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

並不是特別喜歡這本書，研究文學可能現在已經流於了兩種模式，一種是現在研究強調文本閱讀。但很多研究者提出了很高深的理論，作品沒好好讀，比如安敏成這本，還有一種是講了很多現象和文學好像不相干，先寫歷史寫文化，寫得很厚。當然這是新文學史的寫法。比如王德威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但個人還是喜歡強調文本對比，文本閱讀的讀法來研究小說 當然安敏成可能更多是考察了革命時代，現實主義這一流派小說在本土的發展，這一時期公認的，中國產生了魯迅和茅盾爲代表的現實主義作家，但如果讓許子東看，可能還有梁啓超，而安敏成敏銳看到在現實主義創作中他們都是戴着腳鐐跳舞，前者受限於自我的道德現實，後者受限於個人經歷。但小說其實仔細看的分析倒是沒多少，但公認的，現實主義在中國發展步履維艱，小說在創作過程中作家肯定是需要把民族的情懷融入其中，只能說現實主義小說在中國革命時代呈現出務實 就像魯迅說的 “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大家忙着革命，沒有閒空談文學了。”  並且真正的文學不單是讚歌，也不單是輓歌，可能讚歌和輓歌混在一起。革命成功了，《紅旗譜》《紅日》是讚歌，等到了《白鹿原》，就很難說它到底是讚歌還是輓歌了，應該看出，現實主義在中國其實呈現的面向不是安敏成那樣是一個完全帶着腳鏈的方式，對比的話，許子東的《現代小說史》就是一個不一樣的看法

