂兼支度使、營田使，既是軍區司令又是財政局長，割據的物質基礎就此鑄成。 讀到這裏，恍然意識到，唐朝之衰，竟然是因爲他的繁盛。 繁盛帶來人口膨脹，朝廷無力足額授田，豪強趁機兼併，均田制始壞，府兵制繼之瓦解，兵權下移於節度使，於是有藩鎮割據，最終導致了安史之亂。於是王朝開始沒落，開始無力挽回地走向消亡。 沒落的根源，竟然在繁榮之中已然形成，而這幾乎是宿命般的輪迴。 制度與人心，總在時間長河中逐漸腐蝕，令人感慨。 繁榮本身當然不是罪，但繁榮會帶來變局，而盛世當中，人們往往無法發現，發現後也往往無力應對。 均田制與府兵制本是唐初治理亂世的精密設計，其前提是國家握有大量無主荒地、人口稀少、戶籍清晰。唐初的設計者們並非沒有預見到人口增長的可能，但他們更迫切的課題是如何結束四百年分裂，將離散的胡漢人羣重新編入一個有效的國家框架內。均田、府兵、三省六部，都是那個特定恢復期的過渡體制。 太平百年之後，人口數倍於前，土地開墾殆盡，這套制度便如過載的機械，由發熱而崩壞。不是人心變壞，而是制度運行的環境已全然改變。 繁榮滋生出牢固的既得利益。土地因人口而貴重，權貴豪門憑特權兼併田產、隱匿戶口，此乃人性趨利之必然。朝廷爲維繫龐大開支，只能將稅負轉嫁於剩餘的自耕農，於是更多人破產逃亡，府兵制的根基便如流沙般散盡。這是繁榮時代裏財富向上聚集、成本向下轉移的必然過程。 於是權力邏輯隨之改變。 中央府兵既不足恃，皇帝只得將軍權下放邊鎮，令節度使就地募兵籌糧。短期看，這是最有效率的辦法；然而權力一旦下放，便依其自身邏輯生長——節度使有兵、有錢、有地，又何必無條件聽命中央？此非個人之忠奸使然，而是“軍權下移”這一結構註定孕育離心之力。 歷代並非無人看到問題。玄宗朝張說建議廢府兵行募兵，卻未預見節度使坐大；德宗朝陸贄痛陳兩稅法之弊；憲宗朝裴度、李絳等人竭力削藩。他們都在與巨大的慣性角力。只是制度一旦運行百年，就會生長出與之共生的龐大利益集團，任何改革都如履薄冰。 但是，這種“宿命”當真完全無法抵抗嗎？ 從王朝興替的宏觀尺度看，確有必然性。但歷史若只剩規律，就太讓人絕望了。在那些必然的崩塌聲中，依然有無數個體的光芒與掙扎： 有像杜甫那樣，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世道里，依然寫下“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人。 有像顏真卿那樣，在安史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盡降之時，獨守平原郡，以一族之力舉起大唐旗幟的人。 有像陳寅恪先生那樣，在戰亂流離、雙目失明中，仍要爲這“宿命般的歷史”梳理清晰脈絡，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照亮後人的人。 唐朝的衰亡之路走了近一個半世紀，在這漫長的下坡路上，有無數人試圖勒住繮繩。他們的努力或許最終失敗了，但正是這些努力，讓“唐朝”二字不止是一個政治實體的名稱，更是一個文明高度的標尺。 認識到結構性的沉重，反而能讓我們更珍視每一次微小的選擇與堅持。天意或許規定了大河的流向，但每一朵浪花如何翻湧，卻是它自己的選擇。這種悲涼感是真實的，但不必沉溺其中。把它當作理解世事的一種底色，然後，去珍惜那些在必然衰落中依然選擇盛開的東西。

陳寅恪先生此書可謂提綱挈領，以三篇論文串聯唐代政治史整個脈絡，足見大家功力。讀之如抽絲剝繭，層層遞進，如有閱偵探小說之感。 每章讀書筆記，茲附錄於下： 一、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 主論關隴集團之沉浮： 關隴集團系宇文泰建府兵制，實行關中本位制之產物，彼時文武不分途，上下同心，此種情況延續至隋唐。及至武周之世，因武皇非出於關隴，故重文學科舉，任用新興階層及山東士族，關隴集團始衰。玄宗一朝，天寶時危機已伏，更兼李林甫建議任用寒門番將，關隴集團自身又武備廢弛，以至於亡。 至中晚唐，文武分途，統治階層上下分別，不復同出一集團矣。故內外不能同心，閹寺、黨爭、藩鎮、皇權彼此猜忌，終不能解。 