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集註新修

曾文正公言：「餘所好者，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爲人生具此高淡胸襟，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此語大慰我心。今年疫情阻隔，多有閒暇讀書，諷陶詩各種版本幾八九種，然不讀古今人點評。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讀陶詩亦然，隨心所欲而已。每每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爾時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此淵明所謂「羲皇上人」歟？歸去來兮，吾將曳尾於塗中。

陶淵明 文｜朱光潛 大詩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養成一首完美的詩，充實而有光輝，寫下來的詩是人格的煥發。陶淵明是這個原則的一個典型的例證。正和他的詩一樣，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凡是稍涉獵他的作品的人們對他不致毫無瞭解，但是想完全瞭解他，卻也不是易事。我現在就個人所見到的陶淵明來作一個簡單的畫像。 他的時代是在典午大亂之後，正當劉裕篡晉的時候。他生在一個衰落的世家，是否是陶侃的後人固有問題，至少是他的近房裔孫。當時講門第的風氣很盛，從《贈長沙公》和《命子》諸詩看，他對於他自己的門第素很自豪。他的祖父不定期做過不大不小的官。他的父親似早就在家居閒（據《命子》詩，安城太守之說似不確。他序他的先世都提到官職，到了序他的父親只有“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慍喜”數語）。 他的母親是當時名士孟嘉的女兒。他還有一個庶母，弟敬遠和程氏妹都是庶出。他的父親和庶母都早死，生母似活得久些。弟妹也都早死，留下有侄兒靠他撫養。他自己續過弦，原配在他三十歲左右死去。繼娶翟氏，幫他做農家操作。他有五個兒子，似還有“弱女”，不同母。他在中年遭了幾次喪事，還遭了一次火，家庭負擔很不輕，算是窮了一生。他從早年就愛生病，一直病到老。他死時年才五十餘（舊傳淵明享年六十三，吳汝綸定爲五十一，梁啓超定爲五十六，古直定爲五十二，從作品的內證看，五十一二之說較勝），卻早已“白髮被兩鬢”，可見他的身體衰弱。 當時一般社會情形很不景氣，他住在江西潯陽柴桑，和一般衰亂時代的鄉下讀書人一樣，境況非常窘迫。在鄉下無恆業的讀書人大半還靠種田過活，淵明也是如此。但是田薄歲歉（看“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諸句可知），人口又多，收入不能維持極簡單的生活，以致“冬無蘊葛，夏渴瓢簞”。淵明世家子，本有些做官的親戚朋友，迫於飢寒，只得放下犁頭去求官。他的第一任官是京口鎮的參軍，那時他才二十三歲左右（晉安帝隆安三年己亥），過了兩年，他奉使到江陵（辛丑），那時鎮江陵的是恆玄，正上表請求帶兵進京（建康）解孫恩之圍，恰逢孫恩的兵已退，安帝下詔兵阻止桓玄入京，淵明到江陵很可能就是奉詔止玄。就在這年冬天，他的母親去世。他居了兩年憂，到了二十八歲那年（甲辰），又是起來到建威參軍，第二年三月奉使入都，八月補彭澤令，冬十一月就因爲不高興束帶見督郵，解印緩歸田。以後他就沒有出來做官。總計起來，他做官的時候前後不過六年，除去中間丁憂兩年，實際只有四年。他再起那一年，天下正大亂，桓玄造反，劉裕平了他。此後十五六年之中，劉裕在繼續擴充他的勢力。到了淵明四十四歲那年（庚申）劉裕便篡位，晉便改成宋。從淵明二十九歲棄官，至他五十一歲死，二十餘年中，他都在家鄉種田，生活依然極苦，雖然偶得朋友資助，還有捱餓乞食的時候。晚年劉裕有詔徵他做著作郎，他沒有就。 一個人的性格成就和他所常往來的朋友親戚們很有關係。淵明生平常往來的人大約可分爲四種。第一種是政治上的人物。有的是他的上司。他做鎮軍參軍時，那鎮軍可能爲劉牢之；做建威參軍時，那建威可能是劉敬宣；他奉使江陵時，鎮江陵的是恆玄，有人還疑心他在恆玄屬下做過官。有的是仰慕他而想結交他的。第一是江州刺史王宏，想結交他，苦無路可走，聽說他要遊廬山，於是請他的朋友龐通之備酒席侯於路中，二人正歡飲時，王宏才闖到席間，因而結識了他。此後兩人常有來往，王宏常送他酒，資助他的家用。集中《於王撫軍座送客一首》大概就是在王宏那裏寫的。其次是繼王宏做江州刺史的檀道濟，親自去拜訪淵明，勸他做官，他不肯，並且退回道濟所帶來的禮物。但這一類人淵明大半說不上是朋友，真正夠上做朋友的只顏延之。