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人文社外國文學名著經典·網格本）

這是雨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以1793年法國大革命爲背景，圍繞旺代叛軍首領、保王黨領袖朗特納克侯爵和他的侄孫、鎮壓叛亂的共和軍司令郭文以及郭文幼年的家庭教師、公安委員會特派員西穆爾登這三個中心人物，展開了錯綜複雜的故事情節。 這部小說不再襲用浪漫主義的奇人、奇事、奇境的傳統，選擇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題材。 故事開始於九三年的五月，布列塔尼的巴黎聯隊的一個分隊——＂紅帽子聯隊＂在索德烈樹林搜索，遇到一個給嬰孩哺乳、帶着三個小孩的女人，生起憐憫之心，收留了她們，爲後面埋下了伏筆。這個女人叫佛萊莎，家人都被爵爺和本堂神父驅使奴役，祖父做苦工，父親變成殘廢，丈夫被子彈打死了。窮人生活水深火熱，深受強權剝削壓迫，戰亂摧毀了他們的家園，無處棲身。 筆鋒一轉，時間回到九三年春天，克萊摩爾號軍艦在拉·杜爾—多弗爾涅親王的指揮下出發了，屬於英國的一支小艦隊，船上都是法國逃亡的軍官和水手，還有一營海軍陸戰隊，中甲板裝有三十尊巨大口徑的青銅炮。朗特納克侯爵也在船上，該艦任務就是護送他到法國海岸登陸。本來風平浪靜，一尊大炮滑脫打破了這一切，原來是炮隊隊長的疏忽造成的。一時傷亡慘重，隊長想將功贖罪，與大炮猛烈搏鬥，和侯爵一起制服了大炮。侯爵賞罰分明，冷麪無情，頒發給他聖路易十字勳章，同時也判處他死刑。軍艦成了一艘破船，危險潛伏，不是暗礁，就是戰鬥。突遇敵艦圍困，敵方有八艘軍艦，三百八十隻大炮，而克萊摩爾號損失巨大，只剩下九十隻大炮，難以抗衡。 艦長布瓦斯貝特羅伯爵讓侯爵和水手阿爾馬羅乘舢板逃走。侯爵是被波旁王室和國內外反動勢力寄予全部希望的人物，王上信託的人，他們把他視爲王上和法國當時最需要的人。阿爾馬羅是炮隊隊長的弟弟，想爲哥哥復仇殺了侯爵，但是侯爵憑着三寸不爛之舌，把他說服了。侯爵有才幹、有魄力，但在打擊革命力量和屠殺無辜方面毫不手軟，以致救助過他的乞丐泰爾馬克覺悟到＂誰救了狼就害了羊＂，他沒有兌現承諾，而是焚燒莊園，濫殺平民，槍斃婦女，俘虜了三個小孩當人質。這三個小孩的線索貫穿全文，巴黎近衛兵想要爲女人和孩子復仇。而佛萊莎被發現還活着，一直在尋找她的孩子。 然而雨果卻要讀者相信，這樣一個殺人如麻的反革命領袖，竟肯犧牲自己的生命和事業，以換取三個農民子女的生命。惟一的原因是母親的呼號在他心中點燃了人性的火花。他從即將使他脫險的暗道折回，返身進入烈焰騰空的碉堡，勇敢而鎮定地救出了那三個孩子。這一英雄之舉在共和國士兵中引起一片歡呼，改變了這個反革命頭子在他們心目中的形象。當侯爵威嚴地走下扶梯時，共和國的士兵竟敬畏地後退，他們的將領也陷於無法自拔的苦惱。 郭文明知釋放侯爵意味着縱虎歸山，旺代將再度燃起戰火，生靈將再遭塗炭，然而從人道的觀念出發，他不願懲辦一個爲援救三個兒童而犧牲自己的老者，放走了共和國最兇惡的敵人。西穆爾登雖然愛他的學生，但是在感情和法律上選擇了後者，在軍事法庭的表決上無情地判處郭文死刑，在郭文人頭落地的時候開槍自盡。這一結局有些不可思議，郭文本來具備優勢去實現他的革命理想，可最終還是對感情讓步了，也許他明白了革命不是取人性命，而是保護生命，讓人不免唏噓。從某個角度來說他是偉大的，用生命去踐行理想信條，赴湯蹈火，犧牲自己，成全別人。 郭文是雨果的喉舌，雨果的社會理想、對人類前途的信念、對革命的感受，都借郭文的嘴加以抒發，郭文的鬥爭反映了雨果的思想矛盾。在雨果的思想上，人與人之間的敵對關係，是人性中的＂惡＂造成的，一旦＂善＂的天性被喚醒，惡魔也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雨果虛構出侯爵救小孩的情節，意在說明＂童稚的天真＂可以打敗＂兇猛的心靈＂，千軍萬馬所不能戰勝的，卻會被牙牙學語的兒童所戰勝。 書中談到＂強者對弱者＂＂安全的人對遇難的人＂應盡的＂保護和救助的責任＂。雨果深信人道主義是拯救社會、改善人類處境的濟世良方，對那個從精神和肉體上摧殘人的社會提出了憤怒的抗議，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人民的心聲。

