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紫作品（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文庫）

葉紫出身於一個小官吏之家，家裏比較殷實。1926年，湖南農民運動一開始，葉紫一家便在他的滿叔，共產黨員、縣農民協會會長餘璜的帶動下，投身其中。父親餘達纔在縣農協任祕書長，大姐餘裕春任蘭溪女子聯合會會長，二姐餘也民任蘭溪團委書記。而憤青葉紫，則投筆從戎，進入中央軍校武漢分校學習。 1927年5月“馬日事變”，大難落到餘家人的頭上。葉紫的父親餘達才和二姐餘也民和叔叔、嬸嬸被殺，慘死在益陽大碼頭。那裏是當時益陽最繁華的地方。葉紫也遭追捕，被迫流浪他鄉，成了一個乞丐。魯迅在爲葉紫的《豐收》作序時說：“作者還是一個青年，但他的經歷，卻抵得太平天下的順民的一世紀的經歷。”葉紫6位親人鬧革命，5位被殺，僅比毛澤東一家少一人。 死了這麼多人，餘家從此一貧如洗。葉紫只得中途輟學，四處漂泊，於1929年冬流浪到上海，接觸到了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左翼文藝運動，並開始寫作生涯。1930年4月，他在上海入了黨，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奉命到浙江溫州搞武器，被逮捕，經黨組織和未婚妻湯詠蘭營救，8個月後纔出獄。估計用了不少銀子。出獄後與湯結婚，生有一女一兒。 1933年6月，葉紫在《無名文藝月刊》創刊號上發表短篇小說《豐收》，迅速走紅。1935年，在魯迅支持下，葉紫自費出版了短篇小說集《豐收》，收入《奴隸叢書》。這套叢書，還包括蕭軍、蕭紅的作品。也就是這一年，葉紫患上了嚴重肺病，病中他還寫作和出版了中篇小說《星》及短篇小說集《山村一夜》。在那年代，肺病被稱之爲“癆病”，死亡率比如今的癌症還要高。 葉紫與魯迅的交往始於1934年4月。當時，他參與主辦《中華日報》副刊《動向》。魯迅在《動向》上發表雜文20多篇，葉與魯便有了書信聯繫。1934年12月19日，應魯迅之邀，葉紫參加了在上海廣西路梁園豫菜館舉行的活動。葉紫虛心請教，魯迅則把他當作小弟弟。他的許多作品，往往是先送魯審閱修改，再投稿發表，有的還是魯迅轉送報刊發表的，連稿費也由魯迅代領轉付。魯迅在生活上對葉紫關懷備至，每次去他家總要帶些喫的，見到他家生活艱難，便送錢送物。1936年10月，葉紫因肺病和肋膜炎併發住院，魯迅得知後送去50塊大洋。2天后，魯迅辭世，葉紫在醫院裏得知噩耗，悲痛萬分，含淚寫下了《哭魯迅先生》的悼詞。 長年的奔波勞累，加上自身婚姻的不幸福，徹底損害了葉紫的身體，1937年“八一三”事件後，癆病纏身的葉紫與老婆孩子，離開上海回到益陽蘭溪老家，在貧病中度日。1939年2月，他在給張天翼的信中說：“一個月中，我曾斷糧三次，幾乎餓壞。”張天翼、陳企霞等都爲他募捐、資助。一位老友寄給他4元錢並附有一詩，詩曰：“爲家爲國血方熱,愁米愁柴志未灰。”在餓着肚子，缺醫少藥的情況下，葉紫仍堅持創作，還自學中醫，爲窮人看病。 1939年10月5日，葉紫丟下老婆孩子，和他手頭正在創傷的長篇《太陽從西邊出來》，在疾病、焦慮、無奈和苦悶中離開了人世。“太陽”一稿才寫了4萬字。 主要作品編輯 《豐收》(短篇小說集)1935，上海奴隸社 《現代女子書信指導》(散文集)1935，上海女子書店 《星》(中篇小說)1936，文生 《山村一夜》(短篇小說集)1937，良友 《葉紫創作集》(小說、散文合集)1953，人文 《葉紫選集》(小說、散文合集)1959，人文 《葉紫文集》(上下卷)1983，湖南人民 短篇小說集《豐收》、《山村一夜》 短篇小說《刀手費》、《畢業論文》、《廣告》、《懶捐》 中篇小說《星》、《菱》（未來得及完篇） 長篇小說《太陽從西邊出來》 以農民運動及土地革命爲背景反映農村階級鬥爭尤其是洞庭湖畔農民的生活和鬥爭，是葉紫小說創作的主題。