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文论与苏轼接受研究

很好看，尤其是朱熹与苏轼一章，让人看到世事变化、观念更迭与人性之复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并不是简单的支持反对、热爱憎恶、欣赏贬低，而是走向了深沉的理解。

张进《宋金文论与苏诗接受研究》读书笔记 第一章 梅欧与苏轼 梅尧臣倡“平淡” 梅公倡“平淡”，是建立在处穷而能保持淡泊的心态并孜孜追求艺术高境的基础上的。 欧阳修推崇“平淡” 平淡而含深远，平淡而出怪巧，平淡而有气力。这便是欧公对梅诗风格的解读。 一向推崇平淡诗美的朱熹对梅诗不十分看好，认为他不是平淡，而是“枯槁”，与杜甫说陶诗“枯槁”略同。 南宋初期颇有诗名的张嵲评曰：“不疑圣俞诗长于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余。然其淡而少味，令人无一唱三叹之意。” “纷华”的文辞只能暂时被人叫好，俯仰之间，便会如浮云散去，唯“淡泊味愈长，始终殊不变”，而且“淡泊闲远”的境界，往往是人难以达到的。可知，欧公是从诗歌发展史的开阔视域来观照诗歌的古味淡泊，实际上是在追求诗的本真，追求诗的高境，以反对晚唐五代以来险怪、绮丽、雕琢的诗风，其思路是借复古以革新。 以“平澹典要”取士 借梅诗提出“穷而后工”的命题 欧阳修戒人“慎勿作戚戚之文” 苏轼推崇“平淡”诗美，关键性的因素是“处穷”与“好陶”。 徐、湖时期，是苏轼平淡诗美观的萌发时期。 从贬黄州（元丰二年至七年，1079—1084）至元祐年间，是苏轼平淡诗美观的发展时期。 晚年贬逐岭海，是苏轼平淡诗美观确立并发扬时期。 儒家的道大不容而自乐、老庄的淡泊超然与佛家的随缘自适 苏轼说，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 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揭橥，标志。 总括苏轼平淡诗美观，实包含以下两个因素。 第一，情感内蕴为“处穷而能超然淡泊、温厚平和”。 第二，文字上由绚烂而归平淡。 苏公推崇陶诗的“平淡”，其精神实质乃在于“超然”，在于处穷居贫之际的一种孤耿超然的心态。 苏轼认为“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 柳与陶极似，能于处穷之际以温厚平和之心为诗，故其诗清深温丽、纡徐而又清劲，不犯“好奇务新”之病。而柳所以在陶之下，乃在其不如陶之“超然”。 从韦之经历来看，虽有流落失职、折节读书与执法被讼愤而辞官之遭遇，仕途也还淹蹇，却不比柳公远贬蛮荒之“处穷”，经受的磨难与坎坷更为深重。 苏公晚岁推重平淡，以陶、韦、柳为典范而较少提及王维。其实，王维诗画的清逸脱俗，苏公早就首肯，但他晚岁生活优裕，饶有田庄别业，或半官半隐，或隐居山林。安史之乱，“托病被囚”，担任伪官，心理受到极大的挫伤，又与苏公的处穷益励、枯槁俭素，心境大异。 宋平淡诗美观的原因 其一，宋代官员中出身寒微者增多 其二，儒释道三学并盛，士大夫多以佛老之澹泊与儒家之风节自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其三，文艺思想日渐成熟。宋初文坛，柳开、王禹偁、穆修、范仲淹、孙何等人相继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要求革除西昆体浮靡雕琢之风，去华取实，易道易晓 第二章 李清照与苏轼 李清照的《词论》（又名《论词》），是词学批评史上的第一篇系统探讨词体的专论。 曹丕的《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篇专论。 清照亦不满唐开元、天宝以来词坛或流宕靡丽，或流连哀思，或词语尘下的状况，也意欲提高词的品格，但她的思路是，既要求词与诗同质，具有“雅正”的品格，又要求尊重词体，注重词的独特性，不能让词合流于诗。由此可知，其实清照与苏轼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欲使词有一个品格上的“革新”和“提高”，而思路却不同。 清照生于周邦彦（号清真居士）之后，小清真（1056—1121）28岁，她强调“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对词的字声及其音乐性，更为重视，是很自然的事。那么，她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北宋前期晏、欧、苏三公词，自然认为其“又往往不协音律”，而只是“句读不葺之诗尔”。说王、曾二公词“不可歌”，亦不难成立。 