這本書讀完最後一頁卻彷彿仍站在旺代密林裏，鼻端是火藥與松脂混燒的嗆味。雨果把一七九三年的法國寫成一座巨大的斷頭臺：巴黎街頭，革命法庭的判決像鐘擺，每敲一下就有頭顱滾進筐裏；而在布列塔尼，保王黨叛亂者點燃城堡，把藍白紅三色旗撕成裹屍布。雙方都在高唱“自由”或“正統”，卻用同一把鐵鍬掘墓。 小說的軸心是一場“三岔口”：共和黨司令郭文、政治委員西穆爾丹、保王黨首領朗德納克，三人都曾是老師、學生或叔侄，如今各執一方，把親情與信念放在天平兩端。雨果最殘忍的一筆，是讓三個人都足夠高貴～郭文有軍事天才卻厭惡流血；西穆爾丹以“公利”爲聖經，卻在深夜偷偷給受傷的叛軍孩子送麪包；朗德納剋死守王權，卻爲救三個被困火海的農家孩子，自願走進共和軍的槍口。革命與反革命，第一次在人道面前同時褪下顏色。 於是，全書最震撼的場景出現了：郭文私自放走朗德納克，用司令部的鑰匙打開囚籠，把自己送進審判席。他給出的理由只有一句～“革命之上，有人道。”西穆爾丹作爲法官，必須在黎明前簽署死刑令。那一夜，雨果把筆鋒磨成冰：師徒二人在牢房相對，談的是盧梭、伏爾泰，卻像提前舉行的臨終彌撒。天亮時，郭文被送上自己下令建造的斷頭臺；同一刻，西穆爾丹舉槍自盡，血濺三色旗。兩顆頭顱，一顆死於法律，一顆死於良知，一起滾進歷史的筐裏。 讀完本書，第一次感到“人道主義”不是軟綿的同情，而是刀尖上的平衡術：它要求你在滾燙的理想與冰冷的現實之間，仍保持心跳的溫度。雨果用近25萬字證明：真正的革命，不是換掉王位上的頭顱，而是換掉大腦裏的暴力循環。郭文放走朗德納克，並非否定革命，而是把革命從“殺敵人”升級爲“救孩子”～那三個孩子無名無姓，卻成爲全書最高的道德制高點。 書合上，九三年的炮聲遠去，彷彿卻聽見更近的回聲：當今天的我們在熱搜裏審判、在彈幕裏斷頭，可還記得屏幕對面也是血肉之軀？雨果把答案寫在火場與斷頭臺之間：若自由不能容納寬恕，它就仍在舊世界的跑道上。 九三年告訴後人：革命會結束，人道主義不會；它像闇火，埋在灰燼裏，等待下一次點燃。

