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

第一次看宇文所安的东西，震惊，作为一个在中国文学传统里闯入的异乡人，确实带领了我看到了唐诗里以前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尤其是把唐诗作为文本表演这部分，将诗歌视为一种社交工具的分析让人震撼，许多诗歌确实是士人求官交游或者在宴会上展示文化资本的工具，有些友人赠诗看起来是友情的表达，比如赠汪伦这种，但仔细回到写作现场，比如一首赠诗，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另外一层意思，一方面有意让别人知道我认识你，另外一方面也让我有能力用这种方式与你建立关系，同时希望你所在的仕途社会网络中注意到我，这不就是一种站队或者融入对方的社交圈的方式么？于是“友情”本身可能也变成了一种社会关系的公开表演，与之相对应的，我们很少看到“损友性”的诗歌，在此，宇文所安可以更关注唐诗文本背后的社会史和话语分析，当一个唐代士人处于什么社会结构中时候，必然的，会有什么样的诗歌形式能够完成这种社会行为 应该说，宇文所安的批评方法确实和以前古典中国文学批评不同，以前只是更多在意境，这非常的文学，多数集中在审美，像叶嘉莹，很少让诗歌本身成为士人的社会实践作为对象分析的，另外，宇文所安也看到很多唐诗里的“孤独”或“悲伤”，其实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表演，诗人其实知道他的听众是谁，便按照某种预期的文学规范来“演”出这种情绪，这点就更厉害了，我们总以为那些都是诗人的真情流露其实也是虚假的？仔细想想，我们但凡谈到悲伤或者忧郁，总会想到独坐，孤舟这些意象，反过来说，诗人不会容易想到嘛？这么多年积累唐诗已经生产了一套成熟的情感编码系统，诗人非常清楚，利用这套系统去实践“他想成为的那种人”，他可能想到写的这首诗就是写给同僚，上司或者权贵看的，由此成为表演情绪极强的文本，这都是需要回到文本现场具体琢磨的事情 另外，传统诗学批评常说“妙在不可言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诗句会楞半天讲不出所以然，就觉得非常好，但这种“妙处”到底是怎么来的？仅仅是一种用词的想象力问题，或者诗人文学能力的体现吗？但宇文所安偏偏要“言说”这种面“妙”，所以一首诗的“妙处”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这很抓心，尤其是李白，杜甫，但宇文所安可能接受的是英语翻译训练，很早就和传统中国诗歌不同建立了自己一套唐诗演进谱系，通过这种演进极好把握了诗人风格语境的演变，比如对律化诗歌形式的探索，以此分析王维孟浩然那浑然天成的山水诗等等，这个方法确实非常有意思 最让我震撼的是他利用结构主义的，罗兰巴特以及拉康的方法去分析唐诗，这个以前也看过，有兴趣的可以看看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中文天生其实就是一套隐喻系统，表面看中文许多词汇制造的目的是“消除各个层面上的随意性和任意性”，这是语言的目的，但实际上中文“每一个表意文字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潜在的隐喻”，拉康也对中文隐喻系统痴迷，这种不能明确又不能随意的语言意指系统很微妙，由此，当“欲望不在于抵达，而在于无法抵达，总是被替代”的时候，那很多诗人的意象其实是一种欲望迷宫的构建，让我们看到诗人如何通过层层叠叠的意象去延缓，去替代，去升华那些真正被渴望的对象，那些精致的对仗和繁复的修辞也在构建了诗人的欲望，可以说读者和诗人都在这重重的语言表象里徘徊，那种诗意与隐晦欲望的深层张力是宇文所安的很有意思的分析 整本书非常值得反复看看，确实对理解唐诗是全新的，许多西方文本细读方法使用焕然一新，也正是因为像宇文所安这样的外国评论家从小没有被中国唐诗教育塑造成那个滤镜的内部人，反而能看见滤镜本身

