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阿Q正传”

因着特殊环境的原因，对于阿Q的分析视角和方法都是受限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也难免单一僵化，但我们倒是可以通过此书看出在特殊年代知识分子作在“说话”时的战战兢兢，由此可见当时环境的严苛，这个比书中观点更有价值。

有人说，正传的读者，在那时当然不包括劳动人民在内，那时的劳动人民大都不识字，作者是针对他的本阶级的读者写的，鲁迅向他的本阶级的人讽刺阿Q主义。有人说，阿Q的话很有孔乙己的味道，在农村不会发生姓赵不姓赵的问题，还有讳癞同赌钱，周围的“闲人”等，因此认定阿Q是流浪雇工。在《俄译〈阿Q正传〉序》里鲁迅自己曾说过：“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观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小说写于1921年，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思想感情，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鲁迅自己所谓“国民性”论者。虽是属于旧时代的，然而是健康的。列宁在论托尔斯泰的时候说的“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阿Q性格是统一的，是生动的，是典型性格，是具有人民性。“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Q很喜欢”，有没有读出阿Q的辛酸。有一出戏有某一个阿Q给人揪住了，他央求人家放他，说道：“把我当个屁放了罢！”这样当然也是杰作，然而鲁迅的“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写得真是痛苦，鲁迅先生是痛苦地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赵太爷和地保写出地主当权派及其爪牙压迫人民，赌钱赢钱被欺负时“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被王胡打时“君子动口不动手”爱惹人又怕人。欺软怕硬欺负小尼姑，“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是鲁迅对中国地主阶级当权的愤慨，遭遇强敌，失败了还要摆失败者的架子，还要欺负弱小民族，以大民族自居，大国自居。《华盖集》里面有一篇《忽然想到》，在那里鲁迅写道：“康圣人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也。”阿Q投机革命，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答复这个问题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天下太平了，革命是假的。在“恋爱的悲剧”里他吃饭发生问题，在革命的悲剧里他性命发生问题。辛亥革命农民没有参加，结果辛亥革命失败了。那么我们真不能不佩服《阿Q正传》的伟大的记载！鲁迅这时并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艺术乃超过当时的任何历史，中国当时的历史家写不出来的东西，鲁迅的小说里有了！

不知道作者说了一大推什么东西，没太读懂，阶级斗争这跟弦绷得太紧，阿Q正传就是鲁迅对国民性格中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与反思，谈不上这个阶级那个阶层的。

对《阿Q正传》文本分析细致、研究全面。但是阶级对立太明显，紧咬着鲁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