延之做始安太守過半潯陽時，常到淵明那裏喝酒，臨別時留下二萬錢。淵明把這筆款子全送到酒家。延之在當時也是一位大詩人，名望比淵明高得多。他和淵明交誼甚厚，淵明死後，他做了一篇有名的誄文。 第二種朋友是集中載有贈詩的，象龐參軍、丁柴桑、戴主簿、郭主簿，羊長史、張常侍那一些人，大半官階不高，和淵明也相知非舊，有些是柴桑的地方官，有些或許是淵明做官時的同僚，偶接杯酒之歡的。這批人事蹟不彰，對淵明也似沒有多大影響。 最有趣味而最難捉摸他們與淵明關係的是第三種人，就是在思想情趣與藝術方面可能與淵明互相影響的。頭一個當然是蓮社高僧慧遠。他瞧不起顯達的謝靈運，而結社時卻特別寫信請淵明，淵明回信說要準他喫酒纔去，慧遠居然爲他破戒置酒，淵明到了，忽“攢眉而去”。他對蓮社所奉的佛教顯然聽到了一些梗概，卻也顯然不甚投機。其次就是慧遠的兩個居士弟子，與淵明號稱“潯陽三隱”的周續之和劉遺民。這三隱中只有淵明和遺民隱到底，遺民講禪，淵明不喜禪，二人相住雖不遠，集中只有兩首贈劉柴桑的詩，此外便沒有多少來往的痕跡。續之到宋朝應召講學，陪講的有祖企謝景夷，也都是淵明故友，淵明作了一首詩送他們三位，警告他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結尾勸他們“從我穎水濱”，可見他們與淵明也是“語默異勢”。最奇怪的是謝靈運。在詩史上陶、謝雖並稱，在當時謝的聲名遠比陶大。慧遠嫌謝“心亂”，不很理睬他，但他還是蓮社中要角。淵明和他似簡直不通聲氣，雖然靈運在江西住了不少的時候，二人相住很近。這其實也不足怪，靈運不但“心亂”而講禪，名位勢利的念頭很重，以晉室世家大臣改節仕宋，弄到後來受戮辱。總之，淵明和當時名士學者算是彼此“相遺”，在士大夫的圈子裏他很寂寞，連比較瞭解他的顏延之也是由晉入宋，始終在忙官。 和淵明往來最密，相契最深的倒是鄉鄰中一些田夫野老。他是一位富於敏感的人，在混亂時代做過幾年小官，便發誓終身不再幹，他當然也嘗夠了當時士大夫的虛僞和官場的惡濁，所以寧肯回到鄉間和這班比較天真的人們“把酒話桑麻”。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幾句詩，就可以想見他們中間的真情和樂趣。他們對淵明有時“壺漿遠見侯”，淵明也有時以“只雞招近局”。從各方面看，淵明是一個富於熱情的人，甘淡泊則有之，甘寂寞則未必，在歸田後二十餘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頗得到一些溫慰。 淵明的一生生活可算是“半耕半讀”。他說讀書的話很多：“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樂琴書以銷憂”；“委懷在琴書”等等，可見讀書是他一個重要的消遣。他對於書有很深的信心，所以說“得知千載上，正賴古人書”，不過從他的詩裏看，所謂“異書”主要的不過是《山海經》之類。他常提到的卻大半是儒家的典籍，例如“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詩書敦宿好”、“言談無俗調，所說聖人篇”。在《飲酒詩》最後一首裏，他特別稱讚孔子刪詩書，嗟嘆狂秦焚詩書，漢儒傳六經，而終致慨“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從他這裏援引的字句或典故看，他摩挲最熟的是《詩經》、，《楚辭》、《莊子》、《列子》、《史記》、《漢書》六部書；從偶爾談到隱逸神仙的話來看，他讀過皇甫謐的《高士傳》和劉向的《列仙傳》那一類書。他很愛讀傳記，特別流連於他所景仰的人物，如伯夷、叔齊、荊軻、四皓、二疏、楊倫、邵平、袁安、榮啓期、張仲蔚等，所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者指此。 淵明讀書大抵採興趣主義，我們不能把他看成一個有系統的專門學者。他自己明明說：“好讀書，不求甚解”，顏延之也說他“學非稱師。趁此我們可略談他的思想。這是一個古今聚訟的問題。朱晦庵說：“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旨出於老莊”。最近陳寅恪先生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裏作結論說： 淵明之思想爲承載魏晉清淡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設之新自然說。惟其爲主自然說者，故非名教說，並以自然與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僅限於不與當時政治勢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劉伶輩之佯狂任誕。