读完宇文所安的《他山之石》，最深的感受是他对历史的思考，与我们惯常对“历史”二字的认知存在着奇妙的距离。这种距离并非隔阂，反而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充满温度、可触可感的时代——无论是被定格的时代印记，还是流传千年的诗句，在他的笔下都褪去了教科书中固化的定义，不再是冷冰冰的概念标签。 他让我们看到，古代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单一而平面：那些被后世不断诠释的文学经典、被符号化的历史场景，原本都有着鲜活的演变轨迹。那些在文化传承中可能被简化或遗忘的细节，那些时代褶皱里的呼吸与温度，在他的叙述中重新变得清晰可感。这种对“变化过程”的还原，恰恰是我们此前在传统认知中缺失的维度——原来每个时代的文学与思想，都曾在特定的语境中生长、蜕变，带着属于自己的肌理与纹路。 当他以这样的视角重构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时，带来的不仅是认知的更新，更是情感的共振。那些曾被定义框定的诗句，突然在历史的纵深中拥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那些被符号化的古人，仿佛穿越时空，带着真实的喜怒哀乐与我们相遇。这种“重构”不是颠覆，而是让我们以更立体的方式贴近自己的文化根脉，让热爱有了更深厚的土壤。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内心满是感激。感激像宇文所安这样的研究者，愿意穷尽毕生精力，去打捞那些共同拥有的文化记忆，让美丽的过去不再是模糊的剪影，而是带着烟火气的真实存在。这份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值得每个中国人心怀敬意——正是这些不懈的探寻，让我们与历史的联结更加紧密，让文化的血脉在理解与热爱中持续流淌。

思想意味着以清楚的头脑、锐利的目光和丰富的事实作为基础，对一个大的问题进行持续、透彻的探索与追寻。正因如此，急切地追踪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反而成为误区：人们太急于掌握“理论”了，却不知道如何思想。这样的情形，不只存在于中国。

读毕后感叹其“read between the lines”的能力，主要是“between”的洞察力、想象力与思想。如何读懂文字本身没说的部分？这是艰难的工作。文字之间的留白，有些是作者有意为之，有些是作者因嵌入社会中的不自知，也有些是历史演变过程中群体有意识/无意识的选择所致，也有符号化的因素存在……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部分作品里，我都曾发现解释“between”的能力。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学中看到这样的作品！应是因我文学阅读不多xs。一次又一次遇到这些令人震撼的思想，我只能感叹自己的幸运。不过，虽是在宇文所安去世后才知道他的，我并不怨恨自己的迟到，因为有思想的文字已然永恒，而我也成为后世对宇文所安再符号化大军中的一员

所谓阅读，既指文本的细读，也指一种以历史主义精神和历史想象力进行的阅读！ 一个诗人、一个批评家、一个学者，和一个鞋匠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他们当中最优秀的，都是不把自己的职业视为一份工作，而把它视为生命之形式的人。 每一篇作品都极其富有思辨精神，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引发读者的思考。从春秋战国时间一路跟随作者思考徐徐回到近现代，终至现代，并想象未来……，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爱好者，读到最后的杜诗部分，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温暖与感动，也许我们需要杜诗比杜诗需要我们更多……

