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豎琴

杜魯門·卡波蒂的《草豎琴》，是一本關於逃逸與記憶的小說。幾個被生活遺棄的人選擇離開地面，在一棵大樹上搭建起一座懸浮於塵世之外的孤島。這並非簡單的逃避，而是一種對世界的溫柔抵抗。 樹屋成爲他們最後的庇護所，也成了記憶的容器。卡波蒂用他特有的細膩筆觸，讓那些被遺忘的聲音重新響起：藥草的香氣，古怪的絮語，還有那些已經死去的人，他們的笑聲穿過時光的縫隙，在樹葉間沙沙作響。記憶如草莖般纖細脆弱，卻在風中奏出最動人的旋律。 “草豎琴”這個意象如此精妙——每一根草都是一個人，一段往事，風吹過時便發出聲響。那些被主流社會拋棄的邊緣人，他們的故事比任何宏大的敘事都更接近生命的本質。卡波蒂不寫英雄史詩，只寫普通人的悲歡離合，寫他們在命運碾壓下依然倔強生長的尊嚴。 小說的底色是憂傷的，卻透着溫暖的光。當我們跟隨書中人的腳步，從樹上俯瞰這個世界時，聽到的不只是個人的哀歌，更是一個時代的嘆息。那個純真年代正在消逝，人與人之間質樸的情感聯繫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冷漠與算計。 合上書頁，草豎琴的餘音仍在耳畔迴響。卡波蒂教會我們，即使是最卑微的生命，也有值得被銘記的故事；即使是最短暫的時光，也能在記憶中開出永不凋謝的花。在這個喧囂的時代，我們需要這樣一把草豎琴，提醒我們停下來，傾聽那些被遺忘的聲音，吹奏屬於我們的輓歌。

一本小書，有點像披頭士的歌曲，清新又帶點幽暗，淺白又不失深刻。總而言之，就是有一種天才的靈動氣質。 據說是半自傳體，也就是回憶錄加上了想象。 已故女作家林奕含曾問：文學是不是巧言令色？這大概是隻有一個作家（writer，寫作者）纔會問出來的問題，它的複雜遠沒有問題表面看起來的那麼簡單。只有寫作者才真正地明白，寫作的過程就是一個“說謊”的過程。無論你如何地坦誠，當你頭腦中的事物化成文字那一刻就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事物了，甚至當它由“客觀現實”轉成頭腦中“感覺和理念”的時候就已經變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作家不但沒有說謊，而且說出了很多人心裏都有但難以說清楚的“事實”，否則讀者與作者又如何心意相通呢？所以，這個問題的結論大概是：真相總是在謊言之中閃爍而現，反過來也是成立的，就是謊言也總是建立在真相的基礎之上，完全憑空編造的謊言是無法取信於人的。 上升到這個層面，其實這個結論就不僅僅限於寫作者了，我們每個人在日常之中所說的話也都適用。 有人問村上春樹說當作家有什麼實用層面的好處？這樣的問題，別的作家都是大而化之的泛泛答案，有的說“啥用沒有”，有的說“無用之大用”，幾乎全是廢話。村上的答案是：不容易被騙。乍一聽，好像也沒什麼。但是你去稍微仔細想一下就會發現，這看似不起眼的能力，是99%的人都不具備的，這是一條給你的人生“保底”的能力。扯遠了。 美國的南方小說大多具有某種共性，甚至全世界的南方小說也都有某種共性，比如陰鬱、逼仄、哥特或者說鬼魅。是何道理呢？地域這東西也分陰陽嗎？凡事必有陰陽，倒是很中國。說起來，天才似乎都有點陰陽和合、雌雄同體的意味呢。因此，天才人物自身都矛盾重重，具有自毀傾向呢。 這個小說拍成了電影，看了一段就看不下去了，感覺多莉姑姑演的不對勁。多莉雖然是個“不正常”的小老太太，但是她的特點還是“古靈精怪”而不是“呆傻萌”，雖然她肯定有點呆傻萌，但那是表象，不是本性。她的本性是純真無染。 想想楊過和小龍女也是這種姑侄戀，但是那是一種具體的愛情，而卡波特的姑侄戀不妨說是理念化的，是一種大寫的愛情。而且“我”也不僅僅愛多莉，他基本愛上了他筆下的大多數人物，甚至包括“壞人”韋萊娜姑姑。 題外話：金庸的小說也有某種靈動呢，這類作家都很流行，所以大多被批淺薄。但是這種淺薄又是老天爺賞給的。 這本書裏說：愛是一條愛之鏈。但是愛這個東西也像真相與謊言一樣，是以“閃爍”的方式存在的。一個人離愛有多近，就離死亡有多近。

《巴黎評論》的作家訪談的第一個作家是杜魯門·卡波蒂，他的《冷血》我真的無法堅持讀完，但是《草豎琴》卻擊中了我，有《大地上我們轉瞬即逝的絢爛》的憂傷、清新和明快，也非常適合搭配Sufjan Stevens舒膚佳老師的《Should Have Known Better》，給多莉“The beauty that she brings, illumination.”