总起来看，清照对词体的要求是：在音乐上要协律可歌；在内容风格上要雅正和婉；在表现手法上要善于铺叙，沉稳典雅，并将抒情与用事很好结合；在词的整体上要具有浑成之美，不可“破碎”，或有“瑕疵”。 明人李开先说：“词与诗，意同而体异。……以词为诗，诗斯劣矣。以诗为词，词斯乖矣。” 但也应该指出，李清照在对词“异”的体认中，过于看重词的音律及以婉美为本色风格的词，据此批评晏、欧、苏诸公词，有尊体的一面，也有过于严苛、失之公允的一面。 清照的批评，立足的是作家才能与词体特点的相合相谐，并无鄙薄前辈的意思，只不过是对词作家才能的要求有些过高过严罢了。 陈正敏《遯斋闲览》云：“苏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著棋、饮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 有人以为东坡曾自称“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便是另树旗帜，欲与本色一派争雄，其实非也。东坡不过是说自己的词是独辟蹊径另具风味，而并无争雄词坛分庭抗礼之意。 明清照有着非常明确的文体意识。所谓文体意识，指人们在文本写作和欣赏中，对不同文体模式的自觉理解、熟练把握和独特感受。清照对苏轼诸公词的批评，出于对词体特征的体认以及对作家才能与词体关系的认识，要求词与诗既保持“共同性”——“尚文雅”，又保持词体的“独特性”——“别是一家”，从而使词得以革新与提高，正是出于自觉的文体意识。 李格非于诗文，力主“诚”与“横”，与苏轼一脉相承。格非论“诚”，即苏轼说的“真”，真情坦露，如肝肺间流出。格非论“横”，即苏轼说的“姿态横生”，不受拘束，淋漓洒脱。 格非以“横”论苏轼之文，认为其“横”，在于其“自得”，能超脱既有之规范，有横空出世、横放杰出之姿。 真诚横放 苏轼的“自是一家”说，意在标举所作豪放词与柳永婉约词所具有的风格的不同，包括演唱角色与演唱方式的不同。而清照“别是一家说”，则意在强调词与诗文作为文体的不同。“自是一家说”与李之仪的“自有一种风格论”，说的是词学内部形成的不同风格，而清照“别是一家说”，说的是词与其他文体相比所具有的不同特点（特殊性） 第三章 朱熹与苏轼 朱熹批评苏轼的态度基本是前抑后扬：前期由好苏转而攻苏，其措辞激烈，攻击性极强；中后期有褒有贬，态度比前缓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不但接受了苏轼之学，褒扬苏轼其人，推赏苏轼其文，甚至在某些方面达到了一种相通与默契。 朱熹为何批评苏轼（苏氏），原因大略有三。 第一，受李侗影响，严辨儒佛，以维护儒学之正。 第二，受二程影响，以持敬为主，对苏轼其学其人不满。 第三，与思想方法、为学理念有关，认为“此是彼非”“不容并立而两存”。 朱熹对苏轼态度转变的原因 （一）孝宗皇帝喜好苏文，又执意召用朱熹，这对朱熹态度的转变，起了一定作用 （二）淳熙三年（1176）前后，前期与朱熹论辩苏学的对手，相继退出，朱熹论辩的方向与精力转移 （三）知南康军、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使朱熹对苏轼的仁政爱民有了深切的理解与认识 （四）三次反道学高潮，使朱熹更推崇苏公之人格气节 （五）思想方法、治学理念改变，使朱熹学术思想更为宽宏包容，从而接受苏学 （六）文坛大家推崇苏轼诗文书法，当对朱熹产生积极的影响 苏轼虽一直心存出处之矛盾，渴望早归田里与弟弟苏辙共享天伦之乐，却始终未能辞官，只有在朝与外任的区别；而朱熹则数次“辞免召命”，请祠居家，过着讲学和著书的生活。原因如下 第一，朱熹与苏轼对皇帝的态度不同。苏轼有“报恩”思想，而朱熹则是本着“君臣大义”，力图“匡君”。 第二，朱熹与苏轼对事业的追求各异。苏轼注重学与政的结合，认为君子为学，必学为政。朱熹则重在学术的追求。 第三，朱熹与苏轼气质个性不同。朱子与苏子狷介而不受拘束相似，而苏子豪爽、乐观，朱子端庄、谨严，则又有别。由于从政日短、经验有所不足，朱熹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很难在现实中贯彻执行，加以体弱多病，故对仕宦心存忧惧，常有求去之心。 第四章 严羽与苏轼 张戒激烈批判苏黄诗 严羽批评宋代诸公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严羽对苏、黄诗的批评，核心的问题是“终非古人之诗也”，即苏、黄诗在表现方式、表达分寸及总体风格（“气象”）上，都不同于古人诗了，“唐人之风变矣”！严羽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变”。