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类与典籍分类

其实我觉得知识分类应是一种对人文与社会学科学习的态度。 就像陈虻时常会敲打柴静“你有自己认知事物的坐标系么？”。我想对知识分类也应有自己的认识。 尤其是对当下来说，电子阅读让个人在信息获取上有了极大便利，面对各种各样突如其来的“好书”要如何吸收呢？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还不算厘的十分清楚，但我个人觉得还是在我现在不够勤奋。 初涉古文献学我是从黄永年先生的<<古文献学讲义>>开始的，再加上那段时间也在读李泽厚前辈的书，一下子让我这个非专业生感到了兴趣与学术之间的差别。 生活中常见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历史很好，或者是文科很好，我好像一路成长过来也是这么被称赞的，高中时觉得自己知识面很广还不免有些自鸣得意。但其实单就历史来说，只看过一些通俗历史读物自然没有资格放言无忌，即使读了些较难较专的原典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真的入门还是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与思考在。 经常会在各种前辈学人的书里提到现在的学生注重分科而不知学问分类过细对于研究学问是没有好处的。其实我个人觉得，这种顾虑对于在某一学术领域钻进去的人来说是自然而然会想到的，因为很多人文与社科学科不是简单的研究物，它们的研究对象大多会涉及人，以及围绕人展开的各种社会关系。 往往一个新领域的接受意味着一条新思路的打开。比如说考古学，从原来的重视田野考古到现下的理论架构，但在理论架构的过程中，就会涉及到多领域知识（社会考古学、艺术考古学）。田野考古本身也从侧重类型学与地层学，开始利用现代科技与自然学科的知识来分析当时的天文、水利、耕种、畜牧等等情况。从线性到立体的目的是为了更真实的反映当时的原貌。 再比如时兴的国学，定义本身在学界仍有争论，也没有看到某位学者说自己的专长是国学的。那天好朋友问我余英时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时，我想了想说先生自己大概是第一个不答应的。如果用国故之学来作为概念的外延的话，那么文献学、文字学、目录学、语言学就应是基本功。 语言学本身被重视，又说明了不同文化有着不一样的知识结构，在分类与比较上应加以区分…（比如作者在书里涉及了一部分知识考古学的内容，但其实用的很浅，我觉得不是作者不清楚，而是本身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就与文献学是不同的。作者在书中也提到了，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从开头就是不同的，孔孟的开篇与之后的延续更多是侧重在人的对应关系上，而亚里士多德已经开始对研究对象进行明晰的知识分类了。） 之前看到一位文博大家说自己年轻时看王国维的书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等自己年纪大了才发现“无他，读书多耳”。 学与思的对应关系孔夫子早已表达过了，我想见识和眼力也来源于此。 是为记。

作者对郑樵《通志》着墨较多，认为他重新确立了文献学的价值目标，和《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些目录学经典定位略有不同，在于郑樵文献学知识论取向达到了实证知识和道德修养的平衡，以造就会通博雅之才为志向，而非以修成圣人君子为目的，我觉得知识和学术有时要警惕权力或者意识形态对它们的渗透而保持某种纯粹性比较好。 另外作者始终强调“入门须正”的问题，初学者可以参考张之洞《书目答问》、张舜徽《初学求书简目》等书，最后记住“读书以识字为先，学文以多读为本”，“文”和“学”（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是我国数千年知识的宝库，但如果读书不得其法，则势必一无所得。典籍分类正如书海里的指南，启示读书的方法，引导求学的门径。本书论述中国古代的知识与典籍分类，考索古代“七略”“四部”两主要分类的特征与嬗变，并追寻这种分类的思想文化渊源，为我们拨开求知路上的迷雾，指点入学的路径。

戴老师鲜受关注的文献学专著，标举汉志、郑樵、章学诚，主要推崇张舜徽的路子。作为论文集，篇目间内容有所重复，总体创见不多。另感慨式的学术表述亦可避免。偶像加星。

2023年1月31日由戴建业老师推荐，加入书架。希望尽快读完手头的书，来拜读此书。

余于文献之学最为粗疏，未要用心于焉。读此书见部类相关之论最为新奇。郑樵之论，颇多感慨。 至于吹捧之文，斯最下品。彼者非因前贤之论更造发明，有所长进，徒欲于姑道掘穴穿土以厝其遗骸耳。而篇幅最广，不过不读斯人之书者，借此少少窥见一二。 戴先生文献学受人影响处，明见书中，渊源在于姚名达、张舜徽也。 比来，网红教授多矣。观此书知戴先生有学固非敝校著名教授可企而得望者。

附录2更适合做卷首语，让更多的人明白目录学或说文献学的意义！这本书是廓清人该如何学的很好的教材！

只能说瑕不掩瑜吧，议论过于绝对是主要缺点

戴老师授课有道，但是学问着实不行

題目很吸引人，內容就很一般，因為是論文集而不是專著，就缺乏邏輯性和系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