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发

基本选自田晓菲已出版的几本著作，《尘几录》《神游》《烽火与流星》 《秋水堂论金瓶梅》《留白》。 非常喜欢田晓菲的比较文学视角，挖掘文学文本背后的文化语境。 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文化形象、“见”的文化意义，都可能是后世建构的幻象。在纷繁多样的异文中，也许再也找不回唯一的原本（因为手稿恐已佚失），却可以在对照之间发现一个比后世固有印象更丰富复杂的文化宇宙。人们对“真本”的执着，投射的是对“稳定”的执迷。 宫体诗——对“香草美人”解读的抵制，凝神观看物质世界（“色相”）的新方式。 谢灵运的山水诗——谢灵运笔下的山水绝非光明纯净的天国，而是光线昏暗、道路崎岖的心灵“炼狱”；但终究也不是暗无天日的地狱，阴影与险阻中总有流水的澄明和日影的光辉。“玄言尾巴”——“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牡丹亭》，《劝农》与《游园》构成“田”（民生）与“园”（深情）两个文化世界，当然，也都是文人的文化世界（士大夫观察农民的“民生”视角，而非真正的农民视角；被士大夫理想化的情欲）。杜宝知农家之“乐”，却反而不懂女儿之愁。有趣。 《金瓶梅》，西门庆哭李瓶儿。不仅揭露肮脏，亦流露真情。二者何时真正离开过人间呢? 郁达夫小说。被文学史话语重构的文学形象。不许颓废，或者不许“无意义”的颓废。文学世界里的浪漫过往，从来不是真事的过往；浪漫，要么属于飘渺的远方，要么属于朦胧的追忆（还是遥远嘛）。

枚乘在《七发》里面写了七件事，这本书写了七位作家和作品研究，题目很有趣。她的文字很有灵性，就像把手泡在水里，感到温润舒适，手抽离出来时，上面还带着晶莹剔透的小水珠。陶渊明的“自然”任真”很大程度上是被建构出来的。谢灵运如水中孤屿，处于“悬浮”状态，他的眼里盛着一场盛大的黄昏。萧纲眼里的世界细腻到了不真实的程度，仿佛能看到蝴蝶振翅那一瞬间时间的流动。瘐信内心带有创伤性质的记忆宫殿，既被沿用也被暴力地改写。

读书容易，读懂书不容易。尤其古书，作者已不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种种问题，我们读到的书还是当初作者想传达的吗？读完这本书，越觉读书之难。历史环境，文本语境，很难复原，尤其对惜字如金的诗词。之前读到的只是情绪，而不是故事。读书读人，相得益彰，收获不小。

崇古与突变： 据说陶渊明「往往有奇绝异语」，愤世嫉俗，完全不是一个「悠然见南山」的逍遥派。他的形象是被后世误读与建构出来的。 这种建构从苏轼开始，他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望/见」之争，认为「悠然望南山」是后世抄写错讹，原本应该是「悠然见南山」。一字之差，境界千里。其实，这不过是苏轼的重新发明。 前几天我看到关于马王堆《德道经》，据说名字都相反的，内文差异更多达几百处！后世怎么理解道德经，恐远非老子本来面目。 读法显《佛国记》，他之所以从北印度入中印度，因为其地「师师口传，无本可记」，佛经中的错讹应该数不胜数。 又想起读《萧红大传》时，留下一个印象，鲁迅常常在做校勘工作，其到底是创作者还是出版家？实际上，鲁迅在出版传播上也是其功甚伟。至少大部分左派进步刊物，全有他的参与或赞助。校勘工作，意义实在重大。 到这里，该端出我真正想探讨的话题了：为什么中国人往往崇古？尧舜禹三代被认为是圣王统治，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其后是青铜与黑铁，总之是堕落时代。似乎在赫胥黎《天演论》进入晚清之前，我们一直都是以古为贵，倒退而活的这么一个人类种群。 崇古意味着保守吗？它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关于堕落的叙事，中西方皆如此，西方是巴别塔的倒塌，人间即是失乐园，生活的目的是在最终大审判之前尽量赎罪。赎罪即生活。在佛教中，现世的修炼是为了不再来，即不再轮回，往生极乐净土。 但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 一则是祖先崇拜，这毋庸置言与西方不同。据说中国「神即是祖」，《封神榜》里封的神都是人的升天，犹如领导的提拔上调。 有一个基本规律：越是遥远的神能量越大。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造人。后世的神只能小打小闹。 血缘的力量，根本上是一种「创生」的神力，我作为一个主体是怎么被赋予的？一定是更高的力主体，即祖先神！ 二则，从我前面所言的「误读与校勘」现象，会发现另一个本质性的规律：一个事物只有在它创生之初，是血气能量最充沛的，但随其成熟，成年，他离最初的本质越来越偏畸。我们都渴望寻找初心，就是此理。 似乎，一个事物总是存在生命周期，就是物理学的「熵增」，它日趋混乱，终于面目全非。 那么，崇古是有道理的，崇古的本意是求真，求本质，求未被遮蔽的篡改的事物本来面目。 可我突然又想，古代手抄导致的错讹误读，类似DNA分子链产生的突变效应，它是无可避免的，有一定的突变概率。这恐怕就是「文化的基因变异」。 那么崇古，并非真能回到古代，毕竟时过境迁，是根本不可能的，尧舜禹也不会复活，复活了又无意义。 崇古，消极的是泥古，设立万世不易的祖宗家法，据说伊斯兰教法就是不许更改经文一个字。积极的是主动误读，从理念与现实的差异与剩余中，发现新的可能性，于是拓展认知的边界。 北宋人重新发明了陶渊明的平淡，犹如文艺复兴重新发明了古希腊建筑的白色理性，误读是演化的一部分，其累积形成文化突变。