此外陳先生輔考李唐皇室、河北胡人之源流： 蓋李唐先祖隨宇文泰就食，改鮮卑名，附會隴西李氏，然以其祖陵方位，應出於趙郡李氏之破落戶，或攀附亦未可知。 而河北於東漢以來一直系文化昌明之地，然至天寶時，已漸染胡風，“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良有以也： 其遠因乃隋唐易代，突厥汗國借勢滲透，又至李靖、蘇定方滅突厥，胡人流散，其近因則爲後突厥汗國之復興。 故唐代欲治理邊疆，必要一精通胡虜情況，又有武力權術之人，舍番將而誰！ 由此，李林甫之策，非出私慾，乃不得已爾。 中晚唐時，關隴集團解體，故其權一分科舉士大夫之文職，相權轉爲翰林學士；一分宦官川蜀閩粵蠻種，軍權轉爲樞密使、神策軍使四貴；一分藩鎮胡人將領，成藩鎮割據之勢，兼有刺史辦團練，更削中央集權。而所謂宰相中書門下，執行而已。 由此，中央程序性分權之三省六部制，變爲事務性分權，呈現兩宋二府三司制之雛形。而地方則由關中本位制之內重外輕，成內輕外重之局。唐皇由是權柄日衰。 二、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 有唐一代，繼承動盪，皇位不穩。 天寶以前，關中本位，內重外輕。故皇帝之所在，軍政之所在。王宮居北，故北軍統制之權即中央權柄所寄託。此玄武門之變、神龍政變、唐隆政變所以成者；李承乾、李重俊、韋后、太平所以敗者。 天寶以後，君失其鹿，天下分權。 中央有南衙北司之爭，其中南衙屢敗，北司屢勝，蓋北司處北，近皇帝，有軍權，南衙空有其名，不能撼矣。 或謂，宦官家奴爾，何以養虎爲患，以致廢立皇帝，左右朝政？ 答曰，飲鴆止渴爾，肅宗以降，關隴集團已亡，除宦官外再無與皇帝同心者，故肅宗代宗德宗授其權柄，以宦官之狼，驅藩鎮之虎，不惜引狼入室，卒至文宗，成甘露之禍。 文宗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 然牛李黨不過無兵之文臣，何至威脅皇權？陳寅恪以爲牛黨李黨遂也是新興進士集團與山東明經士族集團之爭，也實是外朝士大夫朋黨與內廷閹嘶黨派之爭倒影，閹寺爲主動，外朝附和而已。此唐武宗時李黨以仇士良集團爲奧援以興，唐宣宗時罷黜李黨，僖宗以降田令孜—牛黨以興之由也。而宦官去皇帝極近，口含天憲，此誠心腹之患矣，無怪文宗有此嘆。 藩鎮非去易，實乃不得去之肢體之患，縱唐王朝半身不遂，河北賦稅盡不得，全賴江南，亦尚不能危及生命。 故至宣宗以後，閹寺合成一片，中樞危矣，故崔胤引朱溫進長安，給你糖完了，乃不得已也。 三、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族與內政之關係 唐之所以能廣徵四海，奄有華夏，不僅與唐代君臣之奮鬥有關，與外族政權之興衰關係更甚。此太宗所以不能取高麗，而高宗可以取也；此安史後而失河西，然晚唐糜爛之時反失而復得也。 又，唐因其關中本位政策，重西不重東，顧此失彼，則只能經略吐蕃而坐視新羅做大，此中國所以失三韓也。 南詔雖小國，亦於中國吐蕃之間縱橫捭闔以謀利，及其掠桂林而至龐勳起義，後者又扼晚唐東南稅源之咽喉，中藏空虛，以至於亡，則系外患與內亂之相互關係也。 回鶻貌恭而貪鄙，多以軍功劫掠，又以絹馬貿易強取豪奪，昭武九姓則以此狐假虎威，行商唐朝。 阿巴斯雖極西，然與唐通商路，故不容吐蕃控扼絲路，多助唐朝。 故治唐史須以多極視野觀之，須知唐出鮮卑而雜胡風，此西方謂之“內亞性”也，故唐與清類。 然陳寅恪先生多喜以集團分析政局，雖以“文化認同”打補丁，仍過於宏觀，往往無法解釋微觀個人之選擇，只能以“特例”略過，故黃永年先生批之甚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這本書用時15個小時(繁體加簡體)，跨度兩個月，因爲中間總有各種情況經常推倒重頭再看。所以看的也算很認真了，對整個唐代政治史又有了新認識新興趣。 　　 現在人對先生名字的讀音總體有兩種看法，一種是讀（ke四聲），一種是讀（que四聲），由於陳先生家裏一直讀後者，所以在史學界約定俗成讀（que四聲）。說個很臭的事，我弟喜歡看歷史，他一直讀後者，但我經常糾正他。