蓋主新自然說者不須如舊自然說之積極牴觸名教也。又新自然說不似舊自然說之養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仙，惟求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爲一體。因其如此，既無舊自然說形骸物質之滯累，自不至與周孔入世之名教說有所觸礙。故淵明之爲人實外儒而內道，舍釋迦則宗天師也。 這些話本來都極有見地，只是把淵明看成有意地建立或皈依一個系統井然、壁壘森嚴的哲學或宗教思想，像一個謹守繩墨的教徒，未免是“求甚解”，不如顏延之所說的“學非稱師”，他不僅曲解了淵明的思想，而且也曲解了他的性格。淵明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卻不是一個拘守系統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讀各家的書，和各人物接觸，在於無形中受他們的影響，像蜂兒採花釀蜜，把所吸收來的不同的東西融會成他的整個心靈。在這整個心靈中我們可以發現儒家的成分，也可以發現道家的成分，不見得有所謂內外之分，尤其不見得淵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說他有意要做哪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的傾向比較大。 至於淵明是否受佛家的影響呢？寅恪先生說他絕對沒有，我頗懷疑。淵明聽到蓮社的議論，明明說過它“發人深省”，我們不敢說“深省”究竟是什麼，“深省”卻大概是事實。寅恪先生引《形影神》詩中“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幾句話，證明淵明是天師教信徒。我覺得這幾句話確可表現淵明的思想，但是在一個佛教徒看，這幾句話未必不是大乘精義。此外淵明的詩裏不但提到“冥報”而且談到“空無”（“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我並不敢因此就斷定淵明有意地援引佛說，我只是說明他的意識或下意識中有一點佛家學說的種子，而這一點種子，可能像是熔鑄成就他的心靈的許多金屬物中的寸金片鐵；在他的心靈煥發中，這一點小因素也可能偶爾流露出來。我們到下文還要說到，他的詩充滿着禪機。 詩人與哲學家究竟不同，他固然不能沒有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未必是有方法系統的邏輯的推理，而是從生活中領悟出來，與感情打成一片，蘊藏在他的心靈深處，到時機到來，忽然迸發，如靈光一現，所以詩人的思想不能離開他的情感生活去研究。淵明詩中“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事如已高，何必昇華嵩”，“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諸句都含有心爲物宰的至理；儒家所謂“浩然之氣”，佛家所謂“澄圓妙明清淨心”，要義不過如此；儒佛兩家費許多言語來闡明它，而淵明靈心迸發，一語道破，我們在這裏所領悟的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情趣，一種胸襟，一種具體的人格。再如“有風自南，翼彼新苗”，“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情新”，“烏弄歡新節，冷風送餘善”，“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諸句都含有冥忘物我，和氣周流的妙諦，儒家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梵家謂“梵我一致”，斯賓諾莎的泛神觀，要義都不過如此；淵明很可能沒有受任何一家學說的影響，甚至不曾像一個思想家推證過這番道理，但是他的天資與涵養逐漸使這麼一種“魚躍鳶飛”的心境生長成熟，到後來觸物即發，純是一片天機。瞭解淵明第一須瞭解他的這種理智滲透情感所生的智慧，這種物我默契的天機。這智慧，這天機，讓染着近代思想氣息的學者們拿去當“思想”分析，總不免是隔靴搔癢。 詩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開，詩主要地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現。因此研究一個詩人的感情生活遠比分析他的思想還更重要。