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寇志明
《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舊派”詩人》的主要研究對象是1871-1914年的三大詩派的代表人物(當然其中有些詩人的影響時間更長)。在我看來,王閩運(1833-1916)、樊增祥(1846-1931)、易順鼎(1858-1920)、陳衍(1856-1937)、陳三立(1853-1937)和鄭孝胥(1860-1938)是能夠與他們同時代的讀者積極對話的,他們以詩歌這一久負盛名的文學形式,探討受到威脅的中華文化傳統的延續這種關鍵問題。由於他們的作品原本是寫給同時代精英讀者的,因此我們不應該以20世紀的可讀性標準,或者用外來標準,而應該以中國當時的詩詞批評標準來衡量他們的詩作。當我們將這些詩人置於他們自身的歷史與文學背景中時,他們便成爲在傳統的中國秩序與19世紀中後期強加於第三世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社會之間的罅隙中掙扎的一代的代言人。這些詩人絕大部分既非高呼政治口號者,亦非冷眼旁觀、無動於衷的唯美主義者,他們的作品描述了一個面臨內憂外患、在生死困境中掙扎的國家的國民所面臨的個人以及文化的困境。詩人所使用的是一種可以從不幸面臨消亡的偉大的文學傳統中汲取豐富資源的語言。他們的成功,爲所有偉大的中國人文傳統以及全人類精神在面臨恐怖的環境時仍具有的勇敢適應性提供了一個歷久不衰的證明。
對這本書的興趣來源於作者的出發點——“激發了本研究的最初論點:對於那些誕生於最初過渡時期的中國文學,那些表達了作爲一個極爲博大精深、富於表現力的文化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最初是如何應對進入現代時期的,特別是那些傳統文學類型的作品,我們需要進行更細緻的研究”,我留意的角度和這本書相似,但傾向於探究延續了古典傳統的一脈詞學(十九二十世紀詞的社會地位低於詩,承載量小於詩)的內部演進和對現代思想的處理,關注點聚焦於作者、作品、文學思想,主要想討論其自身的發展。 本書作者把一個關注點放在了讀者接受(書中定義爲“讀者”,但我以爲“讀者”範疇模糊,易產生被放大的誤解,給一個範疇界定,如“文人羣體”“批評家”之類更好),試圖從作品與批評的對讀裏找出十九世紀末古典文學傳統在現代語境中的表現形式,以說明傳統方式處理現實題材的可能性和其中可容納的現代性元素與現代思維。 相比於對文學史的一部分的重新梳理,作者的着眼點或許更傾向於對帶有西方色彩的現代化的一種反抗。即使忽略作者選取的接受材料的片面(擬定詩人作品僅滿足小部分讀者需求),對批評文字的理解也直接忽略了全部套語、行文傳統、感性和誇張的傾向、抽象性種種,對詩歌的情緒、氛圍、意向傳達的模糊情緒常處理爲實指,使得本書的一個重要部分:對特定語境下讀者與文本的交互作用的解讀失去說服力,整本書也僅僅試圖對傳統文學史觀念做一定的彌補,說明一個現象,這個角度可以寫的東西太多了,讀完的感覺,拈出題目,戛然而止。唯一驚豔的點是作者自魯迅開始的上溯。
很冷門的研究方向,看完收穫了很多獨到的觀點
一本本來就比較視角獨特的書。清末民初的“舊派”詩人,無論是王閩運、樊增祥、易順鼎、陳衍、鄭孝胥,還是稍微出名點的陳三立,作品水平高低不說,放在時代大背景裏已沒有舊詩成長的土壤和經濟社會基礎,成就確實難以去得。另外,此書寫的其實一般,坐冷板凳的態度是有,只是少了點寫作的邏輯和套路,詩句解析多了點,思考少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