雨果在《九三年》的扉頁寫道：“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初讀這部以法國大革命爲背景的史詩，我曾以爲它是一部歌頌革命激情的戰歌，可合上書頁，縈繞心頭的卻是對人性與正義的深沉叩問。作爲一名普通讀者，我在血與火的敘事中，看到了革命洪流裏個體的掙扎，更讀懂了雨果穿越百年的人文關懷。 小說以1793年的旺代叛亂爲舞臺，將三個核心人物的命運交織：革命派領袖郭文、保王黨首領朗德納克、公安委員會特派員西穆爾登。當朗德納克爲救三個被困的孩子放棄逃亡，當郭文爲這份人道主義釋放宿敵，當西穆爾登在法理與良知間舉槍自盡，革命的“絕對正確”與人性的“絕對正確”發生了激烈碰撞。我曾不解郭文的選擇——他明明手握平叛的勝利，爲何要爲敵人違背革命紀律？直到讀到“革命是爲了活着，而不是爲了死亡”，才恍然明白：革命的終極意義是守護生命，而非淪爲殺戮的工具。 雨果筆下的戰爭從非黑白分明。朗德納克作爲保王黨，曾下令焚燒村莊、屠殺村民，可他衝向火海救孩子的瞬間，“慈悲心在他心中甦醒了”，這個“惡魔”身上閃現出人性的光輝；郭文身爲革命將領，忠誠於信仰，卻不願讓革命淪爲冰冷的機器，他的妥協不是背叛，而是對革命本質的堅守；西穆爾登一生信奉革命法理，卻在親手判處郭文死刑後選擇殉道，他的痛苦恰恰印證了“人道主義”無法被革命教條所吞噬。這些複雜的人物讓我明白，歷史不是簡單的正邪對決，每個人都是善與惡的集合體。 最讓人震撼的，是雨果對“寬恕”的詮釋。當郭文對西穆爾登說“我們都是爲了同一個原則而戰鬥，只是方式不同”，我看到了超越立場的理解。革命可以推翻舊制度，卻無法消滅人性中的溫情；法律可以懲戒罪行，卻不能剝奪人向善的權利。朗德納克的救贖、郭文的犧牲、西穆爾登的懺悔，共同譜寫了一曲人道主義的讚歌。 雖然1793年的硝煙已然散去，但雨果的追問依舊清晰：當革命的浪潮席捲而來，我們該如何守護人性的底線？《九三年》沒有給出標準答案，卻以震撼人心的故事告訴我們：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對生命的敬畏、對良知的堅守，永遠是人類最珍貴的財富。這或許就是這部作品歷經百年仍具生命力的原因——它不僅是一部歷史小說，更是一面照見人性的鏡子。

人道即天道 《九三年》這個小說，我覺得是雨果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之作。法國大革命對法國影響巨大，對世界影響巨大。 法國大革命進步的一面是，推翻王權，廢除了帝制，開啓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可怕的一面是殘忍，流血幾乎成了大革命的代名詞。 除了流血，作爲人，還有沒有更高的法則呢？有。雨果說，人的最高法則是人道。保王黨講人道，革命者講人道。也只有講人道，底層老百姓纔有活的希望。人道是人性之光。 《九三年》最大的價值在這裏，朗德納克侯爵是保王黨的領袖，他對革命對革命者恨之入骨，他的政策是對革命者決不寬大，他的手沾滿革命者的鮮血，可是，當他逃出城堡時，他發現三個無辜的孩子還困在火海里。 他決定回頭去救孩子。這是去送死，侯爵難道不知道？知道，如果站在保王黨的立場，他不能回頭，他忙着請英國人幫他殺革命黨。站在人的立場，他去救孩子了。 結果可想而知，侯爵被逮捕。侯爵落在了革命者手裏，革命者郭文是司令官。按照郭文以前的政策:對保王黨頭子必須殺無赦。哪怕侯爵是他的親戚，也絕不寬大。 郭文本身是子爵，只是他受到啓蒙思想的影響成爲了一個共和主義者。當郭文看到侯爵救了三個孩子而被抓，他的思想震撼了。他處在兩難境地，站在共和主義者立場上他必須殺侯爵，站在人的立場上他放了侯爵。 郭文放走侯爵，按照革命者的法律，郭文是死罪。作爲司令官他很清楚。執行法律的是郭文的老師西穆爾登。西穆爾登執行法律的同時，自殺身亡。西穆爾登是郭文生命的再造者，西穆爾登不忍殺郭文又不得不殺郭文。 做一個保王黨，還是做一個人？做一個革命黨還是做一個人？三個主角侯爵郭文西穆爾登他們都選擇了後者，尤其是郭文和西穆爾登，他倆的代價都是自己的生命。 小說寫到這，戛然而止。不要問雨果，答案在哪裏？也許他也沒有答案。要問自己的心。 沒有人道的世界沒有光明。《九三年》是雨果最後的作品，也許他想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吧。 字真於鷺島 2026.1.31