安敏成是真的天才，可惜天妒英才四十出頭就去世了，這本也成了唯一的monologue。英文寫得漂亮，姜濤翻譯的中文也極好（姜濤那本《公寓裏的塔》寫得也很不錯，算是少有的國內的研究比較有意思的了），本是課堂要求閱讀前三章，結果讀到上癮一口氣讀完。 在這裏不想贅言，簡單將課前的review貼在下面： 超越現實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1] 安敏成在《現實主義的限制》中提到，“現實主義小說”這個詞根本就是悖論：既然是現實主義，強調的是作品與現實之間的反映關係，如此一來就不是小說，因爲小說即虛構。因此應該如何理解現實主義小說？西方現實主義是基於模仿論，那麼五四一代提倡和爭論的現實主義則是“真實的內化/廢黜，”是在讀者中激起“淨化”的情感反應卻無法”動搖既定道德，” 是一種寫作的策略、一種修辭；換而言之，浪漫主義書寫“我/我們，”現實主義書寫“他/他們，” 但這樣以“我”之手，爲“你”寫“他”的文學實踐，顯然面臨着諸多問題和挑戰。安在第二章安採取了福柯知識考古學式之於“現實主義”這一“知識”在中國的產生，對話和爭論，聚焦於二三十年代作家、文藝批評和政治如何在小說實踐中改變、突破了既有的現實主義作爲現實反射的西方現實主義美學立場，以“我”來寫“他們”，搭建自我和社會之間的書寫可能。如果說魯迅的批判現實主義確立了一個獨立的自我作爲觀察者超然於他所觀察的世界，是啓蒙主義式的自我以觀察和書寫暴力，其“曲筆”和結尾常見的“淨化”手法作爲一種現實主義的表徵和嘗試性突破，似乎就是王德威在論述沈從文作爲現實主義中所論述的“反諷效果”[2]；而葉紹鈞的“真誠”書寫和創造“既是個人的也是民族的自我”也從另一角度佐證了王敘述沈之於愛意和死亡的詩意表達從另一層面亦是現實主義的——現實主義作爲一種集體表述（collective expression），那麼對於愛，暴力，死亡，戰爭，時間，懷鄉（nostalgia）等等症候的論述可以被認爲是一種既是個人的，又是羣體共享的書寫空間；現實主義不僅只是寫實主義，而是作爲一種對人的追索，一種人道主義的終極表達，那麼其諷刺性和抒情性是否纔是呈現“真”的出路？ 如夏志清所言，“二三十年代的小說，表面批評傳統的道德倫常，實則表彰人性的高貴。”[3] 其之於二三十十年代小說的人道主義的表彰頗爲顯著，那麼，是否可以說，現實主義就是一種人道主義？回到安的論述，第五章“超越現實主義——大衆的崛起”亦嘗試解答這一現象： 當現實主義的侷限凸顯，外加一種不斷增強的社會激進主義的意識（“集體的衝動”），最終導致了五四式革命現實主義在二三十年代的衰落：“現實主義本身並不會自然而然地促進激進的情緒和平民化傾向，而這兩點正是中國革命家所感受到的時代的召喚。”[4]從而將對於這種限制的認知爆發爲“大衆的崛起，”最終成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擦抹“‘我’與‘他們’——自我與社會之間的——作爲批判現實主義實踐不可或缺的基礎的劃分”，最終成爲“我們，”安所述的超越現實主義最終落腳在了“我們”共通的人道主義之上。 亦是處理二三十年代的寫作母題，《公寓裏的塔》提供了一個更加社會學“場域”式的多角度視角，鉤沉“文學青年”的知識譜系學，思考“後五四”三代文學青年[5]“志業”的流變和社會思潮的波動。研究方法上以社會學場域理論爲大框架，“重返現場”的歷史描摹爲手段以探索文學問題。第四章“公寓內的文學認同——沈從文早年經歷的社會學再考察”通過社會學描摹將“新文學”代表人物之一沈放置於社會文化史的場域之中，通過對於吉登斯“內在性參照”自我定位於“當地性”之外的運用，想象沈早年離開湘西前往北京後之於現代“公民”身份的反思；通過從會館到公寓的京內空間變化，展現北京新“文化秩序”（161）和“人際網絡”（164）的生成；通過“困於公寓”和“街道漫遊”的對照，沈作爲置身城市卻又被排除在外的“怯漢”（174）形象躍然紙上。二十年代文學青年背井離鄉，初入都市，在現代化和陌生化衝擊下，如何對於時空和社會關係產生新認知是姜濤書寫的出發點（可否理解爲對於二十年代everydayness的關注？）。字裏行間流露出的人道主義關懷和對於空間及情感變化的關注，似乎也可以說是一種超越現實主義書寫。[6] 同樣以沈從文爲研究對象，同樣處理在他鄉書寫故鄉的母題，姜採取了社會學的外部視角以求打開空間，而王德威則選擇了打開時間上的維度——湘西不僅是蠻荒之地，還是風景如畫的文學之鄉，屈原的《楚辭》和陶潛的《桃花源記》均誕生於此。沈是在有意識的與歷史上田園牧歌式的文學傳統對話，也清楚地認識到現實的戰亂與割裂，桃花源早已陷落。當下與歷史之間的縫隙成爲 “想象的鄉愁” （imaginary nostalgia）的詩學，建構遺失的美好故鄉。正如鮑伊姆所言，懷舊是“像訪問空間那樣訪問時間 （to visit time as space），拒絕屈服於折磨着人類境遇的時間之不可逆轉性。”[7] [1] 擬題時（當然似乎也不是一定要有個題目）似乎很難囊括這兩週進行的閱讀，但在重新閱讀薩特小文“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時候似乎找到了一個比起“現實主義抒情性”更能表達我的想法的概括方式。我想要講的“超越現實主義“也不僅僅是指安敏成意義上的大衆書寫作爲超克話語，而是基於“人道主義”爲中心的現實主義書寫，囊括了情感書寫，時空書寫，女性主義書寫等等內涵。 [2] 王德威. 《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1. [3]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 p.403. [4] 安敏成. 《現實主義的限制： 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1. p.205. [5] 根據姜濤的劃分五四前後文學青年基本可以分爲三代：《新青年》一代；新潮社一代；後五四一代。 [6] 猜測應該也是陳平原老師的弟子？對空間的描摹也讓我想到他更晚近的學生林崢《公園北京：文化生產與文學想象（1860—1937）》（2022）。 [7] 斯維特蘭娜·博伊姆. 《懷舊的未來》. 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研究現代文學的必讀書！ 爲什麼中國知識分子對現實主義文學那麼癡迷，20世紀以後，他們將個人對社會參與與變革的希望寄託在現實主義文學所能激發出的力量上，這種習慣是傳統的結果這一點真的還值得玩味。畢竟大部分文學史都將54文學運動作爲與傳統文學分割的點來記述。就算是王德威教授等人認爲晚清就開始了文學的現代性傾向。安教授認爲中國古來的文論中，文學從來都不是看它是否有多麼真實的再現了現實，它的價值在於如何發現與表達了本就存在於社會中的“道”，也就是文學的價值在於它把握住了社會的整體性規律。這是五四新文學家沿襲的觀念，也是紛亂複雜的西方文論中，他們只對現實主義文學較爲青睞的原因。雖然經過了短暫的噤聲（《延安講話》以後），但80年代以後的中國文學確實如最後一章的結尾所寫一樣：重新對現實主義進行了反思與探索—最近愛看的科幻小說其實也是這種現實主義的延伸。

