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沁
本书借助反讽理论,推敲鲁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文体选择及其文体效果,追问其背后的文体诉求,发现鲁迅小说中的反讽是一种言说策略,与其身处多变转折的时代环境、虚无的人生体验以及反抗绝望的人生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人性和现实的绝望没有使他甘于彷徨、陷于颓废,相反,理性担当的个性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驱使他选择对虚无反抗到底:彻底地勇敢直面并无情地解剖现实的黑暗,包括自己的内心,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反讽者。
本书借助反讽理论,推敲鲁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文体选择及其文体效果,追问其背后的文体诉求,发现鲁迅小说中的反讽是一种言说策略,与其身处多变转折的时代环境、虚无的人生体验以及反抗绝望的人生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人性和现实的绝望没有使他甘于彷徨、陷于颓废,相反,理性担当的个性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驱使他选择对虚无反抗到底:彻底地勇敢直面并无情地解剖现实的黑暗,包括自己的内心,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反讽者。
“鲁迅的风格是冷峻、深沉和诙谐。这几种风格其实不无悖逆之处:诙谐意在轻松取笑,又如何能深沉;冷峻者情感疏离,又如何与深沉者的情感厚重相统一?”作者拎其内在共同的反讽特质,不过这种模式也许让鲁迅更复杂了。可以这么说,“感知训练”是大部分文学教授的毕生事业——锤炼自己、再传授别人。前者落在实处是辞格研究,但后者在交流过程必然出现一种“矛盾的把握”。借着“反讽”那暧昧多义的表述方式,作者能进入文本里观察叙述者对待世界的模棱态度,否定性的鲁迅也因批判启蒙的历史任务而获得了存在的自由。鲁迅本就觉着“黑暗虚无乃是实有”,也许他就只会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作者前后不厌其烦的重复正表明:这种意义相反、态度佯装的模式认识的鲁迅,必然在何为表,何为里的叙述上陷入困境。
可谓当年的先锋小说吧,在文体实验方面
鲁迅笔下所讽刺的,大可分为两类人,庸众和独异个体,区别就在于意识的觉醒与否。庸众麻木和虚无,独异个体稚嫩和脆弱。希望对于庸众来说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她们并没有反思的能力,只是被苦难压迫得麻木,或被狭隘的个人利益变得虚无,谁知道他们所相信的希望是否只是权势造出的泡沫,像祥林嫂修的门槛,只有当更多的如狂人一般的独异个体背负着绝望前行,才有所谓的希望,希望是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