我折服於朗特納克殺伐果決卻爲三個孩子返回火場，他不是良心發現，是把自己獻祭給了高於自己的東西：人道。 也折服於郭文明知代價仍選擇放走敵人，郭文放走朗特納克也不是心軟，是爲了驗證“手段必須配得上目的”這個命題。 還折服於西穆爾登執行法律親自把自己的精神之子郭文送上斷頭臺，在郭文頭掉下的瞬間，他也向自己的心臟開槍。 雨果說“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這個法則其實從來沒有在歷史上取得過壓倒性勝利，郭文在地牢中期待的世界沒有到來。雨果死了一百多年，國王一直都存在，斷頭臺沒有從地球上消失，旺代的火還在四處燃燒。 可是，它以另一種方式在場：它是一種衡量的尺度。沒有它，朗特納克的救人就只是戰術失誤，郭文的放走只是叛國通敵，西穆爾登的自盡只是畏罪自殺。有了它，這三個人才從歷史的罪人名單裏被贖回，成爲悲劇英雄。而他們散發的人性光輝，只要在讀者心中一次次閃現，那郭文在漆黑地牢裏對將來的嚮往就有可能：“我要的是蜂巢裏所沒有的東西，蟻窩裏所缺乏的東西，像紀念碑、藝術、詩歌、英雄、天才。永遠揹着重擔並不是人類的規律。不，不，不，不要再有賤民，不要再有奴隸，不要再有苦工囚犯，不要再有罪人！我要人類的每一種特質都成爲文明的象徵和進步的主人；我要自由的精神、平等的觀念、博愛的心靈。不！不要再有枷鎖！人生下來不是爲了拖着鎖鏈，而是爲了展開雙翼。不要再有爬行的人類。我要幼蟲化成蝴蝶；我要蚯蚓變成活的花朵，而且飛舞起來。我要……”

郭文是一個兼具軍事才能與人文關懷的複雜角色。他作爲共和軍司令，既展現出鐵血果決的軍事指揮能力，又在戰爭中堅持不傷害婦女、兒童及投降士兵的原則，體現了雨果所倡導的“善良是歷史中稀有的珍珠”的核心思想。 ‌ 雨果說過這樣一句話：“善良是歷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幾乎優於偉大的人。”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激情的時代，也是無情的時代； 這是以巨人開始的時代，也是由侏儒終結的時代。 在法語世界或英語世界中，這一時期被稱爲“法國革命”，托克維爾的名著直譯也是《舊制度與革命》，以“大”來形容的多見於俄文及中文翻譯。相反，1793年後的這幾年嚴酷統治倒確實被稱作“大恐怖時期”。 “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似乎都留在了巴黎，在偏遠的旺代，現實的口號卻是“絕不寬恕，不留俘虜”。一邊是堅定的革命追隨者，矢志推翻國王與宗教，創建共和；一邊是貧苦佃農，沒有從革命中得到任何好處，只不過是把頭上的大山從封建貴族轉給了資產階級，在貴族與教士的鼓動下，憤然起義。一邊是革命軍，一邊是起義軍，兩個代表正義的名詞卻彼此殺得血流成河。 書中真真假假的人名不計其數，真正的主線卻是代表良知與人性的三個懵懂幼童以及一位乞丐。何謂良知，何謂人性，恰如老乞丐泰爾馬克多次的自詰：“我爲什麼要救人，因爲我是一個人；我爲什麼要救敵人，因爲他是一個人。” 朗德納克侯爵的轉變稍顯突兀，下令槍斃那位母親，最終卻良心發現，捨生救下她的三個孩子，也許雨果是想借他的口說：“那三個孩子也是人。” 革命絕不是請朗德納克喫飯，但革命的初衷是拯救，而不只是毀滅；革命的終極目標是理想國，而不是斷頭臺。 天秤之上，還有一把七絃琴。