多莉去世後，夏日裏剩餘的日子如這正午的街道一般凝滯酷烈，簡直越過越長。夏天，又一個夏天，又是冬天。我要離開了。我不相信我會回來，我想不到未來我會踏遍千山無法釋懷。

在夏天小小的反叛，致那些永不再回的日子。很輕盈有靈性的一本。 “因爲當你能愛上一件東西，”她像法官當初拿着樹葉那樣，無比珍貴地握着那顆藍色的鳥蛋，“你就能愛上別的東西，那你就擁有了它們，生命中有它做伴。你就可以原諒一切。”

讀過《巴黎評論》，我對卡波蒂印象很深。畢竟出現在作家訪談的第一篇，還是訪談板塊裏少有的那種特別愛講話的作家，有點幽默，他那些沒完沒了的怪癖真的很好笑，比如會習慣性對出現的一串數字做加法，還因爲有幾個人的電話號碼總和不吉利，就從來不給他們打電話。 去搜他生平，感覺後期也是活得很放浪了。上海譯文封面選的幾張年輕時的照片都憂鬱得很剛好，蠻符合他文字風格。但這本書所展現的的私密神聖和作者的經歷簡直是大反差。。不是說他酷愛炫耀祕密，現實中還因爲把名流的祕密全抖在文章裏導致“衆叛親離”嗎？ 我對卡波蒂卻仍舊有一種天然的好感，讀到有些評論說他愛撒謊，品行不佳，糟蹋生活，我都有一種割裂感。 也許我是真的很相信他在這本書裏寫的，人們的內心世界永遠不庸俗不下流。 想到他小時候的孤獨和被遺棄感，心情也很複雜，很多次讀到別人講這位非虛構小說先驅後來的放浪生活與悲慘的童年有關。 可不幸之外也曾有經常和他一起躲在樹屋的朋友、特殊照顧他的表親，這本書的溫柔醇和大概有一部分來自於此吧。

溫暖 清新 涼意 這就是草豎琴帶給人的感覺 多莉的出走是從小受人安排的她在面對親人對她僅有之物的剝奪之際做出的驚人的壯舉。六十多歲的人生中，她沒有一天自己做過決定，始終順從地生活着，愛着周圍的一切，製作引以爲傲的藥水。而當埃萊娜理所應當地想要拿走配方時，她終於——反抗了。 爲保護自己的配方而出走，是她的決定。在樹屋與法官的親近，也是她的決定。 而反抗的結局，她爲了親情，又回到了那個房子中，拒絕了法官的求婚。她又推翻了自己所做的兩個決定，回到了舊的熟悉的秩序之中。我在想她到底有沒有變。畢竟一切彷彿都回到了原點，她還是會說“不知道埃萊娜會不會允許她舉辦派對”。但至少她始終沒有給出配方，也是保留了本心，還有了更多朋友。 或許順從是多莉溫暖的本色，她表達了她的態度，維護了她的僅有之物，便又迴歸到了她順從的本色中去。 故事的講述者科林，是在全是女性的家庭中長大的。我們看着他與多莉 凱瑟琳的互動，覺得他一定會成長成爲一個開朗陽光、溫暖善良的人。但多莉去世後，少年依舊滑向叛逆與不恭，疏遠凱瑟琳、法官、萊利。有些無奈，但是否這也是少年成長必經的路。另外，擁有相同童年的作者在離世之際深陷毒品、酒精，也不免令人唏噓。

作爲美國二十世紀最爲著名的作家之一，卡波蒂時常會受到批評，說他根本沒有虛構故事的能力——的確，連《草豎琴》裏的樹屋都是真的。姨婆珍妮家後院裏有棵很大的核桃樹，樹上有座三十年代建造的樹屋。樹屋很華麗，有柏木結構的古董旋轉樓梯，鐵皮屋頂，裏面居然還有張藤沙發。當年卡波蒂經常跟他的姨婆蘇克，或好朋友奈麗·哈珀·李——就是《殺死一隻知更鳥》的作者——一起待在樹屋裏。 《紐約先驅論壇報》稱讚這本小說“非同尋常……充滿了溫柔的笑聲，迷人的暖意，還有一種生命的正能量感”；《大西洋月刊》評論說“《草豎琴》引得你去體會作者的情感，體會那種不入俗流的生活裏特有的詩意——自在，新奇，愉悅”。