但沒想到小丑竟然是我自己。認識陳寅恪，從他的名字開始。 　　 陳寅恪1890年出生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湖南巡撫陳寶箴，是當時各省響應維新變法最爲積極的一位。父親陳三立，桐城派著名詩人。可以說是先天家學淵源深厚。12歲東渡日本留學，又留學哈佛、柏林、蘇黎世，但是沒取得過任何文憑。他一輩子取得的最高文憑是復旦公立的高中文憑，完全是憑着對知識的滿腔熱愛治學。 　　 錢穆先生的學生余英時寫文《陳寅恪史學三變》，大概是陳寅恪一生的研究方向：1923—1932，佛教的傳播史；1932—1949，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949以後，新史以《柳如是傳》爲集大成，名爲爲妓女傳實爲考據明清文化史。 　　 先生桃李滿天下，他的學生可太多了。著名的有周一良，季羨林、王永興、汪籛、蔣天樞等。在王國維死後他撰寫碑文：獨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此十字現也在他的碑文上。至於對他生前身後的爭議就先不提了。 　　 我今天讀完的是《唐代政治史論述稿》，還有另一本《隋唐制度淵源論稿》(接下來要讀的)直接奠定了先生在中國史學界的地位，從種族和文化來研究唐史和中古史。 　　 這本書主要由三部分構成：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政治革命黨派分野，下篇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先生的考證很有探索性，拋出一個問題根據史實得出結論；基於此結論再列出史實論據，得出下一個結論；環環相扣層層推進、條理清晰的形成完美閉環。 上篇主要介紹“關中本位”政策的興起與瓦解。以南北朝史書各自記錄及碑文中推論李唐王室非來自隴西李氏，從而引出宇文泰爲與高歡等抗衡而奉行的“關中本位政策”，這爲“關中本位”興；後高宗武氏對抗關隴集團，暢通科舉新階級崛起，文官大舉入仕，打破原來關隴貴族出將入相的傳統。玄宗時期又限制文官任節度使，文武完全分開。同時突厥部分流民進入河朔地區，當地民風胡漢雜糅。胡人鎮守更適合。於是，安史藩鎮崛起，此爲“關中本位”衰。實現了唐朝統治階級的一升一降。 　　 中篇重點論述兩部分：政治革命和黨派分野，從上篇的結論中展開。前期政治革命的成功是由宮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南北軍制決定的。地方革命的成功(安史之亂)是關中本位被破壞。後期的黨派分野涉及到牛李黨爭和閹宦決定皇帝的廢立。其中牛李黨爭主要是關隴集團和山東貴族的鬥爭，後轉變成山東貴族與新興進士階層競爭(其實這部分我自己很難去清晰複述，目前來看理解了但是難表達)。 　　 下篇主要論證了唐帝國與外族的關係，不唯在於自身強大與否，更與各個階段鄰國的自身強盛與否是息息相關，周邊部族主要突厥、回紇、吐蕃、南詔輪番興起，甚至於後者佔據了主要因素，並反過來影響到了唐帝國內部的勢力均衡形勢。 　　 陳先生的隋唐兩稿，至今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我第一次讀，有些偶像濾鏡也有些白紙思維，還談不到質疑的程度。但是閱讀的過程也百度查了其他資料，有其他專家對先生的觀點可以說是不屑一顧，正所謂神仙打架，小鬼看戲！但無論如何，先生的治史讀史精神令人歎服。 　　 這本書重在從種族和文化的角度看探討唐代政治史，由於我自己的理解力和能力有限，無法將這兩個關鍵詞合適的融入論述。但是全篇無處不體現這兩者，比如宇文泰兩次易姓漢化鮮卑化、河朔藩鎮民風(安史出身)、牛李黨爭在科第門第、閹宦出身蠻族(這點我持懷疑態度)等等！ 　　 本書煩人是繁體字不太好讀。但根據先生遺言，他去世後出版的《陳寅恪文集》堅持豎版繁體字出版。我開始讀了一半，連蒙帶猜太難了。後來換成另一版簡體字，方便很多。這本書估計後續還會再反覆讀，其實這次也沒讀的很到位，很多疑問在我梳理的過程發現並沒理解透徹。再接再厲！ 2024/05/08週三晚

