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福玲
本书约37万字,系在2005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作者在深入探讨汉唐文化背景的情况下,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对汉唐边塞诗的苦寒、尚武、乡恋、征战、风俗等五大主题及其创作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传统课题中力求创新,颇有学术价值。
还是要找本诗集读读,不然守着中文宝库有点亏。也不必一定要喜欢李白,我就对他没有一点感觉。但“汗马牧秋月,疲卒卧霜风”这种,是那种不带理解的懂,你知道吧,这感觉很奇怪,就像回家一样。
这本书的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论理是不该给出这个评价的。只可惜很多论点看似精巧,实则有“以论带史”之嫌。如其认为唐代的诗人“跳出了正义不正义,爱国不爱国的视角,以冷峻的眼光审视战争的本质”,窃以为并非如此。以其书所举的高适、李白、王昌龄等人为例,对唐朝发动战争的批判不代表对战争本质的批判,同理对唐朝对外政策的批判也不等于对唐王朝本身的批判。如高适不仅写过“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表达对戍边战士的同情,“四郊增气象,万里绝风烟”等句来表达对和平的期待和对唐朝对外政策的批判,但其落脚点并不是反对战争本身,而是希望通过“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等战争或非战争方式以绝边患。也即其并未把战争本身视作一种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同时,高适、李白、王昌龄、岑参、杜甫等人的政治思想各有异同,非能如此一概而论、这点从杜甫和高适对哥舒翰克复九曲的评价即可看出,然而本评论无意讨论这两种观点孰对孰错,只是意在证明如果将高、杜二人的观点置于二元论的对错下就忽视了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本书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论证依据。 此外,从国家观念来看,本书不应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逐渐形成的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带入到中原王朝和边疆部族政权的争斗中来,并以一种现代化的国家观念寄托于古人之上,这不仅强行挪用了民族国家观的解释场域,还使论点缺乏理论的严谨性。 当然,本书的涵盖范围非常广,兼有详实史料,勾稽发微,可以作为了解边塞诗发展脉络和具体框架的启发与索引,至于具体观点如何,则可能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和取舍。这当然算不上一种过错,毕竟“尽信书不如无书”反而是书中给出的,适用于大部分情况的公理。
工作所需查边塞诗,翻到了院长的大作。此时的文字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严谨论述,更是读书那段青葱岁月的隐隐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