讀雨果的第一本作品，特意挑了個字數少的，但還是被作者夾雜的歷史評議吸引到，原本以爲我會很排斥，讀進去了反倒想弄清楚背後究竟是怎樣一片烏雲。1793年是大革命鬥爭中最激烈的一年。1月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3月成立新的革命法庭，進行肆意審判；6月吉倫特派倒臺，雅各賓派掌權；7月恐怖統治開始，馬拉被刺殺；9月頒佈《懲治嫌疑犯條例》，開啓更大規模抓捕。此外，法國與歐洲同盟國家的戰爭仍在繼續。法國西部地區旺代的農民表面因反對徵兵令而發動叛亂，實則是這一地區的農民習慣了在領主和教士統治下的生活，因此對突然爆發的革命和生活方式激烈的變革產生了牴觸，而這一點被保王派利用。 說回正題，這部作品的三位主人公：朗特納克侯爵，西穆爾登，郭文。在一艘名爲克萊摩爾號的軍艦上，一尊大炮從炮座上滑脫了，它變成了一頭怪物，在艦上滾來滾去，旋轉、衝撞、殺害、毀滅。朗特納克侯爵就是在這樣的場景出現的，輕鬆冷靜化解完危機展示出了他非凡的氣派。可他偏偏是旺代叛亂的統領人，他焚燒村莊、絞殺共和軍，用暴力捍衛心中的“祖國”。郭文，朗特納克侯爵親侄孫，共和軍司令官。起初簽署處決朗德納克的命令毫不留情，他的矛盾之處在於，他既是革命暴力的執行者，又是人道主義的捍衛者。西穆爾登，郭文幼時的家庭教師，革命政府的特派員，堅定的革命戰士。 當朗特納克返身衝入火場救出三個孩童時，三位的命運發生了轉變。郭文陷入革命和人道的掙扎中，被侯爵閃現出的人性光輝折服，以身入局放走了這個毒瘤，西穆爾登決定處死自己傾心培養的“精神之子”後開槍自殺。 看到最後，我其實有些困惑，不理解爲什麼侯爵那樣一個殘暴的保王黨就突發善意了，郭文（雨果的發聲者）怎麼就把這件事定義爲人道主義了，感覺好荒謬？也許文學上這是善的美的，可迴歸現實，革命不是請客喫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作者的人道主義光環某種意義上好像消解了革命的立場，他在書中承認了革命的正當性，可當暴風雨來臨的那一刻，他近乎本能地抗拒革命帶來的血腥與無序，又退回到了保守的立場。看書時作者傳達出的觀念和我內心的理念反倒成了最大的衝突，書裏沒咋被侯爵和郭文觸動，我反而成了書外的西穆爾登。

今年雨果的第三本，意猶未盡。 一直以來，假如說有一件未曾間斷的事情，大概除了喫飯與睡覺以外，就是思考了，我不能容忍自己不去思考。可是作爲底層的普通人，爲什麼要思考社會和哲學問題呢？有時候，我想思考和表達都是可笑而荒謬的，但人之所以爲人，人類的文明之所以得以長久存續，又怎麼能說毫無意義呢？ 重新反思戰爭和革命，從《九三年》開始。 但我現在想到的，是那些革命者。推己及人，我也是個理想主義者，因而我同情郭文；但我不能代替任何人站在他的歷史舞臺上，做出任何關於他的選擇。我曾發出的無數嘆息，都只是風中一剎那的惋惜而已。我不知道誰需要。 革命的意義不是朝代更迭，真正的革命者也不應是爲了投機倒把的人。我能理解，一個普通人其實很難在面對死亡時還保持着革命的信念，但我們總是無法原諒的。而當真正的革命者面對着心理和生理的雙重摺磨時，他們依然無所畏懼，能夠直面生死的人，是偉大的，更是值得我們銘記的。 然而我也清楚地知道，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我，是無法真切地理解那個時代的。我只能站在歷史的側面，遠遠凝視着我那些未曾經歷的曾經。 關於選擇，也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忠於信仰也好，忠於內心也好，我無可指責。 我的心中有一面鏡子，我從每個故事裏，尋找自己。

讀完法國文學家雨果《九三年》後感受：人性是一個善惡的複雜體，拿着屠刀發動血腥戰爭的人，卻又善良靈光一閃，挽救了他策劃的火災下的三個兒童，甚至是明知道這要用自己的生命才能換回3個兒童的生命。靈魂和良心的巔峯拷問，精彩絕倫的煽情描寫大師，也許，所謂的正義的戰爭都是虛僞的政治幻覺，而善良纔是面對自己的真實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