談到感情生活，正和他的思想一樣，淵明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他和我們一般人一樣，有着許多矛盾和衝突；和一切偉大詩人一樣，他終於達到調和靜穆。我們讀他的詩，都欣賞他的“衝澹”，不知道這“衝澹”是從幾許辛酸苦悶得來的，他的身世如我們在上文所述的，算是飽經憂患，並不像李公麟諸人所畫的葛巾道袍，坐在一棵松樹下，對着無絃琴那樣悠閒自得的情境。我們須記起他的極端的貧窮，窮到“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他雖不怨天，卻坦白地說“離憂悽目前”；自己不必說，叫兒子們“幼而飢寒”，他尤覺“抱茲苦心，良獨內愧”。他逼着要自己種田，自道苦衷說：“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他逼得到乞食，一杯之惠叫他圖“冥報”。窮還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他的詩集滿紙都是憂生之嗟。《形影神》那三首詩就是在思量生死問題：“一世異朝世，此語良不虛”，“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求我勝年歡，一毫無複意”，“民生鮮長在，矧伊愁苦纏”，“從苦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以及許多其他類似的詩句都可以見出遲暮之感與生死之慮無日不在淵明心中盤旋。尤其是剛到中年，不但父母都死了，元配夫人也死了，不能不叫他“既傷逝者，行自念也。”這世間人有誰能給他安慰呢？他對於子弟，本來“既見其生實欲其可”，而事實上“雖有五男兒，總不愛紙筆”，使他嗟嘆“天運”。至於學士大夫中朋友，我們前已說過，大半和他“語默殊勢”，令他起“息交絕遊”的念頭。連比較知己的像周續之、顏延之一班人也都轉到劉宋去忙官，他送行說：“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路若經商山，爲我稍躊躇”，這語音中有許多寂寞之感！ 這裏也可以見出一般人所常提到的“恥事二姓”問題雖不必過於着重，卻也不可筆抹煞。他心裏痛恨劉裕篡晉，這是無疑的，不但《述酒》、《擬古》、《詠荊軻》諸詩可以證明，就是他對於伯夷、叔齊那些“遺烈”的景仰也決不是無所爲而發。加以易姓前後幾十年中——淵明的大半生中——始而有王恭、孫恩之亂，繼而有桓玄、劉裕之哄，終而有劉裕推翻晉室，兵戈擾攘，幾無寧日。淵明一個窮病書生，進不足以謀國，退不足以謀生，也很叫他憂憤。我們稍玩索“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壑舟無須叟，引我不得住”諸詩的意味，便可領略淵明的苦悶。 淵明詩篇篇有酒，這是盡人皆知的，像許多有酒癖者一樣，他要借酒壓住心頭極端的苦悶，忘去世間種種不稱心的事。他嘗說：“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數斟已復醉，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酒對於他彷彿是一種武器，他拿在手裏和命運挑戰，後來它變成一種沉痼，不但使他“多謬誤”，而且耽誤了他的事業，妨害他的病體。從《榮木》詩裏“志彼不捨（學業），安此日富（酒），我之懷矣，怛焉內疚”那幾句話看，他有時頗自悔，所以曾一度“止酒”。但是積習難除，到死還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淵明和許多有癖好的詩人們（例如阮籍、李白、波斯的奧馬康顏之類）的這種態度，在近代人看來是“逃避”，我們不能拿近代人的觀念去責備古人，但是“逃避”確是事實。逃避者自有苦心，讓我們慶賀無須飲酒的人們的幸福，同時也同情於“君當恕醉人”那一個沉痛的呼聲。 世間許多醉酒的人們終止於劉伶的放誕，淵明由衝突達到調和，並不由於飲酒。彌補這世間缺陷的有他極豐富的精神生活，尤其是他的極深廣的同情。我們一般人的通病是囿在一個極狹小的世界裏活着，狹小到時間上只有現在，在空間上只有切身利益相關係的人與物；如果現在這些切身利害關係的人與物對付不順意，我們就活活地被他們扼住頸項，動彈不得，除掉怨天尤人以外，別無解脫的路徑。淵明像一切其他大詩人一樣，有任何力量不能剝奪的自由，在這“樊籠”以外，發現一個“天空任鳥飛”的宇宙。第一是他打破了現在的界限而遊心於千載，發現許多可“尚友”的古人。《詠貧士》詩中有兩句話透漏此中消息：“何以慰吾懷，賴古此多賢。”這就是說，他的清風亮節在當時雖無同調，過去有同調的人們正復不少，使他自慰“吾道不孤”。他好讀書，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他說“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而這些“遺烈”可以使他感發興起。