很震撼，相当震撼的一次阅读。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战线拉的过长，一边身体各种不适一边又要忙于答辩，拖拖拉拉看了很久才看完。 《自序》和《瓠落的文学史》是最让我震撼的两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尚且眼界狭窄的缘故，我并没有在国内的学者中看到太多思考、探究下列问题的文本： 传统不仅仅意味着对过去的保存，它还是连接起过去和现在的一种方式。传统总是在变动当中，总是在寻找新的方法来理解过去，使得对过去的思考仍然可以触动现在的神经。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传统就只会变成老古董，只对一个小圈子里面的学者、专家以及越来越少的学生才有趣味。 文学史以文学体裁为基础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这个道理不是绝对真理。一种文体相当于一个由许多文本组成的家庭，如果置之于不顾，那么不可能写出像样的文学史。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在同一文学史时期内纵跨各个文体的因素。 学习的时候，作为系统化的教育，从中国古代文学史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欧美文学史到亚非拉文学史，以及相伴而生的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等诸多内容，我们总是习惯于滚瓜烂熟的背出“三古七段”、“十七年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盖棺定论的粗暴分期名词，却常常忽略或者懒于追问这样的分期方式是否有可商榷性。 这一问题曾经在我复习辛弃疾时短暂的一闪而过，因为最喜欢稼轩，所以准备的格外细致，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疑惑，那些壮词与婉约词之间真的有一道鸿沟吗？为什么能盖棺定论辛弃疾是一位“豪放派”的词人呢？ 果不其然，在北大的考研题中，我就看到了许多这些极具思辨性的发问：“是否认同唐朝山水田园派与边塞诗派的划分”“认同词分婉约与豪放吗”等类似的题目。 乍看来似乎很好作答，但真正提笔却能发现非常有区分度。这也是大量的学子最容易忽视的问题。 而本书作者在这里所谈讨的，也正是这一问题。 温庭筠做梦也没想到他会成为词家鼻祖。他也许会觉得“长短句”有其独特的形式，但是，他会觉得他那些如今被视为“词”的作品不过是当时诗歌世界的一部分。如今，学者们一读到温词，就会辨认出词的独特表达方式，但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在从后往前读——我们在用后来的词判断“温词”。把一组文本作为另一组文本的先驱来解读自然没错，但是我们还需要把这组文本放在它自己的世界里进行解读以获得平衡。也就是说，在9世纪，温词只是当时极为丰富的歌曲王国的一部分，这个歌曲王国既包括诗，也包括乐府。 像白居易《观刈麦》这首诗，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当时有关的轶事、书信、奏表都当成这首诗的“背景材料”；相反，这些轶事、书信、奏表都是不同文体对同一题材的不同反映，它们都在同一个话语系统中流传。 《诗经》是什么时候被作为一本完整的书写下来的？证据何在？还有一个听来类似但是十分不同的问题：《诗经》的传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味着阅读一个书面文本，而不再是口耳相传？或者说，是从什么时候起，《诗经》的文本来自抄写更古老的书写本，而不再是单凭记忆写下来的呢？ 这样三段发问重重的敲击在我的内心之间，一瞬间恍然有种天光乍开的通透感。 这一思考模式和感受像极了曾经听课学到的“婉约词为词之正宗”论的可待商榷性与历史建构。 作者将类似的思考概括为↓ 这是文学批评领域令人烦恼的“量子论研究方法”：我们没有固定的文本，没有可靠的源头，只有一部充满了变化和再解读的历史。 诚然标准的失去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与论争，但失却了变化与解读空间的文学史，某种程度上也失却了其本身无穷的魅力。 下面是几个很有学术性和创新性的思辨，讨论的核心也还是上文所述的关于下定义的尝试与实际情况的些许错位之处。 当我们书写文学史时，一旦涉及论述一个作家重要与否，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各个历史时期文学趣味的改变以及对这个作家的不同品评包括进来？所有的汉魏文学史都十分推崇魏武帝曹操，我们也已经接受曹操是一个重要作家的事实。但是，除了《文选》里有曹操的两首诗之外，只有《宋书·乐志》里收录了曹操所有的诗歌。而《宋书·乐志》收录作品根据的不是文学标准，而是旨在保存仪礼音乐的皇家传统。南朝的文学评论里，寥寥几句对曹操的评价不都是褒奖，整个唐朝也很少有人提到曹操的诗。直到明朝中叶，曹操的乐府才因为符合了当时人们对所谓汉魏乐府“沉郁雄壮”的爱好而获得青睐。 陶渊明、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文学家已经不再能够被人们评判，也不再受到审美趣味变化的影响了。他们都已成为更高一个层次上的经典作家，他们作品的质地帮助人们形成判断的标准，提高审美的口味。 《左传》的叙事极为繁复，但是其叙事核心都是暂时性的，情节也很支离破碎，缺乏把整个叙事统一为有机整体的力量。就算对于相当熟悉试验小说之片段性、不连贯性的现代读者来说，《左传》依然十分困难，而这种困难应该提醒我们：我们还在用“统一性”或“整体性”来结构我们对于一部叙事作品的期待。 外国的学者在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中成长起来，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也会更注重“文学四要素”中的作者、文本、读者等方面。 本书后文充分展现出了一位海外汉学家的扎实的古代文学积淀之深，纵横古今拉杂并出，每一个小专题都有其闪光点和启发性。如他评价司马迁著《史记》，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之文义遥相呼应： 通过这些文字，以作者身体的缺席为标志，作者的判断却能够在行文中显示，作者从而得以“自见”。 评价汉武帝与李夫人通过歌、舞、诗等方式所进行的相互间互动的张力： 当皇帝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时，秩序与等级崩塌毁坏，他也就失去了帝王的权威，他的意志与她的意志变得不相上下。如果他利用帝王的权力强迫一见李夫人，那么，他就等于放弃了他所恋恋不舍的普通的人间感情。他可以凭借君主的特权与她讨价还价——“夫人第一见我，将加赐千金，而予兄弟尊官”——但是来自她自由意志的许可这种感觉比“一见”更珍贵。李夫人依靠隐藏维持了皇帝心目中的形象。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形象初次出现在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里的时候，是与倾城倾国的“一顾”（一次顾盼之谓）联系在一起的，她的“一顾”正是汉武帝以他的“一见”所寻求的。 评价尚在“文学自觉”的发声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经典《文心雕龙》，在集大成又开后世的前提下，所隐藏于文本间的、不易察觉的话语机器的生成，从而发现了早期文论之所以尚在发轫，其核心薄弱点： 刘勰的辨析程序——话语机器——构成了相对来说没有个人感情色彩的阐释方式。虽然在意识形态上，话语机器植根于宇宙秩序“高下相须、自然成对”的骈俪对称之中，以及对“概念自有其固定组成因素”的信念之中，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是形式主义的，而不是被任何特别的内容决定的。也就是说，话语机器可以相当容易地生产错误的陈述，或者与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见相抵牾的陈述。这是一种非常适合于描述性散文的形式，但常常在发表议论、论证观点时遇到困难。［刘勰并没有做出真正的“论辩”（arguments），他其实只是在描述种种形式和概念而已。］ 以及他提出的关于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和政权罕见的平滑过渡的一种政治上的“议程设置”：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王朝本身就是以一场演出开始的——更准确地说，一场优秀的演出取代了王朝建立时所常见的纯粹的暴力。 在很大程度上，这样平滑的篡位，而且很快就从人们的心目中消失，要归功于7世纪初期政治集团的性质。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李世民的成功也是通过他把自己表现为模范的儒家明君圣主来实现的。李世民的统治十分温和，总是谦虚地聆听和接受贤臣的意见。“贞观之治”的著名形象，后来在《贞观政要》中被重新创造，是唐代政治演出的光辉序幕。 以及最后的演讲稿中，提出的一些很犀利的问题，这也是我所一直在思考的。 罗宗强先生在自己的文集中也提过类似的问题，有关于不愿意花精力深挖文本，而只是去研究一些标新立异的所谓“学科融合”。这些研究当然很有新意，同时在日渐困难的文科论文的刊发大势下，这些研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但明明扎根于文本本身，也依旧有大量可以研究的空间，许多人只是懒于下大功夫、花时间做这些，所以才“逃避性”的去做其他学科融合式的研究，这也偏离了文学本身，更不利于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这一传承性、博大性、广阔性的学科又抑或是我们的文化本身的继承与发展。 做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而不假装做一个哲学家而又不受哲学学科严格规则的制约。 以及作者所提到的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断裂和由此产生的话语建构的问题： 大多数学生以及读者大众都受到简体字的局限，或者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白话注解和翻译，这给了学术界一种权力来塑造中国的过去，也控制了大众与这个过去的接触。 很多人质疑、厌烦古文的学习，总是依赖于白话翻译，甚至还有许多人觉得文言文的学习没有必要。 然而何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文脉？我们谴责他国盗取我国文物、篡改我国传统节日，然而对于那些记载了文化、礼仪、习俗、诗词歌赋、文人风骨、浩然正气的文墨，却总疏于了解。 经历了初中、高中学习的人，其实已经都具有了古文的阅读能力，只是更多的人上了大学之后不再阅读古文、只是依赖白话，再到研究生、博士，或者进入工作，渐渐的也就丧失了阅读古文的能力。 如今，我们常常提到“文化自信”，媒体也天天讲。但是这绝不是一句口号，又或是什么妄自尊大的自我膨胀。 燕赵悲歌的吟唱、家国天下的义勇、灯火新编的苦读、庙堂江湖的游冶…… 我们的确有着足以自信的文化，我们的确有着足应自觉的传承。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一种滋养，绝不是什么一言蔽之的封建糟粕、思想束缚。 然而再说几千遍的自觉自信，文言文阅读的断裂，也依旧无法实现。 道阻且长。 我爱我的文化，我也愿沿着这条路，皓首穷经，经年不息。