作者对南梁（简文）的爱喷薄而出

这套书的质量真是每况愈下。支离破碎，原来是编辑人为的结果，而非作者编纂的疏失，实在是太应付了。就选出来的文字而言，也就《秋水堂》摘出来的《金瓶梅》尚清晰可读，其他文本或用西方概念找个中国案例做实践，或拉杂散漫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面向西方读者做了一些故弄玄虚的介绍。在西方做东亚文学真是左右逢源，真拉回到国内的学术语境下，有些介绍和解读的质量连张一南都不如。田晓菲的文字学识自有其好处，但读多了也真容易祛魅

#2024年的读书笔记# 第〇肆肆本书 读过一本基拉尔，看到「谈陶渊明与写本文化」里写伊本·哈赞说的类似原本和抄本的恋爱，就立马想到莎士比亚的摹仿欲望。 「文本在离开作者之后会经历意想不到的变化」，一开始想到谣言的传播，不过抄写错误或修改精进还是和以讹传讹有区别。总之，「欧阳修不由感叹道：“乃知文字之传，久而转失其真者多矣。”」越是博闻的人，见到的异文就越多，面对“一字而数十字不同”的情况就越纠结而难以选择吧。 《翦商》里写「孔子编辑“六经”时，符合儒家理念的被他编入《尚书》的《周书》，而那些没有入选的则被汇总成《逸周书》。」这本书里写陶渊明亦是被贴着标签强调出某种本质的人，「不仅脱离了他的历史背景，而且被限制于一个固定的形象。」诸如此类，应该不胜枚举吧。 谢灵运经历出仕、贬谪、辞官、流放，四十八岁被处死。「最后十年曾经四处游览山水，他现存诗篇的绝大多数都作于这一时期，和他的游历有关。」听起来和苏东坡有那么点点像哈。 「谈谢灵运与六朝行旅写作」里写现代读者往往会忽略中古时代旅行的艰难，前阵子刚读完《食南之徒》里有相似的表达，现代人看惯了地图，难免会以为取道夜郎去南越是众所周知一目了然的事情。 读「谈萧纲与宫体诗」之前我还得先搜一下萧纲，才发现居然是《琅琊榜》二皇子萧景宣的原型？明明他四岁封晋安王，七岁为云麾将军，「据说当时仅仅十岁的萧纲，在丹阳尹任上开始亲自过问政务。」昭明太子死后被立为皇太子，后即帝位；自幼爱好文学，还精通玄学和医道，这不是女频爽文人设么，四十九岁被侯景杀害，我都怕他重生归来。 「谈《金瓶梅》」只写了瓶儿之死，扩展阅读的话，还有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留白」里写总有人要探寻原作者，仿佛呼应了开头的「写本文化」。 P.S. 更多扩展阅读：陶渊明部分的《尘几录》，谢灵运部分的《神游》，萧纲部分的《烽火与流星》。

借用枚乘《七发》之名将文学史上七个文学事件串联在一起，形散神不散的论说随笔。内容上同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给我的印象一样，胜在观点的新颖独立。陶渊明篇探讨了手抄本、后世文人集团和未知历史因素对古代作家形象塑造的影响；谢灵运篇指出文学文本和哲学、宗教等等的区别和融合；箫纲篇批评了学术界先入为主的成见；庾信一章则旨在强调其并未被发现的写作成就——对写作常规的变形；《牡丹亭》章分析田与园象征的外内（男女）分野；《金瓶梅》延续作者一贯的“拨乱反正”式的热情；郁达夫篇则通过批评对郁达夫的忽视和误读以强调文学史选本的意识形态之泥沼。都是从人迹罕至的细微处着手，强调从中获得的治学意义而非单纯的作家或者作品，以巧力撬大局。

田晓菲的书，还是第一次看。尽管说来有些惭愧，但对孤陋寡闻的我，其实还略带着一丝难以言说的得意。 至少，并没有看这本书的预谋，但当我看到《七发》这个书名的时候，才匆忙的有了打开的决定。 《七发》，本来就是汉代词赋家枚乘的书名，而今借来，写下来陶渊明，萧纲，谢灵运，庾信，汤显祖，瓶儿，郁达夫七个人物的品评。借取这样的书名，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 其中比较感兴趣的还是萧纲，也许是其他人物已经略有熟悉的缘故，也许是因为萧纲这个人物的特殊性，也许是他本是同乡的缘故。尽管从时空来说，已经是将近1500年以前的人物，多少风流，终被流水洗刷。但那山，那水的气息只能慢慢的冲淡，而不会完全消失。从他的诗中，去体会雄心和无奈，何况不是体会周围的衷情事物呢？ 此外，对郁达夫的评论，还是有许多新意，对于有兴趣的先生们，肯定值得一看。

因为田晓菲的中译本我都有看，这本选集，读来也快，不过重温而已（有趣的是，最后一篇郁达夫就谈到了选本之于作家的意义）。田是才女，是诗人，转而为学者，为批评家，好处是很容易想见的，文字的飞动和体悟的精妙，都是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的（对萧梁文学，对金瓶梅，尤其如此），她对手抄本的推定，可算是最大的发明，相对之前的传统赏析，很有釜底抽薪的功效。我之前也服膺的，近来感觉到了她的剑走偏锋的意味，有启发，不可以为定论（这不正是她自己提倡的么）。另外，田究竟是属于全本作家，而不是选本作家，所以最好还是读读她的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