他的詩文不斷地提到他所景仰的古人，《述酒》與《扇畫贊》把他們排起隊伍來，向他們馨香禱祝，更可以見出他的志向。這隊伍裏不外兩種人，一是因窮守節的隱士，如荷篠丈人、長沮桀溺、張長公、薛孟嘗、袁安之類，一是亡國大夫積極或消極地抵搞新朝，替故主復仇，如伯夷、叔齊、荊軻、韓非、張良之類，這些人們和他自己在身世和心跡上多少相類似。 在這裏我們不妨趁便略談淵明帶有俠氣、存心爲晉報仇的看法。淵明俠氣則有之，存心報仇似未必，他不是一個行動家，原來爲貧而仕，未嘗有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那種近於夸誕的願望，後來解組歸田，終身不仕，一半固由於不肯降志辱身，一半也由於慣嚐了“樊籠”的滋味，要“返自然”，庶幾落得一個清閒。他厭惡劉宋是事實，不過他無力推翻已成之局，他也很明白。所以他一方面消極地不合作，一方面寄懷荊軻、張良等“遺烈”，所謂“刑天舞干鏚”，雖無補於事，而“猛志固常在”。淵明的心跡不過如此，我們不必妄爲捕風捉影之談。 淵明打破了現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關性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與物以及人與我的分別都已化除，只是一團和氣，普運周流，人我物在一體同仁的狀態中各自徜徉自得，如莊子所說的“魚相與忘於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氣韻貫注於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躍，情趣更豐富；同時也吸收外物的生命與情趣來擴大自己的胸襟氣韻。這種物我的迴響交流，有如佛家所說的“千燈相照”，互映增輝。所以無論是微雲孤島，時雨景風，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觸目成趣。淵明人品的高妙就在有這樣深廣的同情；他沒有由苦悶而落到頹唐放誕者，也正以此。中國詩人歌詠自然的見氣由陶、謝開始，後來王、孟、儲、韋諸家加以發揮光大，遂至幾無詩不狀物寫景。但是寫來寫去，自然詩終讓淵明獨步。許多自然詩人的毛病只知雕繪聲色，裝點的作用多，表現的作用少，原因在缺乏物我的混化與情趣的流注。自然景物淵明詩中向來不是一種點綴或陪襯，而是在情趣的戲劇中扮演極生動的角色，稍露面目，便見出作者的整個人格。這分別的原因也在淵明有較深厚的人格的涵養，較豐富的精神生活。 淵明的心中有許多理想的境界。他所景仰“遺烈”固然自成一境，任他“託契孤遊”；他所描寫的桃花源尤其是世外的樂土。歐陽公嘗說晉無文章，只有陶淵明的《歸去來辭》。依我愚見，《桃花源記》境界之高還在《歸去來辭》之上。淵明對於農業素具信心，《勸農》、《懷古田舍》、《西田獲早稻》諸詩已再三表明他的態度。《桃花源記》所定是一個理想的農業社會，無政府組織，甚至無詩書歷志，只“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流，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這境界頗類似盧梭所稱羨的“自然狀況”。淵明身當亂世，眼見所謂黃章制度徒足以憂民，而農業國家的命脈還是繫於耕作，人生真正的樂趣也在桑麻閒話，樽酒消憂，所以寄懷於“桃花源”那樣一個淳樸的烏托邦。 淵明未見得瞧得起蓮社諸賢的“文字禪”，可是禪宗人物很少有比淵明更契於禪理的。淵明對於自然的默契，以及他的言語舉止，處處都流露着禪機。比起他來，許多談禪的人們都是神秀，而他卻是惠能。姑舉一例以見梗概。據晉書《隱逸傳》：“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故事所指示的，並不是一般人所謂“風雅”，而是極高智慧的超脫。他的胸中自有無限，所以不拘泥於一切跡象，在琴如此，在其他事物還是如此。昔人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爲詩的勝境，淵明不但在詩裏，而且在生活裏，處處表現出這個勝境，所以我認爲他達到最高的禪境。慧遠特別敬重他，不是沒有緣由的。 總之，淵明在情感生活上經過極端的苦悶，達到極端的和諧肅穆。他的智慧與他的情感融成一片，釀成他的極豐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爲人和他的詩一樣，都很淳樸，卻都不很簡單，是一個大交響曲而不是一管一弦的清妙的聲響。 淵明是怎樣一個人，上文已略見梗概。有一個普通的誤解我們須打消。自鍾嶸推淵明爲“隱逸詩人之宗”，一般人都着重淵明的隱逸的一方面；自顏真卿作詩表白淵明眷戀晉室的心跡以後，一般人又看重淵明忠貞一方面。淵明是隱士，卻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孤高自賞、不食人間煙火氣，像《紅樓夢》裏妙玉性格的那種隱士；淵明是忠臣，卻也不是他自己所景仰的荊軻、張良那種忠臣。在隱與俠以外，淵明不定期有極實際極平常的方面。這是一般人所忽視而本文所特別要表明的。隱與俠有時走極端，“不近人情”；淵明的特色是在處處都最近人情，胸襟儘管高超而卻不唱高調。他仍保持着一個平常人的的家常便飯的風格。(未完)