其實也還行……主要是我自己不太喜歡這類小說

一位海外學者，對中國現代文學有如此瞭解，實在令人敬佩

讀安敏成《現實主義的限制》 安敏成，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教授，其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用力甚深，大著《現實主義的限制》，副標題爲“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關於“現實主義”，可能在西方只是文學表現的形式之一種，但在中國，它的產生及後來的演化，極具複雜性。“現實主義”，最初是作爲一項文化變革的工具被引入中國的，但它的美學前提與它所承諾的社會使命間存在着複雜的矛盾。安敏成所著的《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即是從這一角度入手，切入到當時社會與文學的處境裏，以“知識考古學”的方式檢討了“現實主義”在中國被使用的情況，分析了其特殊的接受歷史；繼而，作者又以魯迅（安成敏指出其深刻的自我詰問，無人能效仿）、茅盾、葉紹鈞、張天翼等作家的作品爲樣本，進行深入的文本闡釋，關注小說敘述中種種有爭議的、斷裂的層面，從而揭示出作爲一種“形式因素”的現實主義，在小說中的滲透、變形，以及由此激發出的獨特的美學可能性。面對古老舊中國的行將朽木，在文學上的無病呻吟之現狀，當時的知識分子爲了創建一種文學以回應挑戰，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西方文學，所謂別求新聲於異邦。其目的在於拯救古老的中國，讓其鳳凰涅槃，新生復甦。五四文學革命的主將陳獨秀依託文學進化論的觀念提出，現實主義是當時西方科學民主精神在文學上的體現。而留學回來的胡適亦在一篇談論易卜生的重要文章“易卜生主義”中，進一步探討了現實主義的實效。胡適十分敏銳地發現，在易卜生的世界中，現實主義描寫的正面效果是通過個體與社會秩序的疏離來達成的；只有當少數獨異之人與社會孤身奮戰，社會進步才能實現。由此，在早期五四現實主義者的寫作中，小說既被當做是自我表現的空間，也被當做是對影響自我的外部約束的探索。在現實主義創作頗有成績的作家茅盾儘管知道現實主義不再處於國際文學潮流的最前沿，但他依舊認爲：現實主義恰恰滿足了某種當前的本土需求；他尤其希望現實主義寫作能夠激勵作家系統地觀察廣闊的社會歷史運動，而不僅僅通過小說宣泄個人哀怨。1927年，當創造社和太陽社挑起“革命文學論爭”之時，它在多種層面上構成了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分水嶺；我們可以在相關的文章中找到此後支配左翼文學取向的幾乎所有觀念的初始形態。太陽社的理論家們（尤其錢杏邨）最爲賣力。錢指責魯迅無視文學的階級背景，他的小說也無力描繪歷史的鉅變。他寫道，魯迅的作品死氣沉沉，至多提供了對被壓迫者的“空洞同情”。文學不應停留在對生活的簡單描摹上——它應創造新生，即：積極地將社會向未來推進。從某種角度來說，錢杏邨的批評其實最符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本質。現實主義經典理論家盧卡奇就認爲“真正的現實主義敘事作品不是從文學傳統中借取形式，而是從歷史演變過程中發現形式；現實主義小說的情節和人物爲我們展示了歷史中實際發生的一切。真正的現實主義文學必須直透現實中的本質，揭示社會結構關係發展原因及方向。”安成敏極具慧眼的指出：“那些在五四運動大潮中成長起來的作家（其中包括許多30年代初期的嶄露頭角的作家），發現自己正處於令人困擾的兩難之中。一方面，他們真誠地期望通過創作具有政治功效的文學以表示自己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他們的文學靈感又與文化領袖所規劃的作品圖式相牴觸。”安成敏在最後一章“超越現實主義——大衆的崛起”，寫道：“無論中國文學將走向何方，都必然會涉及到對批判現實主義的重新檢討。”事實上，只要中國追求現代化的道路沒有終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依舊還是主流的文學規範。

哲學、歷史、文學本體視角的考察。從概念的知識考古，到作家文本的選取、闡釋，到對美學困境的揭示……都處理得太好了……博論寫成這樣我能做夢笑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