十年後再讀，依然令人激動，令人敬佩，尤其是對比岑仲勉、呂思勉、唐長孺、王仲犖諸史後，益感陳先生之偉大。陳先生之懸思與寄懷遠勝諸人，故常能發人深省。現在覺得，要研究國史，須先精通曆代學術思想與文學史，這也是陳寅恪與錢穆之書頗爲可觀的原因，呂誠之亦不俗，識見則稍遜。岑、唐、王諸人失之太實，其中又以岑略有特識。

這本小書是唐史研究的不刊之論，是研究唐史及中古史不可逾越的經典之作。其中，“關中本位政策”和“牛李黨爭”等概念都是唐史研究的熱門話題，圍繞其中，爭議或許一直在，但從來無人能忽視它。 本書共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統治階層的升降，第二部分是黨派分野，第三部分則是外族關係。陳寅恪的風格是，一條一條地列出史料論據，然後言簡意賅得出結論；基於這個結論，再輔以一條一條的論據，得出進一步的結論；層層推進，條清縷晰，讓人歎爲觀止。 其中，第一部分以南北朝史書各自記錄及碑文中推論李唐王室來自於趙郡李氏旁支，而不是隴西李氏；從而引出宇文泰爲與高歡等抗衡而奉行的“關中本位政策”；再根據武曌與李隆基以新興進士階層逐漸取代關隴貴族，得出唐朝後期的政治形態。即中央政治爲新興階層爲主的文官集團和蠻人爲主的閹寺所決定；而少了能文能武的關隴集團之後，邊陲則只能以胡將爲主制衡外來胡人。 第二部分承接第一部分的結論。點明瞭唐代前期繼承“關中本位政策”，黨派競爭主要是關隴集團和山東貴族之間，繼而轉變成山東貴族與新興進士階層及部分沒落貴族之間的競爭，即“牛李黨爭”的實質；同時，揭露了外廷鬥爭實爲內廷不同派別的閹寺鬥爭的反映這一問題源頭。這一部分中，特別論證了唐代玄武門的特殊地位，得玄武門者能得以控制京城，乃至整個帝國，這是宮城的特點和唐代的政治形態所決定的。 第三部分，論證了唐帝國與外族的關係，不唯在於自身強大與否，其主要形態與各個階段鄰國的自身強盛與否是息息相關的，甚至於後者佔據了主要因素，並反過來影響到了唐帝國內部的勢力均衡形勢。 關於“關中本位政策”，以及唐代是否存在着門閥貴族與新興進士階層的對立，乃至“牛李黨爭”的實質、其黨派分野是否有明確的界限，這些到目前爲止，其實都還頗有爭論。岑仲勉就曾大力反駁過以上的觀點；唐永年也列過一些主要人員的家族來源，以反駁陳寅恪的以上推論。不過，陳寅恪在書中的立論也頗有道理，其實政治派別的分野並不嚴格按照家族傳承，可能更多的是一種門風、一種觀念。這種觀念可以讓人惺惺相惜，也可以讓人視敵如仇寇。 無論如何，陳寅恪在本書中展現出來的歷史功底和歷史分析方法是很令人歎服的。其深刻的洞察力，很多結論即使不一定正確，但寥寥數言就能盤剝層析到深入實質，庖丁解牛，功力深不可測。

剛剛在地鐵上看完了《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我突然有些失落。 至此今年計劃書單上陳寅恪的三部作品（《金明館叢稿初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都結束了。從2月gap在家開始讀，到找工作時在地鐵上一頁頁的翻閱、正式工作後通勤時間習慣性地翻開，這三部作品陪伴了我很長時間。因爲它們真的難懂，所以我花費了很大的心思去理解，因爲它們是繁體字，所以我的閱讀速度又回到了五六年前逐字慢讀的水平，因爲它們的專業性，我花了很久的時間去持續閱讀，才能理解。 終於我開始習慣它的模式，習慣繁體字的頁面，習慣每天碎片式的陪伴。我也默算過很多次什麼時候才能讀完它們，但真的結束了反而有種悵然與失落。 因爲專業性和繁體字，也因爲我對隋唐五代等階段歷史儲備的不足，所以我並未很好的理解這三部作品的內容，所以以後肯定需要二刷。但我讀這三部作品的吸收情況比去年錢穆先生的作品好了太多，大概終於是有所進步。 全書只有三章：《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但卻圍繞主題詳盡備述。 