《草豎琴》是杜魯門·卡波蒂的一本具有自傳色彩的長篇小說，講述成爲孤兒的“我”寄養在父親的兩個終生未婚堂姐家裏，而後同兩位老太太、一位喪失地位的法官、一位表面浪子，隱居在樹屋的故事。小說充滿鄉野色彩，平靜坦誠的種種回憶與訴說又能帶來溫和暖意，未見其標誌性的陰鬱色彩，只有一些無奈走下樹屋的悽美哀婉。 卡波蒂在第一章的第一段將題名的“草豎琴”和多莉聯繫在了一起。秋天的乾草葉，吟出人間的音樂，人聲豎琴。邊緣人的傾訴，或許是小說的關鍵詞之一。 原本只是姐妹之間的齟齬，多莉決定帶着老姐妹凱瑟琳出走，“我”也非要跟上。這樣一場離家出走卻引來了興師動衆的追捕。借追捕令之述，卡波蒂爲他筆下的三個主要人物貼上了標籤，他在觀察、在寫作怎樣的人羣呢？邊緣人，人類社會的流亡者。卡波蒂關注到了邊緣的多種要素，種族的、外形缺陷的、語言的...特別的是，卡波蒂對邊緣人的書寫不是一種旁觀性的，而是一種身處其中的悽婉與感傷，這和他的童年經歷有關。 “多莉·奧古斯塔·泰博，白人，六十歲，髮色黃，有白髮，體瘦，身高五英尺三英寸，綠眼睛，精神不太正常，但不具備危險性。 凱瑟琳·克里克，黑人，冒充印第安人，六十歲左右，牙齒落光，講話模糊，矮胖結實，可能有危險性。 柯林·泰博·芬威克，白人，十六歲，看起來年齡更小，身高五英尺七英寸，金髮，灰色眼珠，體瘦，儀態不好，嘴角有疤，性情陰鬱。 三人都被作爲流亡者一起通緝。” 小說裏法官是個很有意思的角色，是他首先提出存在一個可以絕對傾訴的人，並開始了樹屋的對話。在樹屋中，邊緣人們第一次說出“自己”，發現自己，認識他人，認識人生的有限和無限。但就法官這個人物來說，他參與到樹屋的躲藏中，原因並非在於“天生”的種族或身體缺陷，而在於他是一位後天失勢者。 除了刻意戲劇化處理的兩方衝突，比較驚異於卡波蒂在這個小說裏展現出的人文主義式的和解。《草豎琴》裏一場混戰以突然的槍聲結尾，兩姐妹和解歸家；莎士比亞的《暴風雨》也是忘記苦恨的和解。但又見他惆惘的結尾，曲終人散式的無望的沉緬的感傷。 “我曾讀到過，過去和未來是螺旋的，一個環裏面套着下一個，預示着未來的主題。也許這是真的，但在我看來，我自己的生活更像一系列封閉的圓，不能自由發展成螺旋的圈：對我來說，要從一個點到達下一個，就得通過跳躍，而不是自然而然地順過去。中間的空白，就是那不知往何處跳的等待，讓我變得很弱。多莉死了之後很長時間裏，我都在晃盪。” 讀這本小說會聯想到的作品： 薄伽丘《十日談》、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莎士比亞《暴風雨》。

我很喜歡這本書裏的一個比喻，但現在記得不太清楚了，書中的“我”與多莉、凱瑟琳待在樹屋裏，樹屋像在綠葉上漂浮的船，“我們”待在樹屋裏，“任憑一個下午的時光漂流而過”。 “雖然不曾建功立業，那些年過得最是開心。”書中的“我”父母雙亡，來到父親表親的家，在多莉與凱瑟琳的陪伴下，“我”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在書的最後，多莉去世了，一切都變了，多莉是使大家聯繫在一起的人，“我”與周圍的人的關係不再像過去，也再回不到過去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往後“我”都將帶着這份憂傷和懷念生活。 很多時候，我們太習慣我們身邊的人的存在，這給我們一種錯覺：這樣的日子會一直繼續下去。但是，到了某一天（從來沒人能確定是哪一天），有的人就不再有明天，尤其是老人。死別總是猝不及防，沒有辦法好好告別，之後的日子裏一旦深刻意識到再也見不到自己想見的那個人了就會很難過、甚至哭出來。所以，我們不需要對不重要的人投以過多關注，而是要多對身邊的人好一點，享受在一起的時光，但是這不是爲了離別後我們沒有懊悔和遺憾，不管我們做到怎樣很可能還是會有很多懊悔和缺憾的事，而是爲了讓他們度過的時間更開心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