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卷五引：歐陽修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 李格非曰：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 蘇軾《東坡題跋》卷一：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之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雲：“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

鍾愛崎嶇的詩。讀的時候如同行過他所行，看到他出仕，奔勞，歸鄉，滯於不同的風物。忍受飢餓、貧窮、疾病與亂世，也在山水、詩書、農耕與杯酒中窺見萬物清和。腦中延佇的卻是他站在夜色裏，面前是着火的屋宇，一切歸於火，一種熾熱的寂滅。讀到《輓歌》的時候忍不住長嘆，“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還是沒能在他瀟瀟淡逸的詩意中平靜下來，那些猶疑、激憤、哀慟、無望依然會刺痛我，詩人們啊。

非常認可陶淵明第一詩人的稱號，後世文學研究貼標籤的做法事實上讓格局變得越來越小，“田園詩人”很多時候都讓人覺得是一種綽號之類的惡搞。有前輩曾經提出陶潛詩無一字不真，白璧微瑕，在閒情一賦。可事實上是前輩誤解了《閒情賦》。詩言志，在當今的大衆宣傳中，都在強調詩之美，殊不知那“美”中包含了多少“僞”，已經淡忘了詩最重要的是“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纔是詩的最高境界。

陶淵明的作品確實可以好好讀一讀，但是編者水平還有待改進。 陶淵明是歷史上有名的隱者，他也斷斷續續做過些官，但終究因爲不喜官場生活，且對當時政治黑暗的不滿而選擇遠離。他似乎並不是個純粹的老莊信徒，也是個抱有儒家信仰的人。不過東晉有什麼好效忠的，當時打算對東晉取而代之的劉裕比東西兩晉所有統治者都強。或許忠誠本身就是一種信仰，又或許無論如何改朝換代，痛苦的都是百姓。但他對世人的重要意義在於，讓世人明白並非所有人都會嚮往榮華富貴，還有一種另外的生活和追求。

人本來就是矛盾的綜合體，陶公也不例外。他一邊隱居，一邊又希望有所建樹，可惜時不我與。作爲末世公子，他不能接受忘了亡國之痛而就仕於宋。他內心深處始終在糾結，在鬥爭，又時時列舉許多安貧樂道的先賢隱士來說服自己，並告訴自己，隱居纔是我畢生之志。所謂少年襟懷，老來心情。讀完全書對陶公也有了個比較清晰的印象，氣節啊風骨啊，飢寒交迫啊，要飲酒，要及時行樂，要名留千古啊。最後他發現這些都不重要，形消影滅，只有精神永不磨滅。他在糾結中隱居到底，有着悲觀的樂觀主義，一生困頓，也一生孤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汝要至清至廉，便遠離了塵囂。遠離那名利場，則枉論建功立業。無米無酒妻兒飢，終不改守貧之志，荒誕以至於難得。 可讀：《飲酒》、《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

最喜歡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和《歸園田居一》，陶淵明其實也講究養生的（登東皋以舒嘯，舒嘯是古時一種養生方法），而他只活了60多歲估計和他嗜酒有關吧，《黃帝內經》裏講：以酒爲漿，是不利於長壽的。喜歡他的詩文和灑脫的活法。

古籍，我主要看中華書局、上海古籍的，其次是人民文學、商務印書館和三聯書店的。沒有想到這個不相干的出版社(華東理工)和不知名的作者卻也貢獻了一本不錯的書。 研究陶淵明的大家真是太多了，而這位作者能廣爲蒐集選擇較爲恰當的觀點釆用之，確實給了我們很大幫助。 此書確實可以認真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