第一章《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追溯了唐代三百年統治階級中心皇室之氏族問題，通過研究李唐皇室的血統、唐代胡漢風氣的影響與關隴集團的勢力消長，表明李唐三百年的統治階級乃關隴集團的勢力消長，以地域和出身爲標準分化出的各集團之間的互相鬥爭始終存在。 第二章《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描述的圍繞以宮門禁軍爲重點的政權動盪（包括著名的宣武門事件）、始終被閹黨把持的皇位繼承問題、關隴集團和山東士族的鬥爭、牛李黨爭、宦官政治與內外朝問題，這些問題幾乎是顛覆了我對唐代的刻板印象。從來都是強勢繁盛代表的唐代，原來其內部也是問題百出。唐代是一個皇位繼承相當動盪的朝代，所以其中央革命是一個重點問題。而唐代氏族之間的鬥爭和朝廷內部關於出身的矛盾也是不可忽略的問題。 尤其讓我難以置信的是皇位繼承：“唐代皇帝廢立之權既歸閹寺，皇帝居宮中亦是廣義之模範監獄罪囚。”原來除卻個別強勢帝王，其它皇帝不過是在各大勢力的鬥爭中被推上位的，皇室沒有選擇的權力。 第三章《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論述了外族盛衰的連環性和外患與內政之間的關係。衆所周知的唐代的開放與民族的融合，但“開放”帶來的不僅是文化盛宴，還有始終無法消除的外患問題。因爲財政與兵力的不足，朝廷也一直無法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其實這章讓我有些理解隋煬帝了，他算不上一個昏聵的帝王，只是他遠征高句想一勞永逸地解決外患問題，這實在太難太難。 楊隋做不到的事，一脈相承李唐盛世也很難解決。 陳寅恪先生從內政、外患、勢力集團的拉扯展開論述，描繪出一幅較爲完整的唐代歷史圖景。信手拈來的古代文獻，簡潔精準、直擊本質的推演論述都讓人信服，讀的過程中我無數次感慨先生的學識淵博和邏輯統籌能力，能從一堆亂麻中精準地抽出那個線頭，找出關聯節點和邏輯主軸，迅速理清問題，讓人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治史的嚴謹、邏輯的縝密、淵博的學識，希望陳寅恪先生這樣的大師，我們代代都能有。

陳寅恪先生繼承和發揚了清代乾嘉學派和歐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傳統，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語言文字知識，融會貫通，縱橫馳騁，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取得學術著述的新成果。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研究、教學、著述事業中，儘管尚未擺脫傳統士大夫思想的影響，但是，他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態度，卻也使其學術成就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本文集中除《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元白詩箋證稿》在陳寅恪先生生前已有單行本外，其餘《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所收舊文以及長篇專著《柳如是別傳》等多經陳先生晚年修訂。文集的整理校勘由復旦大學蔣天樞教授承擔；編輯部只做了一些文字標點校訂工作，至於學術觀點方面則保存其歷史面貌，未加改動。我們希望本文集的出版有裨於我國文史研究的深入開展，有助於學術空氣的活躍。（一九八〇年出版說明）

陳先生之懸思與寄懷遠勝諸人，故常能發人深省。現在覺得，要研究國史，須先精通曆代學術思想與文學史，這也是陳寅恪與錢穆之書頗爲可觀的原因，呂誠之亦不俗，識見則稍遜。岑、唐、王諸人失之太實，其中又以岑略有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