葉紫根據自己獨特的生活經驗，真實地反映了20年代末極端尖銳的階級衝突和人民的苦難生活，較深刻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兇殘和腐朽本質，揭示了農民鬥爭的必然性及其發展的總趨勢，歌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鬥爭。 連續性的短篇《豐收》與《火》是葉紫的力作，清晰地反映了農民運動醞釀——興起——發展——深入的歷史過程，達到了“藝術的真實性和歷史的具體性”的統一。在當時的左翼文壇，“豐收成災”是一個被作家普遍反映的主題。當時的歷史事實是：1930年發生了遍及十六省的大水災，1932年則獲得全國性的大豐收，而國民黨政府當局仍向美國進口小麥，造成“谷賤傷民”、“豐收成災”的反常現象，更遑論豪紳胥吏的壓榨、天賦捐稅的勒索。這一由帝國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雙重壓迫，以及商業資本家趁火打劫造成的半殖民地社會的悲劇。吸引了衆多左翼作家和進步作家的關注，作家們採用各種各樣體裁來表現這一共同關注的題材，小說方面有茅盾的《春蠶》、《秋收》、《殘冬》三部曲，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夏徵農的《禾場上》，蔣牧良的《高定祥》，羅洪的《豐收》等，及吳組緗的農村題材小說多具有這一時代背景。但是葉紫的《豐收》、《火》所反映的情景則比它們更爲嚴峻和逼真。 《豐收》視野開闊，它絢爛地展開了三條情節發展線索： 一是“展開了農事的全場面”，逼真而細緻地描述了雲普叔一家爲企盼豐收而與旱災、水患等天災威脅所進行的痛苦的掙扎，忍受高利貸的盤剝而苟延，甚至鬻女來求得度過青黃不接的難關，終於獲得可喜的收成。 二是由田主、高利貸者、團防局長、黨部委員之流彙集成的吮吸農民膏血的毒龍，以租谷、田賦、剿共捐、救國捐、團防捐、堤費等等名目，將豐收所得的滿倉新谷都劫掠一空，徹底擊碎了雲普叔終年胼手胼足所孕育的希望與憧憬。 三是與以上兩條線索交結起伏的兩輩人的思想衝突，雲普叔安貧知命。守法事天的保守的農民意識與立秋的憤懣鬱怒、不甘爲奴的革命覺悟形成了對照，最後以雲普叔絕處逢生似的覺醒爲終結。三條線索錯綜交匯，聚合離異，既細針密線，有條不紊，又峯巒起伏，跌宕騰挪，無愧於“是一篇精心結構的佳作”。 收在短篇集《山村一夜》中的《山村一夜》別開生面，寫膽小怕事的漢生爹受地主的欺騙告發了自己參加革命的兒子，致使兒子慘遭殺害。作者採用舒緩的筆調，動人心魂的娓娓敘談，筆鋒觸及農村、城市的各個方面，陰沉肅殺的氣氛寒氣襲人，展現了大革命失敗後山村一片白色恐怖的景象。但人民並未被大屠殺所嚇倒，仍在不屈不撓地堅持鬥爭。 從中篇小說《星》開始，葉紫更注重創作技法的運用，注重表現人物性格的複雜化和內心世界。《星》在葉紫創作歷程中是一座里程碑。小說通過大革命前後梅春姐婚姻、家庭生活的數度劇烈變遷和曲折複雜的人生選擇，將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家庭、婚姻問題與革命問題，內在地交織在一起，不僅從政治和經濟層面，而且從論理和感情層面，全方位地表現出大革命前後中國農村的面影。 