读跪了，就像作者老婆（当然也是译者）田晓菲在跋中所说的那样，本书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方法，甚至也不是内容，而是"思想"。宇文所安展现的是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读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是惊讶与爽快之间来回摇摆。 刚开始几篇和后两篇自不必说，是方法论的总括，中间具体研究印象最深的是《刘勰与话语机器》一篇，将刘勰的理论思辨与骈体文的形式束缚竟然看作一场"对话"，这可能是我这辈子都想不到的角度。 就像书名《他山的石头记》一样，宇文所安作为西方的"他者"来到中国文学的世界，他可以以"白板"的方式接受作品，而没有沉重历史的负累，每篇文章虽然缺乏历史的厚度，但却恰恰因此带来轻快感，他可以从他的视角看待司马迁和李商隐在当时为什么而创作，可以思考历史本身的唯一真实性，就像他在倒数第二篇质疑五四时期对于"经典"的重塑一样。 宇文所安是坚守传统的，但他并不是传统主义者，他只是想通过以一个外国现代人视角回溯传统，就像他在最后一篇所说的那样： "传统文化的宝贵之处在于，它们可以提出问题，并呈现不再可能存在的表现与描述。它们提醒我们现代的局限。它们离我们很近，但是又已经遥不可及。它们是一种遗产，但它们是全人类的遗产，而不是民族、国家的。"