因为它超越了他“熟识的先在的审美经验”，[38]与他的审美期待有较大距离。 严羽承袭了张戒与朱熹的观点，极推崇汉魏晋盛唐诗，认为“变唐”“不合古人”，非“正路”，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 苏轼重骚、崇陶、尊杜、推颜，严羽与其保持了相当的一致，而略有不同。苏诗骚兼重，严偏重楚骚；苏言李不及杜，严称各擅胜场。这可能与苏轼比较遵循儒家诗论观，而严羽在这方面相对弱化有关。 严羽诗学的思想宗旨、审美取向、思维方式与诗学概念，与苏轼有颇多的一致处。只是须仔细寻绎，方能发觉其中的相通与关联。可以说，严羽对苏、黄诗的批评，主要是在创作层面，并不妨碍其理论层面的自觉或不自觉、直接或间接的接受。 严羽用“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批评以苏、黄及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被后人引以为对宋诗特征的概括。严羽看到了宋诗与唐诗的“气象不同”，却看不到宋诗新变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看不到宋诗独具的长处，一味尊唐抑宋，偏于以禅说诗，因而招致非议，在唐宋诗之争中成为聚焦之点。 第五章 刘克庄与苏轼 刘克庄与苏轼之仕履相似处 第一，二人都任过起居舍人、中书舍人、侍读，授龙图阁学士，官至尚书。 第二，二人都因诗而得祸。苏轼有“乌台诗案”，刘克庄则有“梅花诗案”。 第三，二人都以刚直之风立朝，敢于仗义执言，抨击时弊，却为舆论和台谏所攻，多放外任。 第四，二人都在外任期间，有突出的政绩。 第五，二人都有帝王的知遇器重。 第六，二人都号称一代文宗 刘克庄却因“晚节有污”，为人所讥，以致《宋史》不为其立传。 刘克庄认为苏诗“非本色也”，即不同于以兴象、含蓄、合律为传统的“本色”诗。但这并不影响刘克庄对欧、苏诗“处于高峰地位”的评价 刘克庄提出了诗歌“本色论”，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评诗标准。从“本色论”出发，他指出苏诗“非本色”，无大力量者恐不可学；但他又以“气魄力量”“盖代之材”作为衡量标准，将苏轼列入宋代诗坛上的“大家数”行列，从而凸显了苏诗的特点与地位。 与张戒、严羽不同的是，张、严推崇唐诗，对苏诗以负面评价为多，而刘克庄则唐宋兼宗，在直言苏诗短处的同时，又积极肯定其长处，并尊为宋诗之“大家数”，这样的一种接受态度，在苏轼诗学接受史上，是指不多屈的。 宋诗特质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欧、苏作为领袖人物，推崇韩愈，注重才学气节。二是宋代科举的改革，注重经义策论的考试，以选拔经世致用之人才。三是理学的兴起，崇尚发明性理之学，富有思辨的品格。这三点，为宋诗特质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从而带来了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说理化等特质。 理学者看重心性义理，而看轻诗之情感与艺术手段，所作之诗，往往简明阐释义理，而缺少诗之兴象韵味。 “风人之诗”，即诗人之诗；“文人之诗”，即文人学者之诗。刘克庄认为，“风人之诗”，以发乎情性、止乎礼义为根本，以自然界的鸟兽草木为材料；“文人之诗”，以传达书中的思想与学问为根本，以借用前人的事迹和言论为材料。从他所举两者的不同，大致说来，一抒情，一说理；一比兴，一用事。他说，有幽人羁士于穷饿之际能作出妙绝一世的好诗，也有硕师、鸿儒为文章之宗而于诗无分，此事不可勉强。 在南宋诗人中，刘克庄最为推重的是陈与义、陆游与杨万里。 第六章 元好问与苏、黄 遗山论诗继承儒家诗学传统，提倡正体、风雅，反对怨怼、怒骂。在这一点上，他与苏有同有异，而与黄更为接近。 遗山认为，唐人之诗，之所以成为学诗者之指归，就在于“知本”。他说：“何谓本？诚是也，古圣贤道德言语布在方册者多矣。”其所谓“诚”，含义有二：一谓之“真”，有真情实感；二谓之“正”，是人心经过古圣贤道德言语教化熏陶而形成的思想感情。 遗山论诗主张自然天成，不刻意求工，师古而不泥古，学至于无学，这些亦可见出苏、黄之影响。 第七章 宋人文论二题 宋人的“常”“变” 宋人文论中最先论述“常”与“变”的是宋初的田锡。 宋人的“自得说” 宋人的“自得说”，关注人的生命形态，涉及的范围从人生到艺术，从为学到为文，从创作到接受，其核心是追求个体生命的自我体验、自由舒展和自由创造，从而达到生命与艺术的至高境界——至乐。

挺好的题目啊。内容还没看。先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