創作特點編輯 葉紫的散文可分狹義的與廣義的兩種，狹義的爲傷痛事、抒情、寫景這一類，如《還鄉雜記》、《行軍散記》、《岳陽樓》等。葉紫曾於1936年將十五篇散文編成散文集《古渡頭》，交新鍾書局作爲"新鍾創作叢書"之一出版，未成。同年，葉紫又將這十五篇散文連同《我怎樣與文學發生關係》編成《葉紫散文集》，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已打就紙型，因抗戰爆發而未能印出。廣義的則指葉紫所寫的序跋、評論、回憶、紀念、悼亡、編輯說明、書信、日記之類。 葉紫散文展現的又一幅生活圖景是天災人禍摧殘下的洞庭湖濱農村。從其創作亦可體察他的文藝見解也是富於革命性和戰鬥性的，而又有鄉土化的藝術特色。 人物評價編輯 他與他的同鄉周揚、周立波、周谷城，被列爲益陽的“三週一葉”。 [3] 葉紫的創作有深厚的生活積累與充分的創作準備，因此正如魯迅所稱讚“寫得出東西來，作品在摧殘中也更加堅實”，而非“革命浪漫諦克”的膚淺與幼稚。葉紫的鄉土小說《豐收》、《火》、《電網外》、《偷蓮》、《魚》、《山村一夜》、《湖上》、《星》等描寫的農村苦難生活具有生活的原生態性。他用魯迅的筆法來總結大革命失敗是因爲未能真正發動農民的慘痛教訓，因而他的小說主題非常深刻，具有震撼力。他說：“因了自己全家浴血着1927年底大革命的緣故，在我的作品裏，是無論如何都脫不了那個時候的影響和教訓的。用那時候以及沿着那時候演進下來的一些題材，寫了許多悲憤的、回憶式的小品，散文和一部分的短篇小說。” 同時，葉紫小說具有較高的鄉土小說審美品位，有着鄉土小說的濃郁的藝術氣息與氛圍。他不僅擅長摹寫鄉村農民生活的苦難與農民自發鬥爭的悲壯，而且也善於描摹洞庭湖鄉的湖光水色。在《偷蓮》中關於荷葉蓮蓬的描寫：“蓮蓬，已快將老邁了，低着頭，乾枯着臉，無可奈何地僵立在湖面，嘆息它底悲哀的命運，荷葉大半都成了破扇形，勉強地支持着三五根枯骨子，迎風搖擺着。九月底冰涼的露水灑遍了湖濱。在遠方，在那遼闊的無涯的蘆葦叢裏，不時有大塊的、小塊的，玩童們散放着的野火冒上來。” 在《魚》中關於月色的描寫：“駝背的殘缺的月亮，很喫力地穿過那陣陣的雲圍，星星頻頻地夾着細微的眼睛。在湖堤的外面，大湖裏的被寒風掀起的浪濤，直向漫無涯際的蘆葦叢中打去，發出一種冷冰冰的清脆的呼嘯來。湖堤內面，小湖的水已經快要車幹了，平靜無波的浸在灰暗的月光中，沒有絲毫可以令人高興的痕跡。雖然偶然也有一兩下彷彿象魚兒出水的聲音，但那卻還遠在靠近大湖邊的蘆葦叢的深處呢。” 這兩段景物描寫以像徵性和擬人化手法，表現了人物的一種情緒，也顯示了小說的地方色彩。 葉紫小說還具備鄉土小說的鄉風民俗描寫的要素。《豐收》中村民打着旗鑼鼓傘，抬着關老爺遊行求雨的場面，描寫得逼真又生動。《偷蓮》中寫村姑下湖偷摘蓮蓬，唱着“偷蓮偷到三月更啦，家家戶戶睡沉沉，有錢人不知道無錢人的苦，無錢人卻曉得有錢人的心”的民歌，搖着小船而返。寫得既有情致又感傷，極具洞庭湖地方色彩，充滿生活趣味和藝術感染力。 葉紫的小說不僅有着深刻的社會政治內涵，而且接承了人道主義精神。中篇小說《星》，刻畫了主人公梅春姐對人性的追求、愛情的渴望與土地革命中婦女的解放交織在一起，成爲一個真正的新型農村女性典型形象。對人物的細膩的心理描寫，貼切的內心獨白，“星一般的眼睛的”象徵手法，濃郁的地方色彩的描畫，以及對時代氛圍的真實刻畫，使《星》這個中篇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標誌着葉紫作品與“革命加戀愛”小說的區別以及他藝術技巧的臻於成熟。

記述哀痛瑣屑細緻，但缺乏大的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