宇文所安的名字，和他与田晓菲的故事，从大学便开始听闻了。然而真正读他的书，却是从这本书才开始。 诚如书名，宇文所安为我们敲开了一座不一样的中国文学史玉碑——以他山的石头。在读这本书之前，我都不知道原来文学史还可以这样解读。读完之后，我依旧对这种解读方式感到震撼。这完全是“他者”的视角来看文学史。此前，即使我对他者这一概念了解了很多，但是仍然觉得这不过是比较文学之一种，而且早就被解释烂了，简单套用个西方类型学模板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比较中国一切文学，实在烦腻。但是宇文所安的解释方法确实不一样，他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理解和解释文本本身的逻辑和矛盾。如果说开篇《觚落的文学史》，也有许多学者提及这一问题，不太新奇。但是《自残与身份》这一篇是真的有点震惊到我了，原来一系列刺客的故事还可以这样解读，通过他人去发现自我的内在，因为大人物的赏识、金钱以及尊重，士的内在被发现了，于是他就不得不去牺牲性命以完成内在之自我。以前看刺客列传，更多关注的是英雄气概、士为知己者死，没有想到这深之又深的层面。当然，总体来说，在阅读其他诸篇时，由于隔了一层，还是很难把握住宇文所安的思绪，只能草草有个印象，留待日后细究。

早上刷微信，看到了本书作者逝世的消息🙏🏻🙏🏻🙏🏻 这是一位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研究的美国汉学家，其作品都很经典，值得细读。

很棒的一本书。是我最喜欢的“他者”眼中的我的世界。但是也很复杂，需要很多注意力和精力，去思考、思辨，去感受，以及回忆曾经所涉猎到的文字积累。所以它是一本有点累人的书，并非我一开始以为的轻松且有趣的小说。 非常有趣的是，作者也在文中提到了白话文学的小说，是现代性最重要的组成。而断档的古典文学学习经历，和被封存的文化遗产一起，又加深了理解的困境。 整本书读起来像一个螺旋上升的环，第一篇读“瓠落的文学史”觉得很难理解、不太有趣，速度很慢。但是看完整本以后回过头来，首尾两章刚好是一个整体，共同帮助了读者理解。那种感觉非常奇妙，好像醍醐灌顶，突然达到了一目十行的水平。 我个人觉得这本书很有必要连读两遍。理论的部分其实写的很好，只是不太容易理解。中间篇章将具体的例子写的很深入，有些例子甚至是我读了这么多年母语文学都没看到过的片段。尤其喜欢“细读”这个篇章。真正让我有了点体悟、体系的东西。 大家之作，值得推荐。